展示與觀眾

一、展示

目前，園區全區開放後的內部展示分布在整修後的各遺址空間，展出5年來的各項展覽成果。各項展覽因為年度活動的企畫展（或稱為臨時展覽）留存至今。企畫展包括了：(一)綠洲山莊－2010年，「風中的名字／陳武鎮人權藝術創作暨白色恐怖文物展」、「受難者的聲音／政治受難者圖書與影音資料展」、「通過黑暗，迎接人權曙光／人權教育展」、「白色烙印／潘小俠人權影像攝影展」、「人權與和平圖文徵集得獎作品展」；(二)2009年，在綠島人權紀念碑展示：「白色恐怖受難者最新名單展」；在綠洲山莊展出：「和平『對話』／和平詩畫展」、「和平博物館特展」；(三)2005年至2008年，在綠洲山莊八卦樓展出：「白色恐怖受難作家展」、「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檔案展」、「國際藝術創作展」。各式各樣的企畫展，演示了人權博物館成立前，各種直接相關於探尋歷史真相的紀錄、傳達歷史事件分類細節的內容、轉譯歷史事件的創作，向觀眾傳遞：這是誰的歷史、什麼樣的歷史、誰來進行這些歷史述說的訊息，但是，空間氛圍混合現在展覽，模糊遺址的疑惑浮現。

完整主題的展示和空間，分別是：(一)2009年底完成的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二)2010年9月完成的新生訓導處模型展示區，這兩處展區聚焦於再現園區現場遺址，及早期政治犯勞動改造在綠島活動的內容（圖4至圖7）。由於過去特殊的時空背景，留下大量的照片、受難者作品，舊照片發揮了再現遺址的重要依據，這些照片在當時是為了國家「反共」政策，進行思想改造成果的紀錄，公開作為國家宣傳的視覺依據，卻也是許多受難者私人長期秘密的記憶縮影，今天，成為園區展示過去的「證據」。

圖4.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的「不自由中的自由」展區。

對班雅明來說，相對於繪畫，攝影的出現，在20世紀被當作擴充對世界的發現和控制它的方法（Harrison et al., 2008: 3-4）。這一點或許適用於新生訓導處時期管理單位，保留影像紀錄宣傳反共。今天，園區對這些過去影像的詮釋方式和內容，也將成為未來再詮釋的素材，遺址不和諧的變貌，透過影像紀錄，不斷再詮釋，或許是遺址的特殊之處，觀眾也將自我解讀，紀念館則以權威敘述，說服觀眾。Smith認為：「社會歷史（social history）博物館的出現，擴張了博物館參觀者，比起那些傳統博物館，它再次提出及強調一個不同經驗範圍」（Smith, 2006: 199-200）。在遺址博物館或許比非遺址博物館，更容易得到這樣的證明，觀眾在模糊遺址的經驗，有待深入探討。

圖5.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的「勞動．改造」展區。

圖6.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的「青春．歲月」展區，展出一千多張受難者檔案人頭照片。

圖7.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的「關不住的心靈」展區入口，中央櫃內紅布琴盒及小提琴，是陳孟和在新生訓導處花了一年多時間所製作。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不自由中的自由」單元，展出新生就寢前凍結時間的樣貌，50多座各擁姿態的擬真人像，在一盞油燈下，再現押房「真實的」一晚。觀眾以各自參觀經驗，凝視（gaze）展示後的描述：「嚇死、好可怕、超像、真感動、好擠、栩栩如生」，還加上各種驚嘆詞。以前的新生寢室上下舖，經常是120人同房，展出的靜止擬真人像數量，遠不及當時的擁擠感，受難者如此說，而且看起來都太健康了。展區傳達一天裡，短短就寢前時段，他們在做什麼。多數觀眾於有限時間的參觀經驗，很難駐足仔細觀看、思考展出的意義。話題焦點，變成真的、假的，有觀眾說：「這真的是假的，好像真的」。在一個科技、數位景觀充斥博物館世界的時代，擬真人像或許散發岀依據口述紀錄的「擬彷」靈光，傳遞自由受限與真正自由的辯證關係，這一關係也來自製作的一連串想法，反映在最後的「再現」，其中混合著受難者的情感、設計參與者的情感、管理單位的情感，觀眾的情感投入被凍結在靜止時間的擬像，在觀眾觀展後留下的留言卡，引用的用詞最多的就是「自由」。

世界上的博物館展示現場，可能很少有如此密度之高的人像展出方式，觀眾在短時間來不及記得其中任何一位的臉模樣，展示密度也讓觀眾瞬間接收太多的感知。凍結人像，需要將過去「隱藏的故事」逐一的、仔細的「個別敘述」集合、重疊起來，它聚合了各方的情感因素，探討黑暗觀光案例，其中紀念遺址所散發出的最重要的獨特因素，就是情感。製作單位的創作書寫以「層層化境」為題，道岀投入情感所創作出來的自由作品：「現場裝置是一件很繁複又冗長的工作，但是可以在綠島當地體驗不同的人文風情，也將五感融進空間的氛圍，是一段很幸福的時光，……陸續將一座座的人像裝置在屬於他的位置上，配合著昏暗的光線，在空間裡似乎也聽得到悄悄的交談，夾雜著讀家書及打呼、磨牙、說夢話的聲音，更伴著小提琴、吉他、胡琴……的音符流洩著“愈夜愈自由”的樂章，無法限制的“自由光影”在空間游移著」[1]。

園區整體的景觀，紀錄了遺址的變貌，園區遺址在漸進地變遷中。如前所言，展示所帶來的情感因素，使得保存歷史遺址的「真實性」所指的應該是什麼時間、什麼階段、及什麼樣的面貌，觀眾的感知，如何才是真實的？或許觀眾每一次的來訪，都會表達難以測知的情感成分。因為過去保存遺址硬體建築之真實性，用去大家主要的時間、資源和精力，新的典範則移轉到生態體系的保護。至於綠島的水電使用，因應觀光需求，一直是緊要課題，範圍廣大的園區不能不在基礎思考上展現所有設施的永續想法和做法，帶給遊客永續的真實體驗，這或許是觀眾在島嶼旅行雖遇上不愉快歷史，卻對未來充滿具體體驗又具有想像創造的機會－真實性與永續之間的辯證。

園區所有的展示景觀，都是為了達到與觀眾溝通的目的，做到James E. Young所說的，在紀念館裡觀眾理解過去「發生什麼以及它如何傳遞給我們」（Young, 2000: 11），如何了解臺灣白色恐怖與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園區展示內容，只能引發觀眾的小提問：這裡曾經是不為人知的監禁政治犯之地，她／他如何在島上度過漫長歲月，曾經，有二千多人在這裡「生活著」。然而「生活著」的展示，距離當時時空和氛圍，已經完全不同。展示活生生「生活著」，及問「什麼是過去的真實（authenticity）情景？」會持續成為展示的難題；多數遺址因為人去樓空，成為今日以遺產為標的、觀光為實的當代旅遊號召景點。透過遺址，園區傳遞給我們的不會是「發生什麼」的全部，它終究是一個非常有限的展示「空間」，離開現場的觀眾，很快意識到又回到了公館村－真實生活的「地方」。

追問真實性之外，追問的過程所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觀，或許更值得我們關注。追問新生與綠島人互動，她／他們彼此嵌入廣泛的社會、文化生活關係，不只在綠島，在臺北、臺灣各地、甚至國外，隨著受難者離開綠島，與綠島人持續交往，這種關係隱藏在我們所認識的白色恐怖與綠島的「歷史」敘述之外，表達被隔離的島嶼，人與人長久互動的生活意義。新生訓導處幾千人生活的「地方」，身體勞動、思想改造填滿所有受難者身體活動的時間和空間，過去隱藏的「事件（event）」一日、一日不斷「歷時性」地發生；現在觀眾所見的「事物（thing）」是「同時性」的靜止狀態而被觀看；遺址再現的場所，創造了今日遊客旅行的觀看經驗，隱藏的事件仍然在社會流動著。

Smith認為遺產作為一種文化的程序，它不只關於過去，它也不只是關於物質的東西，認為遺產是一個交流、參與的過程、溝通的行動、製作意義的行動，是為了現在而運用過去。傳統西方定義遺產，聚焦於「古老的」或美學愉悅的、有形遺產的物質和紀念碑性的形式；Smith挑戰前述觀點，認為許多世界文化遺產習於推廣這種不能挑戰的看法，另有一種遺產觀念，認為不斷協商「過去」與「現在」，發展遺產內在特質、無形資產的動態看法（Smith, 2006: 1）。那些隱藏的事件，需要我們不斷協商，發現無形資產的內在特質。

二、觀眾互動案例

從前述園區整體景觀、展示的狀態背景說明、討論，突顯岀遺址交錯著不和諧的、隱藏的、不安的元素，我們視它為持續變動中的「模糊遺址」的面貌，它所涉及的議題，多重層疊。「不和諧遺產（dissonant heritage）」是Turnbridge and Ashworth所指稱遺產的特質，廣泛影響遺產研究（Graham et al., 2000: 34; Sharpley,2009a: 12）。以下所遇到的觀眾互動的案例，透露園區遺址有待協商的模糊與不和諧議題：

(一)人權紀念碑

【案例一】：2009年夏天，參訪紀念碑受難者名單牆（展出白色恐怖最新名單8,296人）的遊客，不經意的向同伴說：「啊！這都是綠色恐怖在講的啦！那有這麼多人？」。

【案例二】：2010年夏天，在地旅遊導覽業者向遊客說明：「這裡，曾經關過總統、副總統，你看，這是呂秀蓮副總統的名字。」事實上，綠島政治犯監獄，不曾關過總統、副總統。

(二)綠洲山莊

【案例三】：2010年5月8日，一群元智大學中國交換學生參訪園區，在禮堂外看到還未拆除的2008年展出之「柏楊先生紀念展」看板，問起柏楊是否曾經關過這裡；得知柏楊曾經關在綠洲山莊，刑期滿了，被留訓，送到監獄外東側。學生接著問：「請問大石頭上寫著『毋忘在莒』是什麼意思？」[2]我們一起望向右前方監獄外的巨岩，我向她／他們說明「毋忘在莒」典故及在臺灣的時代背景，監獄外左側遠方山壁有「滅共復國」大字，斜對面監獄內牆上有「臺獨即臺毒 共產即共慘」、「堅定反共 必勝信念」標語，這些政治標語都是時代的產物。

(三)新生訓導處展示區

【案例四】：2009年12月23-24日，陪同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孟和到綠島，遇到一位臺東某警察分局的女性主管（可能是臺灣籍），帶來一位女性警察局長（臺灣籍）和他的先生（調查局退休，外省籍）。他們已經在綠島兩天，看到重建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周邊，剛完成的9處新生訓導處戶外說明牌裡，不斷出現「陳孟和 攝影」的新生訓導處舊照片，沒想到離開綠島前真的碰到陳孟和。他們參觀還未開放的新生訓導處展示區的展覽，看完展覽後深受感動，準備去搭船回臺灣，女性警察局長臨行前跟陳孟和道謝，深深一鞠躬說：「我和我先生可能在解嚴前配合政府執行一些工作，可能有對不起您們的地方，在這裡要向您深深道歉。」女局長與他的先生分別與陳孟和擁抱，這一刻，我們幾位在旁邊的人目睹這一幕，心情激動。事後，我問陳孟和的感受，他說：「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複雜，那種複雜的心情是長期以來對特務人員保持警戒心理，很難一下子改變的，我接受他們夫婦誠意的道歉，但是更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了解－許多受難者回臺灣後長年受監視，影響家族成員一生的心情。」陳孟和在不同場合聽過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公開向白色恐怖受難者道歉，卻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反而是這對夫婦帶給他「說不出來的複雜心情」。多年來，陳孟和全心投入綠島園區的歷史重建工作，晚年進岀綠島無數次，為了能有一座完整訴說她／他們的歷史的人權博物館而努力，他常說：「他的餘生所能貢獻的，希望那段歷史能被大家所了解。」那兩天，冬天觀光淡季期間，或許是國外人士的聖誕假期，我們遇到至少6組外國人，有來自荷蘭、德國的家族，綠島愈來愈多國際人士來旅行。

【案例五】：2010年夏天，觀察參觀展區實寸人像的團體遊客，在昏暗的展區裡一邊走一邊說著：「這就像當兵一樣，上下舖。」（多數男性遊客），有女性遊客附和說：「哦！是按呢！」也有女性遊客拉著男性遊客，直呼：「哎喲！好像真的人，要嚇死人哦！」遊客行進中觀看許多人像的各種姿態，常常會在擁擠的寢室展區，不小心碰到人像。

(四)綠島餐廳外

【案例六】：2009年12月23-24日，與陳孟和在用餐餐廳外遇到中國旅遊團，閒聊中得知一組來自四川成都遊客，向他們介紹了陳孟和曾經在新生訓導處15年，其中一位約四十歲上下男性訪客，連著三句話問：「這裡都是關共產黨嗎？我也是共產黨！老先生（指陳孟和）也是共產黨嗎？」遊客與歷史遺址產生了紀念館園區特殊的相互關係，「我不是！」，陳孟和卻很難簡短回答訪客這樣的問題。我告訴訪客，我曾經兩次陪同受難者到綠島園區新生訓導處公墓（受難者稱為13中隊）祭拜他們同案難友，一位湖南籍、一位四川籍白色恐怖受難者葬在那裡（彭竹修、李國安），日日夜夜望著太平洋，他們的難友至今仍然找不到受難者在湖南、四川的家屬，我希望訪客回中國後，能傳達這個微弱的訊息。

或許在離島、園區遺址的特別時空旅行，才會有以上的機遇，彼此互動；其他紀念館，情況可能不同。這些案例交織著各式各類議題，它指出園區未來的實證研究的素材和方向，這些方向包括了：大眾媒體效應、探索歷史真相來源、遺產不和諧的聲音、觀眾在遺址各種現象和對策、認識歷史、導覽及詮釋、文化差異的敘事研究、互相滲入的歷史、轉型正義及社會和解、受難者與觀眾互動、外國人服務、觀光凝視、展示與觀眾、誰的歷史（臺灣／中國）、觀眾觀點等等。

三、觀眾調查

2010年5月至7月，園區在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進行觀眾調查，從回收809份問卷的基本資料裡，顯示觀眾來自各地（臺灣130個以上鄉鎮），調查方向和成果反映綠島遊客以年輕族群（21-30歲遊客約占60%）、高教育程度（大學就學中或畢業占65%、研究所畢業占10%）為主。有待深究的問題甚多，例如：對於全園區各項展覽印象，各有偏好不同順序的填寫，為什麼？她／他們不一定是博物館的偏好者，卻顯示半年內20%的人參觀過博物館，參觀過其他和平博物館人數也達14%，並寫出博物館名稱。這次園區內部探索性觀眾調查，有待另文探討，並更進一步擴大樣本和研究議題關聯性，以便增加我們對紀念性遺址博物館的觀眾認識和它的互動特質。有40%高比例人數表達了多元意見，下文試舉觀眾在問卷「感言」、「意見」欄，幾則代表性看法：

(一)關於展示

「蠟像栩栩如生，走進『寢室』小片刻，感受難以言喻。在上課區的現場小椅子小坐，坐如針氈。『勞動改造』看到受難者種出各種蔬果，改善綠島的物產生態，心想：如果他們不是當時的身份，而是『農改人員』等等，那會是多美好的結局啊！」、「真實、生動、讓人記憶深刻，也更能體會當時的情景。」、「感覺實際參觀比書本上教的印象還來得更深刻，也更了解到他們實際上的生活有多不自由」、「蠟像很逼真生動，有助於了解當時新生的起居，也許是為了讓參觀者融入當時情景，但燈光似乎太暗，讓人有恐懼感，其他地方也很用心，印象較深的，即為獄中人的真跡、樂譜，實在難以想像他們如何在封閉的環境下度過漫長的歲月。」、「1.外觀樸實。2.大壁畫很有臨場感與觀光留念價值。3.各展場清楚介紹『新生』由來、生活方式，對綠島人民的貢獻，受屈的無奈……」。

(二)關於歷史

「讓人更了解以前臺灣的政治背景和綠島的文化」、「讓人更了解白色恐怖時期的一切」、「對於歷史的深入了解，再次感動」、「人物太寫實，嚇到我了！歷史照片的展出很喜歡，有貼近該歷史的感覺。」、「關不住的心靈，雖然身心受監控，但人們心中的真理、自由嚮往是無法被改變，歷史終將還給正義。」、「歷史的部份可以再更詳盡一些，更能了解白色恐怖的內容。」。

 四、留言卡

另外，展示區設置兩處留言檯，留言卡列有年齡欄，18-30歲觀眾留言比例相當高，其中有些英文、韓文、藏文、西班牙文的書寫，證實外國遊客到綠島的多元性。園區長期累積留言卡，具有了解觀眾來自不同地方、文化對遺址和歷史的看法比較分析價值，以下是留言卡的部分內容（圖8）：

圖8.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例舉的部分「留言卡」。

(一)關於歷史

「台灣有過黑暗的歷史 如今了解後真令人難過 現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皆是前人的 犧牲之下換取來的 真感慨 謝謝您們」、「Hi綠島 自由，是你讓我了解到 它有多麼珍貴」、「我們看到您們的歷史了」、「歷史會記住你」、「來到綠島 是開心  遇見歷史 是感動」。

(二)關於國家責任

「It is good to see a country recognize the wrong that have been down.」。

(三)關於未來

「今天是到綠島的第三天 過的最像遊客的一天 聽了當地的歷史故事 以前真的令人感嘆 希望這片綠意盎然之地 將永遠留存千百年之後」、「It’s a sad story.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new life here. It’s a new start from here. Times goes. Time never stops. Time cures the hurt.」、「Future Peace May Prevail On this Earth.」、「We pray for peace and respect for all human rights!」、「希望台灣所打拼出來的民主、自由，能永遠持續」、「希望台灣永遠不要回到白色恐怖的時代」、「思想永遠自由ð希望這個監獄不會再復用，歷史不要重演。」、「難得有保存自然生態及文化如此良好的旅遊景點！」。

(四)關於自由

「綠島的風是自由的」、「我愛自由 自由愛我 希望人人都有自由」、「我喜歡自由 熱愛自由的感覺」、「給台灣留下自由民主」、「自由萬歲 台灣加油」、「自由！ 和平！」、「能自由真幸福」、「綠島真美 但被囚禁的靈魂真渴望自由的美」、「思想無價 自由無價」、「在不自由的土地 這些不屈的靈魂 秉著對自由追求的信念 描繪出偉大的自由心靈 我們要自由」、「不自由 毋寧死」、「自由真好」、「自由是一切進步の根源 願：台灣加油」、「只有在綠島才知道 自由的珍貴」、「自由 得來不易」。

留言卡以「自由」為名的書寫，相當多，其他還有關於「人權」、「民主」的書寫。書寫「自由」是否因為觀眾印象最深刻、最喜歡的展示單元「不自由中的自由」（約占14%，觀眾對其他單元各有多樣的偏好）的聯想，有待進一步考察。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價值，各種自由權利載明於聯合國的30條人權宣言（摺頁一部分）。「對John Rawls來說，自由是許多基本的自由中為公民所需要的，以利架構和執行一個合理的生活計畫，允許人們去形成和修正其他事務的感知。」（Gillman, 2010 (2006): 19）。Gillman認為John Finnis更進一步提供比較厚（thicker）的七種價值組合：「生活、知識、遊戲、審美經驗、社會力（尤其是友情）、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及宗教」（Gillman, 2010 (2006): 19）。Gillman舉出兩個全球聞名的藝術作品，他認為：「Bamiyan Buddhas（阿富汗遺產遺址）能說出生活、知識、審美經驗和宗教的價值；格爾尼卡（畢卡索名畫）的生活、知識、審美經驗和友誼。知識、審美經驗和宗教，3種Finnis的基本價值，不斷出現在文化遺產的論辯及文化財產的權利。」（Gillman, 2010 (2006): 21）。

從以上討論，我們認為園區遺址在變遷中，必須注視這些自由的內在價值，觀眾參訪學習不僅止於滿足知識的渴望，學習關聯著生活的意義，內在心靈的滿足是園區帶給觀眾的寶貴價值。園區存在的理由，不只為了讓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也為了能在這些人們共通的內在價值中，去認識別人、理解世界。

遺產討論

一、紀念化與黑暗觀光

園區設立過程所涉及的相關事務是一個集合個人、集體、地方、國家的漫長紀念化（memorializing）程序的內容（Sharpley, 2009b: 145-163）。紀念化程序在民主社會裡出現各方意見相左、衝突、爭執、溝通、協商，之後演化為當代的紀念地、紀念儀式以及各種有形／無形紀念形式。這些當代社會紀念化的紀錄，都成為園區的一部分，反應當代社會的文化容貌和意義。

人類紀念化行為，不論個人、集體及國家政府紀念災難、戰爭、暴力、個人犧牲，或連結死亡和受苦的當代（或最近的過去）歷史事件的紀念地，不斷在全球各地增加。紀念化反映在這類紀念地、歷史遺址、博物館、戰地等，或紀念國家暴力所造成事件的紀念館，以及其他被歸類為某種「黑暗」的地方（Sharpley, 2009b: 146）。

著名的美國紐約9/11事件原址，正在建構複雜的紀念地複合建築，「在許多國家，對戰事、政治暴力、恐怖主義、差別待遇的公共紀念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燃點。」紀念館形成全球性的熱潮（Williams, 2007: 1）。ICOM所屬國際委員會之一的ICMEMO成立於21世紀初，顯示新世紀開始，前述特殊類型紀念館的國際潮流和現象。ICMEMO所定義的紀念館，在各國以各自歷史事件的脈絡被不同地呈現，其中紀念性的歷史遺址在《痛苦與恥辱的地方：處理困難遺產》一書採取跨國文化的研究取向，包括了臺灣慰安婦遺址、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Logan and Reeves, 2009: 1-13, 114-127, 17-33）；Paul Williams討論了全球24館，包括臺北228紀念館的文物和影像效應（Williams, 2007: 9-20, 33-36, 73-75）。

南非處理後種族隔離遺產經驗具有重要參考性，羅本島、開普敦六區博物館等等，全南非陸續設立許多相關種族隔離的博物館，它們是記憶容器、挖掘種族隔離意識、提供展示凝視，將這些種族隔離記憶和敘述，貢獻給公眾、促進公眾交流。這些博物館參與「建立後種族隔離國家的複雜工作（如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新國家國歌和國旗、新公共假日、紀念地服務、自傳和列傳書寫、電視檔案及戲劇化等等），國家性想法被創造出來。」（Bremner, 2007: 85）。另外，博物館不只是記憶化的遺址，也是後種族隔離國家新政治認同的創新工具。南非這些博物館或遺址，為了教育目的，歡迎所有人參訪，這些館與國內外觀光政策相關，南非新國家正在藉由遺址或博物館重寫彩虹國的歷史。Peter E. Tarlow對黑暗觀光的觀點：「這些事件，不只是歷史悲劇，且觸及我們的生活，不只從情感觀點，也衝擊我們的政治和社會政策。」（Tarlow, 2005: 49）。綠島園區紀念遺址不只是觀光的記憶景觀，紀念化過程、島嶼觀光旅行，也將衝擊我們對歷史認識和我們的生活，再塑造我們是誰。

 二、模糊遺產

前文已提到綠島園區，處於一種模糊遺址（blurring site）的狀態中，它也是帶著不安定記憶（unsettling memories）的公共遺產（Macdonald, 2009: 93），它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混雜著下列因素：

(一)園區與綠島

園區被視為恐怖之地的灰色監獄遺址景觀，給參觀遊客沉重感，迥異於遺址美麗的自然景觀、綠島亮麗陽光、蔚藍海洋的度假愉悅感。

(二)監獄與綠島

一般觀眾多數視綠島為大哥的故鄉，少數知道長期關押政治犯，綠島盛行大哥觀光產品，政治監獄混雜著通俗傳奇的好奇心與歷史真實是什麼。

(三)監獄與展示

過去軍管的封閉刑法空間（penal spaces），「叛亂者」、「匪諜」、「臺獨者」的監禁地，現在，混雜著以紀念人權侵害事蹟為主要內部展示的內容。

(四)封閉與開放

國家恐怖政策思維下，雙重禁錮「叛亂者」的流放離島，園區地形、監獄實體空間的封閉性格仍然存在，對比著遊客自由出入、探險的開放性。

(五)空間與地方

現在園區被視為參觀的「空間」，展出過去「叛亂者」的生活，與園區緊鄰的公館村落以漁耕、觀光為業、上下學（公館國小）生活的「地方」，形成對比。

(六)白色恐怖與綠島

50、60年代綠島監禁政治犯期間，綠島人與政治犯時有交往，持續至今，綠島人不認為綠島有白色恐怖，但是，它又是監禁政治犯之地。

(七)綠島與臺灣

來自臺灣各地的觀光客，不斷增加的外國遊客、中國遊客，各自體驗園區遺址景觀，島嶼混雜著文化多樣性，在園區留言條呈現出來。

(八)自我與他者

遊客自我與同伴、觀眾與園區景觀、觀眾與所見展示內容，不斷照映岀：「假如是我？卻又是他！」、「他們怎麼度過那樣的日子？」。

(九)隱藏或死去的與活著的

那些只剩下名字在紀念碑的一千多名被槍決者，她／他們絕大多數沒來過綠島（少部分被從綠島送回臺灣槍決），她／他們的故事是否適合在綠島園區述說，13中隊兩位外省籍在綠島過世的受難者，他們的名字仍然只是符號。讓死去的／隱藏的故事復活，就像她／他們仍然活著，又如何想像臺灣的未來。

(十)人權與永續遺產

雖然，永續（sustainable）觀念已經在各領域被廣泛討論（陳訓样及張秀娟，2010: 101），園區是否交錯在習以為常的「主流社會文化範式」想法（李亦園，2005: 9-13），與島嶼永續發展、人權思潮發展之間，於實踐博物館的想法上相容、或背道而馳；管理單位、觀眾是否漸漸在這樣的遺址場域，意識到永續想法在園區、在綠島一點一滴被實踐？

從模糊遺址所帶來的面向，有些是博物館領域傳統議題，更多的是博物館、歷史遺址處於「麻煩世界（Troubled World）」（Janes, 2009）所必須面對的挑戰。不論是文化遺產的文化權利對公眾的價值，或是UNESCO保護無形遺產公約（2003年通過，2006年4月20日實施），文化遺產擴大全球系統保護從有形到無形的遺產，表徵遺產從保存無生命的物到人類寶貴經驗（Logan, 2007: 33）。再者，UNESCO於1992年開始執行的世界記憶計畫（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南非前總統曼德拉之前在法庭被起訴的紀錄，已被登入文獻遺產（Charlesworth, 2010: 22），柬埔寨赤柬時期屠殺檔案，則於2009年被列入。Charlesworth更提出人權作為遺產的看法，人權自身必須被理解為遺產，他認為：「人權能奠基、延伸及挑戰世界記憶計畫，並且重塑計畫保存的記憶。」（Charlesworth, 2010: 28-29）。

綜合以上討論，綠島人權園區，將不只是說我們自己的故事；那些關於人權侵害、奮鬥的事跡，都是人類邁向自由的重要遺產。

結論

為了呈現綠島園區涉及的相關面向和問題，本文衍生許多的議題，在有限篇幅下，亦未能細究：敘事研究、當代事件紀念館、展示的形式和實質論、展示景觀、歷史遺址、文化遺產、黑暗觀光、永續觀點、人權及遺產、遺產詮釋、轉型期正義等多樣議題。園區是新生的社會文化事務，模糊的遺址如何協商，期待能夠有助於我國遺產研究的多元方向。園區需要更多樣的跨領域、跨文化研究，交錯他方，博物館從專業領域內部往外看，或從專業外部檢視博物館世界，或穿梭兩邊，互相衝擊，知識火花必將燦爛（Genoways, 2006: 1）。

近20年來，遺產轉向論辯綠色、永續環境、永續社會的想法，保存遺產真實性的程序問題仍然存在，而「為了誰？能夠更有助於公眾利益的文化價值是什麼？」的民主式提問，遺產的公共價值不斷反覆挑戰過去和現在（Fairclough,2008a: 299），園區是個實踐民主協商的遺址。

綠島是具有觀光吸引力的島嶼，70%的人為了休閒度假而去，遊客卻帶著正面、愉快的旅行經驗，與過去負面、痛苦遺址相遇，這種經驗視為具有詩意質素的遺址經驗，內在意義更加深刻，這或許是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面對觀眾的挑戰。綠島的這些展示景觀的混合面向，與景美人權園區吸引觀眾的因素和特質，將形成令人好奇的對照；遺址、展示景觀及記憶，因此留給我們更多探索自己、他人的機會。許多不能再說話的受難者，正等待我們去從文物、述說，提煉深刻的內在意義，園區遺址作為故事訴說者和溝通者的自然場域，具有無窮的潛力。〈綠島的濤聲〉（柯旗化詩）將恆久地，伴著〈我們的詩歌〉（曹開詩），廻盪於海洋和天際。

臺灣民主化過程，包容各方競逐的歷史述說，國家為主體的過去歷史和現在的合法敘事，兼容緊張又混合的認同敘事、對抗敘事，這些兼容的敘事，並未在單一博物館裡明顯主導國家的未來敘事。園區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因為它的模糊特質，更具有打開當代歷史門縫的能量。我們若能更近一步探索臺灣20世紀歷史，從被殖民、被禁錮，走向民主化的動能所在，那麼，綠島園區隱然成為臺灣民主深化、希望之所的紀念地。期待園區戮力於遺址與觀眾之間有效的溝通、社會多元的對話，共同超越痛苦遺址的「恥辱」印記，使園區和觀眾交流，具有實踐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

謝誌

謹向所有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致敬，特別是陳孟和先生、10年來陪伴進出綠島無數次的許多位受難者，她／他們在晚年為保存歷史記憶，努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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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曹欽榮現任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一、歷史

(一)綜合描述[1]

園區是20世紀二次大戰後世界冷戰時期，臺灣戒嚴時間最長的白色恐怖勞動改造營和監獄。現在，園區保存了人類在冷戰時代突破政治禁錮，邁向民主的歷史遺址的見證（圖1）。

圖1. 綠島園區全景，左側是綠洲山莊，右上方是新生訓導處重建展示區、綠技所，中央獨立岩石白長條紅字「毋忘在莒」；人權紀念碑在左側山頭左方（圖片來源：台灣游藝，劉振祥拍攝）[2]。

1950年代初到80年代後期，此一區域曾經聚集來自全中國各省、海外僑民（檔案顯示有：日本、韓國、港澳、菲律賓、金馬前線、韓戰反共義士）及臺灣各地的政治犯及管理人員，合計人數最多時可能超過三千人，與島上當地人口數相當。區域內地質景觀是特殊的安山岩及集塊岩，地形多變化，由獨立礁石、峭壁、沙岸、珊瑚礁岸、岩洞組成；由於長期封閉，動植物及原生林相生態良好，區域南邊是臺灣少數梅花鹿野放園區。東北角樓門岩礁岸是候鳥聚集地，牛頭山是火山臺階草原。區域內曾經有多處考古遺址，經證實距今約4,000年前的「繩紋紅陶文化」時代以來就有史前人類居住島上；1,000年前，蘭嶼達悟人的祖先曾經在島上活動，臺灣南島不同族群的口傳歷史中，對綠島皆稱呼Sanasai這一相同的說法；漢人自200年前，多數由臺灣西南外海的小琉球島移居綠島，從本區域上岸逐漸擴散聚居，形成島上四個聚落，早期建築多為就地取材的木構屋頂及珊瑚礁石房屋。綠島、蘭嶼及小琉球分處臺灣南端東西海上，綠島漢人移民將近150年的封閉島嶼生活型態，與其他二個島嶼互相之間的人類活動呈現彼此異同之處，有待人類學者更進一步研究，綠島可能是目前所知，17世紀以來中國往東移民臺灣的最東端。

園區從日治時代即設有「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收容所興建於明治44年（1911年），自明治45年至大正8年（1919年）收容犯人，後因將「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及「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集中轉到「臺東岩灣浮浪者收容所」而終止，綠島、臺東監獄歷史將屆百年。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不久，國共內戰繼起，國際局勢進入東西冷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開始以肅清共產黨為名，持續進行國家恐怖主義，長達38年戒嚴，綠島因此作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最主要的流放政治犯的集中監禁地，前後長達30年，「火燒島」成為臺灣民間稱呼白色恐怖的代名詞，區域內各時期監獄概要如下：

1.新生訓導處（1951-1965年）

自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白色恐怖受難者近千人從臺灣本島基隆乘船，自綠島中寮上岸，走路抵達新生營（綠島人稱新生訓導處為新生營，稱政治犯為新生）開始，前後15年期間，政治犯在此監禁、上課、勞動，與綠島人互動。新生營初期以流麻溝西側為主，當時流麻溝東側尚有數戶居民，隨著新生人數漸多，營區和設施擴增至西側綠洲山莊、海巡署辦公廳舍現址。1960年代初，多數新生刑期屆滿返臺，少部分留在原營區或留訓之外，15年刑期或無期徒刑者，移監至臺東東河鄉泰源監獄。這一時期，在綠島的政治犯除了少數探親家屬之外，臺灣社會及中國並不了解他們的處境，也缺乏國際社會關切，當時駐在臺灣的美國大使藍欽曾至本區訪查。

2.警備總部感訓第三總隊（1965-1991年）

以戒嚴時期流氓管訓業務為主，園區現有房舍有許多是感訓隊時期陸續加建。新生營時期房舍，漸遭拆除。早期除有新生留下之外，綠洲山莊啟用後，部分被留訓的政治犯，如知名的柯旗化、柏楊、孫立人案的郭廷亮……等也曾待過感訓總隊營區。直到臺灣終止動員戡亂（1991年5月），流氓感訓業務移交法務部接管。此時期政治犯多集中在泰源監獄（1962-1972年，只關押政治犯）。

3.國防部感訓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年）

1970年2月8日，發生泰源監獄事件，政治犯再度被集中於綠洲山莊封閉高牆、押房式監獄，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後，僅少數政治犯移往臺灣綠島監獄（綠島中寮），至1990年5月5日，綠島最後一位政治犯王幸男假釋。70年代，國際局勢變遷，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及日本救援臺灣政治犯團體，展開救援臺灣政治犯行動，AI曾經派人至監獄內探視政治犯。

4.綠島技能訓練所（1991-2002年）

1991年5月，法務部接管警總感訓隊，於1993年9月1日正式成立臺灣綠島技能訓練所，輔導受刑人技藝訓練。1994年4月新建、整建，朝吸毒者戒治所規劃，後改為心理戒治為主的技訓所。其間新生營的新生長年勞動所砌硓咕石克難房、圍牆，被拆除殆盡。2002年6月，法務部裁撤綠技所。

園區是冷戰時期，亞洲西太平洋島鏈防堵共產世界的人權侵害具體見證地，代表人類在上個世紀民主化轉型為民主國家的典範，保存人類追求民主的見證，在亞洲西太平洋國家的民主發展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園區曾經關押來自全中國各省、海外僑民、臺灣各地、各種職業的人士，50年代被關押的醫生超過10人，許多政治犯視綠島為第二故鄉，更有17、18歲外省籍政治犯認為綠島是第一故鄉，政治犯長期在綠島上留下的無形文化資產，相當可觀，成為島上重要文史的一部分，包括與島上居民的互動紀錄（演戲、節慶表演、運動會、生產、教育、探親、交往等等）。曾經兩度監禁在島上且刑期超過30年的政治犯，估計超過30人（50年代被判無期徒刑者，被關押最久者達34年7個月），也有來自菲律賓的華僑被判無期徒刑，長期滯留醫務所，到解嚴之後才離開綠島。這些情況可能是世界上其他作為監獄的島嶼所沒有的紀錄。

(二)園區

從比較觀點來看，園區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園區保存過去、思考未來，需要關注當代社會永續的觀點，設立園區之後，經歷了以下發展變貌（表1）。

從表1的園區發展重要里程碑可知設立園區歷程，同時反應社會凝聚共識的困難處境。[3]文建會自2006年接管後，由文建會中部辦公室（2008年更名為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接管營運，陸續進行軟、硬體工程計畫。2008年文建會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接管園區，2009年新生訓導處展示區完成重建（第三大隊房舍位址）及展示，中央研究院綠島海洋研究站進駐綠島技能訓練所原址。2010年，新生訓導處模型及多媒體展示區完成。2009、2010年，園區以博物館發展視野，舉辦年度活動，[4]邀請受難者回訪綠島，持續進行口述訪問和文物採擷，結合社區居民和受難者，辦理認識歷史/生態的工作坊、青年人權體驗營、人權電影院，辦理東北亞和平博物館論壇與日本沖繩縣和平博物館交流，並且進行探索性觀眾調查（2009年、2010年）[5]。

表1. 園區發展重要里程碑

資料來源：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2006。「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整體規劃案」結案報告書，頁2-15。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本案規劃單位為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二、園區景觀

園區的兩份免費摺頁：臺灣人權綠島園區全區簡介（圖2）、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1951-1965）展示區簡介（圖3），對園區自然與人為景觀、白色恐怖歷史與監獄變遷，以及五○、六○年代新生訓導處，提供觀眾初步的認識。另外，園區的臺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提供更深入歷史脈絡的介紹。檢視園區有歷年相關影片（2002-2011年7部影片，總時數超過7小時，全部在園區內播放）、紙本出版品，服務檯休息區提供白色恐怖相關紙本出版書籍閱覽。

圖2. 臺灣人權綠島園區全區簡介摺頁。

圖3.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簡介摺頁。

摺頁介紹全區18個景點，(一)遺址：公館鼻、公館村南側、海巡署廳舍、「滅共復國」標語、綠洲山莊石、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新生訓導處、毋忘在莒、綠島技能訓練所、慈航宮、打石區、十三中隊、燕子洞；(二)自然地景：三峰岩／將軍岩、象鼻岩／鬼門關、流麻溝、牛頭山；(三)公共藝術：人權紀念公園。圖文戶外說明牌5處（紀念碑、三峰岩、綠洲山莊、鬼門關、萬里長城）；2009年底，增設9處戶外說明牌，介紹新生訓導處相關遺址（福利社舊址、第三大隊中山室／克難房、廚房、第三大隊、女生分隊、新生之家、操場、革命之門、四維峰／大阪城）。前述公開資料更詳細圖文描述請參考網路資訊。[6]

園區西側紀念碑、三峰岩，以牛頭山為背景，成為遊客拍照首選位置。紀念碑是連結受難者與家屬內心情感的象徵，是在地導遊介紹綠島，曾經關過許多政治犯的地方，園區為每一位紀念對象的背後事跡和受難者代表的意義立傳。紀念碑設立前，預定名稱「垂淚碑」，地方認為不需要悲情，希望不要再流淚了。以「人權」之名，設紀念碑，是以人權被侵害的歷史為戒，或是以人權奮鬥、自由勝利為傲，或兩者都是，詮釋的社會文化意義取決於當代社會的解讀。

紀念碑是紀念過去「不能忘記」的時代印記，非常重要的象徵，標誌了國家「永不再犯」過去的錯誤。國家第一座人權紀念碑設於綠島，說明綠島是臺灣白色恐怖的重要場所，開啟了社會面對被遺忘、隱藏的過去，重新書寫歷史的時刻。「人權」紀念碑、國際人權日儀式，啟動以後設立人權園區的標竿，展開未來「紀念化」程序。發起設立紀念碑的受難者柏楊，以作家的情感寫下：「在那個時代 有多少母親 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這段在紀念碑牆上唯一的話語，連結紀念碑現在8,296個名字背後的母親，甚至有些母親去世前仍然不知道她的孩子已在綠島長眠！母親的象徵意義連結所有的人，為了避免未來不再讓母親長夜哭泣的社會，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面對現在議題及了解園區背景之後，接下來，探討園區展示區、觀眾互動案例、觀眾調查、留言卡所反映遺址特性，討論園區環繞紀念化與觀光、模糊遺產、和文化權利的關係。

文／曹欽榮

摘要

ICMEMO所定義的紀念館，形成全球性的熱潮現象，各國的紀念館在不同脈絡再現歷史；某些紀念性的歷史遺址被視為「痛苦與恥辱的困難遺產」。雖然紀念遺址積極再現歷史，過往的歷史時、空，卻已不再，紀念對象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來憑弔的觀眾和遊客，參訪遺址被視為當代的黑暗觀光現象。

本文借助遺產、黑暗觀光文獻、遊客觀察／互動、觀眾調查、留言卡等方法，以「遺址展示的景觀」視角，初探遺址建構為紀念館的展示論述，遊客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遺址與不愉快的歷史相遇的種種現象、背後意義；聚焦於紀念館詮釋與觀眾溝通的議題，嘗試揭開園區展示景觀的文化呈現意義。本文認為，對觀眾而言，園區是一個模糊的遺址（blurring site），任何人對遺址從不了解到深刻體會，有賴園區管理單位與觀眾多元的互動、多樣的詮釋，產生多音（multi- vocality）交響的對話。

園區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是打開當代歷史門縫的開端，社會若能更進一步探索20世紀臺灣被殖民、禁錮的歷史，走向民主化的動能所在，綠島園區隱然成為臺灣民主深化、希望之所的紀念地。期待園區戮力於遺址與觀眾之間有效的溝通、社會多元的對話，共同超越痛苦遺址的「恥辱」印記，使園區和觀眾交流，具有實踐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展示景觀、歷史遺址、遺產、黑暗觀光、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序幕

10年來，傾聽許多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從臺灣島流放到火燒島（綠島）的口述回憶。流放的細節仍然在許多受難者的年邁記憶裡穿梭、模糊、顯影，她／他們流離於島嶼之間的故事，成為今日紀念館探索記憶的多重景觀：

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在軍法處（今天的臺北喜來登大飯店街廓）判刑後，清晨天未亮，從臺北樺山車站（現在是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被送往基隆港（之後，有些受難者在不同時間往南到高雄，從南臺灣繞行到綠島），搭船前往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她／他們直覺聯想到會像228一樣成為海上浮屍，抱持著會被丟到海裡的擔憂……。有人說：過了一天一夜，有人說：過了三天兩夜。總之，在昏天暗地的船艙底層，兩人銬在一起，日夜不分。終於到達綠島外海，上到甲板，看到太平洋藍天碧海、翠綠小島景象，暫時忘卻在臺灣生死交關的折磨（逮捕、問案、酷刑、審判）！以後的日子，無法忘卻，島嶼自然天成的環境，融化了所有的身心痛苦和茫然，從此在島嶼的大自然滋潤下，勞動改造，日復一日，活了過來。刑期滿了，有人被不知名原因（感訓不及格）轉送小琉球；而從綠島釋放回臺灣的受難者，像回到更大的、無形的監獄島。

……臺灣東南海上小島的一切勞動改造生活，隱藏在受難者內心深處幾十年，……。隱藏的故事充滿著記憶和遺忘的對抗，直到，紀念館將展示這一切過去在島上勞動改造、監禁的生活，揭開她／他們在島嶼上生存下來的故事，漸漸……漸漸地……，她／他們與綠島動人的面貌被掀開來，[1]……。

以上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與綠島初次相會的一般描述或「主敘事（master narrative）」。為了探索記憶，必須進行田野口述採訪，更細膩、多重的受難者的記憶景觀，在時間遞變裡，呈現多樣的姿態，個別記憶匯集、演化為集體記憶的過程，成為紀念館「主敘事」的展示景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以下簡稱「園區」或「綠島園區」或「人權園區」）現有的展示內容，主要是透過田野的「個別敘事」或第一人稱陳述（first-person account）呈現岀來。展示內容和方式匯集「個別敘述」組合了受難者個人到集體的心靈風景。

我們在園區讀到兩位受難者作家柯旗化、曹開，有關綠島記憶的詩作：

「由勞動營鐵窗吹進來的　離島的海風刺骨　同伴入睡後　獨自坐在堅硬的木床上　噙著眼淚聽著　一波又一波 拍案的濤聲」（柯旗化〈綠島的濤聲〉，2002）[2]、

「我們被放逐，錮禁 又一個惡魔島在我們眼前　……　我們在這火燒島上　手牽著手心連著心互相鼓勵　……　我們的詩歌旨趣非比尋常的作品 它飛越苦海　越騰臺灣玉山巔峰之上」（曹開〈我們的詩歌〉，2007）[3]。

個別受難者銘記在內心世界的意念與園區現場的展示景觀，在園區現場三度空間裡，互相滲透、融合；觀眾從中感受到監獄內濤聲湧進鐵窗內的體驗、心靈飛越臺灣島臺東海岸山脈、中央山脈；觀眾的身心靈是否因此受到衝擊，或因此轉化為文學、審美的文化景觀想像，這些從觀眾而來的感受和反應，使得園區一方面需要進行受難者「敘事研究」，也必須探討「敘事研究」轉換為展示所帶來對觀眾的迴響，理解流動於遺址景觀的眾聲喧嘩，本文將觀眾的迴響視為遺址紀念館整體景觀裡重要的一部分（Fairclough, 2008b: 408）[4]。

景觀的意涵綜合了自然／人為景觀、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景觀，從整體景觀的觀點來看，歷史遺址現場所具有的前述展示景觀的獨特效應，不只帶來藝術創作的想像能量，更是人類感知及文學、藝術創作的源頭之一；它也是學術界探討黑暗觀光，雙向研究遺址特性（供給面）和觀眾（需求面）動機、行為，及遺址和觀眾感受在當代的文化意義，衍生出當代社會面對「現代性（modernity）」特徵的質疑、對封存死亡（sequestration of death）的探問，尋求生命與死亡意義的生死學（Stone, 23-38）。

本文探索綠島人權園區－作為紀念當代事件的歷史遺址，它的整體景觀展示內涵在遺產論述框架裡的特殊性，主要聚焦於園區口述、「敘事研究」後所生產的展示（供給面），和觀眾互動、迴響（需求面），及供需之間的關聯性這一方向，以及因此所產生的社會文化意義，從認識論角度，再確認園區歷史遺址在我們社會的重要性。以下，本文將分為「現在議題」、「園區背景」、「展示與觀眾」、「遺產討論」、「結論」分別說明暨討論。

現在議題

一、最近的出版及研究

園區是一個典型的離島監獄歷史遺址，作為紀念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歷史的紀念館，[5]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園區迫切需要做更多關於受難者、家屬、綠島人的口述採擷和「敘事研究」、歷史研究之外；在進行這些田野研究時，跨領域、跨文化的視野，有助於探究研究對象及議題對象的深層結構。

除了園區這幾年持續的口述訪問計畫，近5年來，各界出版、研究有拓寬、深化的現象。受難者陳英泰2005年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下）及2010年的《再說白色恐怖》（陳英泰，2005a；2005b；2010），三本書合計一千三百頁，資料豐富，受難者陳紹英著《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陳紹英，2005），受難者林恩魁口述《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傳》（曹永洋，2008），受難者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郭振純，2008），鍾興福自述《無奈的山頂人》（鍾興福，2010），以上為公開出版品，尚有許多受難者個人回憶錄未公開出版；國史館2008年出版一系列《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案史料彙編》，超過15冊；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自2008年起，連續3年進行比較大量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訪談計畫」，包括受難者和家屬預計人數將達200人；碩士論文有：李宛蓓（2007）《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柯蔡阿李女士生命故事探究》、王宗仁（2007）《曹開新詩研究》、顏司音（2009）《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意義之探索》、蕭伶伃（2009）《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邱月亭（2009）《解嚴後「白色恐怖」紀錄片的創傷敘事與記憶政治》。以上列出的部分出版品，有助於園區深化研究，作為展示素材。

邱月亭的紀錄片探討論文，素材之一《白色見證》（2002年12月，60分鐘）是園區第一部產出的受難者集體口述，這部影片在園區持續公開播放，以逮捕、偵訊、刑求、等待．審判、開庭．判決、死亡行進、火燒島、思想改造、患難情誼、歸鄉、無形的煉獄等單元，共16位受難者述說，「彙成一部由受難者集體記憶編織而成的紀錄影片」。

2010年10月3日發表的新書《台灣紳士許遠東》（許秋暘及盧世祥，2010），紀錄一位金融家在白色恐怖初期受害，影響其一生，許遠東牢獄之災一年四個月，沒有被送去綠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柯旗化，2010），代表博物館開始挖掘受難者在監期間的困境。該書編撰謝仕淵以「歷史研究與博物館概念下的獄中家書」視角，認為綠島、景美兩園區是「再現白色恐怖時代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再現與詮釋，應回到對象本身的脈絡，透過揭露監獄中日常生活，而令觀眾掌握該時代、該空間的特性，因此，這個空間不能僅是司法案件相關史料的展示，而應該進行監獄的生活與空間的建構，呈現白色恐怖時代生活與此間的人們，如何過生活，進而挖掘在此生活中所面對的身心困境」（柯旗化，2010: 18）。博物館與觀眾互動，透過動態影像與靜態再現空間的特性，程度不同地期待觀眾能夠掌握該時代的特性，園區現在展出受難者她／他們「如何過生活」的部分情境。觀眾如何能夠掌握時代特性，不只博物館，我們的社會如何在「後白色恐怖」的現在，去理解白色恐怖對我們個別和集體的影響，有待全社會關注我們的過去發生什麼，當下反省的經驗，有助於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考。

二、人權博物館

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白色恐怖受難者被送到綠島，綠島再度開始了中斷40多年的監獄島歷史。今天，剩下法務部唯一使用中的「臺灣綠島監獄」，關押難以管教的受刑人。[6]過去的政治犯監獄位於綠島東北角，自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不再關押政治犯，園區全區約32公頃，已經行政院劃定為人權紀念園區。[7]1988年，綠島列入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發展觀光，綠島從過去戒嚴時代被視為封閉孤立離島的邊陲流放地，隨著觀光發展潮流變遷，現在，園區也逐漸引起綠島人、觀光客注目。園區從2002年12月10日局部開放，到目前全區開放，歷經10年，管理單位自2006年1月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移轉至文建會，代表了政府傳統的合理控制、計畫、應用多樣觀光功能的觀光管理實務運作（Seaton, 2009: 75），移轉至以文化、遺產事務的管理單位。兩個單位原來管理業務的機制不同，面對園區，如何處理負面、困難的歷史遺產，並且園區的管理事務、政策，超岀一般觀光、遺產、博物館管理領域。園區發展所涉及的議題，交錯在遺產、博物館、觀光等學術領域，藉助遺產、黑暗觀光研究的文獻，或許能找出我們的位置和方向。就如Seaton探討黑暗觀光的管理時，他問：「在什麼程度下黑暗觀光只是簡單得像其它觀光的一種，包含相同的觀光管理實務和活動？」還是「到什麼程度它必須被視為品質不一樣？」哪些不一樣？「什麼是它的管理應用方式？」（Seaton, 2009: 75）。

10年來，園區在受難者、社會大眾的持續關切、協助，文建會逐年計畫實施下，園區歷史遺址經歷相當程度的變化，變化歷程反映了如何保存歷史遺址。我們是否容納更廣泛的公眾意見、保留更多業餘、專業的論辯空間，更具有社會永續性看法和做法（Low, 2003: 392-402；陳訓样及張秀娟，2010: 101），提供下一階段和下一代為歷史遺址的可能改變和創新的豐富可能性（Bradley et al., 2008: 559-566），更多元地詮釋歷史遺址的機會和做法，歷史遺產為什麼存在、以什麼方式存在、如何永續的為社會所用。社會如何永續發展，個人、社群和國家如何說我們的故事；對臺灣而言，紀念館是一個全新而獨特的存在，[8]我們需要理解「我們」的紀念館在全球博物館事業的位置和意義。

「遺產是關於一個地方的感覺。不只是簡單建構一種抽象認同的感覺，而且在我們的文化、社會和實體世界裡幫助我們定位自己做為一個國家、社群或個人及我們的『地方』」（Smith, 2006: 75）。我國設立園區或博物館，放在相近類型博物館的全球發展脈絡來看，它是一個全新面貌的博物館志業。[9]思考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政策，我們如何想像園區和人權博物館的未來，將定義我們思索人權為核心的博物館政策方向。國家是一個象徵的和想像所組成的實體，它如何面對自身的過去？

國家人權博物館意味著國家的歷史遺產的文化機構，在國家管理下的人權博物館是否是：(一)保存國家歷史記憶和遺產遺址的博物館場所；(二)有用地再現歷史記憶，包含受難者、所有公民的支持；(三)未來多元人權教育的論辯平台。[10]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過程中，想像歷史遺產之用，不斷建構未來博物館的形式和內容，園區參與了臺灣民主化詮釋歷史的國家紀念工程，它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機構、它對社會的影響如何？白色恐怖所有事件、故事、檔案的全貌及其教訓，以及受難者個人生命歷程所帶來的社會文化意義，是否會為我們帶來民主深化的日常生活？臺灣政治認同分歧、多元，紀念館的人權歷史述說和溝通，在綠島園區混合著觀光元素，在景美園區曾經發生藝術詮釋歷史的爭議；[11]園區述說能否兼容並蓄；或持續紛爭對立；我們的下一代是否深以為傲：我們是這樣集體地走過民主化之路；民主協商的精神也需要反映在人權博物館籌設過程，未來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任重道遠。

三、協商遺產

透過歷史遺址的展示景觀與觀眾互動論述，本文認為臺灣民主化過程所設立的綠島園區，更需要民主的協商精神，因為它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混雜著各種因素（hybrid as well as diverse），處於一種模糊遺址（blurring site）的狀態中，後文將討論這些因素。園區在長期戒嚴下的白色恐怖時代，遺留、層疊著各時期監獄的建築形式。隱藏在監獄空間的政治犯過去被監禁實態，這些實態是紀念館展示論依據的核心，現地口述田野調查是初步工作，了解遺址與人的歷史脈絡之後，在遺產概念下，歷史遺址不僅是「建築」空間規劃、博物館「展示」規劃，更是環境與觀眾互動的課題，與非歷史遺址設立的紀念館有所不同，與景美園區的差異，有待另文討論。綠島園區是歷史遺址的過去真相與未來永續性的環境課題交錯的園區，我們如何接近、詮釋、與未來世代的觀眾分享。在歷史遺址設立紀念館，意味著重新面對土地，「書寫」歷史，探究「白色恐怖」的空間和人文關係，是在「後白色恐怖」時代與社會個別、集體記憶協商的紀念館，歷史遺址成為協商遺址的所在，在今日遺產保護朝向生態永續思維下，如何審慎選擇政策，關係重大。

遊客在園區、綠島互相滲透的景觀體驗轉換中，或許會，或許不會感受到在綠島、園區觀光異質程度混雜的不同因素，自覺或不自覺感知白色恐怖歷史、遺址空間、地方生活、自我或他者的多重認同之間的關聯關係。園區管理單位卻需要從遺址的模糊、不安、協商的元素裡，去思索遺產詮釋的途徑、強化遊客對歷史的認識，對環境的敏銳感。其中不只歷史遺址、展示景觀的真實性的反思課題，遊客能夠感知這樣混雜的經驗裡，體認多音共享的園區環境，意識到先備知識和園區述說的衝突或和諧，有能力調整衝擊後的身心。這些衝擊也包括了園區內需要用的水、電從哪裡來？遊客的垃圾到哪裡去？綠島垃圾堆置場就在最出名的景點「睡美人」後方。

面對「現在議題」之後，讓我們來回顧、認識綠島、園區與白色恐怖歷史的關係，並以Fairclough整體景觀的參考框架觀點來書寫遺產的性質，兼述園區歷史遺址所在地時間縱深的考古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的關係。

＊影片取得，請洽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089-322-248）

「遺忘與記憶」影片，藉由2011年綠島人權園區藝術季活動，探索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的記憶，影像從當代人的視角出發，記憶過去、探索未來，穿梭於交錯的時空，紀錄人們從台灣到綠島「忘與記」的反覆過程。

影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首度呈現1970年台東泰源政治監獄事件、綠島綠洲山莊、白色恐怖和綠島園區歷程的入門導覽影像，約58分鐘；第二、紀錄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的口述影像（見證：第一章到第四章共計44分、第五章：泰源事件7分、第六章：受難者談歷史正義3分、第七章：2011藝術季活動4分），約116分鐘；以上影像主要來自2011年5月到10月，在台東泰源、綠島人權園區田野採訪的影像紀錄。

2011年，對綠島和人權園區而言，都是很特別的一年。日本帝國統治台灣（1895-1945年），於1911年在綠島設立「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1911-1919年）監獄，已屆100年。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第一批被送往綠島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於1951年5月17日抵達「新生訓導處」，已歷60年。本園區設立於2001年，2002年初步開放，至今10年。園區邁向國家人權博物館，甚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宏大願景，最根本、重要的博物館工作，就是不斷於綠島的歷史遺址現場進行田野口述紀錄，本影片製作是田野工作的衍生成果。

「遺忘與記憶」影片最大的特色，除了紀錄綠島人權園區白色恐怖前和後兩階段的政治監獄，還包括中段的台東泰源政治監獄的空間和政治犯的簡要變遷。影片雖然無法涵蓋說明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景美看守所、生產教育實驗所等其他關押過政治犯的監獄，但是，影片就像找回被遺忘的記憶的一個起點，觀眾從影片中能夠感受到60年前至今，受難者和家屬記憶的視覺效應，受難者她/他們在每年不同時節，搭乘火車、汽車、飛機、船，從台灣各地前往綠島園區，舟車勞頓的記憶旅程，帶有錯綜複雜、外人難以體會的內心翻騰，至今很多人始終不願再回到傷心地。

而影片中出現「現在」受訪人物和「過去」舊照片同時對比畫面，突顯出人在時間、空間交互變化裡，驚覺時間消逝、空間場所面貌不再。哪些已經忘記很久、記憶不起來、或記憶了部分、或記憶仍然鮮活，呈現「忘與記」的各種動態過程。研究者有一種看法，認為記憶或歷史常常為了現在、和未來需要而被選擇性記得、再被詮釋；對人權侵害的記憶或歷史而言，如何理解受難者和家屬的心情，可能比這樣的說法更深沉又複雜，影像表達了受訪人複雜的心境。

今年7月底曾經有一位90歲高齡外省籍受難者，在孫女陪同下坐輪椅自行前往綠島園區，其影像卻未被紀錄；我們也發現新生訓導處展示區動人的觀眾留言，如影片最後出現的留言卡：「外公：我終於找到您的名字了！『鄭添枝』原來您也在台灣歷史中留名了！郭佳玲 8.21」另一張留言卡：「外公：您從不以受難者自稱，您總是樂觀的看待人生，您對子孫的對話，也都是正面積極的。外公，您永遠留在我的心中，您是我的英雄－鄭添枝」。人權園區的紀念碑有無數的死難者、受難者名字，她/他的生命故事，和觀眾在博物館裡產生特殊情感的互動。園區每一次的影像紀錄出版，雖然只能呈現人權歷史或記憶結晶體的部分切面，卻引發不可預期的觀眾反應和回饋。

第二大部分：見證包括：第一章新生訓導處、第二章綠洲山莊、第三章口述、第四章口述、第五章泰源事件、第六章受難者談歷史正義、第七章2011年藝術季活動，共七章。各部份之間並沒有前後順序或故事結構的關係，受難者和家屬以個人口述、回憶，傾述她/他們在白色恐怖時代內心深處的告白，對未來的期許。這些個人的、局部的述說，織起了歷史的「記憶之網」，帶給我們同理心的感受，激起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公義的期望和決心。出現在影片中的人物，只是無數受難者和家屬的一小部分縮影，加上影片必須在有限的時間下割捨、選擇、剪輯，遺珠之憾無數。我們要深深感謝長期以來，所有受難者及參與者對台灣的奉獻，影片才得以完成。

總長度將近2小時的影片是從幾十小時的錄影紀錄中擷取，為了2011年這一特別的年度，影片內容的時間涵蓋了1950年代到解嚴後的1990年代，空間包括了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綠洲山莊，以及2011年園區藝術季活動紀錄。園區衷心期待、邀請更多的有心人士，為我們自己寫出「我們的歷史」的各種切面。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是台灣和綠島的無價文化資產，也是全人類為了人權奮鬥的共同遺產。綠島或台東在邁向新世紀的時刻，述說著無數人權奮鬥的動人故事，這些歷史記憶，將使綠島、台灣發出人權、自由的亮光，見證台灣走向民主社會的普世遺產。

（張芸菁 攝影）

八、交叉分析

檢視調查結果的相關分析，提出其中四點分享。第一、分析顯示遊客年齡層愈高、中高教育程度者、高屏地區遊客，回流比例稍高，未來如何訴求這群經濟能力較高、南部的遊客能夠多次回流參訪綠島和園區，涉及旅行遊程設計和再深入了解觀眾回流的相關因素。還有，園區進行不同觀眾群的導覽訓練方式和針對年輕遊客導覽方案的差別，值得園區更深化工作人員的人權歷史充實、導覽操演方式的差別，突顯出綠島人權園區的導覽特色。第二、學生是人權教育最重要的基礎觀眾，近代歷史和學校教育的落差，在人權歷史遺址現場產生了特殊關聯議題，這是人權園區必須重視觀眾溝通的方向，也是學校傳統教學還未開發的部分。譬如運用歷史素材書寫更豐富的教案，嘗試連結台灣東部地球史（如東部、綠島的外露地質特色是其中之一），推進認識黑潮洋流經過綠島的生態和人權歷史認識。綠島與人權園區多樣的自然、人文遺產課程，可以說豐富無比，等待開發，園區和在地業者值得進行長年、廣泛的學校戶外教學旅行活動的遊程設計。

第三、受訪者到綠島三天，停留園區達兩小時的正向關係，表示園區顯然能為綠島觀光發展帶來有益的變化，以園區紀念館更豐富的多樣服務留住島嶼旅行慢活的遊客；加上未來海洋工作站累積研究成果數年之後，也將加入公開展示海洋生態的行列，還有前往綠島潛水客近年來每年快速成長等現象，如果結合這些人權、環境權的豐富詮釋課題和旅遊方法，將發展出全球獨一無二的島嶼深度人權旅遊型態。第四、正如前述，本次問卷提出簡要三題有關認同的問題，帶來觀眾對自我認同的探討線索，博物館的歷史述說和民族、國家、社群認同的關係，在紀念性園區更加顯現認同議題的潛在、更深入的探索課題。多數觀眾注重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政治平等」、「族群問題」、「司法正義」的人權議題，是否和當代媒體、關注所處環境、現實處境有關，或者「婦女」、「兒童」議題比較不受重視，男女性別關注議題比重也有差異，教育程度關注的議題也相異，原因為何，和世界人權發展思潮的關係，都值得重視。觀眾的提議也帶來國家人權博物館是否以政治人權為惟一主題的思考，博物館發展的宗旨、任務，和觀眾互動關係，都是有待博物館跨越牆外，和觀眾多方面溝通，而後有助於博物館的未來發展。

園區內的感訓監獄已轉換為中研院綠島海洋工作站（曹欽榮 攝影）

九、觀眾回應

連續三年來綠島園區進行問卷的特色，是都有高比例觀眾在留言和建議欄位，留下各種意見，非常寶貴，真要感謝多年來接受調查觀眾的協助。而在問卷留下觀眾個人連絡方式的比例也甚高，持續了2009、2010園區觀眾調查的特色，值得園區研究、推動針對經常連結觀眾的方法，例如每期〈曙光〉（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刊物）刊登園區相關文章，並寄給留言觀眾，或運用網路傳遞、串聯網路粉絲團。觀眾在園區看過影片而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也不少，如何將本園區已經累積的DVD影片套裝（六片），寄給各級學校、圖書館、文史工作室運用，透過網路公開（Youtube等），將更有益於觀眾到達綠島前對園區的理解，也有助於推廣各級學校的人權教育。而如果能將已有DVD影片套裝（都有中、英、日文，2010年園區10分鐘簡介有中、英、日、德、西、韓文六種旁白語言）寄送各國相關紀念館和重要圖書館，將更有助於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和國際社會的交流。這些各式各樣的觀眾回應，值得和現場人員分享、擬定下年度計畫，甚至值得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重視，紀念館啟發觀眾，觀眾也不只回饋紀念館，觀眾的多數意見也啟發了紀念館思考如何能做得更好。

十、綠島觀光

調查顯示觀眾所來自的地方分佈甚廣，遍及台灣各地、甚至是國外，顯現出生活經驗和旅行者的多樣性。如何把握觀眾特性、持續增加遊客對於綠島的喜愛，有待觀光單位重視。遊客訊息來源較重視電子媒體，這將增加紀念館訊息傳播成本和難度，有效低成本的克服方式：園區或在地人可思考不斷創造正面有助於認識綠島、人權園區的各種人文、自然議題，並予以推廣，達到有效的宣傳。

第一次來綠島的遊客仍然占七成以上，第二次以上的觀眾也不算少，停留時間2天者超過五成，都反應持續的觀光量和深度旅遊品質都有待中央、台東縣、綠島、園區和在地相關單位的重視，進而加強、提升觀光品質。

（曹欽榮 攝影）

十一、後續調查

更深入理解觀眾喜愛綠島、滿意度不足的各種原因、情況，不只有益於觀光發展研究，也有助於理解年輕族群旅遊的特殊面向。人權園區如何借助現場遺址、自然景觀和展示，充分傳遞歷史所帶給觀眾的感知，以及旅行花費的每年總產值（保守估計每人平均花費NT3,000×350,000人/每年＝可估算年總產值超過NT10.5億），這不只是博物館研究的課題，也是探討觀眾和黑暗歷史、黑暗觀光、產業和地方經濟振興的新興研究課題。有研究者建議人權園區朝向世界文化遺產目標或深化海洋研究基地的課題，都是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全新挑戰，也是具有國際性人權博物館比較視野的挑戰。

另外，傳統上以人口學統計作為各種變數的參考數據，並非唯一了解觀眾參訪的統計方式或相關分析，島嶼旅行、紀念遺址的特殊景觀情境的觀眾感知，和人權教育在遺址現地的關係，或是親友結伴旅行、多次回流觀眾的個別質性研究，都是有待開發的新興研究議題。

（曹欽榮 攝影）

四、展示和認同

2011年問卷在各項展示評價之後，嘗試初步提問觀眾在近代歷史紀念館或遺址場域，認識歷史和對歷史認同問題的調查。已有許多博物館研究者指出近代歷史紀念館的任務性質和國家（尤其是國家級博物館）、族群（台灣原住民和幾百年不同階段移入者，都成為白色恐怖受害者）、社群、自我認同有重要的關係。雖然，多數西方先進國家主要的博物館在最近30年來關注觀眾研究議題，但是觀眾的博物館經驗和認同相關議題的研究，還在初步探索的階段。晚近研究紀念館認同課題的文獻指出，研究成果可能會改變以往博物館對觀眾既定的看法，使得紀念館理解觀眾認同的多種面向之後，在觀眾溝通方法上能做得更好。在近代歷史紀念館屬性相關的綠島人權園區場域，調查和觀眾及認同之間的關係，具有探索年輕觀眾對「不遠的白色恐怖歷史」受紀念館展示影響或對各種經驗中的「自由」（觀眾留言出現最頻繁的辭彙）概念的議題，衍生觀眾對台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未來想像，有待探討人權博物館未來各種可能面對的課題；觀眾如果能夠從現在所處環境所帶來的人權問題，去連結離過去不遠的歷史中所發生的人權侵害，這是最直接對觀眾的過去和現在聯繫起來的一種特別的在紀念館場域的感知，這也是反映紀念館的展示或教育溝通必須注視的方式之一。或許是園區歷史展示和遺址場域的關係，接近六成觀眾認為展覽會引發自己對白色恐怖歷史產生好奇或疑問，六成觀眾中有接近200位填寫好奇、疑問的理由，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1. 白色恐怖」的發生原因與歷史背景；2. 想瞭解受難者的生活；3. 想瞭解事件過後的補償與平反；4. 個人意見與情感的抒發。四成觀眾認為沒有引發好奇、疑問的觀眾，他們所填寫的理由，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1. 認為和原有認識相同、自己早已知悉；2. 個人喜好因素；3. 認為已經事過境遷了；4. 個人情感心得抒發；5. 其他：未完整了解其歷史背景前，無法做任何意見、沒有講解人員，變成走馬看花，拍拍照就結束、尚未解釋』白色恐怖』何來、不太明白展覽和『白色恐怖』的關聯等。觀眾真實意見，非常寶貴，帶來反思紀念館如何更有效與觀眾溝通的思考方向。將近六成五觀眾自認為是台灣人，這項數據和其他認同調查之間是否具有相關參考性，有待進一步深入了解。也有觀眾認為需要區別文化、地理、政治的認同。

（曹欽榮 攝影）

五、設施/活動滿意度

雖然各項設施/活動滿意度將近七成，但是，很不滿意/不滿意/尚可的觀眾，更值得園區注視：如何精益求精，做得更好。目前廣大園區，導覽人力不足、缺乏休息空間、廁所位置和數量，都是歷史遺址、交錯自然景觀空間，觀眾步行範圍，最需要照顧到觀眾需求的部分，難度很高。但是，從經驗中發現紀念館的應對策略，也非常具有紀念館遺址面對多元觀眾的實驗性方法，遺址現場所碰到的任何觀眾的疑問，隨時由現場人員紀錄，並且注意相關的觀眾觀察，做成紀念館觀眾日誌，長期累積日誌及改善的經驗，更豐富的遺址現場觀眾研究成果，將對我國的紀念館、亞洲紀念館、世界的紀念館產生長遠的貢獻。相對地，也有助於綠島、台灣紀念館的國際觀光知名度，並因為同樣位於園區的海洋研究站具有國際頻繁交流的特性，本園區的未來方向，整體而言，已具備朝向世界文化資產的基礎，需要地方、中央政府建立共識，朝「世界遺產操作準則」的標準，逐年推進相關計畫，尤其是累積豐富的現地受難者採訪錄影紀錄、自然/人文調查研究紀錄。

（曹欽榮 攝影）

六、國家人權博物館

不知道正在籌設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觀眾高達八成五，但是受訪觀眾又有七成去過相關的紀念館，甚至填寫了各形各色觀眾已經去過的國外相關紀念館，而且也充分填寫應關懷人權議題提問的排序，例如，認為以下議題應該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所關注：政治平等、司法正義、族群問題、勞動者權益、教育權、性別議題、婦女、兒童。顯現綠島園區的觀眾是潛在關心人權課題的一群觀眾，而國家人權博物館議題也還未引起台灣社會的普遍關注。綠島、景美兩個園區都有必要利用現有遺址的特殊環境，和觀眾積極對話，聽取民主時代設立人權博物館的觀眾多元意見的挑戰。甚至兩個園區完整的白色恐怖展示的觀眾需求（認為應在綠島設完整的白色恐怖展覽約占27％，景美4％，兩園區都設48％），為了東部和綠島接軌世界的深度觀光，中央政府值得考量綠島園區設中大型展示館和中研院海洋工作站展示結合，從本次觀眾調查都顯示一些有用的討論線索，例如因為人權受害的紀念性博物館，是只聚焦於政治性人權案件，或是應在未來擴及相關人權議題，連結聯合國人權兩公約憲章的要求。

（曹欽榮 攝影）

七、志工服務

即將於2011年12月10日設立籌備處後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應注視綠島人權園區連續三年來觀眾調查所帶來的過去和未來課題。在夏天旺季，綠島園區不論展場導覽或設備、人員服務、飲水、休憩等等基礎服務，都產生季節性熱潮所帶來的不足問題，如何在旺、淡季結合志工服務和環境氣候的變化，導引出園區特有的管理營運方式，對於綠島和園區都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探討，譬如因應夏天旺季必須於5月旺季開始之前，準備已經充分訓練好的志工，投入夏季服務；而冬季針對本地業者、旅遊業者、台東文史工作者、社區地方工作者，進行長期、年度的現地分級訓練人權歷史遺產和自然環境的導覽員講習（設定三年課程，發給園區特、甲、乙級等分級導覽證照，逐漸轉換進入園區必須有證照的專業導覽員協助導覽）。紀念館必須謹記世界文化遺產或國際遺產研究、全球深度觀光的潮流，愈來愈重視無形遺產的各種累積方式。接下來的交叉分析顯示如何進行學生的人權教育，綠島園區是促使學生認識東部人文、人權教育、環境權的基地和重鎮。多樣性的人權遺產教育訓練課程，必然能夠陸續累積來自不同地域多元觀點的導覽員，他們將在園區發揮特殊的多元聲音，這是紀念館珍貴的無形資產。下一次說明觀眾調查交叉分析。

（曹欽榮 攝影）

首先，說明觀眾調查的主要結論：

一、觀眾屬性

園區現況主要服務的對象，以30歲以下年輕人為主，學生是主要的客源，觀眾多半來自都會區、受教育程度高、經濟條件稍能自立。受訪觀眾多數是第一次到綠島，到綠島的目的以休閒活動為主，到綠島停留時間多為「兩到三天」，且多數是「和親友自助」結伴之旅遊型態。30歲以下遊客佔七成，男女生數量比例差距不明顯。園區觀眾（視季節而定，目前統計約占總遊客量兩成到六成遊客到訪園區，）和綠島多數遊客來自都會區為主，學歷高，以學生為主（夏天更為明顯），消費水準高，生活型態偏向重視休閒，其中博物館喜愛者比例應屬偏高。九成的受訪者在綠島停留時間是二到三天，絕大多數為了休閒而來。問卷調查期間，亦有少數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到園區現場參觀。

（曹欽榮 攝影）

二、認識園區

根據調查，推測未來園區的人權博物館理念和功能，發展空間甚大，園區是提供各層級觀眾理解台灣民主化前歷史的珍貴遺址。在方法上，可展現多元具有創意的人權博物館做法，例如針對中低年級學生、公務體系各種成員（教師、行政、警察、司法、軍人）之人權歷史教育研習營。各種公務人員前往綠島，帶動台東、綠島多元交流、深度觀光。持續三年調查，顯現每年都有七成左右的受訪者到綠島前不知有園區，多數停留園區時間約一至二小時，現居地來自全台灣各地；以園區或綠島自然特色結合的深度觀光想法，對多數遊客來說，將成為新型態的人權歷史文化遺產的島嶼之旅，將會是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重要方向。觀眾3人中有1人是博物館喜愛者，觀眾具體填寫曾經到訪的博物館名稱，形形色色，三年來這個觀眾喜愛博物感的訊息，持續反映了綠島觀眾的特殊性，比一般想像博物館愛好者的數據偏高，非常值得園區和綠島觀光單位重視旅行者期待的深度旅遊因應方針。再者，綜合受難者（今年特地調查5月17日前往參加活動的受難者和家屬的意見）和觀眾建議，延續2009、2010年調查建議，多數人想多認識白色恐怖歷史，因此透過規劃、建設接近完整博物館功能的新展示中心，具有理解現地遺址和歷史的深刻關聯展示、傳遞多樣的教育活動空間、播放更多影片的適宜空間、海洋研究展示（中研院海洋工作站）、地方人文和南島考古展示（中研院海洋工作站）等等，更有效率地將人力集中於完整的服務空間（如圖書/檔案/電腦資訊閱覽區、歷史相關圖書/紀念品/餐飲休息/眺望/交誼等等），這些想法應是國家人權博物館針對綠島園區未來，非常值得重視的方向，這也是當代博物館為了更豐富地服務觀眾、溝通觀眾的重點。

（曹欽榮 攝影）

連續三年調查，相近的數據顯示，有七成遊客來綠島才知道人權園區，主要資訊來自綠島的民宿或旅行社、路過等現地提供的資訊，可見園區還未被多數人所知，這種現象和未來觀眾成長或綠島旅客關係，有待持續注意資訊傳播方式、紀念館可運用資訊資源的方法以外，顯見參訪人權遺產的旅行，具有相當大的開發潛力。

九成以上觀眾知道白色恐怖一詞，從資訊來源觀察，或參觀後高比例觀眾（超過百分之80）對白色恐怖歷史有更進一步認識，或相對有不少人寫出沒有更進一步了解的原因（超過四成觀眾認為展示不會引發白色恐怖歷史的好奇或疑問），卻很難具體描述觀眾對白色恐怖發生了什麼樣的過去，了解多少？（此點值得再深入以觀眾認識歷史為主的調查，作為規劃興建新展示中心的科學性參考依據。）人權園區的設立使命、任務、目的及它對當代社會的人權理念推廣，相對愈顯重要。

（曹欽榮 攝影）

三、臨時或企劃展示

針對觀眾給予園區各項常設展（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模型區）及多項企劃展示等，調查觀眾參觀過與否、展示評價，發現常設展有較高比例觀眾參觀過、展示評價也比較高。企畫展由於內容及展場空間規模、展場位置，相對不易引起注目，但是，仍然有相當數量（均超過六成以上）的觀眾分別看了各項企畫展。紀念碑名單展、綠洲山莊禮堂園區10週年特展、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模型區，都達到近八成、九成。觀眾在有限參觀時間(約一到二小時)裡，看了多數的展覽後，究竟理解了多少呢？問卷答覆結果，觀眾對於展示評價的滿意度雖高（答很好者約三成，加上回答尚可，介於六成到七成上下，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更高達七成以上、模型區也高達五成以上），但是觀眾所瞭解的實質內容為何呢？如何透過展示促進觀眾人權歷史議題的理解、深化園區與觀眾的關係，都是有待深入的課題；譬如針對模型區、第三大隊室內展示內容、連結克難房戶外展示及說明牌，理解觀眾對這些展示以及個別空間印象深刻的原因及期待，或不足。另外，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認為展示不會引發白色恐怖歷史的好奇或疑問，六成受訪者認為有需要去理解白色恐怖發生原因的結構性展示，這樣的觀眾反應、說明了園區現場目前的分散展覽的缺失，未來需要集中的場所用來展示結構性的常設展覽。因此，在綠島人權園區設立中大型常設展場和觀眾服務空間，實屬必要。

我當過一次荒謬的「陪客」，自始至終，如電擊、如醉酒、如臨淵、如撞車，騰雲駕霧，疑夢非夢。迄今61年來，後遺症是經常重夢斯夢，沒消沒歇，夢中拳打腳踢、咬牙切齒，汗如雨！泣如吼！其內容我未曾吐露隻字片語，被勒令不得洩漏是主要原因，而人證難覓，物證不存，洩漏了恐也少人置信。

胡子丹在今年綠島人權藝術季開幕式代表受難者致詞。（曹欽榮 攝影）

那一年，1949，記得很清楚，是12月3日，我在台灣左營，在服役的永昌號軍艦上，被敵人的敵人誘捕了，羈押到鳳山[2]海軍來賓招待所。只因為同學宋平在香港給在左營的同學陳明誠寫了封信，附筆問我好，我沒看信更沒寫信，信的內容也未被告知。被捕的事兒在當時的海軍大環境裡，並不稀罕新鮮。左營街上，碼頭艦艇間，常有耳語，不是張三失踪，就是李四沒影兒；重慶號沒了，長治號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心惶惶。官校的學生們，整批整班的被逮捕，校長魏濟民和海訓團主任林祥光也都成了招待所的來賓。總司令桂永清的隨身參謀徐時輔和第二艦隊司令林遵，陣前倒戈，竟高居敵營中海軍要職，還有那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拱手讓出了長江天險，等等等等，這當然都是事後知曉的歷史。尤其令人頓足太息的是，海軍中主持情報的兩位陸軍官長董行健和黃開元，竟因索賄或姦淫「來賓」妻女等惡行被處決。那年頭，海軍中有多少菁英便栽在他們手中，被冤死、被囚禁多年，被逼走海外。「罪疑惟重，罰疑從與」，每一位「在刼」官兵，無法消受那莫須有的罪名，也不能容忍那無緣無故的人身侵犯。辦案人大言不慚：亂世辦案，錯、冤即使有，也只佔百分之幾。他怎省得，對那百分之幾的當事人來說，卻是百分百的憤慨終生，憾恨終生。

我被押進了招待所的一個防空洞裡，眼見「先進」十來位，或坐或躺或站，或在榻榻米横頭的泥地上來回不停走動。有穿軍服的，也有穿睡衣，抿嘴蹙眉，焦慮異常，還有一人瑟縮榻榻米上，裹在軍毯裡呻吟，「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一時間，我暈頭轉向，怎麼看也不像電影上的監獄模樣，沒人穿囚衣，手銬腳鐐也沒有。牆上貼有一張告示：「查本所近來來賓甚多，加以房屋窄狹，不便之處，尚祈諸來賓見諒。所長劉斌敬啟。」

我把這32個字一連默唸幾遍，好怪！真好笑。除了這個防空洞，另外一定還有牢房。對！對！不然和我同一囚車來的難友們，關到何處去？我們被囚牢中，偏偏叫做招待所，關進來了，又尊稱我們為來賓；是嘲諷？戲謔？明明是軍事機關，為什麼要如此政治味？神秘兮兮！恐怖異常！

我正驚魂未定，失神忐忑、急躁無助時，忽有人低聲呼喚我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海訓圑的陸錦明大隊長，第一次見他穿睡衣，難不成也成了來賓？他湊我耳朵，鄭重、簡短，一字一字：「喚你談話時，不知道的別亂說，受刑、挨殺威棒時別亂說，遇到意外遭遇時更不能亂說。性命交關，切切牢記。」殷殷諄諄，堅持堅定。第二天我被調房了，至今一甲子，沒再見到陸大隊長。

有別於山洞的囚房才是真正囚房，傍山而建的一間間小屋，兩排各十數間，中間甬道約有一步半寬，不到百步長，盡頭處各有鐵欄柵加鐵門。小屋有兩疊榻榻米大小，門上肩高處有一郵筒般小口，是給水、給食和班長吆呼我們的所在；光線自高牆的透風孔斜入，讓我們分辨出方向和晨昏。兩位室友比我稍長，一是「八艦」的姜光緒，另一乃官校學生，我忘了名姓。三人相處數月，姜兄離開時，送我一本殘缺不全英漢字典的遺骸，這是他每天背熟後撕下一頁和水吞到肚中、剩下來尚未裹腹的佳餚。他有兩句名言：「你必須設法殺時間，不然時間會殺了你！」那位學生自告奮勇教我球面三角，說是大圓航行必修課程；和我分手時，他居然重複了陸大隊長的那句話，同義不同詞，也是耳語，也是一字一字，棒喝錐剌：「任何情況不要亂說話！尤其是碰到了意外情況！」當時我完全聽不懂這些話的意思。幾個月後的某一個夜晚，我豁然開朗！因為我真的碰到了意外，意外得不管怎麼解釋都覺得意外！簡直是一齣戲，戲如人生！

有人精心分析：抓進招待所的來賓是三個月一期，最多三期必須結案，必須送往軍法處走完軍法程序。我的案子聽說問題不大，但人多，恐怕非得三期不可。我苦惱尋思，同學間寫信，只是附筆問我好，我能怎樣？我又會被怎樣？到底寫了些什麼？百思不得其解，天問奈何！不得不狠下心來：「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自己無法把握的事，乾脆別想它。

兩位室友走了，打從我的第三期開始，我這囚室裡，前腳走後腳來、進進出出的有好幾位，其中一位印象深刻，姓張，小我三兩歲，說是幼校學生，白晢細聲，愛哭愛笑，沒待幾天，是調房了還是離去？不知道。好多年後，始知他成了名作家，馮馮是也。

乍睡乍醒，往往錯覺到自我失落，泣聲牢愈靜，耳語囚更愁；夜中常聽到有人被叫去談話，凌晨被送回牢房後的呻吟啜泣，這都是正常的牢獄音響。如果不見回房，或是班長關照室友代為收拾衣物，那敢情有了意外，後果就夠馳騁想像：被移送軍法處，或去了反共先鋒營，甚至回軍了，這都是好兆頭，我們為之慶幸、樂聞；要不然，押去桃子園碼頭被斃了，被蔴袋蒙頭丟進太平洋了；來風絕非空穴，類似的種種駭人聽聞，彼時我們常常拒聞，到頭來，卻事實得不由你不相信。

等待的日子不好過，沒有消息的等待更不好過。在第一期的三個月裡，分分秒秒，等待又等待，等待談話；腦中一片混亂，我15歲從軍，陸訓艦訓加服役，直至20歲被捕，家人全陷大陸，揪心更甚。挨到了第三期的三個月裡，秒秒分分，又是等待再等待，等待發落。我已經享受了殺威棒，也曾在談話刑求時被炮製了口供，這都是我在第二期三個月裡經歷過的風風火火。此期間，嚴控情緒卻盡是情緒，我居然想到了死，死的實景聽到的、看到的已經够多，要為自己也編織一個，甚至想到了死的方式，撞牆、放封時猛撞鐵絲網的水泥柱、絕食，把牙刷的柄磨尖用來割腕….等等，想到死前的痛苦，自殺勇氣頓失。我堅持那來自理性分析中的堅持：活下去！人生如戲，自己得從角色中抽離出來，對劇情的發展不論如何失望，只要不絕望，那就有了希望；眼前現在的我，儘管被擺佈，但求青山在，未來的人生，還是要我自己去經營。

第三期中的某一天，是我離開招待所的前一個禮拜左右，那就是1950年8月24或25。

那天晚點後，輪房尿尿的景觀剛結束、宣佈就寢不久，每晚每晚，那是最最叫人心膽俱裂的要命時刻。來賓們都在閉目豎耳傾聽，「嗒嗒嗒」班長的皮靴聲停在某房門口，開鎖開門喊「某某某談話」；有時一人，有時好幾。今晚喊了三間房，一房一人，名字聽來都陌生，接著我這間房也中了獎，萬萬料不到，被唱名的竟是我。我慌七慌八，穿鞋竟錯插了左右，班長厲聲，忙什麼，加件上衣，外面冷得很。把我聽得迷糊，我談話已四次，那幾間談話室不都在前排屋子裡？怎會走到外面去？

在甬道燈光下，我偕自己的影子行走，悽悽戚戚慘慘；班長和一位腰別0.45又掮有卡賓的戰士尾隨押陣，添了幾分肅殺。經過間間牢房，出了鐵門，步向停車場方向。忽地，有兩位著中山裝的，緊一步迎上來，按我站定，「對不起，我們是奉命行事！」上了我手銬，蒙了我眼罩。我被推扶著走，低聲關照我，別喊叫，別哭號，待會兒有的是時間，讓你們喊叫、哭號。

我剎時呆住了，在絕望與渺茫中徘徊，腦門轟的被封閉，眼淚像麵糊般涮下來；要思考，要思考，就是不能思考，全身癱瘓麻痺。我的大腿被分別兜起，架上了車，按到座位上。我直覺到那三位先我被傳喚的來賓已在車上，左、右、對面都有人，更有好幾位荷鎗實彈的戰士；呼吸各異，咳聲有別，重濁、短促、急迫、徐緩。寒風更緊，伴著「轟通轟通」的快速車行。我居然全身火熱火熱，胸口燒烤，我說服自己，力求鎮定、冷靜，勿慌勿亂。這是走的哪一著棋？盜亦有道才是! 那位和我談話的趙組長不是說，「你的事沒什麼大不了，頂多是知情不報。」我說我哪知情，向我問好的那封信，到現在我都沒看到。「看不看都一樣，你去了軍法處，自有下回分解。」車程中，他在我腦袋裡一直糾纏不已。

幾乎和車子發動的同時，我揣測是開往左營桃子園碼頭，可能被槍斃，也可能沉溺太平洋。寒風在車外大聲怒吼，車上人開始了數落老蔣和桂總的種種不是，氣極敗壞，似驟雨，如沸水，激起了層層漣漪：「這些特務們搞什麼鬼，真正的匪諜抓不到，郤拿我們出氣，早知如此，老子何必長江突圍出來。」「蔣介石真狗屎，用桂永清來整海軍，現在報應一一來到，重慶號、長治號都沒了，我又不是共產黨，幹嘛要我死？我好後悔，為什麼不留在大陸！」那高亢的怨恨猛地開啟了我心竅：「遇到了意外遭遇或意外情況，都不要亂說話。」「你們死到臨頭，有什麼苦水，趕緊向老天爺喊罷！」我全身發抖，一聲未吭，該怎麼說？他們這般牢騒、喊叫，算得上是一種精神勝利法？是自我安慰？此時，有人向我挑釁，口沬濺上我臉：「你怎不喊幾句，大聲喊出來？」「我好冤，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冤枉，我15歲當兵，去年被抓時才20歲。」不管怎麼慫我逗我激我甚至辱罵我，我講來講去，就是這幾句。後來，乾脆重複我的三字經：「我冤枉！」

滿車人都在罵聲中悲憤、涕沱，「其存其殁，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有人開始了喊口號，口號得驚人；山岳崩頽，風雲變色。光憑這幾句口號，就足以執行好幾個死刑。我來不及叫他們住口；我的危機意識，柔弱得不夠悲天憫人，我的明哲保身，耽誤了喝阻制止！

死囚車終於到了終點，寒風挾帶著鹹濕的空氣，鼻孔察覺到車停處正是海邊，海鷗夜啼驚心，海浪拍岸懾人，難道真的是傳說中的左營「馬場町」？說時遲那時快，我被拉下車，踉蹌數步，推倒在地，不掙不扎，等斃等溺；有人默默然，有人憤憤嚷。我的肩膀被人踢：「喂！喂！有沒有什麼要說的？」我口供未改，大聲喊：「我冤枉！」從容得尷尬，赴義也窩囊。

「砰！」我應聲而去。「砰砰砰」，又聽到好幾槍響，好遠好遠，夢境？醉鄉？難不成我不是一槍斃命！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被推醒，眼罩卸了，手銬解了，車上人全不見了。一班長和一便衣，在車門旁正瞅著我。班長示意押我回房，便衣向我狡黠地搖搖手：「不可說！不可說！一輩子不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