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歷史相遇

文/曹欽榮


  7月10日上週五,昌鴻颱風暴風雨邊緣掃過北臺灣,台灣口述歷史學會在中研院台史所舉辦「台灣白色恐怖專題口述歷史進階班工作坊計畫」,我應邀成為年輕學員的採訪對象。接著,7月18日接續在台史所將有一場研討會,聽說,截止報名前,報名人數已經超出很多。我預定發表的論文「記憶所繫何處--白色恐怖口述紀錄的博物館視角」分享如後:(無論能否參加研討會,如果看了蘇友鵬、吳聲潤的專輯紀錄片,將更有助於討論;網址:http://www.nhrm.gov.tw/movielist?uid=927

【摘要】

  本文從國際上的跨領域「記憶」研究成果,討論我國當代紀念館的口述紀錄運用、檢視新世紀之後白色恐怖口述訪稿的「文本、影像與影音紀錄」採集及解讀,理解當代社會及紀念館「處理過去」的多樣記憶所繫何處。

  我國在民主化的同時,探問二二八、白色恐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事人及其關係人的口述紀錄,歷時不同階段,其所反映的特質和問題,在時間遞變和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帶來有效紀錄、傳播記憶的挑戰。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度進行記憶事件的多階段、長期、大量的口述,與現代紀念館成立、如何傳播有關。

  當代紀念館代表社會追求正義的新式文化機構,它必須從田野中記錄事件當事人及其關係人的記憶。這些「記憶」的對話紀錄,是否形成「歷史」敘事?如何形成?紀念館如何有效傳播多樣共鳴的記憶聲音,以便促進多元觀眾討論社會正義,深化民主的新文化?

  二〇〇一年綠島人權園區成立、〇四年白色恐怖大量檔案出現,增添新世紀之後口述紀錄跨領域的研究課題。近來,歷史記憶一詞在各種場合經常被使用,究竟「歷史記憶」所指涉涵義為何?紀念館被認為儲存並運用歷史、記憶的場所,它選擇、重組、運用各種方式,傳遞給觀眾的記憶訊息的狀態如何,有待檢視紀念館是「記憶所繫之處」嗎?本文聚焦討論博物館的口述紀錄視覺動態影像與觀眾溝通的一些觀點。

041202_05▲2004年白色恐怖官方檔案大量出現,受難者團體在2004年12月2日聯合舉辦「一人判生死」記者會,要求立法院立法成立「戰後人權侵害真相調查委員會」。國際上「轉型正義」的經驗顯示,必須透過特別立法處理「過去」。(曹欽榮 攝影)

【本文】

序幕

  白色恐怖(以下簡稱白恐)受難者柯旗化(1929-2002)[1]的詩〈綠島的濤聲〉:「由勞動營鐵窗吹進來的/離島的海風刺骨/…/噙著眼淚聽著/一波又一波/拍岸的濤聲」。令人聯想的詩人楊華(1906-1936)[2]形容黑潮:「掀起浪濤,顛簸氾濫,搖撼著宇宙」。黑潮連繫了台灣、火燒島之間的記憶想像。歷史記憶如黑潮般深沉,日夜奔流,想望與記憶,衝擊著大、小島嶼。當觀眾親自前往綠島旅行,旅程中與綠島人權園區(以下簡稱園區)白恐歷史記憶相遇,感受黑潮不斷搖撼著宇宙,驚奇於白恐的種種「我不知道」[3]的疑問,觀眾的內心深處被深深撞擊著。

  將歷史記憶再現於今天,並且,讓更多人深刻地去認識、思索不知道的過去如水晶體般的切面,多樣而繁複,是當代紀念博物館的任務。[4]研究者探討:在博物館裡,觀眾與「記憶」交會的諸種文化現象,源自歷史記憶的「口述」轉譯、衍伸的議題,包含:紀念館、記憶所繫之處、紀念地與歷史遺址、有形/無形遺產、媒體、真實性、賦權、黑暗觀光、商品化、消費行為、藝術創作、全球化等議題,展開了綜合性的新視野,關於記憶、認同變遷、政治、物質文化、旅遊和遺產、敘事和文化研究。

  這些研究議題都是當代台灣社會集體面對「不遠過去」的挑戰。因紀念而設置的博物館首當其衝,挑戰日日發生,保存個別口述的「記憶」(生產製作),是否形成博物館(媒介)的集體「歷史」敘事,傳遞給觀眾(消費者)?反射了今日政治環境下,我們如何理解過去的事件和經驗?而紀念館處理「過去」多樣的記憶,「記憶」所繫何處?研究者也將這些議題涵蓋於「遺產」的範疇。

  有限篇幅,本文只聚焦於博物館的範疇,討論:口述紀錄「視覺」動態影像(以下簡稱紀錄片)與觀眾溝通的一些觀點。

紀念博物館裡的紀錄片

柯旗化以文學書寫傳達時間、空間的記憶,他的詩曾經展示於園區。當代博物館經常運用紀錄片,但是紀錄片和觀眾的關係,很少被討論。至二〇一一年為止,園區已產出七部紀錄片,[5]這些紀錄片集結部分個別生命故事,試圖提供給觀眾認識「什麼是白恐」。紀錄片衍生傳遞故事的「媒介」溝通課題;博物館如何詮釋紀錄片,以便和觀眾溝通:什麼是「白恐」?

  我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民主化的同時,探問二二八、白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隨後,台灣歷史上出現多階段、長期、大量的當代口述,與現代紀念館成立、媒體如何傳播有關。在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下,我們所接收、相信和理解的過去,紀錄片扮演何種角色?紀錄片是否有效傳播記憶,並未被探究。

  二二八、白恐的口述紀錄,從一九九〇年代早期開始,前者的口述份量相對多,後者口述到一九九〇年代晚期才陸續增加。兩千年政黨輪替後,白恐口述紀錄大量出現,是否因於更開放的政治環境,有待探討。因為設置綠島(2001年)、景美(2007年)園區帶來博物館計畫性採訪增多。[6]當事人或相關人幾十年後才能說、說得出來一部份「記憶」。這些口述是否形成反敘事,與官方敘事抗衡,博物館如何處理?

  探究真相的多面性,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台灣社會呼籲歷史平反,將設立紀念館視為追求真相的一部份或全部。之後,口述文本不斷自博物館的計畫產出,卻無法啟動「轉型正義」從立法上追求真相的正義。[7]

  一九九七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開館,根據張炎憲(1947-2014)教授、許雪姬教授等團隊的口述採訪,運用於常設展。[8]至今,口述對觀眾的影響並未被博物館階段性觀眾調查所檢視。新世紀之後,白恐口述紀錄大量運用紀錄片於綠島、景美兩園區,此一現象也尚未透過持續的觀眾調查,探究觀眾從紀錄片中獲得什麼「白恐」的多光譜印象?

20100331_0884▲台北二二 八紀念館常設計展更新前(2010年3月),白色恐怖主題展示空間。(曹欽榮 攝影)


  二〇一三年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出版系列紀錄片專輯,產生了二〇一一年之前和之後記錄片製作方向的差異。之前,試圖從個別紀錄集合為整體的述說;之後,個別紀錄為主的影像,兩者和觀眾之間都缺乏博物館視角的實證性考察。影片所引發的問題意識和討論,涉及「歷史記憶」和當代的多面向社會關係。

  漢字語境的「歷史記憶」,一般使用於針對「不遠過去」的記憶之紀錄,此處不討論「歷史」、「記憶」的辯證。[9]紀錄片是否「不予評價還是積極評價」歷史記憶,其中有榮耀、屈辱的一面;也有邏輯、認知、情感上接受(如何接受)或不接受「不遠過去」人權侵害所帶來的教訓,意義何在?批判地認知口述「記憶」背後還有諸多人性負面的因素未被吐露,為什麼?加害者、背叛者、抓耙仔、旁觀者、兩面人充斥於白恐時代的國內外,持續存在到今天,我們多數人不知道、且無法辨明事件責任,留下了當代道德反思的難題。而台灣正處在「國族」榮耀與恥辱兩極認同相對的處境,紀錄片能轉譯為守護人權的評價嗎?此刻,我們從籌備處二〇一四年出版的紀錄片,看到一九五〇年代兩位九十高齡政治犯的「記憶」與年輕學子的連結。不同記得的模式是否能夠確認過去事件的「真相」和記憶,還是更糢糊化?

紀錄片文本的時空

  證據顯示蘇友鵬、吳聲潤,他們自上個世紀末努力將「歷史記憶」留下,至今積極參與白恐歷史平反。兩位於二戰前接受殖民地和日本本土教育,經歷二戰,戰後從二二八事件的時間點,他們的生命、思考產生了重大變化。從年齡層、教育養成、成長環境、外在世界變化的交互影響,了解受難者於今受訪時,如何評價自己的生命歷程,具體連結了「祖孫」隔代和三一八學運。[10]這個連結,是否形成了當下的記憶、認同政治,我們如何接收、理解這樣的記憶,而不是那樣的理解?尤其紀錄片出自籌備處的製作,什麼被記得?以什麼方式和面貌被記得?影片是否呈現了更豐富的觀點?

  受難者活下來,訴說,是否經歷了「一種持續進行的壓抑和污名化過程」(安德魯斯 2015:51),口述和當下環境互動,有待分解。他們受害、求生奮鬥、經歷時代變革,他們如何理解今日民主變遷和他們的關係?影片是否影響了觀眾對民主生活的歷史連結的看法?長期戒嚴造成禁聲現象的實態如何?恐怖的統治機制文化,殘留影響如何?台灣至今未進行政府體制上的轉型正義,原因為何?探索記憶、認同政治學的動態元素,紀錄片持續對觀眾發出質問的挑戰。

  兩人各自二十多分鐘的影片裡,他們也提出了有待反思的課題。經歷了跨越七十年的台灣戰前至今,從被殖民、獨裁威權到爭取民主的變遷轉折,他們怎麼說自己的過去?

  二〇一四年學運,和白恐口述紀錄有什麼必然關係嗎?當影片進行口述紀錄當時,受難者集體主動到立法院探視學生,行動本身充滿紀錄的張力。不同世代運動的意義是否帶著驅使社會具有更大的改革動能,反轉我們對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受難者的集體行動,表徵了蘇友鵬所說的:「世代正義」,我們來理解蘇友鵬在立法院,說了什麼?

  蘇友鵬說:「我們是上個世紀,二十世紀中葉,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我們)可以參加這個反服貿黑箱的活動,覺得很感動,我記得:馬總統說過,萬一這個服貿沒通過,台灣會(被)邊緣化,(我們)寧可被邊緣化,不要緊,(也)不要(被)中國化。希望台灣不要被納入國共兩黨的獨裁暴政的犧牲者,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為了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鏗鏘有力的講話,引來學生熱烈掌聲。這時影片已到尾聲,影片結束前,他這樣說:「所以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我很感動就是這樣,學生已經有自覺了,所以,很寶貴、很寶貴的時代,就像我那時在台大醫院,四、五個醫生被抓走,白天把我們抓走,當時是很荒謬的時代、很恐怖的時代,所以我們的子子孫孫,就不要讓他們活在這種很恐怖的時代,我們有責任,有責任!Inter-Generation Justice就是『世代間正義』,…。」個人生命歷程反射了「寶貴的時代」,肩負「世代間正義」,理解個人口述成為集體記憶的責任!

  另一位受難者吳聲潤比蘇友鵬更年長,他在立法院說:「看到你們大家這樣站起來,為了國家,為了我們台灣這個民族來奮鬥、來犧牲,我覺得很感動,我想說:沒人了,但是看到你們這些孫子輩的,對我們來說,你們是孫子輩,今天有這種勇氣就是我們台灣的光榮啦。這事情結束了之後,我相信你們青年人,要好好的思考,思考我們台灣的將來,究竟我們台灣的將來是要怎樣?我們是誠心誠意的支持(你們),你們這些孫子輩的,你們大家,加油!」吳聲潤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吐露了在他身上的國族認同的變遷。

影片▲2014年3月29日,受難者蘇友鵬(上圖)、吳聲潤(下圖)與難友們到立法院,向參與學運的年輕人致意、鼓勵。(畫面取自〈蘇友鵬口述史〉、〈吳聲潤口述史〉紀錄影片)


  從兩人身上,我們看到祖輩對孫輩的期許中,帶來相隔世代的任務,對生存地方的美好付出「世代間」的愛。兩位都指出身為台灣人的意義!這裡指稱的「台灣人」已不同於過去的認同指涉,它與認同人權、自由、民主的抽象價值連結在一起。他們兩位的紀錄片,表徵了一種「讓人著迷」的記憶召喚,這正是諾哈所稱的「記憶所繫之處」,視覺圖象如此明顯。

「記憶所繫之處」

  諾哈指出:「記憶所繫之處能夠存在,正是因為其化身變形的能力,其意義不斷地死灰復燃,而其枝節以令人無法預見的方式蔓延發展,這點很清楚,也是它讓人著迷的原因。」(諾哈 2013:28)兩位受難者的紀錄片,具有某種諾哈所說「記憶所繫之處」的特質,受訪人在「無法預見的方式」下接受紀錄,蔓延發展他們的「記憶」和當下時代脈動,互相衝撞,令人著迷。

  我們接著問:其他博物館產出的口述影像,是否具有「記憶所繫之處」的特質,關鍵可能在於影像和書寫文本的內容是否反射了諾哈所說「著迷」的原因。因此,諾哈說:「那些記憶所繫之處的主旨自我反射,或許像是一面反應真相的扭曲鏡子──所有的記憶所繫之處都無法避免這種具有奠基性的曲折特性。」(諾哈 2013:34)這些特性不給定答案,只顯現出問題變化和多方思考的可能性,而「致力於掌握事務真實存在」(諾哈 2013:34)。這正是博物館進行人權侵害口述紀錄的特殊性所在。至今還有許多不能直接說出的、說不明白的、不願說的,而哪些又能代表某種程度整體的說法或「記憶」呢?「記憶所繫之處」的鏡子反射了更多的扭曲面貌或事務真實的存在。

  採訪人和受訪人,互相探索更多「不知道」的過去。籌備處提供紀錄片和觀眾對話,在這樣的意義之下,雙方一直是處於平等對待的地位,互相都有很多「不知道」的認知,因此產生彼此對話的期待;博物館的論壇或平台式的公共領域話語,因此產生。

  個人(記憶)的歷史感知、群體(記憶)的歷史氛圍,決定了我們行動的方向。二二八、白恐的記憶,不僅止於個人對於國族認同的遞變,歷史的感知有時超出意識型態的定型化。不少已公開或可查閱的口述紀錄文本(不論文字或影像,雖然很多人無法受訪),尚未被仔細分析。逐漸在公共領域被定型化的「二二八、白恐」詞語,缺乏「歷史感知、群體氛圍」的真實意涵,博物館能改變這樣的公共領域話語嗎?

  博物館每日開門的重大作用,要讓觀眾感知「歷史記憶」,感知真正的「記憶所繫之處」為何,博物館不只是具體有形遺址,它的場域處在歷史的時間、空間和人的對話之中。不論是有形的物質或無形的文化傳遞,我們因為口述紀錄見證了當下,而更加貼近時代遞變的動態:為了避免威權、侵害人權的體制重現,我們更從先行者看到珍惜歷史記憶的當下行動、追尋民主更鞏固的方法。口述紀錄和博物館的關係,將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觀眾的新民主文化。

  而民間小型紀念館如:台灣民主運動館、陳文成博士紀念室、鄭南榕紀念館等又反射了什麼樣的「記憶所繫」之處呢?舉例而言:今天,「言論自由」被視為等同於「鄭南榕」這個名字、符號,另一種聲音卻堅持「鄭南榕」等同於「台灣獨立」,還有一種聲音認為鄭南榕為了美麗的新憲法獻身。回顧一九八七年初,平反二二八運動,當年七月十五日解嚴之後的八月底,白恐政治犯集會主張「台獨」,發生「蔡許案」,之後主張統一的政治犯集會;再之後,鄭南榕聲援「蔡許案」,演變為「新國家運動」。我們理解了這些,觀眾是否反射了將該館視為言論自由、新國家、還是自由思想哲學的「記憶所繫」之處呢?還是更多其他可能?[11]

小結

  如何紀錄台灣白恐時代受害者的口述,表徵了「記憶」在當代社會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討論「記憶」涉及了歷史、司法、政治學、社會科學、民主理論、文化研究等學科領域(Langenohl, 2010:163)。口述提供了當代集體反省的可能機會,博物館和社會是否在「我不知道」的反省軌道上和觀眾對話?我們是否因為博物館的存在,日日走向更自由的未來道路?民主化持續的發展過程,深入口述和觀眾之間的「記憶所繫」的關係為何?

  博物館的口述,面向未來所傳遞的強烈訊息:「永不再犯」,這是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民主機會。而博物館只是行禮如儀地說:「人權」、「自由」的可貴,還是深刻地讓觀眾怎麼去認識過去的人和事蹟,以行動爭取、守護人權和自由?這是一場寶貴的民主實驗,和深化口述內容的持續行動有關。

  自上個世紀末台灣民主化至今,大量口述出現,挑戰當代人是否正視社會持續改變的意義,在某些價值看法,我們雖然仍然沒有共識!而博物館、採訪者需要更細緻地涓滴工作,探索口述是否反映了歷史真相、威權壓制下人性的缺憾,因此造成集體的惡行,今天和未來,我們不斷為此付出代價。為了導正,我們反思:博物館提供「不遠過去」口述的對話論壇,為社會新的想像,創造了日常生活的文化條件。

  我們面對未來如何生活?記得民主、自由如何爭取而來?為了共同邁向免於暴力、創傷的歷史重演,為了記得、記得什麼、如何記得、記得之後,不間斷的口述記錄,提供個人和政治社群,形成民主社會新的論辯文化。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2012,《記憶所繫之處》,台北市:行人出版。
2.羊子喬(楊順明)著,2007,《黑潮輓歌-楊華及其作品研究》,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3.柯旗化著,2002,《台灣監獄島》,高雄市:第一出版社。
4.莫莉.安德魯斯著,陳巨擘譯,2015,《形塑歷史》,台北市:聯經出版。
5. Erll, A. Nünning, A. (Eds.) ,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6. Langenohl, A. 2010. Memory in Post-Authoritarian Societies. In. Erll, A. Nünning, A. (Eds.) ,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二、期刊
1.楊瑜珍、陳佳利,2015,〈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再現-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口述歷史展示之研究〉,收於《博物館學季刊》第29卷第2期。

三、影片
1.謝光誠導演,吳聲潤口述歷史專輯,2014年。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5
2.江國梁導演,蘇友鵬口述歷史專輯,2014年。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6

四、網站
1.「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5/05/07/%e3%80%8a%e7%8d%84%e5%a4%96%e4%b9%8b%e5%9b%9a%ef%bc%9a%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5%8f%97%e9%9b%a3%e8%80%85%e5%a5%b3%e6%80%a7%e5%ae%b6%e5%b1%ac%e8%a8%aa%e5%95%8f%e7%b4%80%e9%8c%84%e3%80%8b/#more-3689
2.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影音書籍成果-紀錄片):http://www.nhrm.gov.tw/ebooklist?uid=923
3.鄭南榕紀念館網站:http://nylon2012.pixnet.net/blog

附:7/18研討會議程
研討會議程

[1] 參見柯旗化,2002,《台灣監獄島》,高雄市:第一出版社。
[2] 參見羊子喬(楊順明),2007,《黑潮輓歌-楊華及其作品研究》,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3] 參見茉莉.安德魯斯著,陳巨擘譯,2015,《形塑歷史》,台北市:聯經出版,頁27。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在1996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自承無知」(engaged ignorance)的重要性時,曾說:「無論靈感是什麼,它都是出自一種有意識的『我不知道』。」
[4] 德國柏林的「恐怖的地形學」、紐倫堡「法西斯與恐怖」都稱為檔案中心,博物館雖然具有紀念受害者的意涵,但是主要設立的目的:告誡世人,法西斯永不再來,此類博物館設在法西斯遺址之上,不稱為「紀念性」博物館。
[5] 2012年底,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成立之後的個別人物影像專集,尚待探討。參考籌備處網站(影音書籍成果-紀錄片):http://www.nhrm.gov.tw/ebooklist?uid=923。(2015年6月23日)
[6] 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該部落格列出2001年之後,以博物館為主的相關出版品和計畫的受訪者名單。網址: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5/05/07/%e3%80%8a%e7%8d%84%e5%a4%96%e4%b9%8b%e5%9b%9a%ef%bc%9a%e7%99%bd%e8%89%b2%e6%81%90%e6%80%96%e5%8f%97%e9%9b%a3%e8%80%85%e5%a5%b3%e6%80%a7%e5%ae%b6%e5%b1%ac%e8%a8%aa%e5%95%8f%e7%b4%80%e9%8c%84%e3%80%8b/#more-3689。(2015年5月11日)
[7] 政治受難者團體早於2004年12月2日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針對當年大量公開的白色恐怖檔案,請立法院成立「戰後歷史真相及調查委員會」,並沒有得到社會適當回應。
[8] 參見楊瑜珍、陳佳利,2015,〈博物館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再現-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口述歷史展示之研究〉,收於《博物館學季刊》第29卷第2期,頁85-103。
[9] 參見Erll, A. and Nünning, A. (Eds.), 2010.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10] 2014年,蘇友鵬、吳聲潤個別口述影片,參見籌備處網站(影音書籍成果-紀錄片):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5;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6。(2015年6月23日)
[11] 2012年鄭南榕紀念館舉辦「叛逆.自由」展,反射了當代事件和口述之間有待探討的關係。該項企畫展展出同時,採訪了8位攝影家;228平反運動共同發起人陳永興、李勝雄,並由運動者黃昭凱、林宗正、攝影家在館內座談。參見鄭南榕紀念館網站:http://nylon2012.pixnet.net/blog。(20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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