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初探(一)

這篇論文是2011年12月剛由國立台灣博物館所出版的《博物館展示的景觀》〈王嵩山主編〉一書中16篇論文之一,這本書是從2010年11月18-19日在台北藝術大學舉行第四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25篇論文收錄。

 

文/曹欽榮

 

摘要

ICMEMO所定義的紀念館,形成全球性的熱潮現象,各國的紀念館在不同脈絡再現歷史;某些紀念性的歷史遺址被視為「痛苦與恥辱的困難遺產」。雖然紀念遺址積極再現歷史,過往的歷史時、空,卻已不再,紀念對象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來憑弔的觀眾和遊客,參訪遺址被視為當代的黑暗觀光現象。

本文借助遺產、黑暗觀光文獻、遊客觀察/互動、觀眾調查、留言卡等方法,以「遺址展示的景觀」視角,初探遺址建構為紀念館的展示論述,遊客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遺址與不愉快的歷史相遇的種種現象、背後意義;聚焦於紀念館詮釋與觀眾溝通的議題,嘗試揭開園區展示景觀的文化呈現意義。本文認為,對觀眾而言,園區是一個模糊的遺址(blurring site),任何人對遺址從不了解到深刻體會,有賴園區管理單位與觀眾多元的互動、多樣的詮釋,產生多音(multi- vocality)交響的對話。

園區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是打開當代歷史門縫的開端,社會若能更進一步探索20世紀臺灣被殖民、禁錮的歷史,走向民主化的動能所在,綠島園區隱然成為臺灣民主深化、希望之所的紀念地。期待園區戮力於遺址與觀眾之間有效的溝通、社會多元的對話,共同超越痛苦遺址的「恥辱」印記,使園區和觀眾交流,具有實踐社會生活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展示景觀、歷史遺址、遺產、黑暗觀光、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序幕

10年來,傾聽許多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從臺灣島流放到火燒島(綠島)的口述回憶。流放的細節仍然在許多受難者的年邁記憶裡穿梭、模糊、顯影,她/他們流離於島嶼之間的故事,成為今日紀念館探索記憶的多重景觀:

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在軍法處(今天的臺北喜來登大飯店街廓)判刑後,清晨天未亮,從臺北樺山車站(現在是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被送往基隆港(之後,有些受難者在不同時間往南到高雄,從南臺灣繞行到綠島),搭船前往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她/他們直覺聯想到會像228一樣成為海上浮屍,抱持著會被丟到海裡的擔憂……。有人說:過了一天一夜,有人說:過了三天兩夜。總之,在昏天暗地的船艙底層,兩人銬在一起,日夜不分。終於到達綠島外海,上到甲板,看到太平洋藍天碧海、翠綠小島景象,暫時忘卻在臺灣生死交關的折磨(逮捕、問案、酷刑、審判)!以後的日子,無法忘卻,島嶼自然天成的環境,融化了所有的身心痛苦和茫然,從此在島嶼的大自然滋潤下,勞動改造,日復一日,活了過來。刑期滿了,有人被不知名原因(感訓不及格)轉送小琉球;而從綠島釋放回臺灣的受難者,像回到更大的、無形的監獄島。

……臺灣東南海上小島的一切勞動改造生活,隱藏在受難者內心深處幾十年,……。隱藏的故事充滿著記憶和遺忘的對抗,直到,紀念館將展示這一切過去在島上勞動改造、監禁的生活,揭開她/他們在島嶼上生存下來的故事,漸漸……漸漸地……,她/他們與綠島動人的面貌被掀開來,[1]……。

以上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與綠島初次相會的一般描述或「主敘事(master narrative)」。為了探索記憶,必須進行田野口述採訪,更細膩、多重的受難者的記憶景觀,在時間遞變裡,呈現多樣的姿態,個別記憶匯集、演化為集體記憶的過程,成為紀念館「主敘事」的展示景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以下簡稱「園區」或「綠島園區」或「人權園區」)現有的展示內容,主要是透過田野的「個別敘事」或第一人稱陳述(first-person account)呈現岀來。展示內容和方式匯集「個別敘述」組合了受難者個人到集體的心靈風景。

我們在園區讀到兩位受難者作家柯旗化、曹開,有關綠島記憶的詩作:

「由勞動營鐵窗吹進來的 離島的海風刺骨 同伴入睡後 獨自坐在堅硬的木床上 噙著眼淚聽著 一波又一波 拍案的濤聲」(柯旗化〈綠島的濤聲〉,2002)[2]

「我們被放逐,錮禁 又一個惡魔島在我們眼前 …… 我們在這火燒島上 手牽著手心連著心互相鼓勵 …… 我們的詩歌旨趣非比尋常的作品 它飛越苦海 越騰臺灣玉山巔峰之上」(曹開〈我們的詩歌〉,2007)[3]

個別受難者銘記在內心世界的意念與園區現場的展示景觀,在園區現場三度空間裡,互相滲透、融合;觀眾從中感受到監獄內濤聲湧進鐵窗內的體驗、心靈飛越臺灣島臺東海岸山脈、中央山脈;觀眾的身心靈是否因此受到衝擊,或因此轉化為文學、審美的文化景觀想像,這些從觀眾而來的感受和反應,使得園區一方面需要進行受難者「敘事研究」,也必須探討「敘事研究」轉換為展示所帶來對觀眾的迴響,理解流動於遺址景觀的眾聲喧嘩,本文將觀眾的迴響視為遺址紀念館整體景觀裡重要的一部分(Fairclough, 2008b: 408)[4]

景觀的意涵綜合了自然/人為景觀、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景觀,從整體景觀的觀點來看,歷史遺址現場所具有的前述展示景觀的獨特效應,不只帶來藝術創作的想像能量,更是人類感知及文學、藝術創作的源頭之一;它也是學術界探討黑暗觀光,雙向研究遺址特性(供給面)和觀眾(需求面)動機、行為,及遺址和觀眾感受在當代的文化意義,衍生出當代社會面對「現代性(modernity)」特徵的質疑、對封存死亡(sequestration of death)的探問,尋求生命與死亡意義的生死學(Stone, 23-38)。

本文探索綠島人權園區-作為紀念當代事件的歷史遺址,它的整體景觀展示內涵在遺產論述框架裡的特殊性,主要聚焦於園區口述、「敘事研究」後所生產的展示(供給面),和觀眾互動、迴響(需求面),及供需之間的關聯性這一方向,以及因此所產生的社會文化意義,從認識論角度,再確認園區歷史遺址在我們社會的重要性。以下,本文將分為「現在議題」、「園區背景」、「展示與觀眾」、「遺產討論」、「結論」分別說明暨討論。

現在議題

一、最近的出版及研究

園區是一個典型的離島監獄歷史遺址,作為紀念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歷史的紀念館,[5]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園區迫切需要做更多關於受難者、家屬、綠島人的口述採擷和「敘事研究」、歷史研究之外;在進行這些田野研究時,跨領域、跨文化的視野,有助於探究研究對象及議題對象的深層結構。

除了園區這幾年持續的口述訪問計畫,近5年來,各界出版、研究有拓寬、深化的現象。受難者陳英泰2005年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下)及2010年的《再說白色恐怖》(陳英泰,2005a;2005b;2010),三本書合計一千三百頁,資料豐富,受難者陳紹英著《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陳紹英,2005),受難者林恩魁口述《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傳》(曹永洋,2008),受難者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郭振純,2008),鍾興福自述《無奈的山頂人》(鍾興福,2010),以上為公開出版品,尚有許多受難者個人回憶錄未公開出版;國史館2008年出版一系列《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案史料彙編》,超過15冊;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自2008年起,連續3年進行比較大量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訪談計畫」,包括受難者和家屬預計人數將達200人;碩士論文有:李宛蓓(2007)《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柯蔡阿李女士生命故事探究》、王宗仁(2007)《曹開新詩研究》、顏司音(2009)《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意義之探索》、蕭伶伃(2009)《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邱月亭(2009)《解嚴後「白色恐怖」紀錄片的創傷敘事與記憶政治》。以上列出的部分出版品,有助於園區深化研究,作為展示素材。

邱月亭的紀錄片探討論文,素材之一《白色見證》(2002年12月,60分鐘)是園區第一部產出的受難者集體口述,這部影片在園區持續公開播放,以逮捕、偵訊、刑求、等待.審判、開庭.判決、死亡行進、火燒島、思想改造、患難情誼、歸鄉、無形的煉獄等單元,共16位受難者述說,「彙成一部由受難者集體記憶編織而成的紀錄影片」。

2010年10月3日發表的新書《台灣紳士許遠東》(許秋暘及盧世祥,2010),紀錄一位金融家在白色恐怖初期受害,影響其一生,許遠東牢獄之災一年四個月,沒有被送去綠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獄中家書:柯旗化坐監書信集》(柯旗化,2010),代表博物館開始挖掘受難者在監期間的困境。該書編撰謝仕淵以「歷史研究與博物館概念下的獄中家書」視角,認為綠島、景美兩園區是「再現白色恐怖時代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再現與詮釋,應回到對象本身的脈絡,透過揭露監獄中日常生活,而令觀眾掌握該時代、該空間的特性,因此,這個空間不能僅是司法案件相關史料的展示,而應該進行監獄的生活與空間的建構,呈現白色恐怖時代生活與此間的人們,如何過生活,進而挖掘在此生活中所面對的身心困境」(柯旗化,2010: 18)。博物館與觀眾互動,透過動態影像與靜態再現空間的特性,程度不同地期待觀眾能夠掌握該時代的特性,園區現在展出受難者她/他們「如何過生活」的部分情境。觀眾如何能夠掌握時代特性,不只博物館,我們的社會如何在「後白色恐怖」的現在,去理解白色恐怖對我們個別和集體的影響,有待全社會關注我們的過去發生什麼,當下反省的經驗,有助於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考。

二、人權博物館

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白色恐怖受難者被送到綠島,綠島再度開始了中斷40多年的監獄島歷史。今天,剩下法務部唯一使用中的「臺灣綠島監獄」,關押難以管教的受刑人。[6]過去的政治犯監獄位於綠島東北角,自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不再關押政治犯,園區全區約32公頃,已經行政院劃定為人權紀念園區。[7]1988年,綠島列入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發展觀光,綠島從過去戒嚴時代被視為封閉孤立離島的邊陲流放地,隨著觀光發展潮流變遷,現在,園區也逐漸引起綠島人、觀光客注目。園區從2002年12月10日局部開放,到目前全區開放,歷經10年,管理單位自2006年1月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移轉至文建會,代表了政府傳統的合理控制、計畫、應用多樣觀光功能的觀光管理實務運作(Seaton, 2009: 75),移轉至以文化、遺產事務的管理單位。兩個單位原來管理業務的機制不同,面對園區,如何處理負面、困難的歷史遺產,並且園區的管理事務、政策,超岀一般觀光、遺產、博物館管理領域。園區發展所涉及的議題,交錯在遺產、博物館、觀光等學術領域,藉助遺產、黑暗觀光研究的文獻,或許能找出我們的位置和方向。就如Seaton探討黑暗觀光的管理時,他問:「在什麼程度下黑暗觀光只是簡單得像其它觀光的一種,包含相同的觀光管理實務和活動?」還是「到什麼程度它必須被視為品質不一樣?」哪些不一樣?「什麼是它的管理應用方式?」(Seaton, 2009: 75)。

10年來,園區在受難者、社會大眾的持續關切、協助,文建會逐年計畫實施下,園區歷史遺址經歷相當程度的變化,變化歷程反映了如何保存歷史遺址。我們是否容納更廣泛的公眾意見、保留更多業餘、專業的論辯空間,更具有社會永續性看法和做法(Low, 2003: 392-402;陳訓样及張秀娟,2010: 101),提供下一階段和下一代為歷史遺址的可能改變和創新的豐富可能性(Bradley et al., 2008: 559-566),更多元地詮釋歷史遺址的機會和做法,歷史遺產為什麼存在、以什麼方式存在、如何永續的為社會所用。社會如何永續發展,個人、社群和國家如何說我們的故事;對臺灣而言,紀念館是一個全新而獨特的存在,[8]我們需要理解「我們」的紀念館在全球博物館事業的位置和意義。

遺產是關於一個地方的感覺。不只是簡單建構一種抽象認同的感覺,而且在我們的文化、社會和實體世界裡幫助我們定位自己做為一個國家、社群或個人及我們的『地方』」(Smith, 2006: 75)。我國設立園區或博物館,放在相近類型博物館的全球發展脈絡來看,它是一個全新面貌的博物館志業。[9]思考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政策,我們如何想像園區和人權博物館的未來,將定義我們思索人權為核心的博物館政策方向。國家是一個象徵的和想像所組成的實體,它如何面對自身的過去?

國家人權博物館意味著國家的歷史遺產的文化機構,在國家管理下的人權博物館是否是:(一)保存國家歷史記憶和遺產遺址的博物館場所;(二)有用地再現歷史記憶,包含受難者、所有公民的支持;(三)未來多元人權教育的論辯平台。[10]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過程中,想像歷史遺產之用,不斷建構未來博物館的形式和內容,園區參與了臺灣民主化詮釋歷史的國家紀念工程,它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機構、它對社會的影響如何?白色恐怖所有事件、故事、檔案的全貌及其教訓,以及受難者個人生命歷程所帶來的社會文化意義,是否會為我們帶來民主深化的日常生活?臺灣政治認同分歧、多元,紀念館的人權歷史述說和溝通,在綠島園區混合著觀光元素,在景美園區曾經發生藝術詮釋歷史的爭議;[11]園區述說能否兼容並蓄;或持續紛爭對立;我們的下一代是否深以為傲:我們是這樣集體地走過民主化之路;民主協商的精神也需要反映在人權博物館籌設過程,未來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任重道遠。

三、協商遺產

透過歷史遺址的展示景觀與觀眾互動論述,本文認為臺灣民主化過程所設立的綠島園區,更需要民主的協商精神,因為它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混雜著各種因素(hybrid as well as diverse),處於一種模糊遺址(blurring site)的狀態中,後文將討論這些因素。園區在長期戒嚴下的白色恐怖時代,遺留、層疊著各時期監獄的建築形式。隱藏在監獄空間的政治犯過去被監禁實態,這些實態是紀念館展示論依據的核心,現地口述田野調查是初步工作,了解遺址與人的歷史脈絡之後,在遺產概念下,歷史遺址不僅是「建築」空間規劃、博物館「展示」規劃,更是環境與觀眾互動的課題,與非歷史遺址設立的紀念館有所不同,與景美園區的差異,有待另文討論。綠島園區是歷史遺址的過去真相與未來永續性的環境課題交錯的園區,我們如何接近、詮釋、與未來世代的觀眾分享。在歷史遺址設立紀念館,意味著重新面對土地,「書寫」歷史,探究「白色恐怖」的空間和人文關係,是在「後白色恐怖」時代與社會個別、集體記憶協商的紀念館,歷史遺址成為協商遺址的所在,在今日遺產保護朝向生態永續思維下,如何審慎選擇政策,關係重大。

遊客在園區、綠島互相滲透的景觀體驗轉換中,或許會,或許不會感受到在綠島、園區觀光異質程度混雜的不同因素,自覺或不自覺感知白色恐怖歷史、遺址空間、地方生活、自我或他者的多重認同之間的關聯關係。園區管理單位卻需要從遺址的模糊、不安、協商的元素裡,去思索遺產詮釋的途徑、強化遊客對歷史的認識,對環境的敏銳感。其中不只歷史遺址、展示景觀的真實性的反思課題,遊客能夠感知這樣混雜的經驗裡,體認多音共享的園區環境,意識到先備知識和園區述說的衝突或和諧,有能力調整衝擊後的身心。這些衝擊也包括了園區內需要用的水、電從哪裡來?遊客的垃圾到哪裡去?綠島垃圾堆置場就在最出名的景點「睡美人」後方。

面對「現在議題」之後,讓我們來回顧、認識綠島、園區與白色恐怖歷史的關係,並以Fairclough整體景觀的參考框架觀點來書寫遺產的性質,兼述園區歷史遺址所在地時間縱深的考古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的關係。


[1] 洪隆邦。2009。綠島的一天: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綠島人口述影像紀錄。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本片的片長40分鐘)。出場受難者29人,另外提及受難者17人,家屬3人,出場綠島人11人,出場遊客8人。此片出場人物多,敘述簡短,難免需要透過《敘說探究》(蔡敏玲及余曉雯譯(Clandinin, D. J. and Connelly F. M.著),2003)方法,以見「事實之後」(方怡潔及郭彥君譯(Geertz, C., Z.)。2009。《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

[2] 引自:柯旗化。2002。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頁202。高雄:第一出版社。

[3] 引自:曹開。2007。悲.怨.火燒島:白色恐怖受難者曹開獄中詩集,頁2、20。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曹開的詩作,目前仍在綠島園區綠洲山莊八卦樓押房二樓展出,詩人李敏勇認為:曹開的詩,呈現「被壓迫者的心靈風景」。

[4] Fairclough提出:認識景觀的方法,必須將景觀特質化,強化體驗景觀的歷史深度。

[5] 官方白色恐怖紀念地,中央政府設立:綠島人權文化園區(2002年)、景美人權文化園區(2007年)、白色恐怖受難者紀念碑(2008年);臺北市政府設立:馬場町紀念公園(2002年)、六張犁紀念公園(2003年);臺北縣政府設立:鹿窟事件紀念公園(2000年)。2010年7月22日,文建會宣布將就其管理之兩人權園區(綠島、景美)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兩園區目前名稱,曾經多次改名,國際上通行命名方式,多數直接以「紀念」事件為名,兩個園區以紀念無數白色恐怖受害者及長期人權侵害事件為主軸,並以推廣人權教育工作為園區宗旨,未來以國家人權博物館為名轄下的兩園區:稱為「綠島紀念園區」、「景美紀念園區」是園區命名選項之一。

[6] 引自:林登榮、陳次男。2007。綠島文化導覽地圖,頁61。臺東:臺東縣政府文化局。臺灣綠島監獄收容「臺灣各監獄移禁頑劣、誣控濫告、最難以管教,甚至無法管教之收容人,係屬高度管理隔離監」,詳見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http://www.gip.moj.gov.tw/ct.asp?xItem=94126&CtNode=7267&mp=067(瀏覽日期:2010年9月25日)。

[7] 園區劃定當時名稱:「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自解嚴之後,園區範圍內,法務部綠島技能訓練所仍然繼續使用,至2002年6月裁撤。

[8] 曹欽榮。2010。〈台灣白色恐怖:綠島、景美兩個人權園區〉一文,認為兩個園區存在的積極意義,「是歷史遺址內涵與人權價值的質問,如果它們是:1.值得記憶的集體歷史記憶場所、2.承載許多重大人權歷史事件的地方、3.神話/史詩般受難的歷史場址、4.實現民主化轉型期正義的指標、5. 社會民主深化的平台、6.理解人權重要性的地方、7.地方觀光發展的重要無形資產,我們可以繼續列出以上園區存在的多重積極意義」。前文發表於2010年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http://www.worldcitizens.org.tw/awc2010/ch/F/F_d_page.php?pid=7257(瀏覽日期:2010年9月25日)。

[9] 相關博物館的國際組織有:ICMEMO(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INMP(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ICSC(良心遺址國際聯合組織),網站分別為:ICMEMO http://www.gedenkstaettenforum.de/icom/、INMP http://peace.maripo.com/p_inmp.htm、ICSC http://www.sitesofconscience.org/en/(瀏覽日期:2010年10月8日)。

[10] ICOMOS於1998年世界人權宣言50周年發表《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這是關於遺產的文化權利宣言。我國將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並已由總統簽署兩大權利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園區應就遺產權利宣言,及聯合國人權宣言相關公約,進行博物館與觀眾的人權潮流的溝通工作。

[11] 景美園區於2009年4月曾經發生改名風波,之後,園區的藝術創作與歷史詮釋造成衝突,甚至引起管理單位被監察院糾舉。2009年12月10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關閉一整年後重新開放,同時舉辦各種展覽和藝術創作,游文富的「牆外」作品,遭遇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陳嘉君、受難者施明德抗議,認為作品讚揚獨裁者體制,憤而破壞作品,藝術界以創作自由之名至文建會抗議。藝術媒介可以在遺址地點、紀念館昇華悲傷和痛苦嗎?如何做到這一點?或因此,造成藝術創作詮釋歷史的爭議?紀念館裡的美學想像如何昇華悲傷和痛苦?這些問題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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