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山頂人離開我們

鍾興福前輩告別式:11月8日下午2時公祭 宜蘭冬山鄉壽園懷恩廳

080721_55▲鍾太太邱採霞為鍾興福扣上衣釦。鍾興福說:「她能夠等我二十幾年,照顧這些孩子、這個家的完整,我感謝。現在不論任何對或不對的,我都不會跟她反對。」(曹欽榮 攝影,2008.7.21)

文/曹欽榮


  鍾興福前輩於10月28日(生於1921年5月15日,94歲)下午過世。與郭振純前輩約了11月4日去宜蘭羅東向鍾興福前輩捻香致敬。郭前輩說:在綠島時還沒機會認識鍾先生,到台東泰源監獄,有時被派出公差,才有機會與鍾先生在種菜地方認識。到了鍾家,走進一樓室內,就看到鍾前輩憨厚笑容的遺照,先上香祈福。不一會兒,鍾太太下樓,她91歲了,還很元氣,她握著我的手說:3個小時就走了,有福報!是的,鍾太太說:人生總是要走,他這樣走,很安心。前一晚,外傭與鍾太太還幫他洗澡,乾乾淨淨的走!

附:《無奈的山頂人》採訪後記
(鍾興福前輩自述;台北市:書林出版,2010年5月)

認識因緣


  2002年夏天,收到鍾前輩寄來他在泰源監獄留下的照片,知道他被判無期徒刑,坐牢超過二十年,當時我們為了「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綠洲山莊禮堂規劃展覽,需要藉助視覺影像來鋪陳綠島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概況。當時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獄中照片還沒有大量公開曝光,而受難者在曾經發生泰源事件的泰源監獄所留下的照片,那時出土的並不多,我們透過當時擔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會務的受難者盧兆麟前輩協助,鍾前輩慷慨寄來他的珍貴照片。

  2001年6月開始,為了規劃「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我從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的經驗中認知[1],口述史料的採擷非常重要,而影像及文物有無,一定程度影響展示規劃的可能方式。因此,「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過程花了相當時間從事白色恐怖受難者採訪工作,也儘量錄影採訪,同時徵詢受難者身邊所珍藏的寶貴文物,伴隨採訪而來的視覺影像,因而一件一件從受難者記憶裡被搜尋出來。認識鍾前輩的因緣始於一張獄中照片,那時候知道他已80歲高齡,還在宜蘭往梨山的高冷蔬菜產地-南山從事種梨的農事。

  每年梨子盛產期都會收到他寄來碩大甜美的梨,之後,更多的朋友在鍾前輩採收期之前,會事先預訂他種的梨子。2002年12月10日,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綠洲山莊整修後,首度開放,鍾前輩夫婦出席開幕式,50年代受難者出席上百人,我們卻錯過了認識機會。直到2008年,第一次讀了他的回憶錄,感受到鍾前輩從事種植高山梨的背後辛苦之外,更能體會他從綠島釋放回來後,為了謀生前往宜蘭高山墾荒的堅毅精神。

080721_33▲2008年7月21日於宜蘭南山接受採訪。(曹欽榮 攝影)


  隨著採擷愈來愈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人生歷練,而許多無期徒刑受難者分享他們艱難的歲月裡所思所想,人生中有二、三十年在獄中度過,多數人曾經進出綠島兩次,他們協助解開幾處政治犯監獄變遷之謎。心中常常記掛著有一天應該上山去採訪鍾前輩,卻也遲遲沒能成行。2008年5月17日,「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藝術季活動,鍾前輩在宜蘭搭上由台北到台東的火車,與坐滿兩節車廂的許許多多不同年代的受難者,受邀回到綠島參與活動,我們在火車上初次相認,倍感親切。在綠島三天,鍾前輩分別在綠洲山莊、重建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接受採訪。5月下旬的綠島已經相當炎熱,健朗的鍾前輩忘了吃隨身攜帶的血壓藥,夜間身體不適到綠島衛生所急診,幸好確定是溫差變化引起感冒,5月19日請林傳凱同學幫忙護送鍾前輩回宜蘭車站,與在車站等候的鍾前輩兒子會面。這趟綠島「回鄉」之旅,有許多受難者同行,青年朋友第一次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舉辦「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綠島活動結束,回程交通轉折,最後離開綠島的我們與閻啟明前輩,於5月20日從綠島轉台東搭火車到高雄回台北,當晚得知許昭榮前輩傍晚在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自焚身亡,令人震驚、心疼不捨!許前輩原定要參加「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卻臨時取消。每次綠島之行總是再度提醒我們:重建歷史、採訪前輩的工作非常急迫。

採訪過程


  2008年,配合吳乃德老師的白色恐怖採訪計畫,我們終於在夏天,7月21日上山採訪鍾前輩,隨行的還有兩位台大同學:謝敏怡、林邑軒。開車從宜蘭往南山路上,沿著蘭陽溪河床兩岸穿越爬行,河岸地形多變,不斷有道路施工路段,河岸兩旁種植的蔬菜在艷陽下反射出繽紛的綠彩,但是也讓人警覺河床旁種植的菜田,擠得河道只剩下狹窄水流區,夏季颱風來臨,滾滾洪水必定帶走辛苦耕作的一切成果,一路開車一路想像住在山上的鍾前輩,出獄後長時間在高山上從事農作,不斷與土地、天候搏鬥的生活。採訪後隔了一週,7月28日鳳凰颱風從宜蘭登陸,蘭陽溪沿線災情嚴重,聯絡鍾前輩,電話不通令人擔心,幾天後才確定他們平安無事。途中鍾前輩打了兩三次電話,深怕我們迷路了,7甲公路過了南山街上,左側一大片採收高麗菜後的斜坡菜田看不到任何房舍,已經到了泰雅路七段,打電話聯絡鍾前輩,告知所在位置,他說已經快到了,下坡路段大小滾石散落在產業道路路面、溝旁,感受到當颱風或雨季來臨時,道路可能就此中斷!鍾前輩的家就在下坡路盡頭。

  鍾前輩從綠島回到山上,已經習慣山上空氣和一切,恢復康健的生活,他在山上鐵皮屋門口等我們,我們也第一次見到回憶錄裡所提:等鍾先生20年的鍾太太。到了鍾家已過了中午,鍾太太準備了豐盛的山上菜,我們還沒採訪已先飽嚐一頓,下午就在屋內採訪鍾前輩;要採訪鍾太太時,她說:「我沒什麼好講,攏已經過去啊!」入夜之前,山上氣溫下降,我們準備下山,鍾前輩跟著我們先走到了屋外,我看著鍾太太拿著一件長袖襯衫走出鐵皮屋,拉著鍾前輩請他穿上,幫他一一扣上鈕扣,兩老互動的那一幕,深深印在我們的腦海裡。

  2009年2月16日再度上山,蘭陽溪沿線飽受半年前颱風侵襲之後,更多的路段還再進行大小修復工程,高山地區的道路情況總是如此,3年前一次上嘉義達邦拜訪高一生女兒高菊花,沿路路況亦然。冬天多雨的南山,中午過後已經霧茫茫,這次以錄影方式採訪鍾前輩和鍾太太,上山來看父母、阿公阿媽的女兒、孫兒,與我們一起傾聽兩位老人家話說從前,山上午後冰冷的空氣裡,流溢著兩位老人家話語中吐露出來的霧氣,他們經歷了特別的人生,在這個四周果樹、菜田圍繞,高山雲霧繚繞的山居歲月裡「相依為命」,互相扶持,佛祖好似賜福兩老,加倍還給她/他們年輕時應該有的幸福,偶而鐵皮屋頂傳來斷續的雨滴聲,滴答、滴答聲參伴著老來無計較的對話,滴答聲也好像讚頌兩老珍惜老年幸福的樂章吧!從南山下來已經入夜了,鍾前輩女兒、孫子與我們一起下山,帶著鍾太太親手做的一大圓鐵盒蘿蔔糕,年節的香味四溢車內,一路上滴答聲迴響耳際!

080721_58▲鍾興福夫婦攝於南山山居房子前。(曹欽榮 攝影,2008.7.21)


  2010年1月13、14日到羅東鍾家核對、補正採訪稿,那兩天氣溫雖低太陽亮麗,台北往宜蘭5號高速公路兩側,群山秀麗、俊美,層層疊疊,公路沿線一帶山區曾經是許多受難者在二二八之後逃亡、50年代白色恐怖初期活動的山區,鍾前輩牽連案件的相關人或許都曾經在這裡活動吧!此行與鍾前輩提到在學校被欺負的「共匪仔子」小兒子明星、女兒淑絹見面,聽他們提到兒時遭遇,母親辛苦的種種印象。

  2010年1月16日上午9點50分,鍾前輩從南山山上打手機給我,他說這兩天談話,許多過去事情的人、地、畫面不斷清楚地來到他的眼前,他所說:誰(可能是潘溪圳)提到中共要來「解放」的記憶畫面倒是有點模糊,接著我們談到「韓戰」發生之前,是否有幾次下達解放的訊息,檔案中也可看出蛛絲馬跡,是否當時氣氛認為國民黨一定倒,解放只是遲早的事。鍾興福曾隨潘溪圳、王忠賢兩人去看基地,途中潘溪圳曾經說:「如果革命成功,…」。但是,韓戰發生後,解放遙遙無期,潘溪圳說:各走各的路,就切斷聯繫,最後相約新店碧潭見面,沒有人出現,也都找不到人,完全沒消息。與王忠賢再見面,已是在被捕後兩人對質時。

  他看了我送給他剛印出來的新生訓導處重建第三大隊的展覽摺頁,他說:知道你們花了很多時間,令人感動。接著說:這個社會有錢的人都去走資本主義賺錢的路,不管歷史如何。他仍深深遺憾:「張潮賢[2]臨出去前(在軍法處被槍決前)交給我的一字一字寫出來的台音筆記『字彙』[3],他叫我如果沒罪能出去的話,交給他的家人(住樹林),可是頭尾已經60年了,我還沒辦法走一趟!是否找得到他的兄弟姊妹呢!」

  1月25日鍾前輩早上再來電說,他在南山找到一些獄中家書。1月27日我再到羅東鍾家,發現他不只保存不少妻子、兒女寄到獄中的家書(主要以泰源監獄、綠洲山莊為主),還有已釋放難友寄到獄中書信;鍾前輩被捕時從身上搜出的管理山場各種小筆記、出材紙張紀錄、通簿也還在,令人詫異;在獄中所讀的字典、書籍各式各樣,筆記內容更是琳瑯滿目,我也第一次看到封面印著「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新生訓導處筆記簿」[4]、「國防部泰源監獄感訓監獄筆記簿」的制式筆記本。檢視這些東西能夠保存至今,深深感受鍾前輩非常珍惜自己留下的紀錄,他在家書中一再請家人好好保管寄回家的東西,獄中歲月的物件連結著當事人層層疊疊的記憶。這些佐證獄中生活點滴的文物,都是現在進行人權紀念館工作非常寶貴的物件。獄中來往書信雖然受限制,每封信都蓋著獄方檢查戳記,雖然多數寫著問候、家務,從紙背中透出家人的心情,妻子來信常常超過3張而被蓋著「警告」字眼;10多本筆記的內容,天文、地理、語言、物理、化學、農事無所不包,筆記中還有不少以半透明圖繪紙親筆所畫的各種示意圖;一本封面、封底蛀蟲洞滿佈的《標準學生詞典》(台中豐原鎮台灣圖書出版社1954年初版,1956年五版,約600頁),字典裡每一個字都寫著羅馬拼音(台音)的註記,這種方式經郭振純證實在審判時期的軍法處,很多難友都是以這種方式學習陌生的「國語」。

回憶錄改版


  鍾前輩於2008年1月自費出版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坎坷人生-鍾興福回憶錄》,已過世的盧兆麟前輩幫了不少忙,鍾、盧兩位無期徒刑患難「同學」帶著素樸之心,互相幫忙親手打理出版回憶錄,讓我看到兩位老人家赤誠相待的精神。採訪鍾前輩時,我們鼓勵他補述改版,原稿經過林邑軒同學重新打字,調動原稿多處,以符合敘述時間順序,儘量保持原來第一人稱書寫的口氣,並且補充在綠島(2008.05.17~19)、南山兩次(2008.07.21、2009.02.16)、羅東(2010.01.13~14、01.27)的採訪,加上鍾夫人的採訪稿,經過謝旻諺整理,蔡宏明查證、註記、潤飾,台灣游藝同仁林芳微等協助、整理、掃描文物,並加上相關檔案,有助於讀者了解鍾前輩提到的相關人士和時代背景。

  文本帶著鍾前輩書寫漢文的語法、口氣,讀者多少能感受、理解口述中提及獄中學習語言甘苦及趣味,鍾前輩他們的世代接受日文教育,歷經戰後艱苦的人生,書寫的語言況味,呈現特殊的筆調。鍾太太的採訪稿以問答方式口語化記錄,也儘量貼近採訪當時的語氣和詰問,同時進行兩老的採訪,提問集中於兩人之間的互動,比較可惜的是不能相對完整呈現受難者妻子的全貌,以及那個時代女性承擔扶育、保護兒女免於社會排斥等的身心煎熬。記錄中採訪人過於直接的提問、不一定適合於田野口述倫理之處,蒙鍾前輩夫婦疼愛,讓我直言,也願意如實記錄,反映他們無計較的淡然處事態度,這樣的好處是讀者從中或許更能體會他們言談之間流露出的患難夫妻相處微妙之道和話語中帶著互相疼惜之情,這是我們的前輩常常自謙平凡人生裡,充滿真智慧的地方,吐露真性情的一面。

  鍾前輩雖然以接近結構性敘述道出「坎坷人生」,而坎坷人生道之不盡,晚年面對過去種種難以令今人理解的人生,促使他下定決心一定要紀錄下來。記憶中無法忘懷的點點滴滴,在文本中仍不時出現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寫段落,讀者細心閱讀,當能發現處處蘊藏著智慧火花,譬如:出生環境、想賺錢念頭、軍伕經驗、第一次婚姻、妻子慘死、終戰見聞、二二八、山場工作、外地逃亡者來山場、1950計畫逃亡、第二次婚姻、看基地、解放台灣指令、被捕回家、與王忠賢對質、法官對話、判刑經過、罐子歲月、一條毛巾用一年、探親、難友見聞、家書中斷、釋放後人情冷暖、歸來找不到家、不會打電話、建設的人生、耕種福田、南山墾地、山地報戶口、順手摸梨、偷剪梨枝、自己做自己受、帝國主義作風、…等等用語、情節、意境,以及其中蘊含的生存道理,對我們後輩極具啟發意義。他的母語具有濃厚地方口音的台灣話,聽他說話簡短、道理清楚。小學日語教育、獄中學習漢文書寫,廣泛閱讀各種書籍,是否交相發揮一定作用產生了個人的書寫風格,這些都與母語口語有著極大的語氣差異,鍾前輩說話非常直接、痛快,民間俚語與譬喻很順口。他能夠在獄中背字典、古文觀止等,對照今日靠著一本字典在南山農餘寫下回憶錄,對將近九十歲的老人家而言,該也是一種驚奇吧!他對數字敏銳的記憶、描寫在「山頂」裡成長過程家族關係,隱含了當時社會關係將面臨巨大的變遷;他也提到釋放後到南山墾殖過程的個人遭遇,隱隱約約告訴我們值得進一步透視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今天高山產業與平地產銷、配送、價格、天候對每個人經驗中日常生活菜價變動的社會關聯、生態變遷,他說,在山上耕作真像一場「賭大博」的人生,高山產業風險極高,颱風來了菜價猛漲,也可能終年心血付之流水。

080721_42▲鍾興福寫回憶錄用的字典。(曹欽榮 攝影,2008.7.21)


  鍾前輩為了生存下去,入獄前大部分討生活的地方與山場有關、出獄後前往更高的山裡種植果樹,「山頂人」的生存環境,帶給我們省思受難者生命史裡不斷地在生存困境中,赤裸搏鬥,力爭上游。背後反映社會公平、正義的活生生價值與現實的無奈、衝擊,超越我們對白色恐怖事件只是政治主張的理解。他曾經對我說:「我們當時是抱著不是死就是生的精神,現在看以前,我們好像是兩個黨的獵狗,他們咬來咬去,咬到肉、取得權利之後,我們被棄之不顧。現在,最好沒有人知道那段歷史,如果我是有權利的人,我要好好整理那些六張犁的墓園,才對得起那些犧牲的人。現在年紀大了,也沒有氣力,話也說不贏那些有權力的人,但是,如果社會能更平等,仍然是我人生一路走來的信念。」這些都是今天的我們難以理解的社會史的一部分吧!

  當我們以生命史視角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採訪時,無論教育程度、入獄前的職業階層,愈來愈發現她/他們的個別經歷,多數以著超乎常人堅毅的精神在長期被監控下的社會裡搏鬥,幾乎與時代脈動同步推進向前,處境、遭遇卻各自不同。2000年之後,出版或未出版的白色恐怖個人口述書籍不斷增加,今天進行受難者口述採訪,如果能以跨學科的取向進行多面向的訪問,我們將更進一步採擷無數前輩們的豐富、寶貴人生精華,這些具有主體意識的生命經驗,將不斷超越受難者以政治事件的歷史為中心的述說,更多層次的說明人的多樣性,以及人性的脆弱和堅強,這樣做也許能夠指向一個更具有寬廣解讀、詮釋台灣民主化集體動能的歷史因素。鍾前輩無法用現代話語說出:人必須關懷公共事務,採取行動投入公共事務。但是,他與許多難友是如此相信著:去做對大家有幫助的事。縱然政治剝奪了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機會,他們卻是忠於自己的生命信念。鍾前輩在山場牽連地下組織,勇於面對,現在也能坦然告訴鍾太太,如果他是她,也許不會等那麼久,他的內心深處交織著永遠的歉意和感恩之情吧!

案件關聯


  目前出現的部分檔案可解讀出鍾前輩涉案的直接關係人王忠賢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活動情況,檔案中的判決書雖然簡要描述王案關係人,多少指出台灣戰後社會底層「反抗者」的活動暗潮洶湧。

  2008年5月國史館出版白色恐怖時代部份不同時期判決前的檔案,從中我們讀到令人震驚的死難者自白,人性在極端威脅下扭曲、屈辱,生死之間是否存在著大義呢?這些自白無法作為政府寬貸自承犯錯的赦免根據,多數卻成為死罪的證據。在台灣南部牽連甚廣的李媽兜案,李媽兜被捕後的自白寫著:「我們台灣人不好再在兩黨的爭扎之下食了大虧,台灣人一定要來擁護這一個大壞變到大好起來這個現政府的政權,…,我因有這一大見解所以把整有自己領導的組織關係盡量獻出我所有知道的一沾一滴不得存留下去,是共產黨那是找到我這個叛徒一定是會被殺,可是我相信國民政府從今下去,定得一天天發展鞏固起來,我相信李媽兜必定能得在國民政府的懷抱裡終了一生才對的,這是我現在的感想。」[5]大好與大壞之間的評斷,游移在誰的立場和感知說話,李媽兜在自白過程是否在他所相信的政治信念、道德兩難的處境下不斷書寫自白?死難者難以重生來回答這樣的提問!終了一生的懇求,換來血臥馬場町。

  而王忠賢的命運又如何呢?檔案中描述王忠賢有關1946年秋成立台北市地下工作委員會關係人:廖瑞發(1950.07.02槍決)、陳本江、孫古平、林梁材、周植(1955.02.23槍決)、溫萬金(1955.05.06槍決)、陳許全、高添丁(1950.11.28槍決)、朱石峰(1951.01.20槍決)、張志忠(1954.03.16槍決)等人;1947年年底成立台北市工人工作委員會關係人:張福全(1959.02.18槍決)、孫羅通(1959.02.18槍決)、黃梅霖、辛維新(1953.09.17槍決)、簡進軍(1953.09.17槍決)、王阿青、陳烈堂、林坤鍾、陳焰樹(自首)、許希寬(1955.08.19槍決)、蔡朝宗等人;1948年3、4月間台北市泥水工會關係人:柯照、潘溪圳(逃亡中死亡);1949年春成立台北市木工支部委員會關係人:陳義農(1955.01.31槍決)、葉慶來(自首)、陳春慶等人;1950年3月吸收鍾興福、秋天吸收許貴標、1951年4月入鹿窟基地;1952年吸收高勞、廖媽景、蕭有本、許進旺、黃文忠(自首)、黃有義(自首);以上33人中12人槍決、1人逃亡中死亡。廖瑞發與李中志因台北工委案,是1950年被槍決的第二批台籍死難者(1950.07.02槍決,1950年1月30日年槍決林正亨、傅世明),檔案顯示:廖瑞發於1947年3、4月間經王萬得介紹加入「共黨組織」,廖案判決書並沒有述及王忠賢。王忠賢等4人於1959年2月18日被槍決,其中李進來於1958年11月14日判決死刑(檔案描述李是逃兵,與王忠賢在逃亡中共處相當時間,李進來個人的判決經過總統府多次批示覆審,1959年1月3日蔣中正批准死刑)。目前尚未能公開查到王忠賢審判前的檔案,更多關於王忠賢是什麼樣的人以及在他在地下組織活動情況,或許仍然是個永遠的謎,就如許多死難者之謎。1951年11月18日中央日報第一版新聞「首批尚未自首潛匪,保安部發表名單,「敞開仁慈大門促其依限自首,並盼社會人士密切注意檢舉」,名單中有李媽兜、孫古平、王忠賢、陳義農、陳焰樹等人。前一年,1950年9月28日報載「臺灣朱毛匪徒自首份子名冊」共計436名。二二八之後,「潛匪」快速增加、什麼原因?他們是否在自首、逃亡、被檢舉等等思慮下掙扎、繼續搏鬥?當事人或社會上瀰漫的是什麼樣的恐怖氣氛?這一切在鍾前輩被捕前的內心世界裡,也不斷被反覆思慮著。

  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告訴我們,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後的台灣社會持續動蕩、人心惶惶,二二八事件立即性的影響是促使更多人尋找台灣出路,王忠賢判決書寫到「三十七年暨三十八年,先後在台北市雙園區市場與樺山貨運站,散發『二二八』一、二週年反動傳單」,地下組織藉機擴大吸收成員[6],許多年輕人逃亡台灣北、中、南各地山區[7],不少來自台北都會的流亡者到達了宜蘭山區,王忠賢、潘溪圳、孫古平都是,反抗暴政氛圍不斷擴散,鍾前輩因此牽連其中。

  根據判決書,鍾前輩判決兩次,15年以及無期,目前並沒有發現鍾前輩所說5年、10年的判決書檔案,當時軍法處獄中難友都會根據同房被問案者轉述,推測被問案難友可能判刑刑期長短,5年、10年說法可能是這種情況下的記憶。鍾前輩於2010年看到蔣中正批示王案「復審」檔案[8],才知道自己被改判無期的原由不是保密局不同意,是因為蔣中正批示。而他的判決書所謂「事實」原文「鍾興福(即鍾銀福)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間經另案判決被告王忠賢(化名翁阿番)吸收填報志願書參加朱毛匪黨」,而「理由」部分多了「同年三月底四月初即無聯絡」、「收受反動宣傳、油印刊物」。鍾興福被判無期徒刑的惟一根據是填報志願書、收受反動刊物。鍾興福與王忠賢短暫接觸單線關係,仍然被判無期徒刑。鍾前輩描述他與王忠賢對質情景,是口述中或回憶錄裡很少有的-當事人生動的對話描述。王忠賢說的政府給的自首機會並沒有適用於王忠賢身上,而王忠賢是否自認有無自首機會,一切難以挽回。而潘溪圳、孫古平如果被捕,鍾興福的命運又會如何呢?縱使「歷史重新來過」也難以解釋「審訊」中邏輯脈絡的偶然性以及必然性,可以確定的是「國家絕對權力」之惡與白色恐怖關係密切。

  從每份判決書上呈給最高權力者蔣中正批示來看,我們很難理解戒嚴下的社會體制,誰、又根據什麼決定了受難者的生死?除了鍾前輩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他的家屬必須付出無盡的人生折磨。

  在檔案中發現:一直到六十年代,還有追蹤孫古平其人到底躲藏何處?戒嚴時代,國家的社會控制從受難者視角出發,更為驚心動魄[9]。鍾前輩個人口述述說著一位終身的山場勞動者,在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中卑微的人生,卻帶出令人好奇的一些問題:一、王忠賢等在宜蘭山區活動情形,二、這些活動與宜蘭中星紙廠案件關係[10],三、宜蘭山區活動與汐止鹿窟案件等北部山區活動有何關係,四、到新店安坑勘查新建監獄目的,五、檔案中所說台灣北、中、南武裝基地當時關係,六、台灣全島「反抗者」活動概況。總之,我們好奇的不只在於鍾前輩個人是否或什麼想法寫了參加地下組織「自願書」?之外,受難者在當時的各自處境,他們是否對台灣內外時局走向有一些看法和行動?我們是如何想像二二八、白色恐怖的社會情景?今天,受難者又如何看待過去自己所付出的原初之心,對台灣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總之,受難者口述、回憶錄交織著重重回憶之外,也交纏著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內外局勢變遷的看法和行動,這些交織的記憶和今日的見解帶來了「共同體想像」的國家認同的質問,怎麼樣的社會會更加平等對待呢?想像平等的「共同體」,又能夠帶給我們如何理解過去和砥礪未來的意義嗎?

100114_03▲鍾興福閱讀自己的檔案,才知道被判無期徒刑是經過蔣中正批示。(曹欽榮 攝影,2010.1.14)

探索無權利者的歷史


  2004年以來,檔案管理局的白色恐怖相關檔案大量出現,2008年國史館出版檔案彙編,使得正在起步的白色恐怖研究,逐漸釐清當時地下組織省工委會的來龍去脈,但是有多少人涉入其中和什麼性質的政治事件?接近當時內外局勢的事實面貌又如何?這些都是綠島、景美人權園區設園宗旨、回答觀眾的基本提問。當2009年,人們討論著1949年「失敗者的光榮」的大時代悲劇時,大歷史敘述的選擇性記憶,夾帶某種伴隨外來權力者所掌控的客觀環境優勢,是否因此遺忘了台灣在地的與來自中國的「反抗者」、「人道主義者」聯合對抗國家暴力的慘烈歷史?無權利的「反抗者」滿懷熱情、理想追尋台灣未來的前途,卻遭遇國家暴力摧殘的受難者世代,許多人已經永眠在馬場町、六張犁、綠島十三中隊,這些死難者能說什麼話呢?而日復一日歷經15年,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勞動改造的幾千人,我們傾聽過他們的人生述說嗎?在安坑新店軍人監獄,最不人道的政治監獄的對待,我們知道嗎?[11]今天台灣能夠民主化與他們又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很難從隱晦無比的歷史灰燼中、詭譎多變的當代政治環境裡,找到解讀的詮釋答案嗎?今天書寫1949年大歷史時,卻徹底遺忘了那個「素樸革命」失敗的世代,她/他們連「以失敗者為榮」的述說都不可能。

  20世紀100年,台灣從世紀初被殖民地身分走向世紀末民主化後的主權國家,在21世紀第10個年頭,展望未來,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這些普世價值是否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根本價值的共識?這些抽象價值和實踐,糾纏著國家認同,充滿著各種對「共同體想像」的不確定性;國家認同分歧不只反映在今天的台灣社會,回顧過去,許多受難者以今天的「統獨光譜」來看,政治見解也是分歧而多元,需要我們在言論更為自由的今日去全面探索「無權利者」的歷史,這些歷史將成為孕育「共同體」的重要養分。

國家暴力「永不再犯」


  當我們想理解:更接近二二八、漫長白色恐怖當時歷史全貌、社會實態、受難者情境、文化現象的描繪時,必須藉助未來更全面開放的官方檔案和更多受難者的口述對照、解讀、分析,這是個台灣面對轉型期正義追究歷史正義的政治、社會大工程,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追究過去體制之惡的歷史、文化經驗,也缺乏面對追求正義所面對的道德兩難衝擊的各種準備,但是,我們必須真正面對過去國家罪惡、絕對權力的罪惡,及其對人性永久性傷害。之後,書寫、見證這些國家暴力的錯誤及責任,改善法制體系、建立以人權為核心的國家體制,才得真正達到民主深化的可能,目前,我們的腳步異常緩慢,卻不能停頓。綠島、景美已設立的白色恐怖兩個人權園區,在想像更好的未來「共同體」時,就不只具有認識歷史的博物館視野,更具有提供當代社會理性、和平對話的日常性實踐機會,以及透過對話建構未來想像共同體的可能性,這些都要從探索二二八、白色恐怖無權利者的歷史開始,需要社會集體來協力和監督。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直接反映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身上,二二八之後,統治高壓與人民反抗同時並存於當時的台灣社會,國共內戰風暴影響台灣,受難者個人在當時慘烈的政治鬥爭環境裡,以及長期白色恐怖年代,如何頑強地活了下來,個人口述歷史除了呈現每位受難者生命裡的小歷史,也隱含了探究大歷史的線索。受難者在受害中求生存之道、對政治鬥爭利害關係的判斷、處境,常常面臨自我的道德兩難課題,我們以同理心想像前文提到的「李媽兜自白」,具有中國經驗的李媽兜,煎熬在背叛自己或他人的政治決斷深淵。而鍾前輩經歷二二八前後的政府作為,下定決心只有「死或生」革命一途的選擇,才能擺脫絕望的困境,投入革命行動。韓戰爆發地下組織停止活動,宜蘭中興紙廠、汐止鹿窟案被破消息相繼見報,他心裡有數,一方面加緊建屋安頓家小,一方面尋找逃亡海外可能的方式,「死就死我一個就好,我有覺悟!」他說。鍾前輩交遊廣闊,被審訊時虛報認識的都是名人,與問案人員虛實周旋,無數山場工人得以免於牽連。審問時,政治思想堅定與否,已然不是彼此鬥爭的關鍵點,他與王忠賢對質是否要「照說照做」和盤托出,或「否定一切」,還是各自存活下來,活一個算一個才是關鍵。後見之明地綜觀全局,大概也很難細究國家暴力形成系統性殺人的慣性裡,人性掙扎、恣意、妄為的全盤面貌。

  但是相對地,當代社會探究歷史正義,不只要理解歷史中的前輩們的道德兩難處境,更需要學習謹慎、妥善地找出處理今日的「歷史正義」的基本共識,那麼,前輩們過去所付出的犧牲,便產生了積極性的典範意義,使得我們面對今日的兩難處境,有了更高層次的價值和意義的追求視野-追求文明生活的平等、人權、自由國家理想,避免國家暴力再來。

  除了在獄中20年,終生在山場勞動生活的鍾前輩,認為寫下回憶錄是一種「義務」,「如能對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有所助益,那就超乎我的期望了。」他的回憶錄改版,自己想定書名《山頂人的無奈》訴說他坎坷的人生,更重要地,見證了:「我活了下來,為了見證國家暴力『永不再犯』。」

謹以此文紀念2008年2月28日在馬場町為青年朋友講解白色恐怖歷史,突然倒地而過世的盧兆麟前輩;並紀念2010年1月19日,突然往生的陳英泰前輩。

 曹欽榮

【註解】

1 台北228紀念館規劃始自1996年6月至同年12月,雖然順利於199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50週年開館,展示結構仍然於1998年1月進行增補調整規劃,1998年12月10日重新開放常設展至今,常設展單元「白色恐怖」展示室所展出資料,尚缺乏大量口述以及檔案出土。2010年館方將進行常設展更新,預計取消白色恐怖單元。
2 張潮賢,台北樹林人,涉樹林三角埔隱蔽基地張潮賢等案,該案判刑29人,1949年8月經簡錫煌介紹加入地下組織,1953年8月11日被捕,1955年5月29日與同案周源茂(28歲)、王家猷(29歲)、王清(26歲)4人被槍決,時年29歲。另參考郭振純著《耕甘藷園的人》,頁18。
3 2010年1月29日,筆者親自請教郭振純前輩(無期徒刑,1925年生,1953年5月20日被捕,1975年7月15日出獄),他一眼就認出50多年前在牢中許多難友根據長老教會《廈門音字典》整理、謄寫的「字彙」,他說當時張潮賢負責謄寫的這一本,是他曾經在保安處和軍法處與張潮賢同房時留給張,軍法處每一間押房幾乎都有一本,「字彙」封面寫著﹙台語發音﹚、封底寫著﹙羅馬字發音﹚,提供給不識字或識字不多難友寫信查字之用。《耕甘藷園的人》,頁76,提到軍法處裡的難友學習風氣;第二章軍法處大學,描述獄中難友談論語言、文化、認同關係。
4 筆記本封底印著「演明 總理遺教/闡揚 領袖言行/剷除匪黨毒素/揭穿俄帝陰謀/進修新生學業/消滅朱毛俄寇/實行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兩本筆記封面「科目」分別寫著:文學及生理衛生,生理衛生筆記內有14張手繪人體器官示意圖。
5 《戰後台灣政治案件李媽兜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頁290,原文照錄,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李媽兜於1952年2月16日被捕,坦白「獻出我所有知道的一點一滴不得存留下去」,因已無運用價值,仍難逃一死,1953年7月18日被槍決。
6 參考張炎憲.陳美蓉編,2009,《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
7 參考黃華昌著,2004,《叛逆的天空》,台北:前衛。P233-244。
8 關心轉型期正義的社會人士,曾經建議政府應主動將個別受難者檔案交給受難者,這是表達政府誠意面對過去的最簡單方式。
9 孫古平是否失蹤,仍然是個謎;另一案例:躲藏家中兩道牆壁18年因病死亡的施儒珍,孫、施他們兩位可能都是「補償基金會」無法處理「補償」的個案。
10 鍾前輩曾經說到:孫古平、潘溪圳、王忠賢曾經帶著他一起到紙廠,說他們到裡面開會,請鍾興福在門口等,這是與孫古平的第二次見面,此後就不曾見過孫。
11 綠島新生訓導處與台北安坑軍人監獄在五十年代中,發生了全面監控下嚇人聽聞的兩個「獄中再叛亂案」,共槍決29人,其中包括各地台籍與中國各省籍人士,鍾前輩提到的丁桂昌是其中1人。參考2005年3月,陳英泰著《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台北:唐山。下冊第四章,頁395-526。曹欽榮,2008,〈歷史紀念館的展示敘述:身體、紀念與歷史關聯的初步探討〉,《民俗曲藝》161(2008.9):18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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