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念館的展示敘述:身體、紀念與歷史關聯的初步探討(二)

文/曹欽榮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展示中心借助鳥瞰圖,說明1951年至1965年新生訓導處勞動營情景。(曹欽榮/攝影)

二、「他者」的身體

(一)二二八事件的「他者」

  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緝煙事件演變成的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影響深遠,二二八長期成為臺灣社會禁忌,歷史學家論述:「二二八事件之後,社會噤若寒蟬」,直到1987年事件四十周年前夕,平反二二八運動激起社會認同,運動效應持續擴散、深化,1997年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開館;紀念館最重要目的之一,在於探究歷史真相,但是,「真相」在受害人第一代家屬逐漸凋零,又缺乏檔案佐證下,到1996年政治局勢開放、2000年政黨輪替,檔案才隨着時間沉澱、緩慢浮現。

  半官方性質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2006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1]階段性總結:最大責任者蔣介石,與其他軍政、相關人員責任;另外,自稱中央研究院外圍團體「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讀書會則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針鋒相對,認為「二二八是很多錯綜複雜情況下的歷史悲劇與產物,不能歸咎於某個人或國民黨,並要求公開辯論。」[2]2006年2月,當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議題引起「歷史真相」爭辯時,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並沒有以紀念館立場發表針對前述觀點的任何意見,表徵了紀念館在臺灣當代社會發言位置缺席的處境。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一書結論第九點,對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描述如下: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府採取鎮壓清鄉的手段,整肅異己,使得社會籠罩不安的氣氛,人人驚惶失措,從此臺灣人不敢再談二二八。經歷二二八世代的人,總會告誡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二二八不僅是禁忌,更是歷史集體記憶的喪失,臺灣人失去自信豪情,懾服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國民黨也藉此機會去除絆腳石,積極推展中國化政策,建立起文化霸權,壓制臺灣本土文化,更助長一九五○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3]

  什麼因素助長五○年代白色恐怖,牽涉臺灣人民的內外處境,因素複雜,需要歷史研究的更多細膩分疏、詮釋,在此不論。但是,當時人民的處境缺乏被研究者注目,以致今日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連貫性理解產生斷裂現象。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社會自此沉默?「臺灣菁英受此摧殘,幾乎傷亡殆盡,倖存者則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4]《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論點忽視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更多、更年輕的事件參與者、倖存者、見證者積極的反抗活動全面轉入地下;他們主體性強烈,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紅色」[5]的反抗者,而被當代歷史╱政治認同研究者忽視了她╱他們在世局變遷過程中的動態理解,筆者曾指出這種歷史條件的限制:

我們不容易從二二八事件受難當事人身上去了解事件的歷史,但是,我們從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證言,理解1947年二二八之後,白色恐怖發生,臺灣社會底層尋找出路的素樸行動,了解二二八之後臺灣社會潛藏着具有爆發性的反抗行動,不論行動者是否參與所謂地下組織,正因為行動者的動能,提供了地下組織有利的組織條件,地下組織卻背棄了許多行動者,……[6]

  二二八之後,臺灣社會內部表面上「銷聲匿跡,不敢再過問政治」,實質上暗流洶湧。

  二二八當時統治者對受害者的身體處置,對照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身體處置,顯現對待身體的文化意義。經歷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他們於事件當時所見所聞、身體裡的文化觀,影響個人在二二八之後險惡處境下的主體性行動選擇,歷史研究者分析事件原因之一:文化落差,有限地描述島內民眾與外來統治者之間內╱外顯的文化落差,更深層的原因之一,是外來統治者視角下:原定住者被統治者視為「他者」的統治觀點。

(二)二二八「他者」的身體


  近年來的二二八書寫,「無差別屠殺」漸漸成為描述事件當時武裝軍隊短時間在全臺灣屠殺人民的事實,「無差別屠殺」一辭說明大量二二八口述出土,家屬或見證者對受害人遇害的概括性描述,許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至今為什麼失蹤、在哪裡被殺害,仍然缺乏檔案佐證。「二二八大屠殺」事件名稱,曾經成為解嚴前後政府與政治反對者互相政治角力的焦點,官方檔案是以「二二八事變」稱之。當代社會爭議二二八的焦點不脫史觀的視角,但是,對二二八當事人或家屬、以及經歷二二八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而言,身體裡的文化觀所帶來的認知,可能才是受害者與當局對事件看法南轅北轍的根本原因,如:政府及受害者對待瞬間失蹤身體的不同文化觀點,並沒有得到釐清政府應負責任的討論;二二八受難者吳鴻麒、陳澄波的家屬特意留下兩人遇害後的身體全身照片,顯現一種「受害證據」的絃外之音的身體文化觀。

  「歷史真相」一直是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的爭議焦點,研究者比較少探究事件受害者的身體處置,官方檔案提供我們一些探討的線索。

  當局對二二八無差別屠殺平民背後的思維,從檔案裡顯露出某些訊息,統治當局界定:被屠殺者是與「我」有別的「他者」、「背叛者」,不會是我群的群體共同創造者,因此,除了「他者」生命終結、死亡,「他者」終其一生難以成為我群的一員,甚至,「他者」的一生及其家屬成為被監控、不被信任的對象。二二八之後,當局對臺灣的政策持續加緊控制。民國三十六(1947)年8月26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準備成立警備旅簽文略謂:

……臺胞受日本統制〔治〕五十一年,所受奴化教育,遺毒過深,固執偏狹,自喻不凡,對祖國認識,實嫌不足,誠非短期教育所能奏效,鑒於「二二八」事變經驗,證警察力量,匪特不能維護地方治安,甚至受奸人利用,參加暴亂反為治安之累,故臺省防務,在對日和會未開前,必須加強軍事力量用資鎮攝,……[7]

  當局忽視了戰後臺灣熱烈歡迎「祖國」的民心所向,演變成二二八事件,簽文的統治者觀點,將被統治者「所受奴化教育,遺毒過深,固執偏狹,自喻不凡」,描述為有如「他者」的特徵。人民普遍的「奴化遺毒」如何改變?「偏狹又自喻不凡」如何改正?這顯然是浩大的社會改造工程,而改造腦袋也改造身體的社會工程,在二二八之後就不曾間斷,二二八之後,當局更加相信以「軍事力量用資鎮懾」的武裝暴力支撐統治機制的想法,高壓統治才能壓制「他者」的社會,當局以「殖民者」對待被殖民「他者」的思維,延續時間甚長;臺灣民主化之前,「他者」在國家機器暴力脅迫下,採取不斷反抗的行動,構成白色恐怖「他者」的反抗史。

  從另一份檔案裡表露出統治觀點下對「他者」的定義書寫,二二八發生之前的民國三十五(1946)年5月8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勞動訓導營組織綱要如此記載:

第一條:為維持社會安寧收容失教失業之人予以精神及生活訓練使之改過遷善能營正當生活特設勞動訓導營……訓導計畫的訓導對象:1.本省各地萎民之為首領者2.盜竊犯不受刑事處分者3.所有陰謀組織欲破壞治安者。[8]

  二二八發生將近十個月前,當局的訓導計畫已經確認其所定義下的萎民及其首領、陰謀者都是對立面的「他者」。界定了「他者」,統治機器劃定了有形無形的敵我之線,而人民並不清楚統治機器治理的政策標準;但是,人民只要站在「他者」一邊、同情「他者」、協助「他者」、認識╱知道「他者」,都成為統治機器對立面的「他者」,當局劃分你我的意識型態,長期構成了我國當代族群隱性歷史心靈,外顯為逐漸定型化的省籍情結或意識型態。白色恐怖時代的「他者」是不分省籍的,只要是統治機器對立面的「他者」,通稱為「政體」與人民之敵—「匪諜」。[9]當局徹底執行「匪諜就在你身邊!」的長期政治宣傳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他者」,無處可逃;戒嚴年代形構了人民彼此互不信任的社會。[10]

(三)後二二八的身體


  臺灣戒嚴年代國家治理機構「無所不在的權力」直接╱間接、有形╱無形蔓延島內外。政治犯被國家視為身體「不正常」而「需要改造」,身體在監獄內被強制性思想改造勞動所治理,監獄外的大多數民眾,生活在「監獄島」[11]的政治宣傳裡,軍警特滲入學校、機關、私人企業。服從政治、社會控制的「馴服身體」(docile body),必須在身體內自動安置「小警總」自我監控,以免被統治機器送進監獄裡,普遍馴服的身體與絕對的國家權力,建構了權力無邊的戒嚴年代,國家的監控權力也被再生產、循環增生,跟隨身體延伸海內外。戒嚴年代在監獄外生活的「正常人」與監獄內「不正常的人」的身心處境,需要我們辨識權力治理技術下的被統治者迂迴對抗的後續影響。因為島嶼的天然環境為海洋所包圍,治理身體的統治體制布下天羅地網,封山封海,隔絕了來自島外的「思想」污染島內,阻絕了身體的逃亡,冷戰對抗下封鎖的島嶼成為自由對抗奴役的監獄島。

  傅柯論述制度結構性的監控無所不在,被統治者無所遁逃;但是,臺灣四周的海洋提供了人民奔向監獄島外的海闊天空想像,被統治者一旦有機會飛向海外,便不再、不願、不得回到島內。治理機構的未來代理人同樣奔向海外,取得更為優勢的知識文化資本,以便繼續承繼統治代理權。白色恐怖時代的實像與虛像,在近四十年間的高壓統治所形成的戒嚴文化,沒有因為解嚴而一筆勾銷、煙消雲散,白色恐怖歷史遺緒一直糾纏着我們。舉例而言:2007年為了「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更換「大中至正」為「自由廣場」,風波持續不斷,公共論壇缺乏國族建構象徵性強烈的「紀念館」和「文化資產」意涵的深刻意見與討論。媒體用更多的版面對比報導:桃園境內設立了蒐集「蔣公」銅像的園區,以發展觀光,紀念館同樣的應以觀光為重,表徵了專制時代變遷到「符號」消費時代的歷史遺緒留下的現象。

▲2007年5月19日「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12月8日更換「大中至正」為「自由廣場」牌匾,媒體風波持續不斷,公共論壇缺乏具國族建構象徵性的「紀念館」以及「文化資產」意涵的深刻意見與討論。(曹欽榮/攝影)

▲2007年5月19日臺灣解嚴二十周年,「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同時於館內舉辦「再見!蔣總統」特展,第一次有關臺灣戰後人權展與蔣中正常設展同時並列展出。(曹欽榮/攝影)


  白色恐怖的戒嚴文化與今天社會、政治的關聯性,有待持續釐清,因為我們曾經長期共同被制約、框限,甚至反過來制約自己和別人,阻礙了人與文化之間增生、成長的可能性。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身體及心靈,曾經長期遭受極端傷害,書寫她╱他們生命歷程的敘述,會帶給我們學習什麼樣的歷史知識?

  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詮釋》一書裡討論〈意義的政治〉,開頭就提到「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卻沒有人想到如何去對之加以說明,一個國家的政治反映了它的文化設計,就是這種事情之一。[12]我們都知道一點點關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政治背後的文化設計還未被我們詳細理解,因此,紀念館除了述說近代歷史、政治體制的變遷之外,對於人群的社會與文化關聯的敘述,是不可或缺的。紀念館敘述白色恐怖受難者活生生的身體,有如史碧華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所言,也在書寫我們未來能動的所在(sites of agency)。楊(YIris Marion Young)討論女性身體時,指出「梅洛龐帝將意識本身肉身化,為現象學傳統踏出革命性的一步,強調構成世界的主體,永遠是一個肉身化的主體。[13]紀念館需要對這一肉身化主體追求正義的反抗行動有所理解,觀眾才能理解紀念館述說什麼。

(四)白色恐怖


  軍隊於短時間內在全臺灣執行無差別屠殺,造成許多二二八事件死難者至今仍然缺乏官方檔案的受害記錄,白色恐怖受害者多數經過戒嚴時期軍事審判。

  近幾年國防部軍法局檔案大量出土,包括了二二八的檔案、白色恐怖檔案。檔案裡潛藏着真實與虛構的記錄,研究者必須在檔案中穿梭、解讀才能穿透檔案的官方觀點;要深刻理解檔案透露的訊息,進行受難當事人深度的口述訪談,將雙方兩極觀點對比、連結、詮釋,有助於紀念館展示敘述的文化觀點。政治轉型期正義的研究者指出:「必須在陳述中強調過去與現在對事件的不同詮釋,並將此差異並列。」[14]即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分與行動來呈現真相,顛覆過往獨裁政權的說法。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在不同類別的呈現下,有了新的意義。」[15]紀念館要並列展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不同詮釋,面對複雜而且困難的現實挑戰,如前面所舉的例子:「臺灣民主紀念館」如何實踐、進行並列展示?有待密切觀察紀念館未來的作為、社會的反映。今天,言論充分自由的環境,至少提供了白色恐怖檔案與口述對照、比較、詮釋的開放性機會,紀念館必須進行檔案對照口述的前導性研究,才有可能進行並列展示。

  以下運用檔案、口述說明,理解白色恐怖期間對身體的處置。

  目前,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口述,多數集中於家屬以及見證者的證言,原因是當事人在無差別屠殺的過程中短時間大量消失。如果從二二八事件見證者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史來探究,[16]對於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連貫性的理解有極大幫助。我們發現臺籍的受難者,[17]她╱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中期出生、受教育成人,經歷皇民化的同化運動,二戰時期當學生兵或被戰爭動員前往海外,戰爭結束歸鄉,語言轉換、國籍變了,在認同迷惘中渡過高度期待,隨即日益絕望的社會,她╱他聽到、看到、或參與了二二八事件,倖免於難,逃亡、焦急,苦思個人及社會的出路;她╱他採取個人的反抗行動,是否能凝聚成集體的作為?不得而知!誰都不知道磨難正等着她╱他們,遭受酷刑、背叛、流放、監禁的身心煎熬;知己、朋友、同學、同志血泊新店溪畔、馬場町河岸,父母親、妻子、親人將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二二八事件無差別殘酷屠殺的衝擊,造成社會屈服順從,或在社會底層發酵?吳聲潤的口述:

有血性正義感的臺灣人猛然覺醒,認為必須走其他的路才能拯救臺灣,戰後世界潮流年輕人有左傾思想,在這樣情況下,我和慶華曾讀過馬克斯、毛澤東的書,認為社會主義路線也許是臺灣要走的路,慶華的思想較前進積極。1947年6月已加入共產黨(無證件、無證人)。過了年的三月他勸我參加,我們就以單純愛臺灣的動機出發,祈求犧牲自己可以為臺灣帶來平安、平等、公義的生活。[18]

  這段引述表達社會底層在二二八之後另一波的反抗運動,如伏流一般隱藏在臺灣各個角落,另一位受難者朱煒煌堅定的說:「什麼叫做臺灣意識,那個時代,踏出一步,就決定生死![19]政治立場統獨分明的今天,受難者不再避諱當年參加地下組織,他們的口述顯現特殊的意涵:第一、從受難者的生命歷程來理解過去的「歷史真相」,當時的時空背景有着歷史條件的限制,藉助檔案、口述交叉解讀,可更深刻的說明歷史環境的限制條件。第二、除了當事人願意充分說明過去種種之外,當事人自我詮釋過去的述說,同樣具有建構記憶與認同的解讀價值。從解讀過程中理解當代社會的政治紛爭、認同現象的歷史脈絡、原因,紀念館才能面對觀眾的質問: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過去和現在?紀念館能幫助觀眾解答:學者對當代社會如此的質疑嗎?

當代臺灣族群政治現象,反映的不是統獨之爭,而是人格的退化,讓自己的人格躲進族群這張政治保護主義之網,用出身崇拜來掩飾着對人格退化的疾病。這種疾病的深層是仇恨。出身崇拜是一種仇恨反應。憎恨那些「外人.他者」,那些和我出身起源不同,那些公開在經濟、人身與文化上侮辱我的人。[20](張錫模2005:44)

  「人格退化」、「仇恨反應」是在長期戒嚴下,被扭曲而不易察覺的人格形成現象,紀念館擔負了探索歷史之外的文化詮釋功能,讓觀眾認識、思考自己從何而來,將往何處去。因此,紀念館裡不只展示「他者」的反抗史,紀念館必須擔負與當代社會溝通的任務,提供社會與歷史對話的場域。

(五)反抗者


1. 整肅工作

  「歷史發展的過程,孕育了臺灣人民傳統的反抗意識」[21]這段出自當年統治機構對臺灣歷史的定性說法,反證臺灣歷史的特性,此一說法與統治當局領導者、以及機構訂定戒嚴政策的關聯性,值得探究;前引述的文件不只追溯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也追蹤日本殖民時代抗日行動者的軌跡、作為,統治當局尋找、追蹤「他者」從不間斷,國際冷戰局勢下,臺灣內部執行「反共抗俄」政策,使得長期戒嚴之下的左翼思想家、行動者,遭到徹底的屠殺。到了今天,一位受難者說:「只有右邊思考,沒有左邊思考」,[22]說明了白色恐怖時代思想入罪的影響深遠,對臺灣社會追求民主深化的文化從何而來,往何處去,令人深思。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一日成立)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度(1949–1952)整肅工作實施成果統計表(保安處民國四十二年1月5日製),包含:一、肅奸防諜1,873件╱人犯6,371人,二、一般治安,三、檢查緝私,四、安定金融,五、取締散游,六、取締流氓,七、戶口檢查,八、緝捕臺籍逃兵,九、查緝非法出入境,十、收容流散軍官,一至九項稱為「人犯」共225,414人,十項17,868人,四年間合計共243,282人,[23]總人數及換算人口比例,都非常可觀,當局為了嚴密控制社會秩序,執行這些工作付出可觀的公共資源。本文關注第一項「思想」犯人數的變化,民國四十二年1至12月整肅工作實施成果統計表,其中肅奸防諜一項再細分為八項:破獲朱毛匪幫黨務組織、破獲朱毛匪幫間諜組織、破獲朱毛匪幫武裝組織、破獲雙邊通匪投匪降匪資匪、破獲自首不成分子、破獲叛亂組織、破獲第三勢力分子、捕獲逃匪匪俘、其他匪嫌案件,共294件,人犯892人。[24]之後,民國四十三年,217件,533人,[25]四十四年1–11月210件,486人,[26]四十五年1–4月40件73人,[27]延續到四十六年1–12月125件,190人,[28]「整肅工作」更名為「保安工作」;以上統計不完全的檔案,9年間共2,759件,8,545人。這些案件多數被當局認定為匪諜案,匪諜案與在臺灣島內主要的地下對抗者—即中共領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密切相關。

2.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委會

  1948年5月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及所屬重要幹部共14人由臺灣前往香港參加「香港會議」,出席者還有在港的「臺灣民主同盟」謝雪紅等人,會議決議:說明臺灣工作環境特點、革命性質、對象、動力、臺灣目前的形勢發展與前途、臺灣工作總方針、目前具體工作、如何建黨。回臺後,蔡孝乾於1949年初,針對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工作總結報告,計畫年內發展黨員至二千名,周圍群眾五萬人,培養一百個支書小組長和二十個縣市工委幹部。又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根據來臺陳澤民五項具體作法,加緊鞏固組織,發展群眾工作,進行統戰工作。」[29]

  1949年4月6日發生臺、師大學生四六事件,同年5月20日凌晨起「臺灣地區」進入戒嚴狀態,國共內戰動盪局勢將衝擊臺灣,8月省工委會發行的《光明報》被當局破獲,接着基隆市工委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案、高雄工委案相繼被偵破,10月全臺大逮捕,蔡孝乾於1950年1月被捕,另3名主要工委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相繼被捕,蔡利用機會逃逸,4月於嘉義竹崎再度被捕。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臺灣成為西太平洋島鏈封鎖線—自由對抗共產的一員,當局在島內加速了以「匪諜」、「叛亂」治罪的恐怖統治,1949年12月至韓戰之前,槍決20人(全部為外省籍),1950年6月25日至年底,槍決145人,1951年148人,1952年達到208人,1953年147人,1954年108人,1955年106人,1956年47人,1957年20人,1958年10人,1959年13人,1960年7人,1961–1972年槍決49人,1971–72兩年之間槍決18人(均為外省籍人士)。以上資料根據檔案裡的判決書及槍決公文書彙整、初步統計。[30]每一位被槍決者的槍決前、槍決後照片,必須送總統府備查。槍決檔案形同國家公文書對官僚機構人員的警告,許多口述提及槍決名單在臺北火車站公告示眾,家屬到槍決現場收屍悲慟不已,當局賦予白色恐怖被槍決者的死亡恐怖儀式,我們的社會尚缺乏對反抗體制下死亡的文化性考察。如今,每一位死難者令人動容的生命篇章,在當代的紀念日儀式、紀念館內述說着:反抗者以肉身見證國家「政體」治理的本質—現代「王權」的高壓治理及體制殺人的權力。

三、反抗者的身體

(一)酷刑的身體

身體最脆弱的時刻往往是肉體遭受強大痛楚煎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刻,酷刑執行者的信仰就是透過追索「他者」肉體的一切極致的痛苦和恐懼。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於深夜被逮捕,從全臺各地審訊的地方、臨時監獄,輾轉集中於臺北青島東路3號軍法處等待審判,從被逮捕到判刑期間,受難者身心的煎熬,不只是肉體的酷刑,透過反覆審訊及酷刑,統治機制用盡各種方法,使「他者」、「反抗者」背叛自己、背叛別人,屈服於治理機構。

▲福建籍白色恐怖受難者歐陽劍華,畫下於軍法處親眼所見的酷刑回憶畫。(張常美/提供)


  陳鵬雲如此說:

事實上,被捕之後,我最害怕的階段並不是關在綠島的那十幾年,而是剛開始被逼供的那段時間。那時的精神壓力非常大,完全不知道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一直到自己逃過一死,要被送往綠島後,才覺得如釋重負。最少,我還活著![31]

  涂南山深刻的述說被審訊時,意識到生死關頭的一刻,善與惡同在,供出別人,自己的身體得到自由,卻是自己信念的破產,面臨背叛自己與他人的考驗:

從刑警總隊又送到東本願寺(保安司令部保安處)。[32]二樓隔成大約才棺材寬的一間,把我扔進裡面,差不多十多天都不理你。之後,有一晚叫我去問話,說:「你是學生,就交代交代吧。」「交代」的意思就是說:有什麼組織、有那些人和關係,交代了就放你回去。我如果要交代什麼「關係」的話,當然就是和我同在碧潭船上開會的王子英、王超倫、楊斌彥和陳挺旭。
一時之間,我想招,又驀然想起保羅所說「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這句話。突然間,我感到自己完全破產,才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竟然這麼卑鄙,這是打死都不能招的事啊。我以為自己很勇敢,滿懷熱情要為人做事,死都不怕了,更不論青春和財富;但在那一念間,我破產了,我涂南山整個人破產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為了想要人家放你出去,能得自由,脫離暗房、地獄,就想出賣我們在船上開會,要一起打倒國民黨的五個人。
人到了生死關頭,下意識想要求生,不顧一切,最後只會看到自己一個人而已。他們說,我只要「交」了,就會放我回去。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啊。如果我招了,我就是背叛,對本身和他人的背叛;但沒到生死關頭,你不會想到自己會做出背叛的事。這時我才看清自己。
當然,我誓死不交代,否認一切,結果案子只有我一個人。他們只能以我的《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譯稿,認為我思想有問題,而輕輕判我十年徒刑。
日本時代對教育很重視,……頭一年入學,先生就教你要正直,第一要緊就是正直。中學時,頭一科就是修身;還有一本書,教你如何做人、如何做國民,所以我們的養成教育,非常的直。尤其我在中學被日本人恥笑之後,就決心要為人民做事,信念多年不移,卻一念之間整個破產了。我覺得,如果沒有被捉,沒有經過生死關頭,就不會有這麼深刻的體驗。
[33]

  文化對身體產生了什麼影響?在審訊的生死關頭,涂南山從宗教、日式教育體制加諸於身體的信念,與備受酷刑折磨的身體,交戰着;正直、修身、知恥、為人民服務的日式教育信念,在身體遭受酷刑當下,經歷了文化遺留在身體裡的生死考驗。日後,涂南山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將近九年的勞動與思想改造的集中營歲月裡,利用各種可能的零碎時間,完成矢內原忠雄著《耶穌傳》的日翻中的譯本,宗教信仰支持受難者身體的持續行動力。

▲受難者陳孟和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將近15年,陳先生於2002年花了半年時間,以顫抖的手描繪出1951年到1965年的新生訓導處鳥瞰全景。(陳孟和/提供)


  另一位受難者郭振純回憶酷刑過程,述說身體遭遇各種酷刑威脅的極端壓力之下,身體與心靈的知覺交戰,郭振純根據親身經歷,認為身體內具有應對痛苦極限的內在保險機制,「肉體的痛苦若超過極限,就會昏厥過去,失去知覺」,活下去的求生意志克服了酷刑難關。

我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被捕。當時都嚴刑逼供,……我兩手兩腳四隻大拇指的指甲,都被硬拔下來。這才是初步而已,頭一天就這樣刑我,是在臺南市警察局。隨後送高雄市警察局拘留所,特務借那裡關人偵訊。我不說就是不說,心想,反正說也死,不說也死,何必說那麼多。他們拿我沒辦法,於是把供出我的人抓來做樣板,當着我的面,把他裝入布袋綁起來,恐嚇說:「你呢?要像這樣,還是要說?」我當然不說,就照樣被裝進布袋,然後帶走。
……我大概被帶到愛河邊。他們說:「你聽好……」只聽到好大「碰」的水聲,不知道丟下什麼。又對我說:「最後一分鐘了,你簽不簽?不簽就像他那樣……」我說「好啊」,還是不簽。當時感到背脊被踹一腳,只覺得很用力,就跌下去,我心裡想完了。……大概只是一兩秒之間的事,就把我拉上去,送回警察局。這是第二次酷刑。
第三次是來到臺北大橋下,以前的高砂鐵工廠(保密局北所)。……「有道菜很好吃,很有名,叫螞蟻上樹。」說完就拍桌子喊道:「叫打手來!」那人姓潘。……潘同志一靠上來,把我的衣服剝掉,像捆死豬那樣綁一綁,手被彎到後面腳也綁起來,抬到散步場。……我被抬到那裡丟下。然後潑糖水。
……全身被螞蟻叮,不只是痛而已,要吐口水已經來不及了;……想怎樣都不能,只能滾來滾去,爬起來蹲着,又跳來跳去也沒有用。……我整個人快發狂了。
……當時我已經全身顫抖抽筋了。……這是最後一次,最嚴重的刑求,也被我克服了。我想,之所以能這麼堅韌,有兩個主要的因素:其一是認知人體具有類似保險效能的神經作用,肉體的痛苦若超過極限,就會昏厥過去,失去知覺;其二是有強烈的求生意志,那種我要活下去的求生意志,可以克服巨大的壓力。
[34]

▲受難者歐陽劍華畫下難友郭振純遭刑求的情形。(張常美/提供)


  白色恐怖受難者在偵訊時所遭遇的各種酷刑,嚴重者傷痛伴隨一生,留下印記與身體共處。受難者被審訊時遭遇酷刑,逼供煎熬的身心,面臨招或不招、判定生死的區別:不招!身體遭受酷刑痛徹心扉,可能被行刑致死,或如涂南山、郭振純渡過難關,留下一命;招了!卻成為自己認罪的證據,仍然難免一死。

  恐怖統治的治理機構相信:酷刑與恐懼可以作為屈服身體與心靈的有效工具,白色恐怖時代,審判前的身體酷刑,廣泛持續着。「他者」的生死由當局最高決策者決定,屈服「他者」由酷刑執行者、監獄管理者決定。另外,檔案中出現當局利用「自新」(自首)運用人犯,以便誘出更多「他者」,當「他者」在當局眼中已無運用價值,出自總統批示的代電或簽文:「判處死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35]決定了「他者」生死。

(二)被槍決者的身體


  以下兩則受難者口述,表徵了被槍決者身體的死亡,不只遺留下受難倖存者經過漫長時間與記憶的身心鬥爭,受難者為自己,也為死難難友述說身體的遭遇。

  曾經參加地下組織,逃過一死,判無期徒刑被關了32年10個月的王永富,見證了軍法處目睹難友面對死刑前的一幕:

每個人犯進軍法處,都要先拍照。如果死刑犯,之後還有兩張。一個跛腳的攝影師,會到槍決現場拍兩張照。一張是執行槍決前的照片,一張是屍身上的槍孔。有這二張,才能報銷。
在這些死刑犯當中,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劉嘉武和劉嘉憲兄弟,東勢人。弟弟嘉憲和我同房。被叫到時,按照慣例,我們會遞給他一些牙膏,讓他刷牙。刷完,他換好衣服,跪下來,從包袱中拿起他母親的三吋照片,一直看,眼淚一直流。然後被帶出去槍決。那天早上放封洗臉,哥哥嘉武還走過來問我:「嘉憲今天出去,有沒有很難看?」口氣很穩的樣子。過幾天,嘉武也被槍決。聽說他的母親後來發瘋了。
[36]

  呂沙棠在軍法處的四位同房或同案難友,曾經託付他生前遺書。上海籍的張錦生被中共派遣來臺,於基隆被捕,在軍法處三、四坪大關了二十幾人的牢房中與呂沙棠同房,呂沙棠的證言:

他因為有帶紙進來,就在廁所馬桶蓋上面寫遺書,還捲成像一支香煙大小,本來想塞在短褲的褲襠,但是怕鼓起來被發現,剛好鞋墊中間有縫,所以藏在鞋墊裡。後來,管理人員發現鞋子有問題,但是沒有人承認,只有我知道,但是我也不敢講,後來追究不出來就被放了。七月時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快到了,所以就告訴我遺書的內容,他要被槍殺前還有預感,可能是明天或是後天,我就問他張大哥你最想吃什麼,因為那時候我已被判決,只是還沒有被送出去,家裡可以送東西來,他說我最想吃新鮮的鳳梨,我就叫姊姊去買鳳梨,把鳳梨拿給張大哥吃,張大哥說他這樣很滿意了,吃過鳳梨,過兩三天早上三點多,門打開就叫他把東西拿出來,他就把西裝脫下來留給另外一個人,毛夾克留給我,一件棉被給黃鼎實,他穿着白襯衫去了。[37]

  張錦生於二二八事件前,曾以公務員身分,全家來臺,他喜歡吃臺灣鳳梨,二二八之後張錦生全家回到上海,1951年張錦生被派來臺,從基隆上岸後被捕。呂沙棠與張錦生同牢房一面之緣的關係並未結束,1993年受難者團體發現臺北六張犁亂葬崗三處,204名白色恐怖死難者埋屍於此,多數是在臺無親人的外省籍人士,包括留下二二八《恐怖檢查》版畫的著名版畫家黃榮燦(力軍),以及少部分沒錢領屍的臺籍家屬;張錦生兒子來臺,攜回父親的遺骨,呂沙棠慢一步沒能在臺灣與張錦生兒子會面,等待着另一次赴中國旅遊的機會,從北京脫隊去上海與張錦生太太見面,親口轉述獄內與張錦生的最後相處。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恐怖檢查」展區,展出戰後自中國來臺的版畫家黃榮燦描述二二八事件的著名版畫,黃榮燦因牽連叛亂案於1952年11月19日被槍決。(曹欽榮/攝影)


  呂沙棠的口述吐露了另一件伴隨他牢獄人生的信物,同案難友的遺書從軍法處跟着他去綠島新生訓導處、土城生教所,呂沙棠述說:

黃鼎實、施教炉、林秋祥,他們是寫在手帕上,當時可以帶鋼筆進去,所以用鋼筆寫下來,施教炉寫遺書要給家人,……寫好給黃鼎實寫,林秋祥也有寫,寫完合在一起,但是在想說要放在哪裡比較好,正在想不出來,我就說我有個肚圍,就把手帕打開放到裡面縫起來,那時候在綠島也是會檢查,有時候兩個月一次,有時候緊張一點的話一個月一次,檢查的時候我放在身邊,東西和衣服都可能被翻,所以就圍在肚子上,冬天還可以,但是夏天就不行,所以把那條肚圍折好,用牛皮紙捲一捲,那時候我參加生產隊,負責餵火雞,早上把火雞趕到山上去吃東西,下午四點多再趕回來,生產隊的草寮是用草蓋的,牆壁用大支的粗芒草綁緊了當做牆面,我就把它藏在草寮裡,藏到要把我送回生教所,才取下來圍在身上,接見的時候,我就跑到廁所,我姊姊在外面等,我把肚圍取下,偷偷叫我姊姊拿回家保管好,她問我是什麼,我就說沒什麼,可是你要把這個東西保管好,後來經過了一年,我回到家了我就問我姊姊我的肚圍呢?她說肚圍被爸爸燒掉了。我問說為什麼要燒掉呢?因為他們拆開來看有施教爐、黃鼎實、林秋祥的絕筆,怕不單是我自己有事,家裡的人也會有事,所以就把那個東西燒掉了。[38]

  身體在牢獄中呵護着難友的遺言信物,信物卻終究化為煙塵,信物轉而內化為呂沙棠身體的一部分,幾十年後,呂沙棠透過述說,尋找深埋在身體裡的信物形影。

(三)死後的身體


  前述張錦生埋屍幾十年的六張犁白色恐怖亂葬崗,多數被槍決者在臺並無親人,檔案裡透露了當局對待這些無主屍的處置。

四十年元月二十五日國防部代電(則剴字第○一○一號)事由:准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屍體交國防醫學院解剖。
受文者:總統府駐國防部連絡室
一、准臺北衛生院肆零子魚北市衛總字第六零二五號代電略謂:
  一、竊查本院奉令收埋槍決人犯屍體,頃准國防醫學院函准將
    無主屍體供給作為解剖實驗之用乙節,經查該院為本省僅
    有設備完善研究醫療學術機構,為提倡科學研究起見,擬
    將槍決人犯無主屍體送交解剖實驗,其辦法依照內政部頒
    布之「解剖屍體條例」(總統令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制
    定第一八六號公報)辦理之。
  二、凡槍決人犯限三日內其家屬應前來認領收埋,否則交由該
    國防醫學院浸洗三個月後,仍未見家屬認領收埋者,視為
    無主屍體予以解剖。
  三、是否可行謹電請鑒核等由。
二、查執行死刑人犯案情不一且犯罪情節與身分亦有區別,為重人道及吾國舊有習俗起見,暫准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之屍體,交國防醫學院浸洗三個月,仍無家屬認領者予以解剖並逐次報備。
三、除電復外希知照並飭屬知照

參謀總長周志柔[39]

  前述電文證實了受難者家屬之間以及民間傳聞,「凡槍決人犯限三日內其家屬應前來認領收埋」,槍決名單公布於臺北火車站前佈告欄,等到家屬被通知認領親人身體,往往已過三日,在福馬林池翻找親人身體的家屬,不能理解當局槍決人犯後的身體處置方式,民間「死後為大」的習俗,隱含着世俗社會對待「死亡尊嚴」的態度,顯然與統治當局「為重人道及吾國舊有習俗起見」的身體處置方式,落差甚大,死亡尊嚴的倫理課題有待另外探討。家屬面對親人遭槍決後身體的一幕,成為心中永遠無法抹滅的噩夢陰影。

(四)被監禁的身體


  從1949年起,監禁政治犯的監獄主要有:一、審判前: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軍人監獄(1949–1968)、[40]警總景美看守所(1968–1987);二、審判後:綠島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1951–1965)、臺北安坑軍人監獄(1952–1987)、臺北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1954–1987)、臺東泰源監獄(1962–1972)、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2–1987,綠洲山莊)。早期因監獄擁擠,還有移送臺北監獄、臺南監獄……等地之情形,部分受難者刑期屆滿留訓綠島,或移送小琉球留訓。政治犯在監獄內的生活,因為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管理體制因主管者而產生差異。受難者在監所內的長期生活形成的「監獄文化」,產生一種微型社會關係的規則、互動模式。從早期五○年代軍法處、安坑軍人監獄,多數受難者談到家人寄送進監獄的食用物品,都以難友互助的方式,共享有無,對無親人在臺的外省籍受難者幫助極大,前述呂沙棠與張錦生的故事已傳達了這樣的訊息。

  但是,「監獄文化」也反映了權力治理機構的作為與受難者之間,存在着互不信任的鬥爭狀態。治理機構對受難者進行所謂的「新生」思想改造,依循着思想改造對思想歧異者的長期改造有效的假設,這種改造別人的權力本質是不信任任何「他者」有被改造的可能,下文說明的獄中再叛亂案,反映了不信任「他者」的極端意識形態,決定了受難者的生死。

  傅柯有關權力與反抗的論述給我們一些啟發,他指出:「權力治理內部的反抗可能性」,「抵抗並不是存在于權力的外部,而是在內部以不規則的型態出現的。這種抵抗點一旦戰略性地結合,革命就要爆發。」[41]回顧白色恐怖時代,監獄內的抵抗事件以1970年2月8日臺東泰源監獄爆發政治犯革命事件失敗,五人被槍決,較為人知。[42]七○年代以降,監獄內政治犯的抵抗策略:秘密抄寫政治犯名單,輾轉傳出國外,從權力內部結合島內外人權救援者,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島內外鬥爭。五○、六○年代,處於冷戰封鎖的臺灣,外無人權救援者,監獄內政治犯內部單點反抗遭到徹底殺害。

  臺灣政治犯監獄裡,監獄管理者運用監控權力,操弄被監禁的無權力者,管理單位運用所謂「打小報告」的受難者(受難者之間稱為「狗仔」),攙雜在受難者牢房之中,監視「不被信任的他者」,「他者」在封閉的牢房空間遭到隱形監視權力的部署。這種監獄文化超乎傅柯所分析的監獄規訓管理時間和技術,當局對待監獄內的「政治犯」,採取製造爭端的「任意性」作為,致使受難者身體再度遭受折磨。「他者」在監獄中的處境,不只是無權力者,更是無所不在的擁有治理權力者的不可相信的敵人、挑戰者。

  檔案所見的兩個獄中再叛亂案:1953年7月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43]1953年2月臺北安坑軍人監獄再叛亂案,[44]分別再槍決已在監服刑的受難者各14人、15人,包括臺籍及各省籍受難者,從1955年7月26日槍決前案的陳華(33歲,浙江人),到1960年2月6日槍決後案的陳正宸(32歲,嘉義人)、林聲發(31歲,苗栗人),前後時間從再起訴到案件結束,歷時八年,許多受難者口述回憶起在監獄裡廣泛流傳着當局「殺雞儆猴」的恐怖傳言。

  1953年7月28日韓戰結束前,當局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發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要求「新生」(受監禁的受難者)「自發」在身體刺上「反共抗俄」刺青,運動遭到受難者全面性的抵制,因此發生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再叛亂案」共29人再被起訴,期間分別從綠島送回幾批受難者,民國四十四年2月28日國防部上呈總統府的簽呈:

事由:陳華等判亂一案,謹擬具審核意見,乞
   核示
一、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四三〉安御字第一三六零號呈,以檢呈陳華等叛亂一案卷證,及判決裁決,請核示等情到部
二、本案被告陳華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在交監轉送綠島新生訓導處執行其中,又涉嫌叛亂,於四十二年七月解送該部法辦,竟於該部保安處看守所羈押中,又密與該處解押該所之女犯即被告傅如芝通信多次,教育匪黨理論,鼓勵其反抗政府,並抄送匪書、匪歌、匪詩,遞送匪書青年休養,又向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即被告吳作樞宣講匪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又與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即被告游飛通信,教育其應付特別檢查辦法,又煽惑該所看守兵柯萬進,於匪軍攻臺時背叛政府,並書交「陣前起義就是立功」之字條,被告吳聲達亦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於四十二年二月間在該處執行中,寫羅馬文匪歌「再接再厲」交予另一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即被告宋盛淼閱讀,被告許學進亦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於在該處執行期中,寫信與押犯張常美(見後一裁決),教以如何對待反動、投機及中間分子,打破小圈子主義,被告方宗英係判決確定交付感化之人犯,被告黃采薇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均於四十二年春在該處執行期中,於散步時唱歌唱祖國匪歌,被告蔡炳紅亦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於該處執行中,寫信與該黃采薇勸其走群眾路線,打破小圈子主義,被告崔乃彬亦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於四十二年五月在該處執行中,寫字條給另一判決確定之叛亂犯即被告高木榮解釋韓戰越戰是民族解放戰爭,及匪幫新婚姻法暨匪幫進步情形,被告陳南昌亦係判決確定之叛亂犯,於四十二年六月囑託該高木榮將其埋葬匪書、筆記等件,掘出毀滅,又該游飛在該處執行中,曾以法文書寫「一致認為軍官及走狗是我們的敵人」、「注意狗的行動」、「群眾階級組織客觀時空對像〔象〕」等字條,各等情先後經該處查明,連同涉嫌人犯劉文俊……
[45]

  已在獄中服刑的受難者被迫演出一場關係生死的意識形態鬥爭,當局反覆進行審判,過程幾經變化,最高決策者蔣中正批示:「應發還嚴為複審」,最終,已被監禁的受難者中槍決14人。[46]

  臺北安坑軍人監獄再叛亂案涉及人數超過50人,民國四十六年(1957)元月27日國防部上呈總統府簽呈:

……查馬時彥、祝英傑、王幼石、陳行中、杜誠、杜楓、丁桂昌、鄔榮盛、郭水龍、郭文魁、黃胤昌、郭聰輝、黃藻儒、蕭坤裕等十四名,或係叛亂犯或係違反檢肅匪諜案犯,前均經判處罪刑或交付感化,發交本部臺灣軍人監獄執行,四十二年二月,馬時彥與祝英傑夥同在監人王幼石、陳行中、杜誠等五人,發起組織「新民主主義革命同志聯合行動委員會」,擬定吸收群犯,擴大組織,撰擬反動資料,培育激烈分子,企圖策動匪共攻臺,乘機製造暴動等步驟……[47]

  我們無法揣測治理體制運作的心態、動機,檔案卻記錄了法律成為虛構的存在,法律只用來協助「政體」剷除「他者」的權力工具,讓「政體」的正當性、合法性得以繼續運作。

  五○年代的臺灣,荒蕪如寒冬,被監禁的身體遭遇超乎我們的理解,兩案槍決前的受難者微笑照片,好似凝視着這個荒蕪的世界,被槍決者傲笑、凝視着政體與最高決策者。雷震等人於1949年底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鼓吹自由民主,1960年9月4日雷震被以匪諜案入罪,進入六○年代,自由民主的春天遙遙無期。

  許多受難者都提到刑期屆滿出獄後的種種限制,工作、居住限制,不斷被查戶口,社會一旦有風吹草動的事件,受難者就成為被「拜訪」的對象,直到解嚴前後,查戶口的次數才愈來愈少。當局對島內的監控也延伸到海外,前述統治者培育的承繼者,在八○年代的美國引發校園間諜風波,1981年7月歸國學人陳文成命案,凸顯海外黑名單的問題。不信任「他者」的政策並沒有隨着解嚴而終止,舉例而言,著名《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曾經兩度入獄,出獄後,柯旗化的「甲級新生分子柯旗化(案號0600號)」檔案顯示,到1993年仍有名為「社情報告」(收件者、呈報者以化名呈報的函稿),追蹤監控柯旗化的活動。[48]

(五)自由者的身體


  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在歷史處境中選擇身體行動的能動位置,一直被我們所忽視,使我們試圖理解二戰後的臺灣,在八○年代中期明顯的民主化動能來源時,缺乏從歷史、社會長遠脈絡來理解民主化的動能來源。政經學者論述民主化外顯的原因:如經濟發展促成中產階級興起、國際局勢潮流……等經濟、國際局勢的歷史結構條件說,並無法完全說明國內民主化動能來源的內涵原因,必須有了外顯以及內涵因素的廣泛研究基礎,才足以說明這種動能,並使其(動能)轉化為紀念館對當代觀眾詮釋歷史的說服力。從臺灣內部歷史脈絡來看,反抗不正義的動能因素一直存在着。自五○年代以來,歷經將近四十年的國家戒嚴體制,不斷發生的政治案件—如果是表徵人民追求政治權利的動能不斷往前邁進,這樣的動能將影響歷史紀念館鋪陳、論述、詮釋紀念館的展示敘述結構。眾多「他者」反抗的身體,在戒嚴時代累積複數的乘數效應,成為驅動政治解嚴的動能,創造了個人解放、群體解放的內涵條件。

  1987年7月15日,在歷史累積的動能衝擊下,當局宣布解嚴。解嚴並不代表個人自由的解放,或群體的解放,「戒嚴文化」漫長形塑我們社會的價值觀、文化意義,徹底的解放必須經過文化性的解放,解嚴只代表了文化性解放的開始。跨過九○年代之前的臺灣,雖然解嚴了,言論入罪仍然成為當局箝制言論自由的工具,1992年修正前的刑法100條,言論層面的內亂、外犯罪仍然存在。

  身體解放的意義,反映在1989年兩件自焚事件,解嚴後許多限制言論的法令尚未修正,鄭南榕因為在其主持的《自由時代》雜誌上刊登〈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被政府以「涉嫌叛亂」傳訊,鄭以「OVER MY DEAD BODY」、「國民黨只能捉到我的屍體,不能捉到我的人」,拒絕應訊,準備以身體抗爭。4月7日,鄭南榕在雜誌社內自囚71天後,在軍警強力拘提行動下,自焚身亡!鄭南榕5月19日出殯—這一天是1949年當局宣布戒嚴、1986年鄭南榕推動反戒嚴運動,歷史意涵深遠的日子;鄭的出殯行列走到總統府前,社會運動志工詹益樺在行列前自焚而亡。[49]連續兩件震驚海內外的自焚事件,必須放在當時臺灣政治、社會環境下的內外處境,思考身體自由的意涵。鄭在自囚期間常常對勸阻其行動的友人說:只要讀《韓國學生運動史》(自由時代發行),就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當時的亞洲鄰國南韓、菲律賓正在經歷激烈的民主化運動,人民以肉身對抗國家體制。鄭南榕、詹益樺兩件自焚事件,被當時瀰漫戒嚴思維的多數媒體充滿污名的政治化解讀。長期戒嚴文化影響下,我國戰後斷裂的歷史文化經驗裡,我們遺忘了五○年代以來反抗者「不自由,毋寧死」的動能實踐前例,「不自由,毋寧死」的信念在鄭南榕自焚當時,同時挑戰着反對運動者的集體作為。自焚見證了肉身主體詮釋自由的意涵,超越了生命終結的極致代價,留下了當代社會反思歷史中的身體的文化意義。張錫模〈自由人的共同體〉一文指出:

人格的退化與憎恨才是當代臺灣政治疾病的根源。協助這些不自由的人群治療他們的人格傷痕,協助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發展出健全的人格,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是我們用以紀念鄭南榕殉死的真正意義,更是讓臺灣邁向「自由人的共同體」的歷史試煉。[50]

  歷史上從來還未被集體深刻見證與詮釋的「自由人的共同體」,將會是臺灣邁向現代國民國家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的試煉,會是人民活生生的身體為了自由的共同試煉。紀念館敘述「他者」的身體到自由者的身體,參與了「自由人共同體」的歷史詮釋與溝通。紀念館的任務、功能、有形的建築、展示空間、展示敘述,能夠有效傳遞「他者」的「肉身化主體」追求自由的意識、解放身體的意義嗎?本文最後嘗試探討紀念館中的身體圖像展示對觀眾的感知課題,特別是紀念對象死亡後的照片展示。


[1] 參考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人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遲至2006年公布,有賴2000年政黨輪替、檔案管理局成立前後, 進行《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002.3–2008.2共18輯)出版。
[2] 詳見2006年2月24日《聯合報》A4版,記者楊湘鈞報導。另參考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
[3]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486–87。
[4]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486。該報告第六章結論總結十點,第九點、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仍不免疏忽了白色恐怖的發生與二二八事件的關聯闡釋,反映了今天的社會分辨不清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關聯,有待研究者深入探究這段歷史。
[5] 臺灣民間或受難者之間廣泛以日文「あか」指涉白色恐怖「匪諜」案、或涉案人。
[6] 曹欽榮,〈近代臺灣歷史紀念館展示敘述之研究—從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觀點〉。
[7]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6/587/4010.2/1/001/00004234900 01–2。
[8]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5/459/4010/1/001/0000396780008。
[9] 戒嚴非常體制下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年6月13日)第二條將「匪諜」界定為「檢肅叛亂條例所稱之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方便有權機關羅織罪名。詳見薛化元等撰,《戰後臺灣人權史》,頁93–110。
[10] 曾薰慧,〈臺灣五○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曾文指出:「『異己』如何被建構與排除,本身即為一權力展現的過程,矛盾的是,『匪諜』一方面被認為超溢現下分類秩序而顯得無所不在,難以指認,另一方面卻又被認為必存在某種特定的外部特質,似乎只要詳加觀察便可辨其差異所在。此一『無從再現』與『再現』間矛盾又共生的關係,使得『匪諜』的指控足以指向任何身分—因得以其外部特質建構其『匪諜性』。因此,在國家針對『異己』的強力整肅下,沒有任何身分可以免除標籤化的危害,同時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權力機制亦可能被不同主體挪用,藉以從事私人性的關係鬥爭。然無論如何,維護社群道德界域的正當性論述仍不斷被生產與再生產,『匪諜』的社會建構也作為國家儀式不斷被製造。」
[11] 借用《新英文法》作者,也是受難者柯旗化,《臺灣監獄島》書名用語。
[12] 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詮釋》,韓莉譯,頁368。
[13] 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何定照譯,頁8。
[14] 泰鐸(Ruti G.Teite)《變遷中的正義》,鄭純宜譯,頁147。
[15] 同上注。
[16] 馬歇爾(Catherine Marshall)、羅絲曼(Gretchen B.Rossman)《質性研究:設計與計劃撰寫》,李政賢譯,頁151–53。「透過述說個人的故事將有助於理解自我,以及創造自我主體意識(sense of self)」,「生命史的探究主張,個人對於自我世界的理解與該世界本身之間存在着複雜的互動。」
[17] 白色恐怖受害者從五○年代到解嚴,筆者非正式統計臺籍受難者約佔六成,另外四成包括一般所指外省籍以及少部分華僑、外國籍身分。針對來臺外省籍受難者的研究,是另一個重要課題。
[18] 吳聲潤,〈一個六龜人的故事—白色恐怖受難者吳聲潤創業手記〉,未出版,頁22。2006年3月10日筆者於臺北市採訪吳聲潤訪談記錄。當時已婚的吳先生(1924年生,高雄人)毅然與知己傅慶華(當時也已婚)投入反抗運動,1950年12月30日被捕,因傅慶華(1923年生,高雄人,1951.4.24被槍決)堅不招供,吳聲潤因此躲過死劫,被判刑12年。吳聲潤為了「紀念白色恐怖因案成仁的難友傅慶華、蔡炳紅(1930年生,臺南市人,1956.1.13被槍決)、羅林新貴(1916年生,苗栗人,1952.12.5被槍決)、張萬枝(1922年生,雲林人,1952.4.18被槍決)等人,他們熱心正義、捨身成仁,這些人的名字都已在我孩子的名字裡,永遠懷念!」
[19]2006年6月16日筆者於高雄採訪朱煒煌(1928年生,新竹人)記錄,朱先生涉1951年5月—工礦公司新竹紡織廠案,無期徒刑,被關32年才釋放。
[20] 張錫模,〈自由人的共同體〉,收於《自由十講》,鄭南榕基金會策畫,頁44。
[21] 郭乾輝,《臺共叛亂史》,頁10。
[22]2006年5月5日筆者於臺北市採訪吳逸民訪談記錄。吳逸民1928年生,臺南人,涉1952民主自治同盟歐振隆等案,判刑10年。歐振隆1928年生,臺南人,1952.12.11被槍決。
[23]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1/0410.03/4032.03/03/016/0000291730002。
[24]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2/0410.03/4032.03/04/012/0000291850006–11。
[25]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3/0410.03/4032.03/05/010/0000291950005–8。
[26]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3/0410.03/4032.03/05/020/0000292050001–3。
[27]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3/0410.03/4032.03/05/022/0000292070001–4。
[28]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A202000000A/0043/0410.03/4032.03/05/024/0000292090001–3。
[29]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案系統流水號000029793,「臺灣光復後之『臺共』活動」,頁179–226。
[30] 參考2005「不堪回首戒嚴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展覽小冊,1947–1992白色恐怖部分被槍決名單。該展覽於2005年5月19日—6月8日於臺北火車站展出,2005年8月15日—10月19日於高雄英國領事館展出,2005年10月22日—2006年2月5日於國家文學館展出,2006年10月起於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展出。
[31]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臺灣白色恐怖回憶錄》,作者自費出版,頁47。2001年10月2日筆者於臺北市採訪陳鵬雲訪談記錄。陳鵬雲,1927生,臺北人,涉1950年臺北街頭支部案,判刑15年。
[32] 位於今日西門町獅子林大樓整個街廓。
[33]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頁90–92。涂南山,1926年生,嘉義市人,1951年個人案件,判刑10年。
[34]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白色封印》,頁178–81。郭振純,1925年生,臺南市人,郭振純等案,判無期徒刑。2007年郭振純完成十七萬字《耕甘藷園的人》小說體回憶錄。
[35]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3750347701/0039/3132148/148/1/002/000502274 0002、B3750347701/0040/3132141/141/1/002/0005022550007。
[36]2002年5月14日筆者於臺北市採訪王永富訪談記錄。王永富,1927年生,涉1950年臺中工委會張伯哲等案,1952年被捕。
[37]2006年3月14日筆者於臺北市採訪呂沙棠訪談記錄,呂沙棠,1931年生,涉1950年臺灣省工委桃園街頭支部林秋祥等案,判刑12年。張錦生,1920年生,1951年7月13日槍決。呂沙棠同案黃鼎實、施教爐、林秋祥3人,1951年10月8日被槍決。
[38] 同註68。
[39]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3750347701/0040/3131353/53/1/001/0005032640003。原檔案無標點符號,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40] 位於今日的臺北喜來登飯店整個街廓。
[41] 櫻井哲夫,《福柯:知識與權力》,姜忠蓮譯,頁263。
[42] 參見陳儀深主訪,《泰源監獄事件專輯》。
[43]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3750347701=0044=3132176=176=1=001=0005024930002–0013。
[44]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案系統流水號000501542共36頁。
[45]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B3750347701=0044=3132176=176=1=001=0005024930002–0013。檔案原簽呈並無段落符號,引文依據檔案批示紅點加上符號。
[46] 分別於1955年7月26日槍決陳華(33歲,浙江人),1956年1月7日槍決楊慕容(32歲,安徽人),1956年1月13日槍決吳聲達(29歲,湖南人)、張樹旺(35歲,臺中縣人)、楊俊隆(25歲,南投縣人)、宋盛淼(31歲,臺中縣人)、許學進(24歲,臺中縣人)、崔乃彬(25歲,江蘇人)、蔡炳紅(24歲,臺南市人)、傅如芝(女,22歲,新竹縣人)、游飛(63歲,福州市人)、陳南昌(30歲,臺北市人)、高木榮(26歲,臺北市人)、吳作樞(32歲,福建人)等共14人。
[47]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案系統流水號000501542共36頁。檔案原簽呈並無段落符號,引文依據檔案批示紅點加上符號。
[48] 參見檔案管理局檔號0074/222/004/1/003/0005–7。
[49] 根據現場拍攝此張照片的攝影家潘小俠的說法,在詹自焚的當時,千鈞一髮,他回憶不起來自己如何翻過人高的鎮暴鐵籬,快速拍下仿如十字架般高舉雙手的詹自焚正面照,照片正後面靈車上掛著鄭南榕的遺照。詹自焚的行動意義,標誌着最底層人民對戒嚴體制遺緒禁錮人民最壯烈的抗議。
[50] 張錫模,〈自由人的共同體〉,收於《自由十講》,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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