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島的兩次大起解--「白色恐怖」紀事之七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傳記文學》總608號)

  我被冤定為政治犯後,經歷過兩次大起解。第一次是親身參與,第二次是目睹其他難友們參與。

  第一次是1951年5月17日,由台北的軍人監獄去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20110611_157▲政治受難者兩人一串被押送將前往綠島。(陳孟和 繪製,曹欽榮拍自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全區模型展示館」)


  記得很清楚,那天凌晨一點鐘不到,寢室(即囚室)燈火通明,四周鄰室也都一樣,兩人同一副手銬,每十人成一縱隊,用繩索綑綁左或右腳,啞口噤聲,繩索窸窸,金屬鐺檔,尤其響亮,有荷槍上膛的憲兵,前後徘徊在護衛。眼見如此陣仗,當事人看了,倒也不吃驚,比起在尚未定讞的日子裡,分分秒秒,不知輪到誰會被拖去斃了的忐忑,那可真叫人掉了魂。這時候,大家眼語神傳的信息相同:起解了!去哪兒?端視用什麼交通工具。

  我們一列列被囚攏在槍陣中,以必須劃一而不整齊的步伐,一一跨出了軍監的大門,聲勢懾人,是影片中沒見過的鏡頭;夜巳深,偶有行人,都被憲兵們擋駕了,車輛被導引改道,沿途住戶有開窗窺視的,也被舉槍嚇阻。行行重行行,一個腳步錯了,好幾人跟著絆倒,有人不慎小包落地,同繩串的人統統停止,等他撿拾。這個不曾排練過的浩大黑夜秀,演員們談不上心情沉重,只是驚訝,何苦要如此小題大做?何苦殺雞要用上牛刀?

  我們跟著自己腳步走,自己腳步再跟著前一人的腳步走,不敢想,那行列的第一個腳步是如何被指揮走的?我們方向莫辨,蹣跚、疲憊,有人尿尿了,有人瀉肚了,有人絆倒了,有人咳不成聲了,這些都不能阻撓隊伍的移動。隊伍在槍陣中繼續行進,轉彎、再轉彎,不知走了多遠,被手勢阻止了。抬頭一看,原來佇立在鐡軌附近。多年後知曉,那是後火車站。我們被解除了腳上繩索,兩人同副手銬,陌生人也成鴛鴦,一對對同心同步,跨上了黑黝黝的貨車。

  我們一個個臭汗滿身,上車後,屁股一落地,兩眼便闔了起來,太累、太渴,也太餓了。保持靜默中,猛聽得「噹噹」起動碰撞聲,貨車怒吼啟程,冷風由門縫偷襲,熱汗黏身,漸漸涼起來,有人冷醒了,直打哆嗦,咳嗽聲、放屁聲,聲聲交錯,矇矇月色從車門探進來,也很難辨認彼此的狼狽相。不知過了多久,天亮了,真要感謝老天見憐,這時候,如果下起了雨,會怎樣?看到好幾名武裝軍人也在車上押解,他們更無辜!

  有人眼尖,遠遠碼頭在望,立刻有了推斷,可能性的目的地是火燒島!也就是綠島。一定,一定,眼神中人人都有答案,幾乎一致,但看是不是下了火車,走向碼頭。

  果不其然,我們被驅向碼頭,這次步伐輕快多了,因為兩腳沒有束縛。槍械擋不住思想的馳騁,手銬畢竟不妨礙步行。雖然餓、渴、髒、累!我們終於心底踏實,是被逐放綠島,那兒該是塊有陽光、水、和空氣的地方罷!

  我們上了一艘大型登陸艇,「中」字號。當天黃昏時刻,我們抵達綠島。

  第二次大起解,發生在1953年的10月下旬某一天上午。

  序幕是在早餐前,由值星官拉開的,在他交代事項的口吻中,就聽到了玄機,他在例行「開動」口令前,以努力平靜自己的語調宣佈說:「早餐後全體在寢室集合,幫廚、伙委、病號、所有處部公差全部到齊。」我們從他語調中聽出了詭異,在表情上更看出事非尋常。

  難不成是不久前「刺青」事件的再版?說不定是有幾位倒楣鬼要被關重禁閉?

  在綠島的一天三餐吃的真不錯,那天早餐是稀飯饅頭,有油炸花生米加上一色小菜,可是,這一天的早餐,我們就是食不知味,腦袋不斷推測:又有什麼出人意表的新鮮事?

  指導員率領了隊上的文武百官們,早餐後和我們幾乎同時進入了我們寢室,文官是九位幹事,武官是三位分隊長,其中一位是值星官。在這重要時刻,我們的中隊長呢?原來他由特務長侍衛著,在大隊部前的空地上,和其他三位中隊長,大隊指導員,以及大隊部的官長們,正在接聽大隊長的指示。他們密議,以何種方式把各隊某些新生(囚犯)送去南寮上船?──這當然是事後知悉。

  值星官命令值星班長把廚房裡的人統統叫回來,連住病房裡的兩個病號也歸了隊,各班清點人數一個也不少,指導員在和值星官兩人鞠躬如儀後,大聲宣佈:「被點到名的人,把自己的東西準備好,待會兒隨身帶了去隊部門前集合。

   「報告指導員……
   「不要報告,保持肅靜,等點了名以後,有問題再說。

  我記得,這些人當中有:廖金照、王任、賴象、陳明誠、葉貽恒,張樹旺等。我們第七中隊十多名,聽說全處有一百多。

  每當指導員唱出一名字,我們心裡便更能加強一個肯定的答案,那就是,這絕非普通編隊,極可能是起解他處。但是,他處是何處?誰也猜不準。

  這是一個類似整肅的措施,不拘任何藉口或解釋,只是讓我們全體新生們了解一個事實:被認定不乖乖於感訓的人,便得乖乖被送往他處。

  當所有被調走的名字一一唱完了以後,輪到了指導員他們吃驚,沒有任何人提出任何問題,因為答案已經在唱名過程中揭曉了。

  一定是離開綠島。值星官在宣佈中洩了底:棉被和新生服不要帶,隨身穿一套就可以了。

  一刹間,寢室裡充滿了離情,靜悄悄就是襯底音樂,百來個大男人,彼此無聲惜別,有人留下了所有的筆記本,有人把洗淨了的力士鞋當作贈品,也有送書送筆的。眼看他們十來位,瀟瀟灑灑走出寢室,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指導員再三命令:「沒有叫到名字的人不要離開寢室,等待命令!

  鐵門在「吱」的悠長聲中被帶上,門栓也應聲而落。被留下來的我們,並不曾在「何處」上傷腦筋,而是一直在想「他們調走了會怎樣呢?」會怎樣呢?大家心裡有數,一定凶多吉少,嘴上反而輕鬆說,換換環境也好。

  真的是凶多吉少。一兩年後輾轉傳來消息,他們被調去新店監獄,說是案外有案,在綠島有不良企圖,刑期改判加碼,有幾位被斃了。

  案中案到底是怎麼回事?等我回到了台北,經由一位當時在綠島的軍眷口中得知,「聽說你們新生有人在入廁時密議,計劃擇日暴動,奪槍殺官兵,殺軍眷,然後乘漁船逃脫,說是有直升機接應。」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荒謬!誰能料到,廁所高論,居然招惹起殺身之禍。

  我們的廁所位置接近寢室後座,開放式,一排九坑,無門有窗,所謂窗子是在後方有半截木柵,左、右皆是,可以拉開拉關,後柵外是通往水源地的大道,左右柵外是晒衣場,總而言之,絕無隱蔽可言。「暴動殺人」是何等驚天動地,不可能在那兒密議!

  不過,無風不起浪,空穴豈來風!一定是竊聽人斷章取義,也可能「廁所高論」時口無遮欄。

  大多數人的入廁時間:起床前、早餐後、就寢前,尤其是起床前和早餐後的人較多,因時間較寬裕,廁所較乾淨,三邊窗子都拉開,氣味也蠻清新。

  想想看,八或九個人的上上下下,蹲在坑上,短則三、五分鐘,長則八、九、十,不可能默默無語,久而久之,我們把「廁所高論」當作「海德的肥皂箱」了,坑底容納了我們的穢物,坑上的氣氛,也常常反映出對現生活中的評論。一定有人隨口牢騷,類似「軋伊老母,真想把伊汰掉!」

  據我所知,甚至事隔半世紀後的研判,怎可能在廁所裡有此密議?如果說在山上砍草時秘密討論尚屬可能,在廁所內是萬萬不可能。

  1960後我終於回到台北,有次在唐湯銘(在綠島任總教官後任處長)家和他聊天,他堅不信有此事的可能,但也不敢堅不信有此事的可能。但首任處長的姚盛齋卻堅決相信此事確有可能。他的至友趙丕承於2001年1月10日,在台北教師會館告訴我:「在綠島時,姚對我密語,如果有一天有情況發生,即便只有一條船,我也帶你逃生。」趙那時也是新生之一,可見二人私交甚篤。趙回台北後,不僅在金融界頗有成就,窮十年時間,著有《五胡史鋼》,在學術界更有成就。

  我個人堅信,所謂暴動是不可能。至少,我在綠島期間(1951-1960)不曾發生過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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