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個人權工作者:梅心怡(Lynn Miles)訪談紀錄

※本周六(12/19)下午將舉辦「梅心怡紀念會暨《鞋匠馬丁》新書發表會」(詳情請洽玉山社:http://www.tipi.com.tw/books.php?pid=634)。以下梅心怡訪談紀錄收錄於11月出版的《重生與愛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文集第二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出版)。

重生與愛2_內文163

編按:梅心怡於二○一五年六月八日過世,主訪人於今年分別至龍潭、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新店慈濟醫院探訪梅心怡。朋友為他辦了五月的最後音樂祭[1]。以下分為三部分:一為梅心怡最後日子的談話;二為二○○六年在桃園龍潭梅心怡住處的訪談記錄;三為二○○九年梅心怡所撰〈脆弱的和平:我的人權救援經驗與當代社會的啟發〉。

一、梅心怡最後日子的談話


 三月十一日,龍潭大雨,走進國軍桃園總醫院(前八○四醫院)旁Lynn 住的低矮眷村,房裡經過艾琳達(Linda)整理,散落幾十堆的書和資料。艾琳達說:Lynn可能同意搬到臺北石碇,她可就近照顧。和朋友走進Lynn的房間探視、問候,Lynn躺著,說:「你們都好,我還好,臺灣的朋友都是天使。」聽他這麼說,潮濕的冷空氣,帶著令人鼻酸氣息;那次他的小女兒和男友仍在臺灣、還有艾琳達共六人,我們在雨天到Lynn為女兒挑選的客家餐廳共餐。

 四月、五月再次到醫院探訪他,一種明朗面對最後日子的心情,從談話中擴散開來;之後,我趕緊聯絡日本的三宅清子。她和渡田正弘(美麗島事件後來臺探詢消息,遭警總關押三、四個月)於六月四日下午下機後,帶著幾位日本友人致意的信函,直接前往醫院探視Lynn,當時還有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夫婦、毛清芬女士、艾琳達、安德毅、陳育青等人在場,Lynn很高興,但是看來他氣息更微弱。三宅準備九日回日本前再來看他,他這樣回答:「我不在了!」。

I15-02▲2015年6月4日,三宅清子(左5)、渡田正弘(左4)、毛清芬(左2)等友人到醫院探訪梅心怡。(臺灣游藝 提供)


 五月二十七、八兩日,在醫院陪Lynn過了一夜,他吐露的若干心情,令人深深感慨。初夏晚上醫院外的庭園,天氣涼爽,Lynn和我們聊天,我提到:有什麼話要特別對臺灣朋友說?他綻露笑容,坐在輪椅上往上伸出雙手,用英文說:「永不放棄!世界會越來越好!」他說:自己從年輕開始,抱持著一點一點去做人權工作的信念,讓他至今仍然相信,每個人與人分享的去做事,「世界會越來越好!」

 以下是與Lynn在醫院內外聊天的紀錄:

 我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人,有什麼需要,我是反應很快的人。以前有人打電話給我,人權方面,不管幾點,早上三點、四點,我都會接電話,美國、倫敦、臺灣。打電話給我,我會反應,我變成很可靠。我的出發點是,這一段生命,我覺得是因為我當時這樣做,同時也有夢想,如果可以有這樣的世界,可以說是左派的一個理想吧,就是說:「顧大家,大家也來顧你」,還有馬克思主義的想法,按照你的能力,你去做,然後按照你的需要來接受。意思就是說,不要顧自己太過分,你顧其他人,後來會回來的,就這麼一個理想,我覺得我的生活就這麼一個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表現,我希望大家可以有這麼一個理想。有需要,我必須去做,我沒有要做一個NGO、什麼組織,或者找一個政府機關,可是我完全獨立,一有什麼需要,「請幫我翻譯」,或者「幫我怎麼樣」,大部分都是翻譯,希望翻成英文,他們都很急,所以可能要熬夜。

 我覺得,不要把希望放得那麼大,「我一定要活到九十歲」,我覺得這是很貪的看法。我沒有那樣子,希望今天可以好一點,希望可以幫人家做好一點,那就很好。我一天、一天躺在床上,那沒有意思。有朋友來,我的生命才有意思。

 我跟小孩子說,我一直一直覺得很對不起她們,人家會對我說:「你的貢獻這麼大,你比臺灣人還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我跟女兒講,真正的說,這是一種犧牲,犧牲都在我家裡面,就是我太太、小孩。有關太太,我做臺灣的事情,她本來就清楚,同時我承認,一般的人,你生小孩就不一樣了,當媽媽,她覺得有時候我們沒有飯吃,或者沒有…。沒有飯吃是極少的,可是她真的會為了沒有錢,沒這個、沒有那個而煩惱,她不是很貪,物質方面她比較無所謂,可以說是比一般人還開明多了,可是小孩子的需求,你當爸爸沒有好好賺錢。最近不一樣,她一直講:「你幫臺灣人,他們幫你什麼?」「他們會幫你什麼?」「他們知道你這樣子了嗎?」我說:我不一定會要人家肯定。她現在承認了,承認臺灣人不是不知道。

 媽媽跟一個女兒決定要來臺灣(參加五月三十、三一日在石碇的生前音樂會),她怎麼講,敬重我的選擇,認為我當一個很好的爸爸。我跟女兒講過,真正的犧牲是妳們,不是我,妳媽媽講的是對的,臺灣應該感謝,可是感謝,不是我,而是妳們,我沒有什麼犧牲,雖然沒有錢,還是有飯吃,還是有朋友,沒有錢,朋友可以幫忙,可是小孩不一樣,你沒有錢她們怎麼辦?

 Linda有這麼一個想法(辦生前音樂會),她希望帶給她們有這麼多臺灣人,來感謝你的一個現場,給她們看,很重要。我說:不過這一點她們清楚嗎?不一定是她們所想的,她們要的是爸爸,不是人家感謝爸爸,懂不懂?小孩可能有一點覺得爸爸忙,看不到爸爸,你不是完全在賺錢,有很多的活動不是賺錢的活動,你是一個人權工作者。

(Lynn的生前音樂會如期舉行,太太及女兒也來到臺灣參加音樂會,安寧病房醫師特別准假,讓Lynn去參加音樂會,但是特別叮嚀必須有人隨身照護。)

I15-03▲2015年5月,梅心怡在醫院接受採訪時留影。(曹欽榮 攝影)

二、二〇〇六年,桃園龍潭梅心怡住處訪談紀錄:

一九六〇年代兩次來臺經過


 我是Lynn Miles,漢名梅心怡。我在美國東北的紐澤西長大。高中畢業後,到美國中部密蘇里州一所小小的大學就讀。大學一年級時,跟一個從臺灣來的留學生鄭心本[2]做朋友。之前我一直想去國外看看,因為我覺得生活有點無聊,沒什麼精彩。我本來想去德國、西班牙;認識他以後,他說:「你去臺灣多好啊,美金一百塊可以生活一個月。」

 一九六二年,我十九歲。那年暑假鄭心本到我東部的家裡住幾個禮拜,我決定到臺灣去,就住他家。於是我向臺灣的教育部申請,拿到獎學金來臺學中文。申請通過,我坐招商局的貨船從美國東岸出發,途經海地到美國西岸,過太平洋,直航臺灣,沿途沒有停留,航行三十天之久。

 九月到臺灣,開始讀師大,在專教外國人中文的「國語中心」讀了一個學期。第二個學期自修,學漢字。第二年讀臺大中文系,讀得不好,放下學業回美國,我第一次來臺灣為期一年半左右。回國後,繼續唸密蘇里州那所大學;讀了一年又到臺灣,這次停留兩年左右。一九六〇年代我兩次來臺,前後加起來大約三年半。

 後來,美國徵兵單位通知我:「你到海外之前,一定要跟我們聯絡,得到我們的許可,你才可以去海外。」他們要徵我去當兵。當兵之前要身體檢查,我準備從臺灣去Okinawa(沖繩,當時仍由美國託管)身體檢查。臨行前,一九六七年九月,我和一個德國朋友共同設計的野人咖啡屋在西門町開幕。開幕後,有一個美國人Mike Morrow[3]每天來,後來他相當有名。他有一個女朋友是南越來的華僑,北越的難民,從河內逃到南部,再到臺灣讀大學。

 Morrow的女朋友每天到野人咖啡館教他越南話。他對我說:「你不想當兵的話,可以到越南找工作,就像我,我快要去越南,那邊有一家公司等我。」他把公司的名字給我,並建議我去南越鄉下的小城當英文老師。

 我跟德國朋友覺得每天跑咖啡館沒什麼成就。他一直想去東南亞,想去緬甸的佛寺看看。有一天,我在報紙看到招商局有船到曼谷,就這麼簡單決定前往曼谷,錢用光了,借錢到越南,想在越南找工作。找好幾家美商公司,最後找到一份工作,我負責戰爭的外電報導,工作地點是一個靠海的航空站,做了六個月,這樣可以不必當兵。六個月後,我回美國,一九六八年末又到日本,停留一年期間,跟一位我以前在做咖啡館時認識的日本人藤子(Fujiko)結婚。婚後到臺灣蜜月旅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幾日到了臺北,我跟李敖聯絡。

認識李敖、彭明敏 彭逃亡海外


我怎麼認識李敖[4]呢?那是我第二次來臺,在臺大讀書,我們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左右認識的,當時《文星》雜誌被關門不久。我跟他做朋友,常去他家,他講在大陸上國民黨怎麼樣,很多是我從來不知道、比較黑暗的歷史,他拿很多資料給我看。我常到他家,算是去上課。

 所以,蜜月旅行期間,我到臺北就跟他聯絡。他說要請我們吃飯,我們約在館前路的中國大飯店,他來的時候,彭明敏也到了,之前他沒有跟我講。彭明敏請我們回日本時,幫他帶信出去。

 之前有一次,我也幫李敖帶信。我覺得帶信不算是很冒險的事情。信很不容易查到,除非他們知道你跟某某人有聯絡,就會查得很嚴格。不過到那時為止,我根本沒做什麼,出境應該沒問題,就答應了。於是我們繼續旅行,去中部、南投,回來臺北。然後,去彭明敏的家,我忘了為什麼去他家,但不是拿信。最後要出境時,本來李敖要把彭明敏的信帶到機場給我們,但李敖沒來,他的弟弟來了,把信交給我們,我們再把信帶到日本寄出去,寄到哪裡我忘了,不久就有新聞說彭明敏人在瑞典。後來我在日本跟彭明敏見面時,他說這封信非常非常地幫忙,很可能就是一些在日本的同仁幫他逃掉的[5]

 後來我被列入黑名單,罪名好像是幫彭明敏逃亡。不過我覺得我只是幫他帶個信,不算什麼大貢獻吧,反正有這麼一個罪名。彭明敏逃亡時,我想情報單位還不清楚我的小小「貢獻」,他們是之後才知道,所以我回日本時還沒有上黑名單。再過一年,日本的簽證快到期,照日本當局的規定,我必須出國再申請簽證,再回來。我已經結婚,申請日本簽證應該沒問題,問題是時間快慢,他們說幾個禮拜我就可以拿到新的簽證回日本。那時外國人要申請新的簽證,一般就去韓國。但我沒有錢,韓國也沒有朋友,不曉得要怎麼住幾個禮拜,那就去臺灣吧!最起碼可以找李敖,住在他那裡。

三度來臺 住在被軟禁的李敖家


 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左右,我又來到臺灣。一下飛機,馬上拖著行李從(松山)機場直接去李敖家。他家附近有計程車停著,有人走來又走去,我想那就是特務吧。怎麼辦?我一進門他們就知道,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於是我就上去,反正他們不一定清楚我去第幾樓,李敖大概是住四樓吧。見到了李敖,李敖說:「沒關係,你不怕的話,歡迎你搬進來。對我不會有麻煩,相反的,可能會幫我一點忙,你在場,他們比較不會亂來。」我當然就住下來了。

 那時李敖已經被軟禁。彭明敏逃掉之後,他和謝聰敏[6]、魏廷朝[7],可能還有其他人,最起碼這三人都被軟禁。「軟禁」的意思就是說,出門可以出門,不過一定有小特務跟蹤,大概是警備總部的人。

 我搬進去沒幾天,他們就來了,說要知道我的身分。李敖回他們:「不對不對,這是外事警察管的,你管不了。」後來外事警察也來了,看我的護照,日本海關用漢字寫在護照上,漢文寫什麼我也不是完全看懂。他們就覺得我是一個連日本都不歡迎的人物,那就厲害了,所以開始注意我,有時也跟蹤我。我解釋說,我在臺灣沒有錢,找老朋友李敖給我住,沒有什麼政治動機,他們不一定相信吧。

兩起爆炸案 謝聰敏、魏廷朝二度入獄


 之後,我的日本簽證還沒下來。我延期臺灣的簽證一次,延期一次之後,日本的簽證還沒下來,我只好去Okinawa(沖繩),當天去回,再延一個月。那時是一九七一年大概三月。他們可能覺得我「頑皮」吧,反正對我特別注意。對了,那年二月底,謝聰敏、魏廷朝被抓。之前有謠言,說二二八那個週末會有事情,特務很緊張,常常來找李敖。李敖也跟我講:「他們很緊張。」他們先抓謝聰敏和魏廷朝,抓人那天下午,又把魏廷朝的女朋友抓進去。李敖知道了很生氣,他很清楚,他們要打魏廷朝的女朋友,逼魏廷朝的口供。因為魏的女友是被警察抓的,他就去派出所交涉,並打電話給一些外國新聞的特派員,叫他們過去採訪,他認為有外國記者注意的話,他們比較不會亂抓。

 李敖趕去派出所,特務當然也跟去。派出所警察剛要把魏廷朝的女友移送到別的地方。李敖於是打電話給我:「我們現在要到另一個地方,你到派出所等記者,他們來了,你就告訴他們我到哪裡去。」於是我也趕去派出所,他們來的時候,剛好李敖也回來。

 為什麼有二二八會暴動的謠言?可能跟臺南的美國新聞處,和臺北的美國銀行相繼發生爆炸事件[8]有點關係。為此,謝聰敏和魏廷朝都來找李敖討論,這件事到底是地下組織做的?或是情報單位自導自演,做給美國看,讓美國人知道臺灣情報單位的工作是被需要的?反正他們就討論,也搞不清楚。

 這件事情過後,情報機關就向李敖施壓,要他叫我搬走,我在場對他們很不方便。謠言不知是情報單位造謠還是怎樣,反正他們要我最好離開,等情況平靜下來再來找李敖。李敖說:「現在不方便住,對不起。但是你可以隨時來找我。」我就去一個外國朋友家,他住在臺大附近,離彭明敏家不遠。我還是常去找李敖,記不清楚去了幾次。

 那時李敖常熬夜寫東西,到了早上才睡覺,睡到中午左右。有一次我去找他,去之前我先打電話:「明天要找你,可能早上到,請不要那個。」為什麼講「那個」?當然是知道人家在偷聽,不要讓他們知道。「不要那個」就是不要把門閂住,因為我有鑰匙;如果閂住,我用鑰匙還是開不了。他就懂了,電話掛掉。

 第二天早上到他家,看到他門口外面有鞋子,鞋面油油亮亮,像警察的鞋子;如果不是警察,鞋子應該擺在門裡面,我知道有警察來。於是我就不用鑰匙,按門鈴;一按沒反應,再按也沒反應。再按一次,李敖才開門出來說:「你不是有鑰匙嗎,怎麼沒用呢?」我說:「你有客人啊。」這次以後,李敖跟我說:「他們這麼緊張,你暫時不要來找我。」這時距離謝聰敏、魏廷朝被抓大約兩個禮拜左右,也就是三月上旬。此後我就沒再去找他。

李敖被捕 自己列入黑名單


 雖然沒再見到李敖,我有時會去找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9]的遺孀夏君璐,孟祥柯[10]也會和她聯絡。後來李敖被捕的消息是孟祥柯告訴夏君璐,夏君璐告訴我,我才知道。我獲知消息,就去找李敖的弟弟和李敖的一些朋友,但大家都沒有辦法。有人告訴我:「李敖冒什麼險,他最清楚了,你還幫他什麼忙?所以不要幫他了,你會得罪他們,給自己找麻煩。」

 我還去找鄭心本,鄭心本從美國回來兩三年吧,已經結婚,在中央信託局工作。我去找他,希望他幫忙。他就笑李敖:「活該,你不知道他,他就是那樣的人,活該!」他也笑我,說我花這麼多時間、這麼多努力,還是幫不了忙。我哭了。

 那時,我又緊張又累,藤子(Fujiko)比我還緊張。她是一月來臺灣,慢我幾個禮拜。她說你都去幫他們的忙,自己簽證還拿不到。她認為我是外國人的身分,特別是美國人,國民黨應該不敢抓;她擔心的是國民黨會把我趕出去,這對她來說是相當可怕,因為我來臺灣的目的是申請新的簽證,才可以回日本繼續工作。可是我還是拿不到簽證,只能等啊等。李敖被抓之後,我去琉球一趟當天回來,延一個月;這一個月之後,我再申請延期,他們就不給了,要我快點走。

 所以當年(一九七一年)四、五月,我就離開臺灣。日本簽證也沒拿到,只好放棄,改申請觀光簽證回日本。這次離臺不算驅逐出境,而是簽證期滿,你得走了,他們不會給你延。我住在臺大那個外國朋友家時,有一個特務幾乎天天來找我,問說:「你簽證拿到了沒有?」每天都這樣。離臺之前,特務還送我到機場搭機。

 我到了日本,就去東京找移民局官員,看到底發生什麼問題,為什麼簽證一直不下來。原來沒什麼問題,是他們作業很慢。我就改到韓國,住一個月吧,拿到可以讓我工作的簽證,順利回到日本。

 一九七二年年末,我決定再去臺灣,申請簽證下來了,直接在大阪發給我。誰知到了松山機場,他們卻不讓我入境,逼我上飛機,我只好轉到香港,在香港移民局過夜,第二天回日本。回日本之後,我透過巴格特(David Boggett)介紹,找到川久保[11]先生,他是教授,致力於臺灣人權運動。川久保不會講中國話,帶我去找亞東關係協會[12]的官員,問為什麼他們發簽證卻不讓我入境?他們起先也莫名其妙,後來拿到辦公室裡面,再出來時,我的簽證就取消了,他們說:「對不起,沒辦法。」原來我已列入他們的黑名單。

透過謝聰敏 取得政治犯名單

 我列入黑名單應該是從上次離臺以後開始,就是一九七一年四、五月。當時我回日本之後,因為很關心謝聰敏、魏廷朝、李敖被抓的事,而且我住李敖家時,謝聰敏也常常來跟我聊天。有一次,他帶來監獄的政治犯名單有兩百十四名,內容滿仔細的,資料很豐富,分好幾個欄位,詳列姓名、省籍、年齡、職業、罪名、逮捕時間地點、用什麼法律起訴、判決結果(包括死刑和徒刑)等。他把名單交給我,說這個名單已經傳到海外,傳給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這麼一個組織。謝聰敏還提到,他有請國際特赦組織派總幹事(Martin Ennals)來臺灣[13],他想跟他見面。謝聰敏把名單交給我,並沒叫我怎麼處理,或給我什麼任務,而是我很好奇,很想要。拿到之後,我請太太藤子(Fujiko)抄寫幾份,可能有三、四份,我拿回日本。至於泰源監獄的名單我怎麼拿到,我忘了,它的資料就沒那麼仔細,人名、年齡等等只有幾項。

I15-05▲2007年12月8日,小林正成(左)來臺參加景美人權園區開幕活動,謝聰敏(右)談到第二次入獄時,拜託在隔壁牢房的小林祕密攜出〈獄中來信〉。(曹欽榮 攝影)


 

透過Ricketts 郵寄名單到海外


 一九七一年離開臺灣時,我知道他們一定會查得很嚴,所以身上沒帶什麼資料。我在美軍顧問團有一位朋友,叫瑞克斯(Robert Ricketts),也是謝聰敏的朋友,我委託他幫我把資料利用美國的郵件寄去日本。我想謝聰敏跟國際特赦組織的聯絡很可能也是經過他,因為他用美國的郵件寄出去不會被檢查。謝聰敏被抓之後,Ricketts也被抓,美國軍隊審判他,他最後逃到瑞典去。

 我在日本收到Ricketts寄來的政治犯名單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夏天。去韓國前,我跟之前在野人咖啡屋認識的Morrow聯絡上。他當時在越南,有一些資料想讓外國記者報導,但他們不報導,他就建立自己的通訊社,直接把消息送到各報社。我怎麼跟他聯絡上呢?因為我在報上看到他被越共逮捕,拘留幾個禮拜後釋放的消息。我很擔心,從報上知道他人在那裡,想辦法聯絡到他。他說:「我也想報導臺灣的一些消息,可以幫我介紹嗎?」我說可以。他說:「剛好神戶那邊有我們的人,你可以跟他聯絡。」

與巴格特合辦《浪人》雜誌


 他介紹戴夫.巴格特(David Boggett)給我。巴格特原先去韓國查一個政治犯的案子,後來到日本;日本那邊有一位醫生,是那位韓國政治犯的朋友,巴格特就住在他家。我到神戶找巴格特時,巴格特即將動身前往韓國,剛好我為了簽證的事情也要去韓國一趟,於是相約在韓國見面。到了韓國商量之後,發現Morrow的通訊社用不到巴格特提供的東西,於是做了初步結論:我們建立自己的通訊社吧。後來我們各自回到日本,再找時間討論時,又發現我們做通訊社不見得會做得比Morrow的通訊社好。最後,決定做一本《浪人》雜誌[14]

 《浪人》雜誌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創刊。雖然材料很豐富,可是經費不足,請不起人,我們自己打字、自己排版,然後才送印刷廠。雖然節省成本,覺得不夠像樣,一看就知道是用打字機打的,不像一本雜誌。一年後,還是花錢請一家出版社幫我們製作。《浪人》的總編輯是巴格特,我幫他的忙。內容主要是韓國的資料,韓國的資料很多,臺灣部分由我負責。我翻譯過李敖的一篇文章[15],還有謝聰敏在監獄寫的那封信[16]

政治犯名單在日本公布


 到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要發行第八期,因為巴格特要回國,他說「你來編一個臺灣特刊、專輯。」我就編完全是臺灣資料的第八期。內容包括柏楊的大力水手漫畫事件、政治犯名單,還有說明「二條一」是什麼意思,這些都有介紹。公布臺灣政治犯名單[17]之前,我在東京見過許世楷[18],他們那邊也有一份。我們討論要不要公布,如果公布會怎麼樣;後來我們認為,這名單交給我們的用意,就是一定要公開。我決定公布在《浪人》雜誌,他們也公布在《台灣青年》上(按:即「台灣政治犯芳名錄」)[19],不過《台灣青年》是把臺灣省籍跟外省籍名單分開列表。

 一直到第八期為止,我都不用我的本名,你在雜誌上看不到我的名字,我有筆名叫馬塞爾.巴朗斯(Marcel Valence)。到了第三、四期時,當時有一個大學生,在日本叫做「專業學生」,應該是臺灣的新聞局有請他做事,跟亞東關係協會也可能有關係。他來找巴格特,說他想去訪問臺灣,想找巴格特一起去,他願意幫巴格特安排機票等。巴格特說:「我們有另一個人對臺灣也有興趣,我可以幫你介紹。」他說的那個人就是我。我們故意把我講得和《浪人》的編輯是不同一個人。我不曉得他知不知道我們在騙他,總之後來要去臺灣的不是巴格特,而是我。我不曉得可不可以入境,還抱一絲希望,因為一九七二年年底我又申請一次赴臺簽證,也是沒事下來。結果一樣,臺灣還是不給我入境。這件事讓我確定一點,國民黨當局很清楚我在日本的動向,那我就沒有用筆名的必要。不過我還是沒用本名發表,仍在雜誌上用筆名。

救援網之一:國際特赦組織


 一九七二年以後,透過巴格特介紹,我開始跟國際特赦組織有聯絡,跟他們的East Asia Research(東亞研究科)接觸。科長是法國人,叫艾略特,會閱讀中文,不過對臺灣的背景不太了解,他沒去過臺灣,他的中文應該在北京(還是香港)學的吧;他所管的範圍不只臺灣,還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可能還有東南亞。要管這麼大的範圍很不容易,當然他有好幾個資訊管道。

 艾略特人不錯,滿謙虛,不會不知道卻故意假裝知道很多。所以慢慢的,我就了解到他對臺灣的了解不多,而他也慢慢的靠我提供各種資訊。雖然他懂中文,但為了爭取時效,我給他的資訊都事先改成英文,傳到倫敦總部給他,這樣他不僅省事,也可以馬上使用。有時我會加一些如何推動救援的建議,或告訴他資料來源很敏感,有一部分請不要公布等等。

 對國際特赦組織而言,有一段時間,我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三宅清子沒有直接送英文資料給它,她只有中文資料。三宅清子也常跟我聯絡,她有什麼,我就用什麼;後來安德毅、艾琳達[20]和其他消息來源也陸續進來。

救援網之二:臺灣青年獨立聯盟


 當時臺灣青年獨立聯盟的許世楷、王育德[21]、黃昭堂[22],他們有什麼資料並不常跟我們分享,我想有他們的困難處;相反地,我們常常提供他們資料。不過我常跟他們聯絡,因為我們有一些地方可以合作,例如資料怎麼使用,怎麼讓日本人多了解。他們也有媒體的一些辦法。

 這裡要講一個背景。當時在日本搞臺灣人權,只有獨立派會做;統派的立場就是讓中共來解決,等臺灣解放之後再說。他們就是敵視美國,管它叫美帝,臺獨人士在他們心目中則是CIA的走狗;他們認為臺獨完全是美國人在背後撐腰,這跟中共的說法一致。然而,在日本關心人權的主要是左派,右派才不管你,因為右派都是國家主義者,關心的是日本強大、日本第一。日本左派罵日本當局,也罵美帝,有極少數也罵中共。

 我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受日本左派的影響,認為關於中共的壞話是美國講的,不必完全相信。因此中共壞的一面,你沒有其他來源是聽不到的,除非你去香港。一九七五年我去香港,對中共有一些認識,之後就了解到你不要想接受中共幫忙,他們不會幫忙;他們想跟你聯絡,但只是多了解,不想幫忙。

救援網之三:教會團體


 日本也是一樣,日本左派雖然關心人權,但對臺灣人權不感興趣。只有極少數左派團體會寫文章關心,或去臺灣跟一些人接觸。倒是在宗教團體方面[23],比較關心臺灣人權。幾個教會(包括長老教會)一起合作,有一個共同的辦公室,發行刊物,常常登臺灣的消息。

救援網之四: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


 在日本關心臺灣人權的人,會認為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做得還不夠,不夠快,有什麼案子他們沒有反應。例如有一次,一九七二還是七三年,我們得到三宅清子從臺灣傳來的消息:蘇東啟[24]病情很嚴重,希望Amnesty 能派人跟他見面,要求當局讓他保外就醫。當時我跟Amnesty 已經有一兩年聯絡經驗,很清楚你叫它怎麼做,並不是那麼簡單,它不會馬上反應,它有它的做法和流程。像蘇東啟,東亞研究科必須先寫報告,交給國際委員會,他們還要開會討論,決定以後,才可以送一個調查團。這個過程一定要好幾個禮拜,可能要幾個月,所以等不及,而且任何會員都不可以擅用該組織的名義來做什麼事。

 我們乾脆自己來,成立一個救援組織。一九七四年,我們成立「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25],發起人包括羅福全的太太毛清芬[26]、郭榮桔[27]現已過世)的太太孫雪娥、川久保先生等人,我們在東京的「外國特派員俱樂部」開記者會。出席來賓只有臺灣派來的人,應該是新聞局特務,所以沒什麼宣傳效果。不過我開始用這個組織來進行活動,慢慢的,我們蒐集並做成英文資料,以這個組織的名義向外傳送。傳送的對象是Amnesty、在東京的外國特派員、在香港的外國特派員;因為歐美各國的媒體如果在亞洲有特派員的話,不在東京就在香港。

救援網之五:在臺外籍友人


 這些特派員不會只靠我們的資料來寫,絕對不會,他們一定要讓到過臺灣的人來寫。當時國際主要媒體並沒有特派員駐臺,有些大媒體在臺灣有stringers(非在職記者的供稿人),stringers沒有領薪水,但是按件計酬,或是主動找題目寫稿,或是配合媒體指定的題目寫稿。這些stringers也不是專為一家媒體寫稿,他們也要做其他工作才能維生。所以關於臺灣的政治案件,這些特派員會交代他們去查。這些特派員每年會跑臺灣一次,但這些stringers所知道的資訊有限,而我們的資料一直給他們,我們最清楚,所以他們會直接跟我們聯絡:到臺灣要找誰、採訪誰。我們推薦的對象不是三宅清子,她那時雖然在臺灣,但不會講英文;我們會推薦三、四個老外,這些老外比較懂得安檢的實際情況,由他們介紹採訪對象給特派員,我們不會直接幫他們介紹。

 這幾個老外是安德毅、艾琳達或是德克班內特(Dirk Bennett)。德克班內特也是一個stringer,他做事很小心。不過他有記者身分,在新聞局那邊有登記,所以以記者的身分去找他比較沒問題,比較不會被特務注意。由於他行事謹慎,我們提供給Amnesty的報告不會把他的名字寫進去,到現在為止,大家還不清楚他對臺灣人權所做的貢獻。他不像安德毅那樣跑來跑去,安德毅後來也慢慢跟黨外人士聯絡,他的身分我想新聞局應該很清楚。不過他覺得他很小心,也很安全,所以他很少跟琳達碰面。琳達就批評他:「你以為大家都不知道嗎?大家也很清楚啊。」

救援網之六:三宅清子


 我是怎麼認識他們呢?話說我一九七一年離開臺灣之後,我手上的資料都是當年在臺灣所拿到的資料。之後我忙著和巴格特辦雜誌,忙著去韓國等簽證。之後有一次,透過許世楷的介紹,認識了三宅清子[28]。她是大阪人,她先生(臺灣人)派駐臺灣,他們在日本的家位於東京,所以她東京、臺灣、大阪三地跑。有一次許世楷介紹三宅清子來找我,她告訴我:謝聰敏的情況如何如何,又說他有一點資料希望我可以幫忙。我說我可以把這些資料翻成英文,給一些記者、Amnesty 和《浪人》雜誌。不過《浪人》發行量只有幾百份,只有知識分子、左派會看,談不上什麼影響力。從那時起,她對Amnesty 就有不滿意的看法。

救援網之七:Amnesty Osaka(AI 日本本部第六組)


 那時我在Amnesty裡面工作,而且有兩個身分:一個是私底下的,直接跟總部東亞研究科聯絡,有什麼資料就傳過去;另外我也在Amnesty Japan(國際特赦組織日本本部)工作。日本本部底下有五個組,但我所住的大阪地區沒有一個組,我就跟東京的湯姆反映,他當時正在推動韓國人權救援,他在韓國人權方面做了很多;做臺灣人權之前,他是做韓國人權的,因此在Amnesty那邊有好幾個朋友。於是我們開始跟日本本部一些關心臺灣人權的會員(包括黃昭堂、許世楷等人)合作,在大阪建立第六組。透過第六組的運作,一些臺灣的資料也可以傳到日本本部。

I15-10▲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在日本街頭遊行、展開救援活動。(手塚登士雄 提供)


 

救援網之八:台灣政治犯救援會


 不過三宅清子對此還是不滿意,覺得臺灣人權還是做得不夠;而「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都是發布英文資料,對日本人沒什麼效果。所以她和我又推動成立一個組織,叫「台灣政治犯救援會」。

 所以我們在日本的救援網路,除了Amnesty Japan系統以外,在東京有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一九七七年成立;在大阪有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一九七四年成立。此外我還有我自己的網路,例如安德毅介紹好幾個外國學生到日本來找我,他們出來也帶信、帶資料。他們在臺灣不一定會跟三宅清子聯絡,因為她有一些安全顧慮,不是每個人都接觸的[29]。這個網路若說是「我自己的」是太過分一點,不過我算是扮演總幹事的角色。這些外國學生當中,凱倫.史密斯算是相當活躍,他是誰介紹的我忘了。他住京都,幫我們翻譯、打一些資料,幫了很多忙。

 除了這些網路之外,我還跟三宅清子直接聯絡,有時她從臺灣寄信,有時託人帶信,有時她回日本,會到大阪給我一些資料。我就幫她翻成英文,送Amnesty、送特派員、送一些地方。由於經常有案子發生,有資料送來,我就開始出一份通訊,不定期的,有什麼資料就發;最多的時候一次印一、兩百份。

 慢慢的我們送的對象不但是特派員、教會、Amnesty小組和倫敦總部,後來也包括海外的臺灣人。一直到好像是一九七七年,我到美國旅行,到好幾個站,都有當地的臺灣人安排、邀請我講臺灣人權。之後我發現,好像我是這方面的「權威」、「專家」,像我這麼清楚的沒幾個,只有幾位而已,其他多半是臺獨聯盟的人,而且有的人很不方便出面,我可以出面。

 而且我在Amnesty待過,在臺灣人權方面還算有一點知名度;我也跟湯姆合作,有關臺灣的救援工作,湯姆一定會介紹我。他介紹很多根本不了解臺灣、但想去臺灣了解情況的志工和我認識,我們就一起喝咖啡,順便就我所知道的和他們分享。

 三宅清子當然是人權救援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後來她也變成黑名單,不能回臺灣。所幸我們還有琳達、安德毅。我好像是先認識安德毅,後認識琳達。琳達先到東京認識三宅清子,三宅介紹我給她,她就到大阪找我。我說:「我們在臺灣的外國朋友,會幫我們把資料送出來,希望妳能積極接觸一些人,我可以幫妳介紹。」她說:「不行,我現在要很專心做我的研究工作。」不到一年,她突然寫報告給我,說她有跟陳菊[30]、施明德[31]聯絡,蘇洪月嬌[32]、蘇慶黎[33]這些人,她也開始接觸。以後她說我是幕後老闆,就是因為當時我有請她接觸一些人,但她不記得她當時是拒絕的。她現在認為這個工作是我交給她做的,我想不是,是她主動去認識、主動去做[34]

 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七年是我們工作忙碌的時段。一九七八年可能更忙。七八年開始,黨外跟海外好幾個組織(不只是臺獨那一塊)開始串聯,能直接傳遞資料,而且活動越來越公開,甚至上街抗議。到了美麗島事件那年(一九七九年),我覺得我在大阪的作用並不那麼大。琳達年底也被驅逐出境,她到日本找我,討論我們可以做哪些事。不過我覺得到這個時候,資訊已經非常流通了,不是靠我來送哪裡、送哪裡,我覺得我貢獻的高潮已經過了。

救援網之九:司馬晉、Melinda Liu


 我還沒有介紹司馬晉。司馬晉在紐約,常跟我們來往,跟我們交換資料,他的故事也很多。他不能說是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的一員,但我常跟他合作,例如他常常讓我知道Amnesty倫敦總部是怎麼想、怎麼做、有什麼動態;如果他們要送人去臺灣,他先知道,會告訴我,然後我們就想辦法做一點準備。有一次我到香港跟他見面。

 有一次去臺灣之前,Amnesty東亞研究科科長艾略特到香港,我就到香港去找他。好幾次我是專程為了這個工作去香港,有一兩次則是去看安德毅。

 還有Melinda Liu,當時她是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在臺灣的記者。中壢事件第二年(一九七八年)她去了香港,她有一些資料,所以我去香港看她。為什麼我記得?因為最近我看到她拍的、還沒公布的照片,拍得滿不錯的。當然去香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邊也有臺灣的朋友,也有《七十年代》雜誌──雖然它算統派,不過它是一個例外,它是一份對臺灣情況滿清楚的雜誌,我們也會給它資料。所以我去香港也會跟李怡[35]見面,商量商量,他們滿關心臺灣的,也滿關心大陸的人權。這種雜誌除了香港以外,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出版。

 其他也有教會。不過教會的人只要移到香港之後,關懷臺灣的心就慢慢冷掉,想法就會開始像當地人,當地都是「統」,中國統一;「獨」的想法好像沒有。

救援網之十:臺灣民主運動海外救援會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不管統派、獨派,我都會合作。我大概比較同情的是獨派,因為他們有一個主張「臺灣的前途由臺灣人民決定」。我覺得他們的理論是對的,在這方面我同情他們。當然人權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講人權、講自由就好了;你講人權自由,等臺灣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以後,再由臺灣人民決定國家前途,所以我把統獨當成順序較後的問題。也就是說,我支持的是自決而不是獨立。

 我覺得在海外從事活動的臺灣人,百分之九十九應該都算是廣義的「獨派」。一九七七年左右,芝加哥那邊成立一個組織「臺灣民主運動海外救援會」,他們的資料滿豐富的。成員除了臺灣人之外,還有香港人。臺灣跟中國統一可不可能?反不反對?那是在民主自由的條件下,由臺灣人來決定的事。

 不過有幾個案子,例如一九七六年的陳明忠案[36],有人是選擇性的關心政治犯。這和我們不同。我們的立場不是臺灣獨立,也不是中國統一,我們是完全不管你怎麼樣,你有講話的自由;所以不管什麼派的人被抓,只要是屬於思想和言論自由方面,我們就來關注,這完全是Amnesty 的立場。

救援人物之十一:杉原達、林伯耀關心陳明忠案


 還有一位要介紹,不論Amnesty、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或台灣政治犯救援會,他都參與,他叫Sugihara Toru,杉原達。他從沒有公開出面,完全是走地下路線,來來去去;他非常仔細、非常小心,把資料做非常整齊的報告。他很關心陳明忠案,其他案子他也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報告。他去認識很多人,做了很多筆記,我從沒看過那麼整齊的資料,那個時候只有他這樣,所以他也變成一個專家。有好幾個案子,他幫台灣政治犯救援會寫報告;我覺得該會的資料能夠那麼豐富,很多都是靠他。

 還有一個華僑林伯耀(按:長期任中日友好交流促進會秘書長)也很關心臺灣,也是主張臺灣要有民主自由,但他希望臺灣跟中國統一。他的看法是,臺灣原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美帝把它割下來的。不過我們會在一起合作,還是基於民主人權的共同理念,他的貢獻也很大。他特別關心陳明忠案。陳明忠被捕前,去日本時有跟他聯絡。有一次我們得到消息:陳明忠要判死刑,這應該是安德毅送來的消息。我告訴他,他非常關心,問我要怎麼辦。我說:「我馬上把消息傳到Amnesty倫敦總部。」他問:「倫敦收到之後會怎麼樣?」我說:「我不知道,都是由他們決定,我不能要求他們怎麼樣,我只能提供資料而已。」他聽了就覺得很煩,因為這件事要採取緊急行動,馬上做出反應,不然陳明忠會被槍斃。

 我把陳明忠案的訊息趕快向倫敦報告。我經常跟倫敦聯絡,聯絡方式不使用電話,也不寄信,因為寄信很慢。我們都用Telex。Telex跟電報差不多,不同的是,電報必須到電信局寫,他們再算幾個字幫你傳。Telex可以自己用機器打,只要你有號碼、有登記的話。但我沒有,不過我可以到電信局自己打;打的時候會有一條很長的紙,上面有很多洞,一些洞形成A字形,一些洞形成B字形,以此類推。由於自己打比較省錢,而且它是以時間計費,你可以打比較多的字,傳比較仔細的訊息給對方。Telex還有一個好處:你打電話說某某人的名字,要說明漢文是哪個字,對方又不是中國人,我也不是中國人,說明清楚要花老半天。用Telex 的話,只要參考梁實秋的字典,每個漢字都有它的號碼,你打什麼號碼就是什麼字,這就方便多了。

 所以我用Telex打一份資料給倫敦,最後一個字寫Lynn,也就是我的署名。林伯耀拿到我的原稿,改動兩個地方,一個是消息來源(署名)變成Amnesty Osaka,內文也稍微改了一下,其他都一樣,然後傳給在夏威夷的陳玉璽[37]。陳玉璽也是政治犯,出獄後仍在夏威夷讀書。陳玉璽好像也轉送好多地方,最後司馬晉也看到了,他在報上看到這則消息,消息來源是Amnesty Osaka,就跟我聯絡。我說Amnesty Osaka發出來的消息我一定知道啊,除非是湯姆,否則不會有其他人使用Amnesty Osaka的名義。我就叫司馬晉唸給我聽,一聽之下,原來是我發給倫敦的內容,我才知道是林伯耀自作主張。後來他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在這個情況下,你說倫敦總部也不會馬上做出反應,我覺得這樣救不到人,所以…」解釋給我聽。我就罵他:「你關心的只是一個人的生命,可是Amnesty有它的專業權威,你用它的名義這樣搞,要是出了差錯,人家懷疑它,它就無法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反而敗事。」

Amnesty:以中立和專業贏得尊崇


 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為什麼我一直覺得Amnesty的做法是對的。外面的人批評它作業太慢,我不會。我在大阪有時會碰到一些困擾:一些關心臺灣,但不在Amnesty裡面做事的人會罵,說你這個Amnesty是一個官僚、無能的組織。他們不知道一個案子在美國國會開聽證會的時候,當國會議員要求一個有權威的組織提供具有說服力的報告時,只有Amnesty做得到。Lynn Miles是誰呀?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又是誰呀?Amnesty已經得到諾貝爾獎,它提出來的報告,足以讓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也無法攻擊它,無法指控它是左派或扣其他帽子。因為它是非常中立的;換句話說,侵犯人權的情形發生在中國,它也會這麼做;發生在臺灣,也會這麼做;北韓也會做,南韓也會做。不管共產主義或反共主義的國家,所有的它都會做。所以它有它的專業,以及行使這種專業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這是馬虎不得的。

三、脆弱的和平:我的人權救援經驗與當代社會的啟發


蔡宏明 譯
 當我們談論到「當代社會的啟發」,我想,指的是社會更意識到自由、民主與人權議題值得打拚的運動。這種啟發是全球性的,到底臺灣的國內背景如何,幾乎無法說出明確的起點。這是涵蓋許多世代的集體之事。許多我們今天想的和做的事,不僅受惠於同時代的問題及人物,如:像雷震[38]、陳逸松[39]、郭雨新[40]、約翰‧藍儂[41]及馬丁路德‧金恩[42]等,這些受惠難以估計,也可回溯到眾多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人:從老子到張金杏[43],湯姆斯‧佩恩[44]到喬希爾[45]

 我可以肯定的是,早年的閱讀經驗,像伏尼契(Voynich)的《牛虻》[46],對我影響很大。但若論及直接的經驗,我的旅程其實跟隨我眼前的人,像:殷海光、李敖、謝聰敏、魏廷朝,這些活生生的「牛虻」。我直接受教於這些人,而了解「大眾的幸福應先於個人的平安與安適」的意義。他們認為:「大眾都自由了,我才可能自由;一個人的『人的權利』,是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理念影響了我。由於他們,我有點不由自主地變成激進的立場,絕不回頭,或轉變為溫和。

 我終究為了他們,在二十二歲就讀師大時,開始向前邁進──就極個人化的意義上來講,其實有時也會導致有點倒退。想要安穩度一生的想法,被調降到次要的地位:像許多其他給我啟示的人一樣,如果我堅持與威權「對決」,我會面臨極大的憂慮。但是,如果被列入黑名單、數十年流放的懲罰是極大的代價,不可否認的,還有烏雲後透出鑲邊光亮的一線希望:我接觸到上百成千的人,他們把對社會公義的熱情分享給其他人,把社會福利放在比自己幸福更重要的位置。每天總是以犧牲和無私行事,鼓舞驚異與敬畏,而我相信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現在講的是社會、文化和道德掀起巨浪動盪的一九七〇年代,某個「更廣泛的事情」總是在招手的時代,而那比起單純的政治運動還廣泛得太多了。這是政治、音樂、詩歌、社會風俗,及其他更多──爆炸──超越了連專制的政府也無法遏制的界限。

 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我被臺灣當局列入黑名單即將結束[47],在日本和美國同列黑名單的臺灣朋友,先回到臺灣受到「文化衝擊」,他們想讓我知道:當我回來喚醒一如「李伯大夢」[48]般二十五年的沈睡,要有點心理準備。他們和我聊高速公路、拔地而起的建築、擠滿最新私家車的城市街道。舉目所見,盡是新興的繁榮。

 事實上,我已經在這方面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在國際媒體中天天吹噓生活水準提昇的國家,總是有令人驚異的統計材料。然而,沒有經濟指標、非物質的發展、沒有具體推論的這類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已經透過閱讀「地下」刊物,很快就清楚並掌握了政治發展的脈動。我一向很清楚「地下」刊物,儘管政府一再查禁,黨外已經另闢蹊徑,超越《自由中國》或《文星》委婉和細緻入微的敦促,而大膽公開鼓吹臺灣獨立。我已經知道黨外要敢於草莽一點、敢衝一點。我所不明白的是,其中有社會普遍的支撐。換言之,自由和人權不僅僅是與那些在街頭,或在編輯檯發表聲明的人相關的政治概念。他們是日常生活中充滿活力的趨勢,這是巨大轉變的真正範例,至今仍令我驚訝不已。

 為何令我驚訝?因為我沒看到解釋發生的論述。當然,很多人投入了熱情和精力,才使它發生;但這並不意謂其必然發生。也有一些社會科學家認為,必要的經濟因素,迫使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自由化。這些因素不足以解釋這種快速、普遍變化的動盪。正如馬克‧ 吐溫說的:「繁榮是原則最好的保護」,也就是說,人們關注精神和社會之前,必須要先滿足基本的身體需求。但這一點我還有質疑。畢竟,看看美國多麼明快,曾是最繁榮的社會,也會轉向「九一一後新世界秩序」的鎮壓──以其嚴厲的戒嚴法措施、祕密逮捕、祕密審判,及其餘的相關法令。

 今天,臺灣海峽源自二次戰後的戰爭,仍陷入潛在的威脅,儘管這個威脅揮之不去,臺灣依然處於和平,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受到舉世羨慕──如果沒有羨慕,也應該羨慕。但由於我沒有看到社會理論,能論述戒嚴晚期及後戒嚴的「大覺醒」,我不願作任何預測,到底臺灣在未來幾年,社會將如何轉變。

採訪時間

另參考/一、《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1968-1974》、《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3:國際救援力量的成長1975-1978》;二、《我的聲音借妳:台灣人權訴求與國際聯絡網1960-1980》(英文版,A Borrowed Voice: Taiwan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Network, 1960-1980);三、梅心怡撰,2009,〈脆弱的和平:我的人權救援經驗與當代社會的啟發〉(「2009 綠島和平對話/和平博物館國際論壇」網頁:http://2009forum.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9858.html)。
錄音轉文字稿/廖盈蓁、林芳微
文字稿整理/李禎祥、曹欽榮
修稿/曹欽榮、陳銘城
[1] 參考公共電視新聞議題中心網站:http://pnn.pts.org.tw/main/2015/06/08/%E5%AC%89%E7%9A%AE%E4%BF%A0%E9%AA%A8%E6%A2%85%E5%BF%83%E6%80%A1%EF%BC%9A%E6%9C%80%E5%BE%8C%E9%9F%B3%E6%A8%82%E7%A5%AD%EF%BC%8C%E8%88%87%E6%83%B3%E5%B0%8D%E5%8F%B0%E7%81%A3%E4%BA%BA%E8%AA%AA%E7%9A%84/(2015年8月4日瀏覽)。
[2] 鄭心本父親鄭介民(1897-1959),中國廣東人。曾任保密局局長,1954至1959年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局局長,任內過世。
[3] Mike Morrow,因工作採訪越戰經過臺灣,與梅心怡認識。
[4] 李敖,1935年生,中國哈爾濱人,現為作家、政治評論家。1975年被以涉「1971年花旗銀行、臺南美新聞處爆炸案」,判刑5年8個月。
[5] 彭明敏以「離開」、「脫出」臺灣,代替「逃亡」字眼,2009年出版書名卻是名為《逃亡》。參見彭明敏著,《逃亡》(臺北市:玉山社,2009);唐培禮著,賴秀如譯,《撲火飛蛾》(臺北市:允晨文化,2011)。
[6] 謝聰敏,1934年生,彰化人。涉1965年「彭明敏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案」,被判刑10年。後又被以涉1971年「花旗銀行、臺南美新聞處爆炸案」,判刑6年6個月。曾任立法委員。參見謝聰敏著,《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
[7] 魏廷朝(1935-1999),桃園人。涉1965年「彭明敏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案」被判刑8年;1971年被以涉「花旗銀行、臺南美新聞處爆炸案」,判5年8個月;1979年因「美麗島事件」,被判刑6年。
[8] 臺南美國新聞處與臺北花旗銀行爆炸案,1970年10月12日發生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次年2月5日臺北美商花旗銀行也發生爆炸,有15人重傷。情治單位指控此事牽涉彭明敏逃亡事件,並懷疑謝聰敏、魏廷朝、李敖等人,在1971年2月23日逮補他們,同案還有郭榮文、詹重雄、李政一、吳忠信、劉辰旦等人被捕。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1059,薛化元撰;謝聰敏著,《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頁142-148。另參考〈陳欽生口述歷史〉紀錄片(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9),陳欽生當時是成大馬來西亞僑生,因被懷疑涉入該案被捕。
[9] 殷海光(1919-1969),中國湖北人。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係。來臺後,任教於臺大哲學系,曾任《自由中國》編輯委員,為臺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雷震被捕後,他寫聲明,為自己發表文字負責,此後封筆不寫政論,1966年被迫停止在臺大授課。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652,任育德撰。
[10] 孟祥柯,1931年生,中國遼寧人,散文作家。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臺灣大學外文系圖書館管理員、報社校對、記者,並曾任教於臺南神學院。現已退休。參見「台灣文學網」網站: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H05002(2015年8月5日瀏覽)。
[11] 川久保公夫(1920-2002),日本人權工作者。曾任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部的成員。川久保告別式,陳水扁前總統、前行政院長游錫堃曾特別送花籃致意。
[12] 1972年9月,臺日斷交,12月亞東關係協會成立,1992年更名為臺北駐日文化經濟代表處。臺日斷交,當時的臺日中交涉,參見本田善彥著,《臺灣人的牽絆》(臺北市:聯經出版,2015)。
[13] 有關Martin Ennals,參見謝聰敏著,《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頁121-131。Martin Ennals 曾來臺與謝聰敏會面。
[14] 《浪人》雜誌,參見《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1、2、3》(臺北市:臺灣史料中心,2008-2009)。
[15] 參見《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2》(臺北市:臺灣史料中心,2009),頁160。
[16] 指謝聰敏第二次入獄關在保安處,託隔壁牢房的日本人小林正成祕密攜出〈獄中來信〉,傳遞到日本、美國,英文版刊登於1972年4月24日《紐約時報》。參見謝聰敏著,《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頁154-157。
[17] 這裡指的名單是謝聰敏所提到三次祕密傳遞政治犯名單到海外的第三次,參見謝聰敏著,《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頁128-132。
[18] 許世楷,1934年生,彰化人。臺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曾撰寫〈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1989年鄭南榕因刊登草案,自焚而亡。曾因被臺灣政府列為黑名單,與妻子盧千惠旅居日本多年。於2004至2008年間擔任駐日代表。許世楷夫婦於2015年5月28日至新店慈濟醫院探視梅心怡。
[19] 《台灣青年》是在日臺獨聯盟的機關刊物,參見〈陳中統口述歷史〉紀錄影片(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0)。三宅清子補充說明:「《台灣青年》發表的政治犯名單,是謝聰敏第二次逮捕前交給我的。謝並沒有說什麼內容,只交給我一個報紙包的東西。他說:『這個很重要的東西,暫時放在妳那裡。』當時謝由於彭明敏教授逃到海外以後,被特務尾隨,不能自己帶。後來沒有幾天,有一個日本外交官來我家說,謝和魏廷朝被抓。我馬上打開謝放在我家的包裹,裡面有幾本《台灣青年》雜誌和政治犯的名單,這個事不能讓前夫知道,因為他是臺灣人。我判斷這個要馬上寄到海外,但不知道寄到哪裡,只知道包裹裡的《台灣青年》雜誌的address。我馬上把名單的內容全部抄寫,留給自己,後來剛好有回日本的日本外交官,把原來謝給我的名單放進去信封裡,他到日本後,馬上寄到信封上寫的《台灣青年》。日本外交官不知道內容,也還好外交官出國都不用檢查。那時候我真提心吊膽,萬一被發現的話,這是國際問題,外交官的命運如何也不知道。天保佑、順利地被《台灣青年》的黃昭堂先生收到了。後來知道那個名單,是蔡財源先生從監獄拿出來埋在一個地方,謝聰敏再挖出來的。我救援政治犯的活動,由這個名單來開始。祕密活動當中陳玉x先生幫忙很多、還有張化民、陳鼓應、陳永善,他們提供監獄裡的消息,或要送給海外的募款,分給經濟不好的政治犯家族。」(2015年8月3日來信)。
[20] 艾琳達,1949年生,美國人,英文原名Linda Gail Arrigo。紐約州立大學社會系博士,人權工作者,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著有《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美麗的探險:艾琳達的一生》(艾琳達口述,林佳瑩著)、《我的聲音借你》(艾琳達、梅心怡編著)等。
[21] 王育德(1924-1985),臺南市人,在日本創辦「臺灣青年社」(現在臺獨聯盟日本本部)、《台灣青年》,臺獨運動領導人之一。兄長王育霖於二二八時無故被殺,影響王育德赴日求學,曾任日本明治大學教授。1999 年,臺灣前衛出版社陸續出版《王育德全集》15 冊。
[22] 黃昭堂(1932-2011),臺南七股人,政治及歷史學者,臺獨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在日本期間創辦「臺灣青年社」、日文雜誌《台灣青年》。曾任「臺獨聯盟」主席、總統府國策顧問。參見臺獨聯盟「追思黃昭堂」網頁:http://www.wufi.org.tw/series/%E8%BF%BD%E6%80%9D%E9%BB%83%E6%98%AD%E5%A0%82%E4%B8%BB%E5%B8%AD/(2015年8月5日瀏覽);另參見張炎憲等採訪,《建國舵手黃昭堂》(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2)、《台灣那想那利斯文之徒:黃昭堂追思文集》(臺北市:前衛出版,2012)。
[23] 根據三宅清子及原「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成員的回憶:參與聲援臺灣人權運動的大島孝一屬於日本基督教團NCC(日本基督教協議會),1982年7月開始,一年發行《台灣教會通信》4次,共發行1-10號。台灣政治犯救援會的會員大類先生屬於大本教團。1977年8月6日,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成立的市民集會消息發表於《基督新聞》;會員之一有屬於日本天主教的「正義和和平協議會」,這個會也關心臺灣人權問題(2015年8月26日來信)。
[24] 蘇東啟(1923-1992),雲林北港人。任雲林縣議員時,被以涉1963年「蘇東啟案」,判無期徒刑,1976年假釋出獄。參見林崇熙等採訪,《雲林蘇家傳記: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臺北市:玉山社,2011);陳儀深採訪,《口述歷史第10期:蘇東起政治案件專輯》(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2000)。
[25] 保衛臺灣人權國際委員會,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on Taiwan, ICDHRT。
[26] 羅福全,1935年生,嘉義市人。經濟學者,曾任聯合國官員、臺灣駐日代表、亞東關係協會會長、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名譽教授。與妻毛清芬同是臺獨運動的重要人士之一。參見陳柔縉著,《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臺北:遠見天下,2013)。
[27] 郭榮桔(1921-1998),臺南麻豆人。在日臺灣人實業家,長年支援臺獨運動。參見臺獨聯盟「追思獨立運動的先達──郭榮桔先生」網頁:http://www.wufi.org.tw/%E8%BF%BD%E6%80%9D%E7%8D%A8%E7%AB%8B%E9%81%8B%E5%8B%95%E7%9A%84%E5%85%88%E9%81%94%E2%94%80%E2%94%80%E9%83%AD%E6%A6%AE%E6%A1%94%E5%85%88%E7%94%9F/(2015年8月5日瀏覽)。
[28] 依據三宅清子的記憶:「我和Lynn認識不是許世楷介紹,川久保先生在大阪給我介紹Lynn才認識的。」(2015年8月3日來信)。
[29] 三宅清子補充:「老實說,Lynn從海外送過來的,不少西方外國人有時候很麻煩,有的很天真,不知道當時臺灣特務的恐怖和厲害,容易相信特務,後來有一個美國小姐告訴特務我的存在、化名、電話等等,後來我被監視,活動非常困難也有危險。」(2015年8月3日來信)。
[30] 陳菊,1950年生,宜蘭三星人。1979年因「美麗島事件」,被判刑12年。曾擔任郭雨新祕書、臺權會會長、國代、臺北市社會局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行政院勞委會主委。現為高雄市市長。
[31] 施明德,1941年生,高雄市人。涉1964年「亞細亞同盟案」,被判無期徒刑,1975年蔣介石過世,減刑為15年。涉1979年美麗島事件再度被捕,判無期徒刑,1990年李登輝總統就職後,出獄。
[32] 蘇洪月嬌(1931-2004),雲林北港人,蘇東啟妻子。參見林崇熙等採訪,《雲林蘇家傳記:一個雲雨飄蕩的歲月》(臺北市:玉山社,2011);陳儀深採訪,《口述歷史第10期:蘇東起政治案件專輯》(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2000)。
[33] 蘇慶黎(1946-2004),生於臺北市,前臺共領導人蘇新的女兒。曾任《夏潮》總編輯、《美麗島》編輯委員,參與勞工運動、援救原住民雛妓等,是位左翼運動參與者。參見郭紀舟著,〈訪蘇慶黎〉,收錄於《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臺北市:海峽學術,1999),頁482-514。
[34] 三宅清子補充說明:「我的立場一點沒有分統獨,當時幫忙他們也完全以人權的立場來幫忙。」(2015年8月3日來信)。
[35] 李怡,原名李秉堯,1936年生,中國廣東人。香港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參見維基百科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80%A1(2015年8月5日瀏覽)。
[36] 陳明忠案,1976年6月7日立委黃順興次女黃妮娜因陳明忠的介紹,至日本與楊姓華僑認識,乃密往中國。回臺後被以「與駐日匪幹聯繫進行策反活動」為由被捕。由於黃妮娜供出日本華僑名片是陳明忠所提供,同年7月,警總大舉逮捕陳明忠等19人,都是閱讀三省堂書店提供的日文禁書的1950年代政治犯。10月25日被以顛覆政府罪名提起公訴。因國際特赦組織及在美國的臺灣人社團發起救援運動,原判死刑的陳明忠與陳金火改判無期徒刑。1976年11月及1977年9月改判陳明忠、陳金火15年;蔡意誠、王乃信判10年;林淵輝判7年;劉建修交付感化3年。三省堂書店負責人李沛霖與黃妮娜另案判決,李沛霖判8年,黃妮娜交付感化3年。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837,沈懷玉撰。
[37] 陳玉璽,1939年生,彰化人。在夏威夷大學唸書時,曾在圖書館內閱讀左派書籍而被密告,1968年在東京被遣送回臺。夏威夷大學認為陳在該校圖書館閱讀書籍,屬思想自由,不應入罪,派人來臺了解狀況。在國際關切下,陳玉璽才得以公開審判,判刑7年。
[38] 雷震(1897-1979),中國浙江人。1949年在臺北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1960年,雷震因籌組反對黨被捕,被判刑10年,《自由中國》停刊。有關雷震的書籍、論文已相當豐富。
[39] 陳逸松(1907-1999),又名虞淵,宜蘭人,193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政治學科。1933年回臺灣執行律師業務。曾任臺北市議員。創辦《臺灣文學》季刊,任《政經報》社長。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之一。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考試院考試委員、中央銀行常務理事。1953年後,從事橡膠、化學工業的開發工作,並在臺北開設財稅法律事務所。1972年由臺灣去美國居住。1973年赴中國,定居北京。曾任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後又與中國共產黨漸行漸遠,離中赴美,長居美國。著有《陳逸松回憶錄》。1999年7月5日逝世。
[40] 郭雨新(1908-1985),宜蘭人,為黨外運動元老之一。1951年至1971年間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員、四屆省議員(廿二年),與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李源棧、許世賢省議員有省議會「五龍一鳳」之美名。是臺灣獨立運動的支持者,1960年與雷震等人籌組反對黨。1975年,郭雨新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參與立委增額選舉,提出包括國會全面改選、廢除戒嚴令、解除報禁、總統及臺北市長直接民選、釋放政治犯、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真正自由等政見,然而該次選舉他的選區宜蘭竟然出現數萬張的「廢票」而落選,差點激起暴動。郭於1977年離臺赴美,1978年1月21日在華盛頓宣布競選臺灣總統,他宣稱:「我們堅信倘若臺灣人民能對政治主張公開表態,他們多數會選擇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1979年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1985年8月2日病逝於美國華盛頓特區亞歷山大醫院,8月24日安葬臺灣陽明山。參見張文隆等人訪問,《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8.05);另參考洪三雄、陳玲玉口述,《也追憶逝水年華》(臺北市:圓神,2015)。
[41] 約翰‧藍儂(John Lennon,1940-1980),生於英國利物浦,為英國歌手,作曲家,藝術家,和平運動者,樂團披頭四成員。他和保羅‧ 麥卡尼(James Paul McCartney)兩人是披頭四所有樂曲的主要作詞作曲者,被認為是歷史上影響最大的音樂人之一。
[42] 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著名的美國民權運動領袖,196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通稱金恩牧師。
[43] 張金杏,1932年生,臺中人。涉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被捕時職業為「大肚鄉國民學校教員」,被判刑12年。參見〈張金杏──岩石縫長出來的小草〉,收錄於《流麻溝十五號》(臺北市:書林,2012)。
[44] 湯姆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國諾佛克郡人,推動美國獨立運動的手,是影響美國獨立戰爭關鍵性的人物,沒有他的大力疾呼,美洲獨立可能以失敗告終,他的思想讓世人了解獨立不是任何人給的,而是自然存在的狀態,也啟發了後世一連串的獨立運動,為殖民主義敲起了喪鐘。
[45] 喬‧希爾(Joe Hill,1879-1915)瑞典人,於1902年移居美國,先是流浪一段時間,後從事各種體力工作,幹過多年礦工,1910年他加入激進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成為著名的勞工運動活動家,但是使他名聲遠揚的是他寫了很多激昂振奮的歌曲,在工人集會和罷工中傳唱,影響很大。例如:〈傳教士與奴隸〉(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反叛的女孩〉(Rebel Girl)都是世界勞工特別喜愛的戰歌。
[46] 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生於愛爾蘭科克市,曾在俄國待過兩年,接觸革命團體,積極參加活動。她曾冒著生命危險探望被沙皇監禁在獄中的革命者,還在俄國和英國之間寄送宣傳品。這些工作為她以後的文學創作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出於對革命者獻身精神的敬佩,她決心寫出一本反映他們鬥爭生活的書。1897年《牛虻》問世,「牛虻」是小說主角的綽號。「牛虻」原是一種嗜血的雙翅目虻科昆蟲。小說裡的主角是一位革命者,被塑造成臨危不懼、寧死不屈、為人民而戰鬥的英雄形象。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曾對牛虻有過高度評價。在六、七〇年代的中國大陸,牛虻這個人物曾影響了許多當時的青年。
[47] 梅心怡於1971年被國民黨當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名列黑名單25年,直到1996年才解禁。
[48] 《李伯大夢》是典型的美國通俗小說,為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作品。描繪殖民地時代哈德遜河邊小村落,主角李伯(Rip Van Winkle)平日遊手好閒,為避免惡妻數落,經常買醉,後來發生一段奇遇,竟然在卡茲奇山上長睡二十年,醒來下山發覺一切景物全非。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