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天空》第六部 青春革命詩

【編按:《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本書修訂版已於8月中出版、上市。請洽前衛出版社、各大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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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兆麟譯

第一節  時代:激盪世局革命潮


為了逃避中共鬥爭,富有的資產階級將帶來的金銀財寶,放在街頭叫賣;但為數更多的一般百姓,只能裹著毛毯,蹲在亭仔腳的角落棲身,十分可憐。

 上次從隱居的深山,下來台北查探社會情勢時,在新公園牛肉攤遇見的曾群芳及顏松樹,每當他們回鄉時,都會來家裡看我;除了勉勵之外,還留下各種書籍。

 曾君已畢業於省立法商學院,在台北某家一流的電器廠商上班,顏君說是今年六月將從台灣師範學院畢業。

 回想起來,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從日本剛回國不久,戰後新設立的台灣師範學院(相當於日本高等師範)在招考新生。我母校同班同學及好友的黃金和,在彰化中學畢業後報考,曾邀請我去應考。

 我自忖:在戰時的少年飛行兵學校和飛行學校,由於英語是敵國語言,所以取消英語課,只學數學、代數和幾何所用的ABC或αβθ等希臘文而已。既然英語和國語(北京語)如同白紙一般完全不懂,對於入學考試就沒有信心了。

 二次大戰末期,日軍預測美軍將發動對台灣的登陸戰,乃動員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當學徒兵,建築並守衛沿海的防禦陣地,學校教育幾乎停頓。「這些學徒兵的學科實力,遠不如出身軍事學校的我們。」黃君這麼說,鼓勵我去應試。可是我手邊沒有中學畢業證書,一切都免談。

 戰爭期間,少年飛行兵學校和飛行學校畢業的,都視為舊制中學校畢業的學歷;士官學校(軍校)畢業的,即具有大學畢業資格。如前章所述,我的畢業證書要等二十多年後才寄到我手中;而詳細記載從軍資歷的軍人手冊,則因回到基隆港時,害怕被當作漢奸而丟進海底。唯有的航空士官學校肄業證明書,又在志願中國空軍時,已送給空軍二十二地區司令部轉交南京的航空委員會。現在我手裡不再存有任何證明文件。

 不得已,向竹南鎮公所申請製作由鎮長簽署的日本軍事學校畢業證明書,拿到師範學院報名入學考試,結果不獲學校採納。

 戰後混亂時期舉行的大學入學考試,剛成為「國語」的北京語,很多考生不會,那是當然的;但英數理等基礎科目學力偏低的考生,聽說也有不少人僥倖錄取。

 時間過得真快,已快三年了。同班同學如黃君、顏君,這個夏季將自師範學院畢業,擔任普受尊敬的中學老師。小學比較膽怯、成績也平平的顏君,果真要擔任中學老師了…一想到這裡,既羨慕又傷感,只能哀嘆自己的際遇不佳。

 當時台灣的大學生似乎分成迎合世界潮流的社會主義派,以及誇耀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而孜孜上學的保守派兩種。

 社會主義派是擁護毛澤東和共產主義的激進革命分子,研讀從馬克思至列寧、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自稱為進步青年。對沉浸在悠久中國文化並認真讀書的學生,則貶抑為保守、頹廢的反動分子。

 在一九八八年當上台灣人第一任總統,後來成為自由民主鬥士,博得國際聲譽的李登輝,當年就讀台灣大學時,也加入進步派的社會主義讀書會,並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活動。

 李登輝曾留學日本,在京都帝國大學讀一年級時,以學徒兵入伍,擔任砲兵少尉,戰後復員歸台,編入台灣大學就讀。因為出身左翼運動大本山的京都帝大,自尊心很強,不久就與其他同學意氣不能投合,宣告脫黨。後來雖又獲准入黨,但因某些緣故辦理自首。

 這是李登輝在台大的學長,也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李薰山所證實的。李薰山是竹北的客家人,出獄後曾在竹南國中教書,我才有機會聆聽這段經過。

 我曾以台灣第一號思想犯,入獄三個多月,二二八之後又逃到深山隱遁一年多;曾群芳和顏松樹或許就認定我是一位積極的革命同志,每當來訪,一定給我鼓勵,安慰時運不佳的我。同時遞給我左傾和列入禁書的社會主義書刊,或鋼板油印的小冊、傳單之類,暗地向我灌輸左傾思想。

 戰時日本的軍校教育,有形無形都以蘇聯作為假想敵,因此被徹底灌輸敵愾心理的我,自然厭惡共產主義,難以認同社會主義思想。

 特別是在戰後,蘇聯軍對於在滿洲及北韓投降的日本軍民,採取非人道、奴役化措施,甚至押送西伯利亞,從事生產或復員工作。獲知這個事實的我,對於史達林、共產黨及社會主義,自然不懷好感。

 不過,對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勞工及農民革命運動,開始逐漸感到興趣,也是這時候的事。

 無論大城市或小鄉村,全島到處湧現從大陸逃難來台的軍民。為了安置他們,學校當然在內,連民間私有的空屋、倉庫,都被軍隊及軍眷強佔。為了逃避中共清算鬥爭,富有的地主、資產階級將帶來的金銀財寶,放在街頭叫賣;但為數更多、沒有金銀財寶的一般百姓,只能裹著毛毯,蹲在亭仔腳的角落裡棲身,令人覺得可憐。

 我住的竹南也受到海嘯侵襲一般,學校的禮堂和教室立刻被軍隊佔領,戰前警官用來修練柔道、劍道等武德精神的「武德殿」及周邊警察宿舍,還有車站前的倉庫等等,統統變成臨時兵營及軍眷宿舍。校園、操場、原日本神社附屬土地,也塞滿防空部隊探照燈、雷達及搬運牽引車。

 到底是操作尖端武器(以當時水準而言)的防空部隊,官兵的知識水準比過去來台接收的、大多由文盲士兵組成的陸軍部隊,顯然高出好多,軍紀也還可以;只是大多數學童無法上課,軍民衝突有時似乎一觸即發。後來經由協商決定:白天軍隊把教室還給學校,低年級改採二部制上課,夜間再由軍方當做臨時兵營使用。

 當時竹南還算幸運。在其他鄉鎮,由於軍方堅持以「我們是為保衛台灣而戰」為由,強佔民宅或私人倉庫,引起不少糾紛;在軍方與本省人、外省人的三角關係之間,造成火上澆油的效果。

 大約在二二八前後,我曾受西南航空指派,和試飛員許清卿一起出差到原日本海軍航空隊基地的新竹機場。任務是把唯一殘存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修復,空運到台北松山機場,再改裝為運輸機使用。

 機場周邊的掩體裡面,猶存多架毀於美機轟炸的新銳軍機殘骸,卻沒看到中國空軍進駐的軍機。戰時常在報刊或雜誌的戰記中,看到對中國空軍貧乏落後的譏諷之詞;前輩們所撰的戰爭紀實,也說中國空軍只有落伍的蘇聯伊十五型等雙翼機種,駕駛員都是只會逃跑、沒有戰勝能力的膽小鬼。

 事實卻不盡然。撤退來台的空軍,擁有美製P51的新銳戰鬥機,運輸機也有C46或C47等大型機種。日本陸軍未曾有過的四引擎大型機種:B17、B26等重型轟炸機,似乎都是獲得美國轉讓的機種。可見並非所謂的膽小鬼支那軍,而是不可輕視的空軍力量。這是我重新體會到的事實。

 國民黨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空軍,又號稱擁有六十萬陸軍兵力,為何會敗給完全沒有空軍支援的共產黨?實在令人費解。

 就其實,無能腐敗的國民政府,受到全國國民的唾棄;軍隊又失去鬥志不戰而降,豎起叛旗倒向共軍,不到四年時間,中國大陸就完全被赤化。

 剩下的是幾乎未曾開發的海南島,以及剛回歸祖國,被稱為不沉戰艦的寶島台灣。然而對祖國已經失望厭惡的台灣人,再經二二八事件,對外省人產生強烈的憎惡感。同樣稱為中國人,彼此的隔閡卻更深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前後,國民政府六十萬大軍,加上據稱二百萬到二百五十萬來自大陸的逃難人民,在島上蠻橫的作為,讓彼此間原有的猜疑對立更形惡化。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兩名學生,晚間看完電影,同乘一部腳踏車回宿舍。途中卻被警察攔阻,以雙載及沒有夜燈為由,帶往警局拘留並且被毆打。

 兩校學生獲悉消息,很快動員學舍一百多名學生包圍大安分局,要求道歉及放人,並將出面道歉的警察(冒充分局長)作為人質,軟禁於學生宿舍,迫使警方釋放學生。後來兩校學生又發動示威,遊行到台北市警局,要求局長公開道歉,並組成學生聯盟加強聲勢。

 一連串學生運動,激怒曾在大陸被稱為「殺人魔」的陸軍上將陳誠。他剛就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不久,決定採取強硬手段,派遣一團部隊,在四月六日凌晨牢牢圍住兩校宿舍,逮捕數百名學生,包括學生自治會幹部及學運份子。大部分學生後來被家長領回,部分學生移送法辦,有幾位下落不明。

 事後,該事件餘波盪漾,許多學生繼續被追蹤、逮捕、判刑(後來與我同案的黃正道,就是學生遊行隊伍的糾察隊長)甚至槍決。這就是發生於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開啟白色恐怖時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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