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要減少無謂犧牲──「白色恐怖」紀事之二十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臉書(facebook)的營運長雪柔.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曾說:「每份工作都需要做點犧牲,關鍵在於減少無謂犧牲。」旨哉斯言!我從坐牢十年三月七天的體驗中,在數千位難友身上看到了這句話的真諦,檢驗到它的功能,我也看到多數人的犧牲,都是無謂犧牲,蹉跎歲月,徒增馬齒。尤其是對所謂的政治犯而言。這裡說的「犧牲」,不是「捨身成仁,殺身取義」的犧牲,而是沉淪消極,浪費光陰,慢性自殺的「無謂犧牲」。

  政治犯的坐牢,應該只是一份心安理得有所準備的工作而已,即使無辜冤屈,欲加之罪;被冤了!被莫須有了!被羅織了!或是被做坐實了!既有之,則安之;只能天問,奈何!正因為如此,我發現有這麼一個反差糾纒,很多人在被捕前不是政治犯,被捕時或可稱之為政治受難者,絕非政治犯,但在被捕後真的成了政治犯;我曾耳聞目睹了一位死刑犯或稱犧牲者,生前喊「總統蔣公」必立正,書「總統蔣公」必空格,臨刑場則高呼「毛主席萬歲!」應驗了「黃巢(835-884)殺人八百萬,在刼難逃」!或是曹操(155-220)的;「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所謂「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有多少在刼難逃之人,又有多少人成了錯殺一百中的一份子。握有權柄的人,不也類似黃巢或曹操的心態嗎?名記者陸鏗(1919-2008)逢人強調:他坐過國民黨監獄,也坐過共產黨牢;沾沾自喜,引以為傲。陸在中國被囚時有一心願,要比毛澤東(1893-1976)活得長。我在綠島感訓期間也無比信心,一定會比二蔣(1887-1975;1910-1988)活得久;感謝老天!陸和我都能如願以償。真阿Q耶!我更看到了蔣家第三代(孝文1935-1989;孝武1945-1991;孝勇1948-1996)的凋零!

  綠島的政治犯監獄,對外界的掛牌是三易其名:一九五0至一九六五年稱作「新生訓導處」,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叫「泰源監獄」,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七年是「綠洲山莊」;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後,尚剩三十餘名政治犯,正名為思想犯,轉送司法監獄,還是在綠島。最後一名假釋離開綠島的政治犯是王幸男先生,時在一九九0年五月六日,另有林書揚被囚三十四年,林振霆二十七年,郭振純坐牢二十二年二月又幾天才被釋放。

  一九六0年我離開綠島後,至今已逾五十年,少數難友們的面貌以及一、二位官長(即管理人)常在我腦中翻騰,從他們回到社會後的狀況,追溯到他們當年在綠島的情形,種種切切,都印證了他們「做點犧牲,減少無謂犧牲」的作為,創造了真實人生!「做點犧牲」,是無奈的被動接受;「減少無謂犧牲」是勇敢的主動修為。在這些可敬的難友中,我摘選兩、三位概述其情況。

  第一位想到的是唐鴻唐教官。非常奇怪,解嚴後,由綠島出獄的政治犯寫了近百本傳記,記載綠島生活,但沒見到有人寫唐教官的。唐鴻又叫唐朝選,嗜攝影,官階中校,是因韓俘而冠名「反共義士」之一,他的特徵是右手僅四指和走路極快,他和洪國式教官一樣,在處部教育組即第二組工作;實際上,他二人也是「新生同志」,都在監管中。這當然是事後知悉,洪教官乃中共潛台工作的領導人。

唐燕妮-唐湯銘處長與周文彬▲新生訓導處第二任處長唐湯銘(左)與第三任處長周文彬。(唐燕妮 提供.台灣游藝 數位複製)


  唐教官在二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助教室」,「助教室」的設立是他在一次教育會議上的提案:新生們感訓期間長短不一,他們有的是專家教授,有的不會講國語、識字不多,有的是在學學生,少壯軍人也不少,他們一旦感訓期滿回歸本島,由於和社會脫節太久,總不能讓他們在民間各階層,滿口嚷嚷「三民主義」、「反攻大陸」、「蔣公萬歲」、「殺朱拔毛」的亂喊窮叫混飯吃,很可能成了社會雜碎,民間累贅,是不是給他們施以一般性的實用課程?這提案的正式名稱是:「對部分新生施以輔助教育案」,當時處長唐湯銘,政治處處長周文彬,教育組組長藍上校(忘其名),在會議上當場同意,決定報准上級核可後執行,此案責成唐教官負責總其成。經過了半年多時間,從課程設計,教材選擇,師資人選,經教育組、政治處、處本部,再報請警總核可後,始正式公佈實施。

  我被遴選去「助教室」當差,是唐教官的不按牌理出牌,他注意到我學英文學得瘋狂,和打乒乓球打得也瘋狂,瘋狂得忘了是在坐牢。他找我個別談話後,轉由隊上指導員派我來助教室,我認定是出公差,不同的是,有桌椅可用,每月尚有新台幣十五元可拿。「公差」,是命令,「有桌椅可用加上月酬十五元」是實情,服從命令也罷,好比獎券中獎也罷,我只有服從的份。事後知悉,好幾位難友,被捕前是老師或名校高材生,被唐教官徵詢意願時,他們誤解了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d Gandhi 1869-1948)的不合作主義(Satyagraha),執著於「不合作為政治犯本色」而堅拒;其實,這種堅拒,乃是一種潛在的反抗情緒的宣洩,而情緒往往不在理性的控馭範圍內。自己難得的些微犧牲,造福於多數難友們的受惠,也算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美德;「他們居然那麼固執」,這話是唐教官後來在台北對我說的;他又說:「請你們來負責輔助課程,必須要你們心甘情願,如果直接用命令行之,那就失去我提案的初衷了。」他自己也是名政治犯,政治犯的心情和尊嚴他是考慮到的。

  我被分配的工作,上午編政治教材,這工作只是東抄西抄,拚湊拚湊,我尚可應付;下午負責初級英文課,有時還有初級國文。英文課我敎得吃力,好在助教室裡高手如雲,現買現賣,等於自己在學英文,教學相長,受益匪淺;國文第一堂課我選了朱自清的「背影」。我化了將近兩周的時間準備教案,經過試教及格,我正式成了所謂的十二位「助教」之一。其他十一位依座位次序是:李建中、陳金柱、陳正坤、戴振翮、鍾平山、林宣生、張志良、涂子麟、雷大效、周景玉和王博文,我的座位在戴、鍾之間。

唐燕妮-新生教材-2▲綠島新生訓導處「新生」的教材。作者關在綠島時,曾被分配編「新生」的教材(唐燕妮 提供.台灣游藝 數位複製)


  唐教官幾乎不斷在做事,他由處部辦公室來往助教室之間,每天不知有好多次,都是悄悄來到某「助教」桌前,交代一些事情,又悄悄離去。他對長官執禮特恭,助教室經常開會,有時教育組藍組長親自主持,藍是上校,唐是中校,他喊「立正」時,莊嚴肅穆得有如全處官兵生集合向處長敬禮一般。我們和他相處久了,發覺到他的忙碌和對人禮貌,是他阻擋苦惱,以及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在中國他有妻有子,他知道和同僚間因為出身不同而遭到排擠,工作努力勤奮,待人小心謹慎。把「助教室」當作自己事業在打拼,他真的在幫助部分「難友」們學點基礎學識,也希望藉此努力能使他自己早天恢復自由。

  多年後,我在台北仁愛路遇到唐教官,在一家廣告工程公司當經理;又不久,報載,說他在安東街辦了個兒童圖書舘,免費招呼孩子們去看書、借書。再以後,傳聞回去了中國。在我印象裡,他過的一直是苦行僧的生活。主持「助教室」,他減少了很多無謂犧牲。唐教官給我們一個啟示:在一個團體裡,有人很不認真,有人非常認真,這兩種人在一起工作時,勢必非常認真的人佔了優勢,終將脫穎而出。

傅賴會▲傅賴會,新竹人,1950年因「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被判刑12年。被關押綠島新生訓導處時,與作者同在第三中隊。(照片取自「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青春.歲月」展區)


  難友傅賴會兄,在綠島和我曾同在第三中隊,他在生產班,負責養羊。每次看到他,不論在山上或平地,他都利用工作空檔或和工作平行的時間裡看書,被戲稱「蘇武牧羊」。有次晚點名前,難得沒有集合訓話、唱歌,是絕佳的「不自由中的自由」黃金時段;一個中隊百餘人,擁塞在不到二十坪上下通舖的囚室內,室外雨滴答,室內燈昏黃,人影幢幢,躺著、坐著、圍攏著、閉目養神中,享受著各自打發時間的樂趣:看書、下棋、練二胡、拉提琴、打橋牌,還有「我好比籠中鳥…」西皮二黃的,等等等等;我注意到傅賴會,他盤腿上舖,佝僂曲身,湊近瓦斯燈看書,我走過他書下,是本日文版工廠管理方面的書,我仰首問,看得下去嗎?他怡然自得:「看,總比不看好。」他的表情無視於空氣中的臭、腥、汗味等攪和著各種雜亂音響,也無感於心中的平靜被蠶食;真的是久居鮑魚之肆,習矣!

  他重返社會後,在一家不是國際牌電器產品的日商國際公司工作,當了廠長,不久又兼了個廠長,他太太常抱怨,說他有時候深更半夜也去七堵的工廠。他是如此地日夜忙,卻堅持給我翻譯了三本書:日譯中的《蒲松齡傳》、《劉邦傳》和《漢武帝傳》讓我出版。不記得他是哪年過世的,但記得他住台大醫院時,我去探病,他平靜地說,「こしたん(日語,胡子丹),我怕我病是沒希望了,醫生好幾天前開會診會議,到今天都沒告知結果。」沒幾天,他兒子來我辦公室,說他過世了。

戴振翮▲戴振翮(1925~1988)台南人,因1950年「台灣青年解放同盟朱炎等案」被判刑10年。在作者眼中是位人才,具有中日文寫作能力,也會說多國語言。(照片取自「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青春.歲月」展區)


  另一位難友是戴振翮兄,熟人都喊他たしんかく(日語,戴振翮),我所熟識的台籍難友中,他是罕有人才,聰明、好學,中日文都有寫作能力,中日英台韓語都能說,和我同在「助教室」出差,而且鄰位,他擔任國語和數學,我的注音符號是他教的。戴兄後來告訢我,他出差助教室,可說是力排眾議,多位他的學長難友們都叫他不要淌這渾水,不要被利用,小心晚節不保。實情是助教室只有兩名台籍「助教」,另一位是小學教員陳金柱兄,也有人勸他不要參加,他的回答簡單;「這和派去殺豬或磨豆漿有什麼不同,命令我去我當然去。」戴重返社會後,先在邵氏電影公司台北分公司做翻譯,聽說要被調去香港,他怕警總不准致身分暴露而自動辭職,投考國華廣告公司,邵氏老闆聞知,為他擔保,終於去了香港。他對我最大影響,是在談話中,鼓勵我先考進廣告公司,見識世面,了解社會,說沒大學畢業證書沒關係,他雖然在台大醫科讀到三年,但是並沒有被要求查驗證書。我報考三家廣告公司:國華、世界和大傳,筆試皆取,國華在日語口試時不被錄用。後來我創業也是他的鼓勵,趁年紀未滿四十,垮了可以再來,我們本來就是零,有什麼可怕。每當我去香港「新聞天地」(該時段我受聘該雜誌社任台灣特派員)時,他和我有多次超愉快的小聚,常在九龍油蔴地和旺角附近的一家名叫「雅苑」小舘裡談天聊地,無邊無際無心防,小酌、吟唱,雅苑壺中酒,綠島海外情,時哭時笑,常有不知東方之既白,興未盡而不得不走人之憾!他自組歐亞影業公司,第一部影片叫《玫瑰戀》,有主題曲「恨相愛」,導演申相玉,演員尚未決定,局外人我也看了劇本,是他自己以筆名「石剛」(他生母石氏)寫的。料不到的事,該片尚未開拍,他患了鼻癌,我去他何文田街的新居看他;鼻腫蓋擠兩眼,精神尚可,談到我「寫綠島」事,要我從速進行。我回台北不及十天,難友蘇友鵬兄電話告我,たしんかく已故世。這應該是一九八八年的事,因為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他尚有信給我,問我「寫綠島」開始了沒有?我寫綠島的諮詢人除了たしんかく,另有在美國執教的王孝敏難友,她的意見和戴相反,要我等到滿七十歲後再寫,理由是危險性小些,成熟度大些。最初篇名是〈我在綠島三二一二天〉,在「新聞天地」周刊,自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連載三十六期。改名《跨世紀的糾葛》以單行本問世,則是一九九0年的事。未及讓戴兄過目指點,憾事!

  當年在綠島的難友們,除了勞力、勞心、康樂活動等被折騰多年,在無奈又無聊的生活中,少數人生活得風平浪靜,一板一眼,一如老僧入定,在有限生命中,學習如何取捨,學劍不成,加倍學書;政治犯坐牢既被認定也是一份工作;「每份工作都需要做點犧牲,關鍵在於減少無謂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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