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炎憲老師

文/曹欽榮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今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與張老師在府城台南見了面,我們一同參加文化局辦理的白色恐怖口述計畫的期末報告會議。席上張老師提出很多寶貴意見、長期學術研究的論點,在會上與大家分享追求歷史真相的歷程、當代政治環境影響探討歷史正義因素等等的研究心得、和田野口述的實踐經驗。會議中有時候,他也客氣的徵詢我的看法,其實,他所帶領的口述出版和論文,已經深具說服力的傳達:台灣必須探索轉型正義和追求歷史真相的關係,有待我們持續努力。

090406_台北228紀念館_009▲1998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展示規劃團隊,在張炎憲老師義務帶領下,其成果受國際相關紀念館注目。(1998~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示,曹欽榮 攝影)


  那天,他從高雄先到了會議的樓層,一個人正在穿堂漫步,找不到會議室;我到了之後,問候他,他問我對這份報告的看法,我們聊了一下子。我想:他忙碌中到台南與會,討論口述成果之外,必定關心更年輕的研究者,能夠有機會在白色恐怖研究的領域裡傳承經驗吧。我是從他的口述書更加理解二二八家屬的情感,更加了解故鄉基隆所發生的二二八。

  會後,我邀請他到安平走走、看看海,他說:下一次,還是回台北吧!我們兩人一起去高鐵台南站,搭上飛快行進的高鐵,一路聊天到台北。看來他有點累,為了和我聊聊吧,他瞇瞇的眼睛並未闔眼。高鐵車上的對話,從南到北,就這樣,奔馳台灣島,入夜到了台北。

  到站前,最後我問了他:「最近在忙什麼?」除了常常從新聞中看到他參與各種活動的身影,在某些場合偶而會碰到他。他回答說:「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啊!我多少能體會,但是也沒有詳問內容,下一次,或許又會看到他主持的書出版了。但是,下一次呢?

  「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天從Line知道他在美國費城送醫,第一個閃過腦際的是張老師說的這句話。我默唸著:祈佑上天為台灣守護一位想做事的人,但是噩耗訊息還是回到台灣,不禁讓我默思良久。想起有緣與張老師認識的種種,我從他身上學習很多。該是將近三十年前了吧,一九九0年代初期,在仁愛路圓環邊,雲林縣長蘇治芬當時開的元穠茶藝館,我在那裡聽過陳文成基金會辦的系列台灣文史講座,張老師是其中一次的講師。那時候,我在企業界工作,內心裡極需要在解嚴後,聽聽別人探索台灣未來方向的見解。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多年之後,因為我們組織團隊,負責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硬體整體規劃,預定隔年一九九七年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之際能夠開館。長期禁忌的歷史將會在事件五十年後,有一座為了記得歷史教訓的公眾紀念館,當時,大家都深感意義重大。在博物館裡認識禁忌的歷史,要如何說、如何看、如何體會,常設展的內容就是觀眾的遵循依據。張老師擔起了這份重責大任。

  現在看來,這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博物館志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因為之前沒有一座可以概要了解台灣戰前/戰後史的博物館,縱使再小都沒有。而一九九八年更新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展現了這樣的視野,讓觀眾從戰後二二八重大事件,體會父祖輩經歷的時代。二0一一年更改常設展後,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失去了這樣的視野。如今,我們不能算擁有一座可理解台灣史的博物館。我想,張老師心中必定焦急。

  我這樣說,是因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開館前後的兩次常設展內容規劃,張老師的團隊用了很多苦心,不只因為許多二二八口述書在張老師的手上完成。因為內容的二度空間敘事主軸,是透過跨界討論三度空間關係的方式來進行,全程參與討論的我,嘗試從觀眾的體會視角來進行規劃設計。這個嚐試過程,需要大家更多的時間討論、爭辯、互相說服,張老師耐心地陪著我們。完整的來看,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八年整整三年,如何在紀念空間裡說二二八,大家一起磨了三年!確實值得!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去中央研究院拜訪張老師,請教展示結構將如何進行?這是我們首次有機會較深入談話。在他的研究室裡,他嚴肅地問我對鄭南榕的認識,而我是從閱讀黨外雜誌《自由時代》認識鄭南榕的。雖然,常常前去觀望解嚴前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當時,渾然不知突破平反二二八歷史運動,引發民主化過程連鎖運動的「蝴蝶效應」重要性。當時,突破禁忌何等重要,鄭南榕做了,許多人做了。

090406_台北228紀念館_088-▲「228事件始末」展示(1998~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示,曹欽榮 攝影)

正在發生的歷史


  我當時的理解,張老師紀錄二二八家屬口述出版,或許是站在歷史學家的鳥瞰視野,但是「不遠的過去」常常又是當代史,紀錄看似平常,卻是非常花時間、精神的。回想起來顯然,一九八七年初,鄭南榕、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貫穿了往後十年探究二二八事件的社會、政治連帶關係,紀念館因此得以設立。以紀念博物館而言,「紀念化」歷程,籌設紀念館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當時,我們關注於如何整建、規劃、設計建築的硬體,全面性地面對近代歷史事件的紀念館志業,當時的我們,並不足以掌握全盤的概念和操作核心。那一天的拜訪談話,歷歷在目。屬於我們台灣土地自己的紀念館,將會不一樣!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民氣可用,各方熱心人士投入,張老師所屬的四七社成員,積極整合各種專業人士。有關紀念館內常設展的歷史敘述,理所當然由吳三連基金會領銜,張老師負責主持「歷史敘事」的主軸、詳細內容。這之後,參與紀念館規劃的各方人員,一兩週就會聚會,討論工作進度,各方的努力讓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在計畫啟動十個月內完成開館。

  不可能的任務是完成了,紀念館內外環境的硬體設施都在緊密的時程裡逐項推進,遠遠不足的經費並未耽擱了進程,遺憾的是沒有充足的預算和時間,支應常設展的整體設施、以及館內的必要後端設備。我那時想,對張老師來說,受預算、時間影響,開館時還沒辦法讓觀眾充分理解常設展的一切,必定是一個大大的遺憾。

  雖然各方都盡了全力,大家也深深了解,常設展必須重來一次。開館後,常設展意外地,成了觀眾前置評量的課題,因為面對來自各方觀眾的挑戰。因此,一九九七年開館的下半年,啟動了全館展示調整的計畫,我們再次擔負館內所有軟、硬體的規劃、設計,這回規劃重點在常設展與觀眾。經驗告訴我們,常設展必須連續不斷的充分討論、設定、書寫、選定圖文/影片、確認設計方案等。

  規劃設計小組就設在館內辦公室,張老師幾乎每週一到兩次義務到館指導。這時,動員了歷史書寫專業、展示空間規劃、影像導演、美術編輯、室內設計、行政作業,綿密的進行規劃、設計,各種圖面不斷修改、打樣,確認各項細節。終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再一次以清晰的敘事,回歸歷史內容的影像、文獻、檔案,提供給觀眾參訪、認識、反思的紀念館空間。

  最後的成果和公開紀錄,刊登於《空間雜誌》。不論如何,這次的全館調整,以有限的資源,達到紀念館向觀眾說什麼的宗旨。以人民、受難者為主體,展出戰前的台灣社會及政治運動,戰後二二八發生的背景、近因、影響、白色恐怖、一九八0到九0年代歷史平反運動、與紀念化歷程到紀念館誕生。

090408_032-▲「白色恐怖」展示(1998~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示,曹欽榮 攝影)

090408_096-▲「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展示(1998~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示,曹欽榮 攝影)

090406_台北228紀念館_293-▲「悼念.追思」空間(1998~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示,曹欽榮 攝影)


  這一常設展的架構,是不斷激盪討論出來的。沒有想到,二0一二年底,我參訪柏林市中心「歐洲被謀殺猶太人紀念碑」地下展示室(二00五年開館)的最後展場,展出歐洲各地的紀念地。這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一九九八年常設展調整更新後,最後展出二二八平反歷程、紀念館周邊歷史關聯遺址、二二八紀念碑、台灣各地的紀念地,異曲同工。顯然,紀念館常設展呼應當代紀念行為,所見相同,我們卻早了七年完成這樣的構想。

紀念館的國際視野


  後來,我有機會陸續留意全球當代紀念館自一九八0年代興起以來的各種紀念館面向的探討,我仍然要說,張老師義務帶領的團隊所努力的結果,可以很有自信的在國際社會的相關紀念館社群發聲。二00七年出版的全球第一本探討當代紀念館的專書: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選取了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作為探討的課題,這不是意外,我們該可以自我謙卑的反思。因為我們盡了各種專業責任,全力地反覆檢討常設展能為觀眾帶來什麼?反思觀眾作為認識歷史的主體,她/他如何接近紀念館的展示敘事?另外,紀念館在民間的台灣和平基金會具有活力的經營之下,前三年裡累積的紀念館成果,值得為自己肯定!

  二0一一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更換了常設展,引發報紙頭版報導「歷史事件的責任探討,被新的常設展模糊化」,我看到媒體報導:張老師出面說話了。紀念館長年累月一切的作為,都必須經得起時間檢驗。臺灣走到今天,二二八相關紀念館、白色恐怖紀念館(現在被稱為人權博物館)累積了什麼,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未來的歷史當檢視我們設立紀念館至今的一切作為。

  懷念張老師,談起這一切,因為很少人知道張老師對紀念館的付出。大家知道他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研究成果豐碩,以及他長期關懷受難者和家屬。像他這樣一位貼進土地說話、堅持歷史正義的歷史學者,在赴美採訪口述途中「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今,中斷了一切繼續貢獻給台灣社會的堅持,怎不令人懷念呢!我懷念與他共事創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一切,他行事認真的風格,平常並不多說話,關鍵時刻論理總是深具說服力。他更帶著歷史學家的前瞻性視野,實踐、開展了台灣紀念館的歷史敘事標竿。

  過去再多的政治標籤貼在二0一一年之前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稱它為「台獨」觀點的紀念館,並無法折損紀念館前三年的努力,以觀眾主體意識為本的常設展規劃,傳達了歷史記憶的宏觀敘事。當下,誰賦予紀念館「兩面手法」的敘事觀點,閃躲歷史責任?這仍然要由民主時代的觀眾自主地反思:我能從紀念館學習到什麼樣的歷史認識?

懷念他!下一次?


  那天,從南到北的高鐵車上,我與張老師分享了十多年來持續參與綠島、景美政治犯舊監獄的白色恐怖紀念地的各種工作,受益於張老的研究成果甚多。尤其,當張老師在擔任「國史館」館長任內,不斷有台灣近代史的相關專書、口述、二二八檔案專輯、白色恐怖檔案專輯出版。這些都對應了「歷史是現在進行式」的話語意涵,現在不紀錄,一切將不存在。

  過了新竹站,我聊到從一九九七年至今,又將近二十年。在台灣已經有了各式各樣的民間、官方紀念館,仍然缺少讓觀眾認識台灣近代史的紀念館。或許有一天、下一次,我們會再度面臨紀念館如何說二二八連貫白色恐怖的歷史敘事。張老師點點頭!

  很想念他,失去了一位詮釋戰後台灣史創傷的歷史學家、田野實踐者,他從鳥瞰的歷史視野、受難者的細膩故事,宏觀或微觀創造歷史敘事,讓觀眾在紀念館裡理解、感動、反思我們共同的過去,而這一切都已不再了!而下一次呢?他的離去,鼓舞我們「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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