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交響詩-白色恐怖口述與跨領域研究初探*(上)

★本文曾發表於《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八期(2008年3月1日),應索取文章者的方便,以文字檔發佈,並小部份修正。

曹欽榮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研究生(2011畢業)

摘要


  本文以博物館與觀眾溝通的視野和觀點,認為紀念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近代歷史紀念館必須採取跨領域研究的取徑,著重以人民的觀點來從事田野口述採訪,將口述與官方檔案交叉比對、解讀、詮釋,如此將會豐富跨學科的白色恐怖研究圖像,口述歷史才能夠成為更有價值的人類精神遺產-「社會的流動話語」(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

關鍵詞:近代歷史紀念館、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跨領域研究

Abstract


  In the area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useum and its audie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contemporary memorial museum, when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the White Terror, must adopt a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mphasizing the viewpoints of the people through interviews in the field and then comparing them to the official documents to explain and interpret, thereby arriving at a fruitful, interdisciplinary image of the White Terror, and further enhancing the value that oral history provides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umankind — 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

 Key words
Modern Memorial Museum, White Terror, Oral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左圖)高一生的遺書結語寫著:「…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著。水田不要賣。」(右圖)高英傑手持父親照片,在嘉義達邦父母親墓前留影。(左圖:高一生遺書。高英傑 提供.曹欽榮 翻攝/右圖:曹欽榮 攝影)


壹、前言-水田不要賣


  1950年代白色恐怖南北原住民湯守仁案的高一生,在獄中(今喜來登飯店位址)寄回嘉義阿里山鄒族最後一封家書結語寫著:「…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著。水田不要賣。」高一生的次男高英傑接受筆者採訪時,讀著手中泛黃的父親遺言,追溯父親的形影,五十多年來百思不解這樣的話語的真義,直到今天,他豁然的說:「水田不要賣!水田就是我們的家族、自己、還有我們的家庭,甚至還可以說是我們的族群不要出賣自己的意思![1]

  高一生的魂魄守護著阿里山達邦-群山雲霧繚繞的部落…。

  高英傑浸透了父親紙背的話語,解讀這樣的話語,看似簡單卻又複雜。

  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提到:「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卻沒有人想到如何去對之加以說明,一個國家的政治反應了它的文化設計,就是這種事情之一。[2]台灣「白色恐怖」一詞[3],我們都知道一點點,但是要加以說明清楚,不只是人民人權受迫害的歷史,更是形成今天我們的「國家政治」對社會、文化造成長遠影響的近代史源頭。本文嘗試從近代歷史紀念館的視野,說明口述採訪的田野經驗,回應以下兩個問題:一、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是否具有深刻解讀「大家都知道」的白色恐怖歷史?二、官方檔案中的書寫和歷史、政治、文化關聯性的研究,是否能夠開啟我們認識國家的政治反應我們的文化思維,以及開創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視野?

  我以一位職業生涯從事建築規劃者的觀點,與各位分享規劃者為什麼介入紀念館展示內容的探究,從事白色恐怖的田野口述採訪,或者說,文史工作者的跨界經驗分享;以下藉由四個段落:口述生命故事、故事反映的課題、口述與檔案詮釋,提出白色恐怖跨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貳、口述的生命經驗故事[4]

  以下的故事,分別是在台北、高雄、嘉義、台中不同地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真人真事,筆者基於本文所提及的故事,尚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暫時隱去當事人名字;台灣白色恐怖時間長達四十年,選擇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故事,主要原因是:二二八之後的白色恐怖犧牲慘烈,當時的社會面貌尚未被仔細分疏。四則故事告訴我們:受害者生命經驗的幽微曲折,法律不一定能認知這樣的生命創傷。從公共面向來看,歷史的創傷不僅是法律的範疇,它更是我國民主轉型期的國家政治責任,而從受害者個人面向來看,因為我國長期戒嚴,受害者多數被戴上「紅帽子」(匪諜),受害者及其家庭受到長期監控,她們/他們多數依靠自我奮鬥、自我療傷的艱辛歷程。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是否應該嘗試做一些修補歷史產生「心創」(trauma)的工作呢?[5]不只為了她們/他們(受害者),也為了我們理解過去,為未來準備;認識228事件、白色恐怖長期戒嚴對一個社會文化發展巨大的斷裂性影響,我們才比較能夠了解「理解過去,為未來準備」的動能所在,以228事件、白色恐怖為主的近代歷史紀念館,正是作為「理解過去,為未來準備」的文化機構。

  第一個故事:2004年秋天,我當時已調閱許多檔案局的白色恐怖檔案紙本,[6]一天午後下班時刻,一位中年婦人帶著兒子來到公司找我,她們遲疑的開口:「想…看看…父親的照片。」我心裡一愣,一幕幕影像瞬間閃過眼前,是那些白色恐怖受害者被槍決前後的照片嗎?汐止鹿窟事件的村長女兒和孫子,幾十年來不再有機會看到父親/祖父的照片!我請他們就坐,問明來意,一邊請公司同仁影印檔案及槍決前後照片放入大信封袋,一邊了解不多話的母子兩人所知的父親或祖父,受害當事人生前的任何照片和資料在受害之後,多數都被家屬快速燒燬,以防再被入罪、牽連他人。很難想像幾十年來備受污名的家屬看到親人槍決前後的照片的內心衝擊,母子兩人拿到影印檔案後說:「要去接下課的孫子。」匆匆告別。[7]

  第二個故事:2005年夏初,台北火車站舉辦「519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展覽」[8],一位72歲的謝先生在展覽中找到被槍決的父親名字,幾十年來,在他內心深處日夜縈繞著這件事-尋找生父、未能謀面的兄妹。謝先生說:「5歲就成了養子,從此與生父母家庭斷了關係。當生父(曾維成,高雄市人,47歲,1955年9月21日被槍決)[9]被槍決的時候,我還在當國民黨的兵。」養父離開人世之前,一再交待,有生之年不論如何一定要到從小稱呼「維成叔」的墳前獻上一束花。幾十年來,窮追苦尋何處覓?謝先生藉助志工的協助,去檔案管理局申請有關生父的檔案,根據判決書中的50年前舊址,透過至親、好友、當地里長循著舊址線索,很快找到了從未謀面的兄長;就如同在展覽中找到父親名字剎那喜悅之後掩面而泣一般,找到兄長後內心再次的衝擊,謝先生五味雜陳的心情,當是旁人無法體會。謝先生寫信告知兄嫂:「只期帶著妻、子女塋前禱告先  維成叔,別無企求,此請諒能獲諸兄長體諒與成全。」謝先生全家隨後於六月下旬,遠赴高雄與兄嫂家人相會。塋前獻花的景象,那一刻,諸君當能同理心體會人世間極痛的心情。

▲2005年5月,台北火車站舉辦「519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展覽」期間,72歲的謝先生在展覽中找到被槍決的父親名字。(曹欽榮 攝影)


  第三個故事:2006年夏天,筆者陪同受難者去嘉義山上採訪已七十多歲的女性原住民,身為長女的她,當父親被槍決後,為擔負家計放棄學英文準備到美國讀人類學的計畫,下山到平地開始了顛沛的演唱人生,軍方暗地指派特殊任務給她,許多細節無法在此詳說,十多年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給自首證,自此,她期待一個安心的家庭,卻事與願違;受訪人這兩三年經過大手術後,回到山上安渡餘年,最初的一兩年總覺得父母親仍然和她住在一起,部份部落裡的族人仍然相信父親害了族人。談到那張自首證對她有什麼意義?當事人說:「也許以後他們不會再來煩我!」對當事人而言,自首證是國家欺瞞她一生的證據,當事人臨老病痛,自首證不能作為提供她補償的依據,其實她最想要的是:「除了信靠天主,如果能有一套簡單音響,在山上聽聽最愛聽的音樂,多好!

  第四個故事:2007年秋,與柯旗化夫人去拜訪一位兩人都未謀面的女士,當事人身體正在大病後治療中,我們到了她家,當事人引我們到她的臥室,她說:「真歹勢!」她必須躺下來講話,也要我們小聲,好像擔心外面辦公的年輕女性聽到我們的談話,她拿出一張12吋黑白家庭合照,指著說:「這位就是我三哥,他應該是中學生的時代吧!」當事人講起三哥帶著弟弟逃亡,她從台中到台北探望被捕的兄弟,自己卻也被關進去,兄弟兩人之後都被槍決,至今仍然不知道兩兄弟之祭日是何時。我們見面初始,當事人帶著傷痛的眼神,急於說明過往的一切,令人難以一下子聽明白,聽來好像當事人家族8位兄弟姐妹都被牽連進去,集體直接受害的家族史並未被我們的社會所理解。…原來,她希望我們小聲一點,深怕女兒的同事們聽到我們的談話,女兒嫁給外省籍女婿之後,一直支持國民黨,聽不下母親與舅舅的家族痛苦往事。當事人被關數月之後被判無罪,目前賠償的事,官方說:查不到資料,等候審查。

參、故事反映的課題


以上每一個故事的「不正義」問題、「正義」的法律處置、理論課題不是本文所要處理的,本文想藉由當事人的口述歷史,進一步探討我們或紀念館可以做什麼。前述故事裡隱含著目前政府的積極作為或不作為有關,也提醒倡議民主深化的我們,必須積極面對「不遠的過去」的歷史,這些歷史忽遠又近影響今天的社會。

  故事一、二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藉由更細心的思考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有機會給家屬更溫暖的「社會正義」,這是民主深化的實踐意識,方法是:第一、政府在行政作為上,認識「過去的不正義」的責任在於政府,因此,不必然都要依賴立法,政府應採取任何可行的行政作為,積極作法例如:1. 全面性的受害者調查並口述採訪-目前的政治環境,雖然很難做到由立法院通過「戰後侵害人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進行「過去不正義」的調查,但是,行政權仍然可以進行受害人的口述訪談。2. 適當的公開儀式-可進行的方式有(1)政府首長代表政府在公開的紀念場合向受害人道歉,這是繼任政府清償前任政府「不正義」責任的起碼消極作為。(2)公開宣告有哪些檔案,已公開的檔案分別分送受害人或家屬:減少受害人因為地域、資訊落差,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叛亂」檔案已公開;進行檔案公開對害受人權益及影響的立法研究。3. 民間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NGO)作為─政府賠償之外,有關受害人的身心救濟,需要透過民間組織協助。前述各項,可透過紀念館每日面對觀眾服務,傳達相關資訊的服務。

  故事三、四的當事人,依據〈補償條例〉,查無資料,還無法辦理補償。故事三的當事人,是過去公務體系利用當事人父親被以叛亂治罪的陰影下,脅迫當事人以「非正式」身分為政府工作,當事人為肩負家計,所有的恐懼與委屈只能放在心裡,接受採訪時她說:「當時真的受不了跑到愛河邊爬樹,大叫大喊,唉啊!樹上怎麼都是螞蟻,弄得滿身,趕快下來。」當事人今日回溯過往,帶著令採訪人感知當事人身上「過去和現在」交織著受訪人生命歷程的悲劇性、荒繆性。當事人在這樣進退不得的人生裡,跨越了長期被監控的身心煎熬,恐懼的日子裡被糟蹋了的身心,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向政府討回公道。政府十多年後發給她自首證,自首證意味著什麼?當事人也答不上來,她認為這是意味著政府的其他部門人員不再來騷擾的擋箭牌[10],用以保護自己的未來權力不受侵犯?自首意味著「犯法」後的終身「清白證」嗎?還是「汙點」伴隨終身?政府發給自首證之前,到底當事人與政府之間是怎麼樣的任務關係?這一切並不容易述說,深度採訪的困境之一是:受訪和採訪人都被「回返歷史」的當下情境所衝擊,互相難以置信,而後沉默,不知如何繼續對話。

▲「自首證」對第三故事中的主角而言:「也許以後他們不會再來煩我!」但當她臨老病痛時,「自首證」不能作為她補償的依據。(曹欽榮 翻拍)


  故事四的當事人當時被判無罪,今天是否符合補償條例?合理推論:判刑之前短期的拘押難免,官方目前沒有資料可查,查詢資料的責任在政府這一方,類似於這樣的案件,從採訪經驗中得知的個案並不少,例如已過世的著名舞蹈家蔡瑞月生前的補償,因為官方查不到蔡瑞月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資料,只進行了部分補償,而許許多多的綠島難友都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看過蔡瑞月表演;因為補償作業規定造成或延伸當事人家屬的爭執和困擾的案例,也不少。因此,如果立法過程認真面對更多的「正義或不正義」論辯,或在補償過程中理解當初立法與進行補償所可能帶來的爭端或「不正義」現象,每年採取積極修法的作為,補償條例的作業才得顯現某種程度上的「補償正義」可言。

  以上所談都是有限篇幅所舉出來冰山一角的例子,我們的社會文化裡忽視了人性的細膩關懷,社會因此缺乏實踐正義價值的群體動能文化,至今,我們還做不到研究者所指:「轉型期的真相,也採用了不同的來源與形式:審判、真相委員會、官方歷史。」[11]這樣的轉型期發展留給我們確實有無數「不正義」的歷史遺緒(historical heritage)等待處理,這些都關係到我們當下面對「歷史正義」的挑戰,如果我們自我期許民主深化的未來,「歷史正義」中最基本的-全面性紀錄受難者生命經驗的深刻採訪-是民間或學術界能有所作為的工作之一,不如此做,未來幾年時間消逝,當事人迅速凋零,「不久的過去」就將成為難解的「過去」。只剩下永久保存的「官方檔案」在說話,檔案真的能提供我們足夠的歷史真相證據嗎?試舉故事四台中案件的官方檔案,帶給我們一些繼續探究的課題。


*本文承蒙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指正及鼓勵,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首次發表於2007年11月台大法學院「台灣法律史學會2007秋季研討會」。
[1] 2006.8.15嘉義市採訪高英傑採訪稿。1952年南北原住民案,湯守仁(1924年生,嘉義鄒族)、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1908年生,嘉義鄒族)、樂信‧瓦旦(林瑞昌,1899年生,桃園泰雅族)、汪清山(1912年生,嘉義鄒族)、方義仲(1924年生,嘉義鄒族)、高澤照(1915年生,桃園泰雅族)6人,1954.4.17被槍決。
[2] Geertz ,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中文譯本參考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著 韓莉譯2006《文化的解釋》,中國南京:譯林出版社。1版3刷,頁368〈意義的政治〉。
[3] 我國戒嚴時期(1949.05.20-1987.07.15)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人權侵害政治案件繁多,性質錯綜複雜,是延續228事件的一連串人權侵害事件的歷史。台籍受難者多數自稱為白色恐怖受害人(2006.12.11當面向陳鵬雲、陳孟和、蔡焜霖三位受難者查證白色恐怖用詞原由,他們認為自日治以來,日文的白色﹝はくしょく﹞テロリズム,來自英文terrorism,意指國家暴力整肅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等)之外,社會長期沿用「白色恐怖」字彙指涉這段歷史。筆者採訪過的外省籍受難者受訪時指出:在中國大陸國民政府受害經驗,亦適用「白色恐怖」一詞。50年代以來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脈絡,可推演來自中國及台灣本地的歷史脈絡,而白色恐怖一詞源自法國大革命或上個世紀俄國大革命。目前不論中央或地方,官方常使用「戒嚴時期」指涉。有關白色恐怖歷史的分期,也有研究者指出從1949年台、師大四六事件至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為止。
[4] 口述歷史的探討在質性研究領域,具有多面向運用的討論,下列口述歷史出版品有助於採訪:唐諾里齊(Richie , Donald A.) 著 王芝芝 譯1997《大家來做口述史》,台北:遠流;肯.霍爾斯著 陳瑛譯2003《口述歷史》,台北:播種者文化;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 單方明等譯1999《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OXFORD;楊祥銀著2004《口述史學》,台北:揚智文化;Robertson, Beth M(貝絲.羅伯森)著 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歷史》,台北:五觀出版;游鑑明著 2002《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2006《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巨流圖書。
[5] 關於國家意識型態下受害的「心創」治療,參考費休珊(Shoshana Felman)、勞德瑞(Dori Laud)著 劉裘蒂 譯1997《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台北:麥田出版。書中指陳大屠殺造成的心創「可說是我們身處於時代的分水嶺,事件尚未成為過往的陳跡,而是尚未終結的歷史。其震盪不僅在當代文化中無所不在(不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其心創的傷痕仍在今日的政治、歷史、文化及藝術領域中纏繞盤生。」
[6] 檔案管理局編2001《「開誠佈公,鑑往知來」──二二八事件檔案蒐集整理及開放應用成果紀實》。該局自2000年9月開始,動員大批學者、專家訪查,選定54個機關,經查共存有檔案2,379卷加15,632件(頁25),總計移轉機關48個,檔案數量57,195件(頁49)。檔案局現存白色恐怖檔案主要來自這一次的蒐集,全面性的白色恐怖檔案尚未透過相似規模的作業,進行蒐集。
[7] 鹿窟事件發生於1952年12月,參考張炎憲.高淑媛著1998《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臺北縣:縣立文化中心;張炎憲.高淑媛著2000《寒村的哭泣》,臺北縣:縣政府文化局。另參考檔案局檔案,鹿窟事件牽連涉案者眾多,根據檔案之判決書初步判讀,因鹿窟案而牽連所謂台灣北部山區武裝基地被槍決者超過60人。
[8] 該次展覽是台灣民主化後,第一次依據檔案資料,展出白色恐怖被槍決者的名單,總數超過1, 000人,2008年2月29日前,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人數8, 436件,判死刑已「補償」者772件,參考該基金會網站。
[9] 1955年6月高雄曾維成案與鹿窟案陳上甲牽連,曾維成等7人於1955年9月21日被槍決。
[10] 白色恐怖自首證的持用須知第二條、本證除證明持用人之政治思想已轉變不另其他用途,第三條、非遇案件有關人員盤問不得輕易出示本證。
[11] 璐蒂.泰鐸(Ruti G..Teitel)著,鄭純宜譯,2001《變遷中的正義》。台北:商周。頁122。審判、真相委員會、官方歷史三者,台灣都尚未進行到達成社會具有共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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