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看到陽光的時候》出版了!

曹欽榮


   那時候 曾經 陽光很短暫
   照見過我們鬼域般的境況
   這時候 我們期盼陽光
   能夠 照亮更多 真相

IMG_7323_調整大小▲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二輯《看到陽光的時候》


  感謝陳列老師為書名加上極好的注腳文字,陳武鎮老師提供書封面畫作,畫作和書名表達了某種「鬼域」撞見「陽光」的氛圍。兩位曾經是年輕政治犯的陳老師,這些年來書寫及畫的創作,令人讚賞,最近聽說陳列老師書寫白色恐怖年代的《躊躇之歌》列名「開卷」、「國際書展」十大好書。可喜可賀!
  《看到陽光的時候》書名來自白色恐怖受難者吳大祿(1933-2010)的一段話:「我在情報處被關了一個多月,期間只有一晚叫我出去訊問,時間不超過30分鐘,他們大概也覺得實在沒什麼好問的。這一個月期間就像關在黑牢,不見天日;大約1951年1月底,從情報處送到軍法處時,才第一次看到陽光。當時我嚇了一大跳,看到自己的手白鑠鑠,外面的光線好像可以照得透過去,好像孵豆芽菜似的。加上我的頭髮又長,若是晚上被人撞見,還以為見到鬼呢!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為了能趕上舊歷年後的「國際書展」,大家趕工,終於在年前,2014年1月24日,《看到陽光的時候》新書印好、送達。感謝許多人協力和支援(版權頁雖然列名,還有許多人未列名其中)。雖然經過7次校稿,書出版後,免不了有待解的疑問,歡迎大家告訴我們,精益求精。
  書中的故事不只感動人心,對照當下國內外發生的許多事件,例如:最近在台南成功大學「南榕廣場」命名事件,我們確信這個時代不只陽光短暫,有待個人和集體努力的「除魅」工作不少。畢竟,台灣還未真正處理「轉型正義」的衝擊和反思,我們將集體不斷面對民主深化和認識「不遠的過去」之間爭戰的價值判斷的烒煉。
  《看到陽光的時候》經過共同審查、討論,有些特別之處在此說明,全書是按以下順序編輯:序、導言、目錄、編輯體例說明、受難者簡介、23篇文章、附錄:白色恐怖相關名詞說明、索引。這次先將「導言」發布,與大家分享。

看到陽光的時候_封面_軟皮精裝_外框拷貝_調整大小▲《看到陽光的時候》封面、封底。

導言:記憶的一線亮光


   那時候 曾經 陽光很短暫
   照見過我們鬼域般的境況
   這時候 我們期盼陽光
   能夠 照亮更多 真相

陳銘城 / 曹欽榮

黑暗 陽光 隱喻


本書的書名取自收錄於書中的受難者吳大祿受訪稿,他從情報處審訊黑牢走出來,「看到陽光」的瞬間,就再度走入軍法處的漫長黑牢,他的回憶敘事充滿黑暗面對光亮的對比。黑暗的時代,陽光真的只有一瞬間,吳大祿一直難忘的難友──蔡炳紅,年輕生命再也見不到人間的陽光。他們在綠島認識,和許多難友在綠島炙熱的陽光下勞動、曝晒,陽光是熾烈、刺人的。臺灣白色恐怖時代初期,吳大祿和蔡炳紅兩位青年的遭遇和真情,代表了許許多多受難者的心聲。

這本書的內容,來自不同背景和世代的作者,她/他的共同經驗見證了我們曾經走過民主化前最黑暗的漫長時代。各單篇因為長短、文體、筆調、記錄方式的差異,內容又跨越臺灣白色恐怖四十年,讀者如何連貫又順暢地閱讀,是編者的一大挑戰。讀者閱讀收錄的所有文章之前,請先閱讀「受難者簡介」,俯視縱橫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的臺灣政治案件關係人和各篇的作者的關係。本書文章按照政治案件發生時間順序排列,作者年齡從將近九十歲到三十多歲,讀者將感受到受難者從年輕到老的生命經歷、白色恐怖下形形色色的生命曲折,聆聽受難者、作者個人發出的多元視角的聲音。

全書二十三篇文章或採訪紀錄,少數單篇曾刊登於其他報章雜誌,多數來自邀稿或採訪成稿。各篇格式雖然不一,受訪者和作者如何克服遺忘、描述難忘的記憶,呈現了所有文章的共通性:與創傷記憶奮戰的歷程。這些經驗雖然是個人性的書寫,讀者以同理心理解一起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之間的不同生命經驗,深受國家體制的影響,具有公共性的意義。即使書中的作者所指控的言詞,讀者不一定認同,卻能從中閱讀到每個人歧異生命經驗所帶來的反思:如果是我呢?我會怎麼辦?從全球歷經威權轉型為民主國家的「轉型正義」經驗裡,告訴我們這種個人書寫,具有積極改變人權侵害再度發生的作用,鼓勵社會落實人權保障的政策。

受難者 家屬


書中的單篇文章如涓涓細流:胡乃元述說父親在綠島製作的星象圖,是尋找臺灣方向的心靈地圖,這份細緻的星象圖複製品,現正在綠島人權園區展出;蔡淑端寫記憶中的哥哥蔡炳紅,像開滿杜鵑花山野裡的蝴蝶,自由飛翔;江春男(司馬文武)談伯父與家族,道出那個「讀不讀書」變成模糊、沒有價值定論的時代;楊雅惠陪同父親前往綠島人權園區探訪監禁地,帶著宗教應許心情書寫感想;顏司音以另類筆法書寫父親顏大樹和家族,帶著反思的意味;林一奇內斂地書寫六十年後的奇遇,認識了父親年輕的面容;林長茂交錯書寫「兩位父親」,令人感傷;李坤龍談追尋父親的真相,歷經漫長時間;邱文夫、黃崇一因受難者邱興生的補償申請,而互相認親,在網路上串聯,逐漸認識邱興生的事蹟,其中邱興生的槍決前遺書,讀來震撼人心;林俊安談父親與叔叔的遭遇,強烈對比的人生遭遇,令人鼻酸;林式奐探詢父親真相超過二十年,一本寫著父親名字的獄中互贈的聖經正本,正在綠島人權園區展出;謝有建六十多年後偶然看到白色恐怖檔案的展覽,尋親的曲折心情,令人難以想像;最年輕的作者林璟渝淡淡寫出父母相繼離開人世後,她開始認識父親林永生、母親高儷珊,讀來令人心痛,讀者對照閱讀高儷珊生前的受訪稿,怎能不為高儷珊的生死苦戀感動不已?

特別是來自印尼的陳雅芳,談到尋找父親陳智雄的經過,她於二〇一三年來臺領取父親被槍決前留下的遺書正本時,在臺灣接待她的許多熱心人士包括前政治犯,他們多數不知道她出發來臺前弟弟剛過世了,而她更進一步從遺書中了解父親的遺言,回到印尼之後大病一場,到底是長期無解的傷痛侵蝕她,還是她終於真正理解父親的心意,因而身心俱疲?

毛扶正、吳大祿、林約幹、呂沙棠、周賢農、閻啟明等受難者,都曾經是一九五〇年代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前後期的「同學」,六人中有四人刑期屆滿後,都被延長刑期,體制的「任意性」令人不可思議。吳大祿、林約幹、周賢農出獄後能在企業界發展立足,除了個人努力,日治時代學得的日語,成為重要有用的語言工具,這種現象發生在許多一九五〇年代的受難者身上,有的經營事業有成,一直維持與日本企業合作的關係。如另一位受難者吳聲潤創辦東洋精機,他所寫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吳聲潤創業手記:一個六龜人的故事》,書中提到四位兒女的名字中都有死刑難友的名「字」作為紀念,其中一位是取自蔡炳紅的「紅」同音字。

同時閱讀吳大祿受訪稿、蔡淑端的文章,以及高儷珊受訪稿、林璟渝的文章,讀者將滋生跨越時空的動人想像;而連續閱讀林約幹、呂沙棠、林一奇、林長茂、林式奐的文章,讀者將感受過去的故事還在今天繼續擴散。受難者蔡財源、劉佳欽涉及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的政治案件,他們幼年時期印象中的二二八事件印記,潛藏心中,影響了他們,並萌生終生的反抗意識。蔡財源與難友暗中蒐集獄中政治犯名單,輾轉傳出獄外,甚至到達國境之外的臺灣人團體及人權組織,公諸於世人面前,引發海內外救援臺灣政治犯的持續串聯行動,令人印象深刻。一九七〇年代跨國救援運動的後續影響,開啟了海內外聯合的國際人權運動,持續到一九九二年海外黑名單解除。政府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宣佈解嚴前後,臺灣島內的抗爭運動波瀾洶湧,林永生第二次坐牢,竟是一九九一年的「叛亂犯」。受難者劉佳欽以近年來參與人權園區活動的心得,提出建議,值得深思。

人權文化 博物館


如何回答為什麼臺灣長期戒嚴,白色恐怖受害者無數,而能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出現持續性的民主化運動?本書收錄的文章或許提供了某種閱讀視野和反思,不一定具有推論臺灣民主化的嚴謹邏輯關係,但隱約地浮現出壓迫與反抗之間的張力,迂迴螺旋攀升而上,孕育創造了一九八〇年代突破威權政治體制的機遇。臺灣如何民主化?動力的來源和機遇如何形成?這是研究者和國家級人權博物館共同的課題。博物館的觀眾認識過去「人權侵害」的歷史記憶,以防止國家組織性侵害人民的事例再度發生,是全球人權博物館相關社群共通、新興的議題。我們編輯這本書,透過受難者和家屬的有血有肉的證言,期待大家共同來體會有感情的共同記憶,見證台灣的人權歷史,邁向更加珍惜民主、自由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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