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交流(四之一):沖繩和平紀念館的一些現象

文/曹欽榮

 沖繩那霸市指定史跡:位於護國寺旁的「台灣遭害者之墓」日、英、漢文說明牌。(曹欽榮 攝影)

 

看了上一篇介紹(國際交流三),大家可能會好奇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的漢文讀起來不是我們所習慣的書寫方式,語言的轉譯,有時候不能完整的傳達原來的涵義或文化內容,因為如此,提醒我們:透過摺頁大體掌握了紀念館的內容大義之後,或許仍然有待我們深入之處。這就是為什麼要進行紀念館的國際交流,從鄰近國家的紀念館能夠互相學習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鄰國紀念館的歷史展示,傳達了彼此過去歷史的關聯性,「琉球處分」和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寫的「牡丹社事件」有關,最近兩年在台灣上演的〈篤姬〉連續劇,一部分內容顯示當時九州的薩摩影響琉球變成沖繩有關。”沖繩”在台灣的習慣稱法叫”琉球”,甚至我們的桃園國際機場的飛航時間表,往沖繩那霸目的地也寫著”琉球”,為什麼?因此,我們不只想要了解現在的日本歷史劇、我們的稱呼是否準確,背後還隱藏著互相不了解對方歷史的認識落差。我們也從國際交流(二)看到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外20多萬名的紀念牆上有來自「台灣」的戰亡者,這部分因為交流,有待我們進一步去追查。市面上有一本書《叛逆的天空》(2004年,前衛出版),是由白色恐怖受難者黃華昌(曾經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將近10年)所寫的回憶錄,黃前輩曾經在二戰前到日本讀書受訓,戰爭最後期正在受訓準備參加沖繩戰的自殺特攻隊,幸好戰爭結束,黃前輩活了下來,黃前輩的前兩期之前的學長幾乎全數戰死在沖繩戰。黃前輩的生命故事,牽連著沖繩戰和綠島政治犯的過去歷史,他的日文版回憶錄也已於2005年(戰後60年)在日本出版。

 

近代歷史紀念館是一個新興的全球博物館現象,正面來看,這種博物館增加了我們認識別人和自己的「最近歷史」的機會。綠島人權園區進行東亞的和平博物館交流,將延伸、增廣對他館的理解,例如沖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透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獨立行政法人)的協助,從2009年5月開始到2012年3月,與柬埔寨金邊的國立Tuol Sleng種族屠殺紀念館展開實質交流合作,人員互訪進行短期紀念館計畫的學習。該計畫目標:促進和平博物館的管理營運能力以及人才培育;計畫所期待的效果:①互相理解和平博物館理念及營運方法;②理解如何蒐集、保存及活用和平相關資料;③啟發和平意識的設施及展示、活動;④理解和平啟發事業對學校教育及終生教育的重要。我們知道Tuol Sleng種族屠殺紀念館的赤柬時代檔案,已於2009年登錄UNESCO世界的記憶計畫,韓國518園區的「韓國光州1980年民主運動反抗軍政府518檔案」,也於2011年登錄UNESCO世界的記憶計畫。我們將陸續介紹即將在8月底來台參訪,與綠島人權園區交流的兩國三個地方四座紀念館,也因此了解人權侵害或人權奮鬥的檔案,具有世界性的意義。

之前介紹的兩座沖繩的紀念館特徵,姬百合館或縣館所述說的沖繩戰,反映了一座民間財團法人經營和縣政府經營的紀念館不同的現象,兩館每年觀眾各約為80萬人次、40萬人次,不只如此,從一些蒐集到的出版品和實地參訪兩館的觀察,也反映了民間經營的活力和特色,我們並不是為了指出各館的優缺點,而是為了學習各館不同的特色,能為我國準備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有什麼值得彼此促進紀念館更進步地服務觀眾。去年來參訪綠島人權園區的民間經營的沖繩佐喜真美術館(鎮館畫:沖繩戰畫),每年觀眾約5萬人次(以學生見習為主),該館被包圍在美軍普天間基地邊緣,該基地的搬遷一直成為沖繩反對美軍基地的主要議題之一,因為搬遷問題還導致上一任日本首相的下台。佐喜真美術館以美術館形式反映和平議題,非常特別。大家也會在2010年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看到受難者陳武鎮的畫展,以及今年歐陽文和其他受難者創作展,傳達給我們紀念館可以做的除了歷史內容展示,還有相關的藝術創作,之後會借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來討論紀念館和藝術創作的關係。

 正在綠島人權園區展出的受難者歐陽文複製油畫作品展。(曹欽榮 攝影)

 

正在綠島人權園區展出的受難者陳孟和攝影作品展。(曹欽榮攝影)

 

和日本本土呈現明顯自我文化特色的沖繩和平紀念館,以沖繩在兩個世紀以來,夾在日本、中國(被稱為沖繩歷史上的兩屬時代)的夾縫中成為日本國近代化過程的一員,從琉球國變成日本國沖繩縣,在太平洋戰爭最後的沖繩戰,沖繩人死傷慘烈,戰爭歷史記憶在沖繩的紀念館裡,投射岀兩百年來歷史及國家認同的糾纏,這個部分在縣館的展示裡明顯的呈現出來,也反映在漢文摺頁(國際交流三)的說明。日本是目前自稱為全球最多和平博物館的國家,主要是紀念相關於二次大戰的歷史,但是有不少館檢視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作為一個想要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最後卻成為不斷擴張,發動戰爭的國家,到底日本能從歷史裡學習到什麼教訓?

獲得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曾經寫了兩本關於戰爭事件地點反省的書:《廣島札記》(1963-65)和《沖繩札記》(1969-1970),前者書寫、質問原爆滅絕的傷害和人類的未來(2011年日本東北311地震的電廠核害,正在引發日本人討論原爆和今日核害的根本質疑:未來需要核電嗎?有沒有避免萬劫不復的其他能源政策。)大江的《沖繩札記》書寫日本近代化歷史中,沖繩和沖繩縣民與日本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大江稱為「沖繩的日本」的概念,用來反轉日本本土中心及沖繩群島邊緣性的關係,從邊緣的多樣性逼近中心的單一性。「特別是在日本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唯一地面戰的戰場沖繩遭到美軍襲擊的沖繩戰;我還論述了美軍基地的沖繩,以及美國返還施政權的沖繩縣民在戰後的存續狀態?」書中記載被戰時的日軍強制沖繩人民集體自殺事件,因此,在2000年《沖繩札記》作者和出版社被日本政治右翼團體告上大阪的法院,一、二審宣告無罪。大江在書的序文中質問:「『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大江健三郎20095

 進入姬百合紀念館前,觀眾先看到紀念碑;最右是最早設立的姬百合紀念碑,中央白色梯形紀念碑下方即是珊瑚洞壕。(曹欽榮攝影)

 

如果從日本擁有最多和平祈念館的社會裡,紀念館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回應: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嗎?紀念館是從戰爭的教訓和責任出發,或是單從最後結束戰爭的悲慘原爆,訴求和平,或在兩者光譜之間,有待探討和反思。從大江兩本政治隨筆的書寫,批判戰後日本的原爆後續影響、論「沖繩的日本」。他也從小說世界邊緣的荒誕文學,在邊緣書寫邊緣而逼近中心,認為一切文學的表現,需要從中心、單一的文化根本地進行重新組合。大江於2010年曾經來台參加台灣中研院為他舉辦的研討會,引起台、日、中不同視角對研討主題的爭議,是否台灣過去被日本帝國殖民的存續狀態為大江從邊緣所見,不得而知,但是值得在台灣生存的我們反思自己又如何認為「台灣是怎樣的存在?」。從大江的作品中,我們也發現沖繩的紀念館擔任了幫助小說家大江的重要媒介。大江在《小說的方法》(麥田出版)第八章〈從邊緣到邊緣〉指出19世紀末墨西哥庶民版畫家荷西.伽達爾派.波沙達的創作對大江思考小說整體性的啟發,波沙達的畫作「從荒誕的現實主義的理論來看,殘障、畸形是肉體上的降格。與位於中心的、高級的事物相反,荒誕現實主義有機地表現出邊緣的、低級的事物。」(大江健三郎2008:145)大江指出(廣島、長崎)原爆倖存者的記憶畫和沖繩姬百合塔紀念碑(位於姬百合和平祈念館園內)事件,看來類似荒誕的藝術表現和行動,所具有的「明視」作用,撼動了中心的述說。他說:

原子彈爆炸的民間故事畫冊,它們有相似之處。沖繩海洋博覽會期間,在皇太子夫婦訪問當地引發的暴力事件中,波沙達式的『明視』世界被表現出來。它具有改變現實的能力,也就是說人類想像力的力量已遠遠超出了電視畫面的表現力。(大江健三郎2008:155)

 

姬百合和平紀念館的記憶地點(姬百合女學生戰時死亡地點之一的珊瑚洞壕)的象徵意義,在皇太子夫婦(現在的明成天皇夫婦)拜訪沖繩姬百合紀念塔時,使得一位沖繩青年潛藏在沖繩戰時許多年輕女性的死亡珊瑚礁洞,隱身在這樣的記憶地點,好像戰爭死亡的少女魂魄復活地做了騙子式小丑的攻擊皇太子的行動,大江認為:人為的象徵遊戲,不會造成生命危險,但卻根本地探觸到天皇體制之外的沖繩和日本本土的文化問題。

大江從文學探索原爆和沖繩所涉及的受害者記憶與藝術創作,關聯到紀念館所帶給他的啟發,原爆畫很具體地指出受害者的記憶和人類克服受害的情感、思考所帶來面對受害經驗創作的牽連關係,紀念館就是一座受害者經驗的整體展現吧。在亞洲各國的紀念館國際交流中,包括台灣的228紀念館、白色恐怖紀念館(綠島、景美人權園區),如果能夠考慮大江這樣的思考的方向,或許是紀念館能夠從文學家或文學探觸心靈的書寫裡,最值得為觀眾提供深刻故事連結的方向之一:文學帶給紀念館想像人類生命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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