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歷史之窗-探討口述與檔案(下)

本文收錄於2007年12月,〈轉型正義對檔案開放應用影響之研究〉第五章,檔案管理局編印。2012年10月修改。


文/曹欽榮

三、郭振純等5人案,翁文禮等3人案,受訪人:郭振純

▲受難者郭振純。(曹欽榮 攝影)

(一)口述與檔案

  郭振純於1953年5月20日被捕,起因於「我之所以被抓,是因為被赤色的颱風掃到:一位姓翁的供出我來,他有赤色背景。」[1]當時所謂赤色背景泛指思想左傾,二二八之後像郭振純一般尋找台灣未來出路的年輕人,延續戰前日治時代對世界局勢或進步思想書籍的閱讀,甚為普遍。[2]從檔案中亦僅止於解讀出翁文禮曾經閱讀左傾書籍《貧乏物語》、《唯物史觀》、馬克斯經濟學,就因此「傾匪」,似未必然,同一案件的檔案本身甚至互為矛盾的佐證,如44年7月2日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嚴家淦行文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事由

  「檢呈翁文禮等叛亂復審卷判請核示由」略謂:
  「二、(前略)…係依前保密局所檢送資料參酌軍事檢察官起訴意旨以該
   被告翁文禮等均無參加匪幫組織事證就所犯罪名在法定刑度內科刑尚無
   故縱情事三、本案被告翁文禮梁培瑛高執德部分業經遵令複審明確依法
   判決並從嚴科處其刑是否有當僅檢同原卷五宗復審判決及郭振純等更正
   判決各三份呈請核示
[3]

(二)反應課題

1. 總統(府)決定審判決結果
  何以如此?郭振純等未更正之前的判決書,被告包括:郭振純、吳卓異、翁文禮、梁培瑛、施朝璧、高執德、陳炯清、謝望天等8人,於43年12月29日由俞大維、彭孟緝簽呈總統府,總統府張羣、孫立人呈核條:「擬辦:叛亂犯高執德一名發還嚴審報核郭振純吳卓異二名准各處無期徒刑翁文禮梁培瑛施朝璧等三名准各處徒刑十二年陳炯清等四名准各交付感化三年」蔣中正以毛筆批示:「翁文禮梁培鍈(瑛)高執德三犯應發還嚴為復審餘為擬[4],這份批示決定了翁文禮、梁培鍈、高執德三人的生死。研究者已指出:比較原判與復判,本案「罪」與「刑」的比對,罪名和法條完全一樣,罪證本質上也相同。[5]闞正宗與蘇瑞鏘指出:「近年來盛行翻案風當中,若干學者對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在『白色恐怖』當中的角色頗表關注,高執德案乃是蔣介石總統介入『白色恐怖』事件的又一明證。

2. 審判草率
  44年7月21日俞大維、彭孟緝簽呈總統府「(前略)…奉  批『均應發還嚴為復審又本案審判如此草率應將負責判決人員查報』經飭遵有案」,最高當局不滿意最初判決,發還嚴審,追究負責判決人員的情形,從檔案中所見並不止此案。從目前所看到的白色恐怖檔案幾乎每一案件都要經過總統(府)批示,戒嚴體制下事關人命的判決,政府體制各層級機構的相關人員所做的判決和配合行事的責任,從本案來看,堪稱轉型期正義棘手的課題。

3. 死刑罪名與分案/併案
  郭振純口述:「翁文禮為了脫開紅色的關係而說出我,特務想要我咬葉廷珪,卻都不說也不提紅色的事。」據郭振純的說法,當時的紅色即「匪諜」案,事關人命,「吳卓異情形和我一樣本來吳卓異應該是案首,因為我牽涉翁文禮,翁文禮牽涉高執德,變得複雜起來,我被捉來當案頭,案件發展中分案,我和吳卓異、翁文禮牽涉的同一案的施朝璧、謝望天和我幾個人卻和翁文禮割開,我們另外合成一案,我當案首,翁文禮、梁培瑛、高執德他們三人一案,施朝璧、謝望天從頭到尾我們都不認識卻變成一案。」郭案的判決檔案不經過當事人說明,不易理解分案/併案的原因。

四、李水井等45人案,受訪人:顏世鴻、張瑛玨(張碧江妹妹),葉城松等19人案,受訪人:張瑛玨(張碧坤妹妹)

(一)口述與檔案

  李水井案即一般所稱「學委案」,涉案人多數為台大、師範學院(今台師大)學生或已畢業學生,而葉城松案、吳玉成案,同屬李水井案之延伸案件,本案涉案人數之多,且遍佈全台,很難就目前有限口述資料來解析全案。[6]惟所提各案中涉案人多數為校園教師、學生。「省工委會」之下的「台灣學生工委會」案件發生,是因38年10月至39年2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主要人員陳澤民、洪幼樵、蔡孝乾到案後,經案犯供述而起,39年5月10日學委書記李水井於嘉義被捕,學委楊廷椅、陳水木先後被捕,所屬有「台大校本部」、「醫」、「理」、「工」學院支部,暨「師院支部」(附一個街頭小組),「台北成功中學支部」、「台北中學教員支部」,與「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地區支部。[7]學委案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在228之後,尋找台灣出路的校園地下學運的現象。

(二)反應課題

1. 二二八/地下組織
  從檔案的判決書記載相關人士參加地下組織時間,可以理解在二二八之後地下組織在校園內迅速擴散,[8]校園一直是進步思想的重地,學生曾經目擊或耳聞二二八屠殺事件,面對台灣內外時局,試圖以行動實踐己身對社會正義的關懷,這樣的社會動能不只在學校,在校園外亦然,成為地下組織迅速擴散的主要原因。顏世鴻在不同的自述中說:「(前略)…二二八最大的動因是官員和軍方的『佔領者心態』及很普遍的『貪污』。二二八事件對我內心創傷太深了,就在那段時間,內心已和國民黨訣別了。[9]戰後經過228,228發生之後關係很大,228後大家心裡想的是國民黨永遠再見。[10]

  受訪人顏世鴻當時是臺大醫學院學生,因認識葉盛吉關係加入地下組織,他自稱為「小魚」,在案件中屬於台大醫學院的一個小組成員,加入組織時間是1950年1月23日。前一年夏天發生「光明報事件」台大學生已有人涉案,從檔案了解「光明報」事件之後,基隆市工委案(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案)、高雄工委案,連續被破,省工委領導人書記蔡孝乾之名曝光,當局循線於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捕獲蔡孝乾。顏世鴻自述:「2月初(1950年)與『老朱』(即楊廷椅化名)初次見面他慢了五分不到,當時已經有許多被捕的消息,…第一次與楊廷椅見面是2月中旬,見面第一句話就說『停止一切工作,連解放軍登陸也不要介入』。[11]當時地下組織情勢已相當嚴峻,6月21日凌晨兩點半顏世鴻在醫學院宿舍被帶走。[12]顏世鴻加入組織時間前後5個月,當時整個地下組織看來已在當局收網的行動掌控之中。

▲受難者顏世鴻。(曹欽榮 攝影)


2. 家屬追索歷史
  受訪人張瑛玨家族於白色恐怖時期受創甚深,大哥張碧坤因學委案逃亡,被捕後,後併入葉城松案判死刑,父親張其德「包庇叛徒」判刑10年(入獄時已60歲),二哥張碧江涉學委案判刑12年,刑滿再被送到小琉球感訓;表哥蔡錫璋、遠親李清溪、姊夫呂錫彬等,因大哥逃亡期間借住所或借錢而被判感訓、拘禁時間不等,呂錫彬「明知匪諜而不告密」判刑2年6個月,還調金門服突擊隊特種勞役,調往前線服特種勞役尚有其他人,政策或制度想法為何,待查。張瑛玨的口述呈現家族遭變,親人遇害,至今,依靠個人力量追索家族受害歷史真相的歷程,非常不容易。[13]張女士因為參加政治犯與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非正式聚會,謝對張說不知道有這種一家受害這麼多人的情形,白色恐怖受害者父子、夫妻、兄弟同時判刑或被槍決者不少,受害是以實質判刑監禁或家人顛沛流離受害來論定呢,有許多受難者提出家人受害的情況比他們在監獄中更甚,突顯了受害的廣泛定義課題,採訪過程中也有受難者指出身心長期創傷,至今仍然會半夜驚醒或老年憂鬱症,轉型期正義的政府責任更顯得重要無比。

▲受難者家屬張瑛珏。(曹欽榮 攝影)


3. 加判死刑
  39年9月16日判決書初判「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黃師廉陳金目共同以非法方法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各褫奪公權終身賴裕傳吳瑞爐王超倫鄭文峰葉勝吉鄭澤雄共同以非法方法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無期徒刑各褫奪公權終身」,[14]最後何以11人執行死刑,39年11月14日總統府聯芬字第390330號代電:

  「(前略)…賴裕傳吳瑞爐王超倫鄭文峰葉勝吉鄭澤雄等於參加匪黨組織
   後均有分任匪支部委員或支部書記等積極為匪工作之事實除應將該賴吳
   王鄭葉鄭等六犯均照原罪名改處死刑餘均准照簽擬辦理又案列各被告現
   職中小教員暨在校學生有三十餘名之多應將本案事實酌抄報行政院轉教
   育部對該被告等所屬之學校負責人應認真考核其思想行動並通令各校當
   局就本校環境條陳如何加強校內防諜工作之意見擇其切實可行者即由該
   各校之主管機關協助其實施並將辦理情形據報為要蔣中正(三九)戍寒
   聯芬
[15]

  這份代電傳達了兩項重要指令,一、決定了賴裕傳、吳瑞爐、王超倫、鄭文峰、葉勝吉、鄭澤雄6人的生死,最後更正判決書日期仍然是39年9月16日(39)安潔字第二三0二號。二、加強「校內防諜」部份,由內政部調查局擬定「教育文化機關及社團保防工作實施辦法草案」[16]

4. 關連案件
  查閱檔案,由於李水井案除前述延伸葉城松案、吳玉成案,尚有其他案件如王文培案、侯愉案、歐振隆案(時任台北市長吳三連長子吳逸民案)等案,顯見檔案運用及詮釋,需要全面性、比較性查閱、核對、解讀。

5. 台灣出路/地下學運
  李水井相關案件,正如當事人謝培元自述:「我們由不滿國民黨政權領導下的台灣政治、社會生態,轉而思考,企圖由國內、外情勢的全面考量中,尋找一條適合台灣的道路。當時我們很年輕,思想正在萌芽、發展,對政治舞台也沒有經驗,只是有此單純想法,但此舉卻被指控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入獄受刑。[17]鄭文峰妹妹鄭素娟說:「哥哥被槍決時還是學生,那時的青年受日式教育,行事端正富正義感,視欺騙、揩油為羞恥之事,但回歸中國後,目睹政府及接收人員貪污、敗壞,人民生活困苦,他們懷抱滿腔社會責任,欲改善時局,卻在統治者『凡對政府有意見者皆共匪』的認知下,成為白色恐怖時代下犧牲的知識青年。[18]目前,從與本案有關的現有出版品:《雙鄉記-葉盛吉傳:一台灣知識份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中,更可深刻理解知識份子、年輕人在台灣戰後困頓的處境下,思索與行動的動能所在。[19]

  二二八之後地下組織活動的面貌,如今難以清晰追索,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於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敵對態勢的政治嚴峻時局之下,台灣在二二八之後更為困頓,知識青年參與改造社會,如何面對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葉盛吉在獄中最後的〈自敘〉說到:「『日本敗戰和中國的勝利、以及台灣的光復,不論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而這影響則持續到今日。』[20]回顧那段歷史,環視今日台灣處境,主客觀條件雖然已相當程度的不同,「深刻影響持續到今日」的深刻意涵-這樣的話語依然回響於今日的我們,葉盛吉如果活到今天,又會如何看待這樣的影響呢?

第三節  應用與後續建議


  從以上個案初步理解,檔案呈現了某些重建歷史原貌的參考基礎,口述反映了檔案記載的時空背景、相反說法或佐證的依據,因此,綜合前述各案的探討,反映了檔案研究與口述之間的正、反交錯關係,我們認為更好的檔案開放運用方式,需要根據檔案進行一些基礎工作,例如:
 1. 歷年政治案件表(時間序)
 2. 各案件基本資料表:如-判決文號、檢察官及審判官姓名、政治受難者性
   別、刑期、被捕時年齡、被捕時職業、入獄及出獄日期…等
 3. 各項統計表-如槍決者名單暨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年齡、職業、案件
   別、槍決時間及地點、執行槍決單位…)、獄中死亡名單暨基本資料(姓
   名、性別、死亡時年齡、職業、案件別、死亡時間及地點、死亡因素…)
 4. 案件判決書鍵入文字檔:判決書電子化
 5. 檔案依據案件名稱分類:如分類為-省工委會/台盟案、台獨案、海軍
   案…等
 6. 全面性口述採訪
 7. 解讀檔案與口述,詮釋歷史與跨學門的社會科學研究等等工作。

▲檔案及口述反映歷史正反說法或佐證,更好的檔案開放運用,需要根據檔案進行數位化、分類、統計,以及全面性口述採訪。(曹欽榮 攝影)


  如此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研究,才能展現於民主轉型期過程更多元而深入運用檔案的機會,真正形成我國追求歷史正義的自我歷史經驗。以下是關於本計劃執行所帶來的延伸建議: 

一、關於檔案運用


  檔案運用除了前述建議之外,針對可能的使用者,建議如下:

(一)受難者或家屬:本團隊成員從長期採訪過程中了解,很多受難者並不
   知道有檔案、如何申請檔案,檔案中的隻紙片字對受難者或家屬而言所
   能代表的意義,不只代表家族的歷史檔案,更重要的是反映政府及當代
   社會對受難者或家屬的平反,表徵政府細膩處理轉型期正義的一環,接
   受受難者或家屬申請檔案時,需要更為細膩的服務。如果政府資源許
   可,根據已賠償的受難者名單,將個人檔案分別寄送受難者或家屬,或
   於正式的受難者公開集會場合,由首長(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代
   表將檔案影本交給受難者或家屬,轉型期正義的任何儀式具有對社會宣
   示政府處理轉型期正義的誠意和作法。

(二)研究者:對研究者而言,經過基礎整理後的檔案,可以省去許多查閱、
   判讀檔案的時間,如完成前述1.到7.項建議,或完成1.到5.項的基礎整
   理,會對研究者幫助極大,當然相關龐大檔案並不是那麼容易在短時間
   內完成,初步建議逐步進行主題或議題性檔案研究,一方面有助於檔案
   詮釋,一方面也對於檔案更有效運用或建檔分類有幫助。

(三)國際社會:轉型期正義成為上個世紀70年代之後國際社會的重大議題,
   我國的轉型期正義的處理經驗,勢必成為國際社會所關注,因此,我國
   關於轉型期正義的檔案運用,便具有本土獨特性以及跨國研究的可能
   性,初步研判加強本國對檔案深刻化研究,會有助於跨國研究,突顯我
   國在國際社會努力處理轉型期正義的經驗。

(四)檔案運用影響:台灣法律史學者王泰升提出的研究取徑:「探討對象是
   人民的法律生活經驗」,並認為「採用『法律史』之名稱,以作為一種
   學科發展上的行動策略,除了揭示對於研究對象的擴大外,也希望能藉
   此對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學等等研究取徑,保持開放
   的姿態,以催生豐富多元的『法律-歷史』的研究圖像。」檔案運用與
   口述交叉的解讀,著重以人民的觀點來討論,將會豐富跨學科的研究圖
   像。人權研究者Michael Freeman也指出以跨學科進行人權研究,將有
   助於「將人權概念從哲學和法律的高層次帶到它宣稱要保護的一般民眾
   的日常生活(Preis,1996)。」[21] 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
   解釋》一書裡討論〈意義的政治〉,開頭就提到「有些事情大家都知
   道,但是卻沒有人想到如何去對之加以說明,一個國家的政治反應了它
   的文化設計,就是這種事情之一。」[22]檔案運用與文化、政治關聯性
   的研究,將會開啟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深刻視野。

二、關於政府相關單位


(一)全面性的檔案搜尋:詳如第四章第三節所述,關於轉型期正義的檔案尚
   有許多機關有待搜尋。

(二)全面性、持續性口述採訪: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如管理綠島人權紀念
   園區、景美人權紀念園區的文建會(現文化部),負責辦理賠償的財團
   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可持續進行當事人
   口述採訪,或鼓勵民間文史工作者進行深度採訪。

(三)檔案運用及詮釋,需要全面性、比較性查閱、核對、解讀。

〈本文結束〉


[1]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2003《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頁163-202郭振純-天生反骨的獨俠客,頁176。
[2]郭振純與葉盛吉都曾經因為戰後對「祖國」的不了解,遠赴中國短暫停留。詳見《白色封印》、《雙鄉記》。
[3] 參見檔號B3750187701=0043=1571.3=1111=49=077=0000070540003~B3750187701=0043=1571.3=1111=49=077=0000070540004
[4] 參見檔號B3750347701=0043=3132392=392=1=001=0005032700012
[5] 闞正宗/蘇瑞鏘2004〈台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發表於「冷戰初期的海峽兩岸」工作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4年9月10日,台灣台北。頁32。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生工作委員會,頁4437-613。姜天陸著2002《南瀛白色恐怖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葉城松案,頁234-244。
[7] 參考1991《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二輯》。台北:李敖出版社。第二輯,頁97。
[8]參考1991《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第二輯》。台北:李敖出版社。第一輯,頁18,「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時,僅有黨員七十餘人。三十七年六月『匪香港會議』時,已有黨員約四百人。至三十九年八月,匪黨員竟增加為九百餘人。」。
[9] 參考文史薈刊〈五十年代台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復刊第五輯,台南市文史協會。頁111。
[10] 2007年8月6、17日採訪顏世鴻採訪紀錄。
[11] 顏世鴻2006《百年之憶》,未刊手稿,頁83。
[12] 參考1.文史薈刊〈五十年代台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復刊第五輯,台南市文史協會。2.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2003《白色封印》。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頁203-245顏世鴻-塵世霜白,鴻雁丹心。另顏世鴻勤於寫作,卻沒有出版,殊為可惜,可參考近作3. 2006《百年之憶》,未刊手稿。4. 顏世鴻同案,黃華昌著2004《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2012年10月註記:2012年7月以《青島東路三號》書名出版。
[13] 另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大法學院支部案,頁623-641。
[14] 參見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56=0000044910004至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56=0000044910011。
[15] 參見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58=0000044930003至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58=0000044930005。
[16] 參見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67=0000045020005至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7=067=0000045020007。
[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大法學院支部案,頁602。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大法學院支部案,頁622。
[19] 請參考1. 楊威理著 陳映真譯1995《雙鄉記-葉盛吉傳:一台灣知識份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台北:人間出版社。2. 黃華昌著2004《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3. 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採訪紀錄2002《風中的哭泣(下)-五0代新竹政治案件》。新竹:新竹市政府。頁532-538。4. 藍博洲著1995《尋訪被煙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頁111-174,〈在歷史的荒煙中消逝的野百合-重塑台灣學運的歷史像(1945-1954)〉。
[20] 楊威理著 陳映真譯1995《雙鄉記-葉盛吉傳:一台灣知識份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台北:人間出版社。頁263。
[21] Freeman, Michael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湯智貿譯2006《人權:跨學科的探究》。台北:巨流。頁85。
[22] 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著 韓莉譯2006《文化的解釋》。中國南京:譯林出版社。1版3刷,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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