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峰下八德坡前──「白色恐怖」紀事之十六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傳記文學月刊總617號)

  上世紀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在綠島生活過、今仍健在的新生同志(即政治犯)們,請閉目想想,五、六十年前,我們的生活環境曾是怎樣一個景象?每天面對太平洋,不是聲勢懾人的波濤洶湧,便是平靜如鏡的流水行雲;而我們的背後呢?是那矗立山坡的所謂「四維」峰下,和自左至右横陳山腰的「八德」坡前,四維是禮義廉恥,八德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知猴年馬月何日開始,最初直行的「禮義廉恥」四字消失不見,竟改成「四維峰下」四字,以稱謂位置直接代表該四字稱謂,簡直奇事奇聞,也是滑稽透頂。想當年,我們可以失去自由,但不曾失去意志;而現在,我們可以失去歲月,但不可失去回憶。生命可以從回憶中領悟,才能在前瞻中展開。「禮義廉恥」就是「禮義廉恥」,怎可以用四維峰下替代之!「四維峰下」「八德坡前」是我們回憶中重要生活憑籍,記錄了我們每天行走於「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兩大路標之下的言行舉止也!

20110223_135▲綠島新生訓導處山壁上「四維八德」標語,中間直式小字是「四維」,左右是「八德」。照片攝於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全區模型展示館」。(曹欽榮 攝影)


  當政治理論的訴求,在政治犯大本營裡失去功能時,獄卒們企圖以道德力量或者宗教信仰,轉化為政治效果。因此,除了上山砍草種菜必經觀音洞,容忍我新生們拜揖禮佛,也准許浸信會的牧師們前來傳達福音,在同一時段,更有了四維八德的具體建設。這都是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間,是在堆砌所謂的「萬里長城」和拓寬自新生訓導處經公舘、中寮,到南寮,約莫十公里長的產業道路之後的事。這條路的寬度,原本只能二人並肩行走,或一輛牛車勉强通過,經新生們雙手拓寬後,才容許全綠島唯一的吉普車(姚處長所有但為期甚短,據說壞了無法就地修理),和牛車能夠難得有緣的會車。我們稱之為「文明與原始」的一瞥。

  如果說,長城的堆砌,是為了減低太平洋風浪威力,四維峰和八德坡的凸凹,可以說是為了美化綠島的景觀。然而,實際的理由何止侷限這種表面說詞,防止囚犯逃獄,「勞其筋骨」,讓光陰在汗與血、勞累與疲倦中消逝,使我們無法也無暇思想,是心領意會的重大原因。

  我清楚記得,這四維和八德兩大工程是如何完成的,因為我參加了工程人員的行列。「八德」是二、三大隊承攬製作,「四維」是一大隊擔任,聽說是由難友楊老朝兄主其事而完成。禮義廉恥四個字是由上到下,排列在「愛」「信」之間,位置在第二大隊廚房後面的山脊上。那山脊下的一條路,是我們在「幫廚」時,往返流鰻溝和廚房間,挑水時的必經之路。十一個中隊的幫廚,至少也有四十四名壯男在挑水,每到黃昏時分,女生們也來抬水,兩人一擔也有兩三擔;千軍萬馬加上一點紅,穿流不息,往來如梭於這條路上,目不暇給也。無以名之,且稱之為「山陰道上」。

  「八德」的每一個字,有兩張乒乓球桌拼起來正方形那麼大,每一個字都是顏真卿體,難友朱榮培兄寫的。我們第七中隊抓鬮抓到了「忠」,我被派擔任小工群中之一名小工。第一步是兩個人被繩索綑了,由山頂往斜坡下吊,兩個人是一左一右,屁股外向朝下,面對天空,背向太平洋,雙腳緊抵山坡上樹根或石塊,由山頂一步一步往下捱,我擔任在山頂和別人一道拉繩子,山下有人吹哨子指揮,當他們兩人隨著短促哨音,將寫好「忠」字的白布,在山坡上不斷調整位置,我們跟著山下指揮的口令「左、右、上、下、放、收,好!好!」不斷移動位置,驚險、刺激,真是渾然忘我。光是定位,便耗了整整一下午。移動繩子的人分兩班,每班左右各四人,比拔河人少,可比拔河人緊張,拔河是運動也是遊戱,鑿字既非運動,更不是遊戯,萬萬不能掉以輕心,一旦失手,除了「忠」不成,還要人命關天。戰戰兢兢,氣喘心跳,總算在長長一聲哨音中定了位。第二步是換人下去,把「忠」字一筆一劃用石灰灑抹在定好的位置上。然後每天去挖土打石塊,把「忠」字在山坡上凹成形。釘打模板時,又把白布上寫的「忠」字套上去,對準校正。最後一個步驟,便是灌水泥。單單這一個「忠」字,足足化費了二十幾個工作天,遇到下雨天,不僅延遲了好幾天,還會浪費了不少天,因為石灰被水沖走了,水泥遇雨也被流失了好幾次。每次人工,平均總在十二名以上。這偉大的工程!這危險的工程!總算在將近個把月的流程中告一段落,參與者莫不驚心動魄,夜夜難眠,完工後的短期內,還繼續了若干次的惡夢連連。

  有了「四維」和「八德」,新生們每天總有好幾次仰首或行走於其下。我常想,牢獄的意義豈僅是於有形的囹圄?有些陳腐的、封建的、教條的、觀念上的牢獄,乃使每一個受害人,永遠無法由他自己的肉體、情緒,和思想中逃出;而且終身不察,心甘情願。這種觀念上的牢獄,處處皆是,時時都有,但看各人的修為、各人的省悟了!

  為了突顯這項偉大又危險工程的轟轟烈烈,同一時段,我們的小組討論的題綱便是四維八德。當我們開宗明義首先討論八德的第一題便是「忠」。「忠君愛國」,成了我們新生同志們的口頭禪,忠君的君是誰,當然是蔣中正蔣總統,愛國當然是愛我們的中華民國。我的天!我們打從到了綠島開始,我們便有了諸多的口語文字化,或者文字規格化,其中之一便是「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的道統,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國父蔣總統就是道統的代表人物」,一言以蔽之,在公開發言或記錄文本中,尤其在發表文稿時,千篇一律的結論,便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袍」!「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等等,成了新生們的口頭禪,寫作的樣板句。是公式!也必須!好比聽到或說到國父或總統時,一定要立正(在座位上則挺胸),書寫時一定要空格。在這所政治犯牢籠裡,對很多事,很多人,很多現象,「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不得」是表相,「不敢」是內心。

  因為「忠君」忠得太深入了,不論在小組討論、大組討論,全處專題座談會上,或專題寫作上,自自然然,習習慣慣,莫不以「精忠報國」的岳飛作為樣板人物來討論。岳飛(一一○三至一一四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是南宋王朝最傑出的一位愛國將領。他單純、質樸、堅定、強頑;他忠君忠得愚,固執而不一定擇了善。在軍事上他有謀有略,在思想上他愚忠盲從。他一輩子為國家(南宋)為民族(漢族)建立了卓越功勳,到頭來,仍被他所忠的君(高宗趙構)及朝中大臣(宰相秦檜)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慘酷致死。我們今日讀史,知有王船山(即王夫之,一六一九至一六九二)者,慧眼獨具,認為「岳飛正是不忠君,與高宗針鋒相對才遭殺害的」。岳主張抗金到底,高宗卻要向金求和稱臣,因此高宗授意宰相秦檜設計除岳;船山先生公然認為「岳飛滅金後,再來攻宋也是無可非議的。」(見唐浩明著《曾國藩血祭》頁二二四)這是後岳飛五百年的船山先生說的,而現在已經是後岳飛一千多年的我們又是怎樣想法呢?當年在綠島,幸虧沒讀到這位大賢的有關著作。古之岳飛,今之類似者某些人,因為愚忠,所以智愚!幸!抑或不幸?

  說到小組討論或座談會,不由想起點滴趣事:例一,有次我們奉命批判胡適之先生,其來當然有自,但不知其自為何?。例二,有次奉命討論「西安事變」,我們這一組成員,有位年歲不到二十的農家子弟,他站起身來,手拿發言稿,煞有介事,有模有樣,唸來結結巴巴,卻把一人名唸得滾瓜爛熟,「張志良」長、「張志良」短,原來是「張學良」之誤。張志良者,亦難友之一,恰恰為其小組組長也。被捕前,為外交部科長,離綠島後,曾任藝專校長,中正紀念堂兩廳首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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