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中的自由--白色恐怖紀事之十三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傳記文學》總614號)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政治受難者陳孟和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笑說,「我們」當年在綠島當然不自由,但是我們郤可以在不自由中享受到自由,我們稱之為「不自由中的自由」。這裡所稱的我們,是因為另有幾位難友們也在座,筆者亦為其中之一。我們聽了,立即會意,相視一笑。

20110515_135▲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中之「不自由中的自由」展區入口,右方坐者為無期徒刑受難者黃至超於2011年5月到綠島受訪留影。(曹欽榮/攝影)


  自由的意思很籠統,也很模糊,在學理上來說,可以說出很多大道理。沒有規範的說,自由就是隨心所欲。正式的說,是不妨害他人自由才是自由。如果以政治觀點來說,那要解釋大半天,公派這麼說,婆派那麼說;因時間空間因環境有異,對自由的論述也不一樣。不過,以我個人坐過牢的體會,正如孟和兄所說,在綠島的很多自由是來自不自由。有句話不是我們都奉為圭臬的嗎?「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白色恐怖期間,萬一中獎,在刼難逃時,著急沒用,記住:你是可以在不自由中殺出一條自由之路來。即使,被認為這是種阿Q想法,何妨?

  大多數不曾坐過牢的人都有一個認知,坐牢就是不自由,如果說人在不自由的囹圄之中,也有自由的話,那只有放封。放封,是讓囚犯們尷尬又興奮的片刻,不戴手銬或兩人同副手銬,一個牢房一個牢房輪流被叫喚出來,在一個四周有牆壁或以鐵絲網圈住的空地裡來回或兜圈子走動,在彼此間的面面相覷、弔詭驚訝的眼神中,不論識與不識,囚犯們不得不重新認識自己、評估自己,甚至不能認同自己。

  我是名罪「莫須有」的政治犯,歷經三個單位,一是情治單位,二是軍法單位,三是羈押單位;羈押單位就是綠島的新生訓導處,這地方我待了最久,計有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可是和上述兩個單位比起來,在感覺上反而輕鬆得多,因為在生活中有了盼望,儘管這盼望是脆弱得好比蜘蛛網,禁不起風吹雨打,但不像在情治單位,朝夕有冤死的威脅,也不像在軍法單位,被監閉得差點窒息而亡,因為其空間之小,真的是囚無立錐之地,具體說,十個榻榻米的面積要關二十人左右,加上糞坑是室內的唯一傢俱,人人都成了它的鄰居。人與人緊挨密擠,好比面壁佈告欄,別人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都是你日夜必讀的大塊文章。

  在如此擁擠的囚房裡,睡覺成了大問題,往往是一半人睡,一半人緊挨牆壁,欄柵或低洞口的一面不可以被擋住,盡量讓空氣流通。沒睡的人最痛苦,因為盤膝久了腿發麻,懸空伸腿不小心會踢到睡覺人的頭。一夜裡往往一腿未平,一腿又起,糾纏不已,煩不勝煩。

20130629_058▲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園區餐廳展示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獄中用餐小模型。(曹欽榮 攝影)


  夜中,起身去小便,麻煩又恐怖,躡手躡腳,人頭中腿縫裡一步一步,手腳並用前往糞坑旁,輕輕推醒睡在坑蓋上的人。回程中較為清醒,臭腥的暖空氣在昏暗燈光中,更顯出燻熱蒸氣,一具具半裸、全裸的男性胴體,有的呲牙裂嘴,有的掀鼻抿唇,輾轉反者有之,胸起伏者有之,爭奇鬥妍,隨心所欲。整個囚房在隆隆鼾聲中安靜得使靈魂戰慄。「比死人多一口氣」,是駡人的慣用語,此時此地此景,多一口氣的死人,滿眼皆是。

  我發現「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雖不可靠,但是睡眠的享受,不論在任何環境,只要你真的睡著了,百分百是人人相同的福氣。在軍事單位的看守所,我蹲了約有八個月之久,只要我熟睡,我就心滿意足,我開始訓練自己,沒有睡意時,絕不躺下,連閉眼都不要,我成功了。六十多年來,我極少有失眠記錄。我又發現,要小便時暫時不要小,憋到非要小時再小,會有加倍的舒暢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兩種自我訓練,一是主動,一是被動,都是因特殊環境而練成。前一種訓練我向任何人推銷,後一種則不必享受,因為很可能會有不良後果。

  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本質上也是監獄,但是採取了開放性的軍隊式管理,放封當然免了。空氣、陽光和水,也就任由囚犯們享有。睡覺的空間也和往日不同,每人占有的空間,約有兩個榻榻米的三分之一。我們是如何在不自由中有了自由呢?這在他們管理人立場來說,是件意料之外想像不到的事。那就是每天晚餐後就寢前的兩個多小時的空間裡,我們往往真的有了自由。這時段通常是用來集合唱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或者由值星官來訓話,其實哪有那麼多話來訓,是他自己用來練習講話而已,學著不講那些生活上的雞毛蒜皮,而是要講有點學問的話,例如「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大道理,你不聽也不行,他會冷不防地指定一個人來和他共鳴:「趙錢孫,你說說這句話出處哪裡?」想當然,我們的標準答案是不知道,讓他有了預期的满足感。其實,我們是期待他會忽然有了菩薩心腸,他背書背到一段落,真的網開一面,命令也是囚犯擔任的值星班長:「解散後自由活動!

20110223_125▲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綠島園區新生訓導處全區模型展示館。(曹欽榮 攝影)


  自由活動的範圍,我們先說刮風下雨時在囚房的情況。最近這兩三年,綠島的人權園區,有間當年政治犯的囚室模型已落成開放,很逼真,你該去看看,可惜有些年青人去了綠島也很少參訪人權園區的,年長的更是連綠島也不曾去過。我說的那個囚室模型,等於是間蠟像館,和倫敦蠟像館(又稱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 Museum)不同的是,杜莎夫人的蠟像是群英雲集,大半都是過世了的,你可以近距離接觸全世界銀幕巨星或政壇上叱吒風雲人物,畢卡索、邱吉爾、歌手貓王等,毛澤東也有,都和其本人的尺寸同樣高矮胖瘦,當然,他們任何一位絕不會拒絕你給他或和他拍照留念。綠島的蠟像館裡、也有百姿千態的蠟像,但其模特兒卻只一人,至今健在,姓黃名廣海,居台北淡水,已近九十高齡。模特兒面貌雖一,其坐卧躺靠,對奕、聊天、讀書、拉二胡、拉提琴、打橋牌,還有在廁所前的水池邊洗衣服,種種蠟像成品,在同一模特兒身上表現出來,不僅栩栩如生,也極為傳神,我真佩服廣海兄的耐力和毅力,擔任了如此「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重責大任!我第一次由他本尊陪我參觀時,我恍若跌進了時光隧道中,不同的姿態在幹不同的活兒,讓我暝想到某人在做某事,我彷彿看到傅賴會兄湊著瓦斯燈專注看書,看的居然是日文版的工廠管理,在那種混亂、嘈雜的環境,以半蹲半盤腿的姿勢,在啃讀那種硬綁綁的理論書,有天我開玩笑說,讀得下去嗎?他有妙答:「讀總比不讀好。」回到台北後,他在日商國際公司曾任兩個工廠的廠長,我們不得不肯定「讀總比不讀好」這句老實話的功效!林烈臣兄盤坐在樓舖上拉提琴,加上他白天在豬圈拉提琴,所以他養的豬仔特別好吃,回到高雄老家後,在夜總會擔任第一小提琴手。我又在廣海兄的變臉中看到胡連昇兄半倚在床欄上雙手指劃,開金嗓哼反二簧,原來他正唱〈四郎探母〉,字正腔圓,我耳熟能詳,回到台北後,不經意也常哼出「我好比籠中鳥,……」我在這種不自由中的自由中看到的眾生相,在我多年後回到社會上得到了很多印證:某人在那種不自由的自由中耕耘了什麼,他日後回到了社會,十之八九就收成了什麼。無心插柳柳成蔭?天下哪有那麼多的無心,這裡的無心,好比你在不自由當中,是要加倍努力才可以爭取到的自由一樣的有心!堅毅不拔,忍辱負重。

20110328_113▲2011年3月,無期徒刑受難者黃廣海於綠島園區綠洲山莊八卦樓內製作完成兩間模擬人像展示囚房。(曹欽榮 攝影)


  如果好天氣,皓月當空,或是滿天星斗,我們大部分人便在籃球場上,手舞足蹈真的自由活動起來。管理人對我們最大的不放心,便是不知道我們在極其有限時間的自我空間中,在做些什麼和想些什麼?因而,臨時公差、緊急集合等花樣,往往成了管理人惶惶不安的安全措施。人心畢竟可以比人心,對某些一般事務上的處理或方法,智慧往往在伯仲之間,如果我們在自我時間內的所作所為,因為慣性定型得讓他們放了心,讓他們培養起「孫悟空終究被掌握在如來佛手裡」自滿心態,那麼,我們便在不自由中獲得了自由。我們在籃球場上的自由,是無人主持,無有名目,無啥限定,真的成了自由行,三三兩兩,或坐或行,什麼語言都出了籠,談笑風生,大有國際機場氣氛。當然,有無監控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如此的自由行,也不是沒有衍生出某種後患,我在〈綠島也有春天〉(見《傳記文學》總607號)一文裡寫過的女幹事和男新生的糗事就是一例。最有趣的一次,是發生在1957年的一連好幾個晚上,幾天前,耳語飛傳消息,說蘇俄就在這幾天要發射火箭,是第一次發射,有心人便製作了多張星象圖,在自由的時空裡,多人抬頭看天空低頭看手掌,蓋掌中有圖也,上下星象比對,計算那想像中的火箭方位。居然有了幸災樂禍的些些竊喜,讓我們酩醺了好幾個夜晚。

20110515_196▲國家人權博物館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中之「不自由中的自由」展區,展出晚點名後短短一小時擬真人像活動。(曹欽榮 攝影)


  不論天好天壞,不拘室內室外,人生若夢,往事如煙,世事俱忘,幻想漫天,相思鄉思,親人情人,如燕、如駒,成狂、成痴,我們不時不定期地,享受了如此不自由中的自由。

  在綠島新生期間,我個人還有一個純自由的自由空間,那就是每周一早上的國父紀念周,處長大人一定會給全處官兵(獄卒)生(囚犯)訓話。我個人在聽訓行列中,兩手活動得規律卻不正常,右手在右褲袋中掏出半張名片大小的紙片,低眼一瞄,雙唇抿合嘰咕幾下後,即傳左手,插入左褲袋中去,百餘張紙片由右至左傳送完畢,紀念周也就到了尾聲。有次整隊回到囚室門前時,全體解散,指導員要我一人留下,難友們大吃一驚,連值星官也以為我一定有了麻煩。指導員命令:把褲袋裡東西掏出來,我先掏右邊,什麼也沒有,再掏左邊,霎時間,雪花飄飄,落英繽紛,白花花散落滿地,「不准撿!」指導員怕我湮滅證據,他是幹校出身,端的政工本色,只見他親自辦案,彎腰蹶屁股,揀一看一,口唸無誤,一面中文,一面是英文,是單字、片語、或整句,有的甚至是短文,中文寫標題,英文僅幾重要提示。他搖搖頭,笑了,忽地斂容,「這怎麼行!那處長訓話,你是一句沒聽?」「報告指導員,處長訓話,我都聽到了。」他要我跟他走!

  我成了跟屁蟲,進了他房間;「你說說處長在周會上說了些什麼?」我大約說了,他滿臉狐疑。我忙著替他解惑:「報告指導員,處長的訓話,很多次都是我們助教室[1]按照提要擬稿的。」「是你擬的?」不是,是涂子麟[2]擬的,由我用大字騰寫了給處長用的。指導員看看我,「好了!這事兒別提了!

  我一輩子沒讀好英文,在多次讀英文的過程中,往往發生了不少趣事,在綠島不自由的自由中,這也是趣事一樁。


[1] 助教室乃由處部選定十三名囚犯組成,負責編撰政治教材,任由教官們採用,另外擔任教授補助教育,例如英文、數學、國文等。詳見〈綠島的三大文化機構〉(《傳記文學》總601號)。

[2] 涂子麟回台北後,曾任文化大學教授,為三民主義權威學者之一。詳見〈綠島的三大文化機構〉(《傳記文學》總6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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