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新書分享會

台中地區第一本白色恐怖口訪專書《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分享1950年代受難者張晃昇受訪紀錄,張晃昇是綠島新生訓導處(1951-1965)「樂隊」成員之一。

◎第一場新書分享會:1月24日(日)下午二時
 彰化市紅絲線書店(彰化市城中街20號),
 與談:主編陳彥斌、受難者黃坤能
◎第二場新書分享會:1月30日(六)下午二時
 大地文教基金會(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樓)
 與談:主編陳彥斌、受難者陳列珍之子陳永裕
詳情請洽「台中市新文化協會」https://www.facebook.com/nca.tcv/?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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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以下張晃昇訪談紀錄取自《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15.11),欲購本書,請洽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或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白色恐怖 6張晃昇

受難者張晃昇簡介


 張晃昇,臺中中區人,父親是留日齒科醫師。之所以加入地下組織,主要受到二二八事件影響,認為臺灣人在國民黨統治下備受迫害。原在光復國小擔任教員的他,被捕兩次,第一次關了兩個月,第二次則坐了十二年黑牢;同伴之中,施部生、廖學銳等多位遭到槍決。張晃昇出生於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五年三月自臺中一中畢業,後考上臺中師範,一入學隨即被調去大肚山當學徒兵。八月十五日二次大戰結束,回家做成藥生意,半年後到臺中市成功國小教書,二二八事件過後半年到光復國小任教,加入地下組織。他第二次被捕是涉及「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因牽涉該案者大多是臺中人,所以通稱「臺中案」。

 第二次被捕後,張晃昇曾被監禁在臺中鐵路警察局、臺北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國防部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在軍法處看守所時,遇到臺中治破傷風名醫江德興,受訪時曾述及江的逃亡和被槍決經過;出獄後,尋機把江所託絲巾寄給人在美國的江太太。被關押在綠島時,張晃昇因為學過打鼓而參加樂隊,後來還學會了小喇叭、吉他及編曲,曾創作〈臺灣向前走〉一曲,該曲版權後由奇美基金會收購。

 出獄後,他到妹婿開設的維他露公司上班,負責廣告行銷十一年之久;後來到臺灣廣告公司當了幾年行銷業務,之後自行在臺中創立廣告公司,一九九七年退休,現年八十八歲,定居臺中。

張晃昇採訪紀錄

日治時代,父親留日,回臺後當牙醫、反日


  我出生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八月,小學唸市區的光復國小[1]。光復國小當時是日本人子弟讀的,臺灣人的小孩要有相當程度家庭背景才能讀。我的家庭很特別,父親張秋淋曾在日治時代留學日本東京齒科,攻讀牙醫;學成回臺後,在臺中成功路和自由路口開設「臺中齒科醫院」。很多到過日本留學的留學生,回臺後反日,父親也一樣,還跟一些臺中人組織臺灣民眾黨[2]、臺灣地方自治聯盟[3]等組織。

  父親是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中支部的「支部長」,日本人對於他參加這種組織很不滿意。他常常對民眾演講;媽媽後來曾說,父親演講時,日本憲兵會站在後面聽,如果講到比較敏感的話題,日本憲兵就會制止,要他注意講話內容,要是被糾正第三次就動手抓人,父親常被提醒兩次就下臺。

  父親甚至常常被叫去派出所談話,後來才知道,他們會趁父親不注意在茶水下慢性毒藥,據說會損害腎功能,父親哪裡知道,所以後來患了腎臟病,過世時才三十六歲;當時我十歲,對世事都還不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大戰結束,日本人準備撤退,有個在警察局工作的日本人行前曾來找媽媽,留下一張字條才揭穿此事,說他感到很抱歉,說父親是被日本政府的陰謀害死的。

  我有生母和養母,生母娘家是宜蘭名門,舅舅陳錫欽[4]當過羅東鎮長、宜蘭縣縣議會議長,她生了哥哥和我。父親反日,對中國很認同,我父母因故離婚。父親再娶,也就是我後來的媽媽洪葉;她從彰化高女畢業後,前往日本讀昭和女子藥專,所以我們家後來才會經營「萬全藥局」。

  長大後,對媽媽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抓到警察局時(裡面的刑務所是扇形格局,一個又一個籠子,管理人站在中間),她因為我父親這個前例,很擔心我也走上政治路,所以我被抓,她非常緊張,聽說一旦承認就會被槍殺,她嚇得半死,跑去警察局,在鐵門外一直用客家話高聲呼喚我:「絕對不可以承認,要忍耐、要祈禱!」那時,政治氣氛很緊張,她卻那麼勇敢地到警察局喊話提醒我、鼓勵我。

040716_03▲父親反日│日治時代,張晃昇的父親張秋淋,與臺中人組織政治團體,圖為「臺灣民眾黨」臺中支部發黨式紀念攝影。(攝於昭和2年9月25日;照片提供/張晃昇)

唸臺中一中,考入臺中師範


  日治時期,我讀臺中一中[5](學制是五年),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我從臺中一中畢業,考上臺中師範。原本打算像我媽媽一樣到日本讀藥劑師學業,回臺灣後開藥局,做生意改善家裡生活。但戰爭後期,高千穗丸[6]在基隆外海被美國潛水艇擊沉,死了很多人,戰爭吃緊時刻,媽媽開不成藥局,四處工作,一個月才賺一百元左右,全家的生活和四個孩子的學費,負擔很沉重。光復之後,才申請設立了「萬全藥局」,經營藥局。

  沒辦法去日本讀書,又聽說當國民學校的老師不用當兵,於是我投考了臺中師範[7]。那年,臺中一中有一百五十位畢業生,包括我在內有七、八十人考上臺中師範。臺中師範設了很多科,有預科、普通師範科等等,我們是高中畢業,屬於本科;一年級根本沒讀到書,才剛進臺中師範,就統統被調去大肚山頂當學徒兵。

  日本人的盤算是如果美軍登陸,就由我們這些高中生先應付,日本的正規部隊都在山上。我們知道局勢不妙,有個人說:「美軍如果來了,咱就把白襯衫脫下來,綁在竹子上投降啦!」晚上,我們都會被臺中師範的日本學生修理,他們只要喊「臺中一中集合」,我們臺中一中畢業的七、八十個人都得集合。當時,學長在學校毆打學弟是司空見慣的事,二年級打一年級,三年級打二年級,用拳頭一直打!打人沒有什麼理由,他們只是覺得臺中一中占去了一半的師範名額,所以要給我們下馬威。我感到臺灣人很悲哀,因為二年級裡頭有兩個學生是臺中一中畢業的,聽說是他們鼓動毆打學弟,只為了要討好日本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們聽說下午有重大廣播,天皇要說話,大家擠在收音機前,可是收訊不良吱喳叫,聽不清,不知道天皇說了些什麼,大家還沒聽清楚就回去了。有個好朋友也讀臺中師範,在大隊部工作,他半夜跑來叫醒我,我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日本戰敗後,臺中地區學生在國民政府還沒來接收之前,就已經先組織起來維持地方秩序(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甚至還跟國民黨車拚)。那時,我剛從大肚山營區回來,一切霧煞煞,只記得臺中師範曾召集過學生一次,日本人代表一出來就被追打,因為那個日本學生以前曾經亂打臺灣人,這等於是清算大會。

二次大戰後,加入地下組織


  二次大戰期間,媽媽會穿著運動鞋到郊區找一些藥草,專治拉肚子。戰爭末期,很多阿兵哥都染上痢疾,拉肚子,於是她把藥草磨成粉,做成拉肚子藥,拿去營區給他們吃,結果很有效!光復後,研發成藥品生產,我們當業務員,拿著拉肚子藥跑完臺中市就到彰化縣,每天賣藥,我都在做生意,差不多做了半年。

  戰後,臺中師範一年級的所有學生都領到畢業證書,我後來還拿到教員資格證,有了當國小老師的資格,因此在家裡幫忙做了半年生意後,就跑去當老師。那時候,進學校教書要經過甄選,把我們的資料送到教育部,才能當正式教員。一九四六年,我先在成功國校[8]教書,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底。不過,我很常和光復國校的一些老師(就是後來發生問題那些人)往來,他們要我到光復國校教書,這樣大家聯絡起來比較方便。一九四七年八月,我開始在光復國校任教。

  在成功國校教書時,我常跟黃慶聰老師往來,是他先去了光復國校、跟廖學銳[9]老師認識,廖學銳才開始跟我接觸。另外,鄧錫章[10]還特地把弟弟從草屯轉到我們學校,他算是臺中市工委,利用這個機會和我聯絡,但後來也被槍殺;他們之所以挑選我,可能是認為在國校教六年級的老師比較有辦法。

  我教完三、四年級,繼續往上教六年級,升學競爭很厲害,他們沒叫我去召募人,我也沒時間發展組織。我算滿早加入組織的,是廖學銳所介紹,其實只是寫一份自傳,用很小一張牛皮紙簡單寫一寫,沒有宣誓,怎麼考核我並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被抓去情報處[11]和廖學銳關在同一間,他曾經跟我說「你經過考核」,而我們直屬陳福添[12]領導。

040716_02▲不勝感慨│張晃昇11年前於自宅受訪時留影……遙想在成功國校、光復國校教書時,與許多志同道合的教員同事走得很近,清談時局,卻被扣上通匪大帽子,而於1949年首次被逮捕。(2004年7月16日攝於張晃昇自宅;攝影/曹欽榮)

第一次被逮捕,坐牢兩個月


  我之所以認同廖學銳等人反國民黨,主要是對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不滿。二二八事件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我剛好二十歲,當時沒什麼政治意識,我在民權路看到市政府的外省官員被民眾修理,打到流血,跌進水溝,還好沒死。後來二十一師進駐臺中(聽說他們那時從基隆登陸上來,一路開進臺北市,看到臺灣人就以機關槍掃射),我們怕得要死;哥哥那時在縣政府社會課任職,負責管理精神病院,於是我們假裝發瘋,跑去「靜和病院」躲了一陣子。臺中師範和中興大學農學院的學生都認為臺中市長黃克立[13]跟一般中國官不一樣,比較正派,不像臺中縣長劉存忠[14]是歪哥仙(oai-ko-sian,臺語,會貪污的人)。二二八當時,謝雪紅[15]在臺中很活躍,她要走的時候,有些人跟著她跑到埔里,後來她又去了中國大陸。

  政府處理二二八的政策就是想進行「清鄉」,打擊臺灣的菁英份子,這樣臺灣就沒「能人」了,日後統治起來比較方便。我在國校當老師,臺中市的國大代表林連宗[16]曾經來演講,我覺得這個人很不簡單,頭腦很好,懂很多也敢講,可是他在二二八被抓,失蹤了。他女兒和我妹妹很要好,幾十年過去了,他女兒還在等爸爸,不知道何時會回來?到現在還在等,永遠等無人!二二八事件,就是外省人對臺灣人的屠殺,這引起很多人不滿,也是我們後來走向反對路線很大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那時候,我還在成功國校教書;光復國校有人來找我,談一些時局、國民黨腐敗等種種現象,說要推翻國民黨。然後,臺中女中[17]有位老師來跟我說了一些話,跟光復國校那些人說的類似。有一天,我跟光復國校那些人說:「喂!我這裡有一個女中的老師,說的都跟你們一樣!」他們嚇一跳!因為當時曾發生一件事,臺中師範有一位王教官跟學生很要好,他都會說國民黨怎樣怎樣壞,據說他是國民黨的大特務,想利用這種方式混進來,再一網打盡。聽說有一晚,施部生[18]的武裝部隊[19]在往臺中商業[20]的三岔路上,把王教官修理掉[21]。說到施部生,後來我到光復國校教書後,他常來找我們,我都叫他:「老施仔!老施仔!」

  一九五○年,我第二次被抓,被帶到臺北保密局[22]。審問的人很厲害,他問:「老施仔不是常常來找你?」我回答:「什麼老施仔?我不認識。」其實,我在外面就認識老施仔,他身體很好,常和我們打排球。還有,陳福添也跟我們一起打排球,他也是我們光復國校的老師,能力很強,教學很厲害,體育也厲害,跳高都不太需要助跑就可以跳到一百七十幾公分高,「啪」一下就越過去,很厲害!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中國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臺中支部的委員(市委);聽說他被抓時,跟特務打起來,特務人多,把他的手腳都銬了起來。

  不過,我第一次被抓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那時廖學銳已經先被抓(他和鄭慶龍[23]最先被抓),我們認為留在學校很危險,所以逃亡,差不多過了一兩個禮拜,以為不要緊,就回來,但還是被抓了。不過,不管是之前教書的成功國校,或後來任教的光復國校,大人、小孩、學校工友都站在我們這邊。有個女生在學校幫忙,特務來抓我時,問她:「張晃昇老師在哪裡?在不在?」那個女生看了我一下,就說:「他在那邊!」然後故意帶他們到教室另一邊,讓我有時間逃跑;但那時,學校整個都被包圍,無論跑去哪裡都難逃被抓。

  他們要抓我和蔡進盛[24]老師,我逃跑的時候,剛好和他一起逃;從學校門口出來時,看到對面站了兩個特務,我對蔡老師說:「喂!前面有兩個!」蔡老師膽子比較小,他說:「在哪裡?在哪裡?」我說:「你不要這樣看啦!」我一氣之下就走了,特務立刻跟過來,在成功路上堵住我,他們問我:「你是張老師?」手很有力地架住我,讓我跑不了。

深受學生喜愛的張老師,被帶走了!

他們帶我到臺中公園,正好我的學生在那裡運動[25],學生看到我就叫「老師!老師」,一直靠過來。他們看我反應很奇怪,怎麼都不回答,那時我腦袋已經一片空白,而且學生還被特務打!後來,是學生跟我家裡說,我被幾個人帶上了吉普車,家人才知道我被逮捕。

  我先是被帶到警察局待了一個星期,媽媽就在警察局外面喊,叫我要忍耐,千萬不可以承認。後來被送到臺北的情報處,帶進地下室;進去後我嚇一跳,擠滿了人,沒有一絲光線,空氣又壞,關久了,一定患肺病。進去後遇到廖學銳,和他關在同一間,別人都沒有被上手銬,只有他被銬,我心想:「哇,嚴重了,我們這個案子特別嚴重,否則廖學銳怎麼會被上手銬?」

  我跟廖學銳、楊逵[26]同住在第四房,蔡進盛在我們隔壁,但是和楊逵一起被抓的人我都不認識,而且他比我更早被抓。我比較有印象的是一個初中生,很會下棋,比大人還行,頭腦很好,他什麼都不知道,我在想:「哪會這麼小就被抓來?」舞蹈家蔡瑞月[27]的丈夫雷石榆[28]也和我們同牢房,有一次大家聊天,他說「蔡瑞月是我太太」,他自己也會跳舞;聽說他出去後,跑去香港,罵國民黨,蔡瑞月就被抓。蔡瑞月也被送去綠島,我在綠島看過她。

  我們光復國校被抓的老師包括廖學銳、陳東海[29]、鄭慶龍、蔡進盛、黃慶聰,還有我。我、黃慶聰、蔡進盛三人在一九四九年同一天被抓,同一天被放(八月二十九日),關了兩個多月;不過,廖學銳他們幾位都還被關著。後來,我跟蔡進盛討論要不要開溜,可是如果開溜,不就證明我們有嫌疑,這樣會害到還關在裡面的人,所以我們決定回光復國校教書。而根據判決書的內容,我和蔡進盛屬於陳福添領導的一個小組。

  我這第一次被抓為什麼能被放出來?那時,我在光復國校教六年級,學生都說這個老師不錯,發動家長連署,說我有多優秀、多好,然後寄到情報處。情報處的人說:「這些學生很好,大家連署要保你。」有一天,聽到有人叫我的號碼:「787(編號)!東西拿出來。」那個時候,要你把東西拿出來,大概只有兩種狀況,不是要拖去槍斃,就是要被放出去。

  我走了出去,看到哥哥在外面等,家裡的人煩惱得要死。我在裡面吃粥拌糖,兩個多月胖了快五公斤,沒曬太陽,又白又胖。被關兩個多月,只有吃粥和糖,攪一攪拌一拌,一次吃一小碗,一直吃,所以愈吃愈胖。

040716_06▲難兄難弟│住家一樓是張晃昇母親洪葉女士過去所開設的萬全藥局,難友張振騰(左)、陳孟和(中)前來探訪張晃昇,合影留念。(2004年7月16日攝於萬全藥局;攝影/曹欽榮)

第二次被捕,黑牢一坐十二年


  經過半年,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30]我又被抓。之前聽到一些風聲,臺中女中已經有幾個老師被抓,我沒警惕,以為大概跟我沒關係。我們學校有一位吳老師,他跟我們很要好;特務第二次來抓人時,先找吳老師,吳老師問他要找什麼,故意把特務帶得遠遠的,讓我們有機會逃跑,結果我還是被包圍,跑不出去,被抓了。

  我被帶到臺中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局住了一晚[31];隔天早上,雙手被繩子反綁背後、戴腳鐐,搭上火車直接被送到臺北保密局;關了一陣子,又送去保安司令部[32]判刑。

  特務第二次來抓人時,黃慶聰事先聽到風聲逃到霧峰國校,沒被抓到,但聽說他父母被抓去修理,要他們叫兒子出來自首。他父母找了一些有名望的人帶他去自首,特務要他坦白交代認識什麼人;聽說他被關了一年多之後放出來,繼續當老師。

  我第二次被抓時,全臺灣已經有很多人被抓。我在保密局住的牢房是獨居房,只有一坪多,卻擠了十幾個人,只好一半站著,一半蹲著,吃飯、睡覺都要輪流;裡面空氣很差,要用毯子搧風空氣才會流通,很臭。我在保密局從三月待到八月,後來移到高砂鐵工廠[33],聽說那是辜家的產業;審問時會用刑,用火箸[34]觸下巴和腳,非常痛,我的腳到現在還有疤!

  這次被抓,我看到了很多大人物。在高砂鐵工廠,我和臺北市市委許強[35]醫師關在同一間房。那時我有胃潰瘍,他幫我檢查,用手按我的腰,有點痠痠的,檢查胃潰瘍的點。他為人很有修養,在學校很優秀,有風聲說杜聰明[36]可能會保他出來,但最後還是因臺北的案件被槍殺。其實,和我接觸的人都沒提過什麼馬克思主義。有一次,我看到一份中國的報紙,我們這裡常常講「朱毛匪幫」,中國的報紙也寫「蔣匪幫」,我看到後只覺得:「噢,蔣匪幫。噢,原來是這樣。」以後再也沒看過,更沒接觸過任何理論,什麼都沒有,就這樣被抓了。

  還有就是,我在軍法處見過江德興[37],他是臺中的客家人,到日本讀過醫科大學,畢業後當外科醫生,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人派去東北擔任軍醫。後來他留在東北參加中國共產黨,回臺灣後在臺中開健原醫院,是治破傷風的專家。記得,他曾經來我們家藥房跟我媽說話,媽媽還說:「健原醫院有一位江醫師人很好,是醫治破傷風的專家。」

  我和江德興在軍法處看守所時關在同一間牢房,一進去,互問從哪裡來。他說:「你萬全仔哦!我跟你媽媽很熟!」我頓了一下才想起:「啊,我媽媽一直稱讚你是治療破傷風的專家。」晚上睡覺,江德興就睡在我旁邊,他常常說「國民黨很壞」,還說自己參加了共產黨。聽說他有一張臺中港地圖,他說是走私用的,但特務認為是歡迎人民解放軍攻打臺灣用的。據說,他們的領導是洪國式[38];洪國式個子長得很高,後來也去了綠島當教官,他很有一套,一開口下面的人就安靜,他講話的煽動力確實很強。

  江德興被槍殺那個早上,他一直跟我說,蘇聯革命時,很多蘇聯共產黨跟沙皇政府裡面的人都有聯絡,都會故意判死刑,然後再放人。在我被抓進去之前,他曾經逃跑過一次。據說,他要家人寄運動鞋來,之後每天練習跳躍。他仔細觀察了路線,打算從一扇門爬出去,再往老松國小[39]那個方向跑,他認為不跑一定會死。有一天他爬上圍牆,但磚牆上面插著碎玻璃,手一扶上去就被插得鮮血淋漓;跳下去時,手又割破了一個大傷口,血一直噴,他雙手按住一直跑,不知跑了多遠,因失血過多躲在學校外面的籬笆邊,最後還是被抓回來。回籠後,聽說被扁擔打得全身是傷—我剛進(軍法處看守所)牢房時,他全身都是傷。

  他們要槍殺人時,前一晚會來點名,停頓五秒左右,再點下一個,被點到名的人,就是隔天要被槍殺[40]。江德興被點名時也是這樣,他知道自己隔天要被槍殺了。那天早上出去時,他很緊張,穿襪子時,手一直抖。

  之前他託我一條絲手巾,囑我出獄後有機會轉交他太太;這條手巾我一直留著,去到綠島還留著,留了十幾年。出獄後回到臺灣,我在維他露公司負責廣告,之後到臺北一家規模很大的廣告公司工作。公司裡有個女孩子叫瑪麗(Maria),大概知道我的過去,跑來問我認不認識江德興。我說「認識啊」,她說那是她姑丈,我問「妳阿姑呢」,她說去美國了。我告知,江德興曾託我轉交手巾,終於才將那條手巾寄去美國給江太太。

  臺中武裝部隊被抓的人當中,也有人逃獄,但沒有成功。我們被判決前一個月,臺中武裝部隊裡面有個少年仔張建三[41],他們在竹子坑[42]被抓,彭孟緝[43]派兵圍山,還用機關槍射殺,當場打死好幾個。張建三是個很好的青年,他在軍法處被槍殺。

  陳福添第一次被抓就遭槍殺;廖學銳是第二次被抓時遭槍殺,他本來判刑五年,被送到綠島,有一天卻被送回臺灣,聽說是因為「大甲案」。整個省工委案,我們算是最早被抓的,我們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被抓時,省工委都還沒有人被抓;一九五○年三月我第二次被抓,直到五月十三日,臺北才開始抓人[44]。聽說臺中商專、臺中師範也有組織,有一位叫謝輝煌[45]的人住我家隔壁,他是鄰長的兒子,曾跟我說:「無要緊啦!沒問題啦!五月,臺灣就會解放啦!」

  我在保密局還曾遇到一位臺中女中的蔡寄天[46]老師,之前並不認識。蔡寄天的太太[47]也被抓來保密局,聽說她是很優秀的工作人員。女囚犯早上都會被放出去洗臉,他老婆就會跑來我們這邊,透過下面的洞叫他,用福建話交談,我們都聽不懂。蔡寄天後來被送到綠島,這個人確實有接觸共產黨的理論,什麼唯物辯證法、矛盾統一、質量互變有的沒的,他都曾經說給我聽,但我都只回答:「嗯,這樣說也有道理!」

  我的判決書說的很簡單,說我是屬於臺中支部的教育小組,由陳福添領導。其實,陳福添沒領導我,真正比較常往來的是廖學銳;不過判決書沒寫。

綠島第一批政治犯,個個均學有專精


  我們好像是第一批被送到綠島的政治犯,那批人數很多。記得是一九五一年五月,我們在軍人監獄[48],天還沒亮,一個一個被綁著,先到樺山車站[49],我們還以為要被送去填海,因為坐上一艘很舊的船,然後船開到了綠島。

  他們都跟綠島的百姓說:「這些人你們要注意!這不只是流氓,比殺人放火還厲害!」抵達綠島時,百姓都出來看看我們這些人—我們穿「兵仔衫」,因為天氣熱,大家都脫下上衣,褲管摺起來,打赤腳。綠島的百姓看我們這些囝仔才二十出頭歲,一個個關在監牢裡沒曬太陽,腳都粉粉白白的,居民議論紛紛。

  綠島的政治犯裡頭有十幾位醫生[50],各科都有,生病找醫生,要什麼科有什麼科。百姓生病也可以來看病,雖然國民黨說我們很壞,可是綠島人認為,這些人不簡單,還會替人醫病,這些年輕人很有實力、很能幹。有好幾批人被送來綠島,最大一批從國防醫學院來,裡面有一位國防醫學院之花王孝敏[51]

045_1952年綠島新生訓導處_11.5×7.7cm▲樂友‧獄友‧難友│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加入了樂隊;後排左3打小鼓者為張晃昇,前排左1拉小提琴者為蘇友鵬,後排左2吹奏黑管者為衛德全。(1952年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照片提供/蘇友鵬)

被選入樂隊,大夥無師自通學樂器


  不知道被關到第幾年,他們說要組樂隊,名額十幾個,可是有好幾百人報名,因為大家都覺得參加樂隊可能比較快活。可是,成員得對音樂有興趣、有經驗,還會考你懂不懂樂器,問你會哪一種?

  有的人直接拿喇叭來吹;我在國校時曾經學過打鼓,綠島樂隊中,有一位林榮輝[52]會打鼓,我看他打,覺得不困難,考試時,我選打鼓,拿起鼓棒,照著林榮輝的節奏打,結果通過了,他們指定我打鼓。後來我還學會小喇叭、吉他,也會編曲。被釋放後,有段時間還在舞廳樂隊打鼓為生。

  平時,我們不是勞動,就是上課,星期一、三、五勞動,二、四、六上課。加入樂隊,勞動時間不用做工,改學樂器。沒有專人教我們音樂,大多買書來看,學些簡單的樂理和技巧。林義旭[53]在師大好像是當助教,他有一本德國人寫的、翻成日文的和聲樂譜,很大一本,我跟張振騰[54]整本抄了下來。我們沒有鋼琴,練習和聲就是三、四個人哼哼哈哈,分辨是什麼音。

  林義旭在樂隊負責編曲;在綠島,負責編曲的除了林義旭和我,沒有別人了。那時,每年都要作曲,還要寫論文,都是強制要你做;我想,作曲最簡單,畢竟從小就對音樂有興趣,頭一段能做出來,後面就會一直出來。

  在綠島,有很多書都被禁,《中央日報》以外的報紙都不可以看。醫生開刀要看參考書,經過要求才開放一些科學類圖書。我們透過郵寄方式訂購各種書籍,日文、英文都有。聽說,臺北一家三省堂書局的人曾經嚇一跳,說:「奇怪,臺東郵政一三五八號,每次都買好幾萬塊的書,什麼書都買,這到底是什麼人買的啊?樂隊成員進進出出,我記得有張振騰、林烈臣[55]、衛德全[56]、鄭慶龍[57]、蘇友鵬[58]、林恩魁[59]、李錦榮[60]。有一次,外面的國校運動會,我們出去幫忙伴奏,老師就跟我們說:「你們知道綠島女孩子嫁什麼人最好嗎?第一就是你們『新生』[61]啦,第一優先。第二才是那些兵仔,嫁兵仔免做到死。不然,早上要起來煮飯,男人出去討海抓魚,女人擔幾百斤重,牽牛車上山挖番薯;若是嫁兵仔,兵仔有宿舍。第三就是『留臺』。最差,就是嫁當地的老百姓。」當時,從綠島到臺東讀書的人,叫做「留臺」。

  我記得蔡寄天和我關在一起,剛好睡我旁邊,常常跟我說一些事,人很親切,瘦瘦的,個子比我高一些,他兩個女兒都在靜修女中讀書;後來,他從綠島被送回了臺北。有一次,有學生到綠島參觀[62],樂隊幫唱歌的學生伴奏,裡頭剛好有靜修女中的學生,我就問她們:「你們同學有沒有叫蔡某某的?」她們說知道,就在隔壁班,但都不知道蔡寄天發生的事。

20050517_L4J1084_劉振祥拍▲不一樣的綠島│張晃昇與難友張金杏(右2)、張振騰(中)、陳孟和(左2)、陳來發(左1)一起參加綠島人權園區音樂祭,背景為受難者照片牆(2002年,園區首度製作常設展)。(2005年5月17日攝於綠洲山莊禮堂;攝影/劉振祥,照片提供/臺灣游藝)

獲釋後的人生,投入廣告業三十多年


  我在綠島待了十一年,一九五○年三月被抓,隔年五月送綠島[63]。我三月十三日被逮捕,本來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就期滿,但他們說我思想還沒改進,又拖了兩個月,故意磨我。那兩個月很苦,看著大家都回去,我不能回去;兩個月後,他們才放我。

  被關在臺北軍法處看守所時,媽媽曾經來看過我一次;到綠島後,我叫她別來了,我跟她說,如果沒有被槍殺,判五年和判十五年是一樣的,因為馬上就「解放」了。當時,大家都以為共產黨很快就會來臺灣把國民黨趕走,社會上還有人說「你別煩惱,要解放了」,沒想到我會被關這麼久。

  出獄後,我到妹婿經營的維他露公司工作十一年,負責廣告;因緣際會,我結識了臺北的臺灣廣告公司。我不想一直待在維他露,正好臺灣廣告公司副總經理林宗文找我去,他是某任南投縣長林宗男[64]的哥哥。我在臺廣,也是做廣告業務。

  一九九七年,我興起退休的念頭,因為覺得自己老了,每天早上開車出去很累。這時剛好家中經營的「萬全藥局」也結束,我已經七十多歲了,希望此後的餘生能到處走走,看看。

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平安淡靜

—張晃昇之妻林雅娟訪談補述


我叫林雅娟,豐原人,一九三九年出生;爸爸是公務員,在工礦公司上班,媽媽是家庭主婦;我們家的孩子有三男五女,我排行老二,家住在公家宿舍。雖然養了一大群小孩,爸爸還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畢業於臺中商業職業學校,服務於臺中稅捐處。我對日治時代沒有印象,沒讀到日語,白色恐怖倒常聽爸爸說。

  我跟我先生結婚後,兒子出生於一九六五年,女兒則是一九七○年出生。兒子目前在渣打銀行上班,他是美國市立紐約大學碩士。他從美國唸完書回來臺灣時,先在法國興業銀行待了幾年,又去了匯豐銀行幾年,後來才到富邦一待五年,調去香港,調回臺灣,又去新加坡,不然就調大陸,他說:「我爸爸媽媽很老了,不要再外調了。」辭了富邦,去了渣打總行,一直待在臺北。兒子對我先生很孝順,要離開家之前會體貼地說:「爸,我欲來去,你要吃喔!」

  女兒嫁給法國人,一年回臺灣兩次,每次都會帶小孩回來看我們。女兒是政大公共行政系畢業,跑去法國的第四世界運動當志工,第四世界是專門照顧窮人的組織;回來臺灣以後先在外商公司上班,之後考上國泰航空空姐。我女婿是電腦科技方面的專案管理,他們婚後住在法國波爾多。

  我只知道,我先生很感謝李登輝,因為李登輝當總統時開始補償政治受難者。一公告可以申請補償,他就去申請了;有的難友很奇怪,面對受難補償竟酸溜溜地說:「你不知道啦,如果沒有那邊(中國)施壓,不會過啦!」我們很不能接受這種說法,他們在說什麼!我反駁他們:「他們那邊施壓才會准?那些錢,是咱臺灣人的錢。」以金錢補償也許還是換不回我先生一生中十二年的寶貴時光,但至少那是一份致意,而這樣的心意我們收到了。

 

[1] 光復國小: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創立於1919年,名為「臺中市立第二尋常高等小學」,1920年遷入現址,1932年改名為「臺中市新富尋常高等小學校」,1941年改為「臺中市新富國民學校」,1945年改為「臺中市光復國民學校」,1968年正式名稱「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參見「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學校歷史沿革」網頁:http://www.gfes.tc.edu.tw/dyna/data/user/teach/files/200806111857241.swf(2015年7月20日瀏覽)。
[2] 臺灣民眾黨:日治時代臺灣人所組成的唯一合法政黨。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1087,何義麟撰。
[3]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民眾黨中,反左傾的溫和派在退黨後所成立的團體,以實現地方自治為單一目標的政治結社。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1092-1093,何義麟撰。
[4] 陳錫欽(1910∼1982),出生於福建漳州,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戰前曾於溪南、羅東行醫,當選民選羅東街協議員;1949年奉派為羅東鎮第二任官派鎮長,1953年當選宜蘭縣縣議員,1954年被選為議長。參見「走讀宜蘭」網站:http://readtwyl.ncl.edu.tw/Yilan/ld-f01s.asp?id=C-LD-F11(2015年7月23日瀏覽)。
[5] 臺中一中:1915年創設,時稱「臺灣公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4年制。1921年,改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改為5年制。戰後,1945年更名為「臺灣省立第一中學」,學制初級3年,高級3年。2000年改制為「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參見「臺中一中學校簡史」網頁:http://www.tcfsh.tc.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1A6323A5-3A56-4B97-9733-E6BEC5862AD8}(2015年7月23日瀏覽)。
[6] 高千穗丸:日治時代的客貨輪,航行於神戶、基隆之間。1943年3月,到達基隆前,在彭佳嶼東北方遭到美國潛艦攻擊後沉沒,罹難者844人。
[7] 臺中師範學校:1899年設立,校舍暫借彰化文廟。1902年因經費不足廢止,與臺北師範合併,併入國語學校。1923年再度成立。戰後(1945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現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參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簡史/校史簡介」網頁:http://www.ntcu.edu.tw/secr/intr/(2015年7月23日瀏覽)。
[8] 成功國校:今成功國民小學。參見「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網頁:http://www.ckes.tc.edu.tw/content/index.php?m2=18(2015年7月24日瀏覽)。
[9] 廖學銳(1927∼1953),臺中市人,1949年被捕,時為光復國校教員,判刑5年。發監執行後,因1953年「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廖學銳案」判死刑,於1953年9月5日槍決。
[10] 鄧錫章(1920∼1950),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1950年12月8日被槍決。
[11] 情報處(即保安處):位於現在臺北市西門町西寧南路、成都路和峨嵋街(獅子林與萬年大樓)一帶街廓。日治時代原為淨土真宗的東本願寺,戰後被改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是以酷刑聞名的人間煉獄。
[12] 陳福添(1923∼1950),臺中人,因1953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1950年12月8日被槍決。
[13] 黃克立(1907∼?),中國福建人。1946年擔任臺中市官派市長,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2日逃逸,3月5日被市民挾持,押至臺中市社教公館外省人集中營。同年4月離職,返回中國。參見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8),頁485,蕭明治、黃秀政撰。
[14] 劉存忠(1906∼?),中國遼寧人。1945年10月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中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12月任臺中市官派第一任市長,1946年1月轉任官派第一任臺中縣長,12月離職。隔年二二八事件,遭部分群眾包圍官邸,其守衛開槍誤傷民眾,引眾怒欲燒毀官邸,經謝雪紅阻止而倖免於難。參見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2008),頁633,蕭明治、黃秀政撰。
[15] 謝雪紅(1901∼1970),彰化人,本名謝阿女,臺灣共產黨創始人。1925年進入莫斯科大學就讀,1928年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1947年二二八事件,曾欲主導臺中地區民兵「二七部隊」,與國府軍隊進行游擊戰,9月逃至香港,年底在上海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8年之後,在中國曾任中國婦女聯合會執委、政協委員,1958年被下放鄉下餵豬,文革期間遭紅衛兵批鬥,1970年病逝於北京。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1299,李筱峰撰。
[16] 林連宗(1908∼1947),彰化人。戰前是執業律師,曾被選為臺中州律師公會理事長;戰後,1945年當選臺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並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臺中分團第一區隊長。1946年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在省參議會期間,多次對時弊提出質詢。1947年3月6日被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3月10日傍晚在同業好友李瑞漢家,與李瑞漢兄弟被軍憲人員抓走,一去不回。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485,李筱峰撰。
[17] 臺中女中:今「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參見「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臺中女中校史」網頁:http://campus.tcgs.tc.edu.tw/web/tcgs/history;jsessionid=44C9F2C0C551677E1E1FD9AF5F4F2B8A(2015年7月23日瀏覽)。
[18] 施部生(1924∼1950),臺中人。因1950年「臺灣省工委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施部生等案」,1950年11月7日被槍決。
[19] 武裝部隊:依據檔案判決書所載:「臺工委會中部負責人劉志敬,計劃建立三個地下武裝大隊,以該施部生、呂煥章及在逃之李漢堂分任,隊長即由呂煥章率張建三等數人,於三十八年八月間先進入鴨潭山上覓定基地,藉墾植作掩護,因人數漸增,經費無著,其上級復指示,以經濟鬥爭維持生活,並以暗殺為手段,打擊特務工作……。」
[20] 臺中商業:指當時的臺中商職,現在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參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臺中科大歷史」網頁:http://www.nutc.edu.tw/files/11-1000-95.php(2015年7月23日瀏覽)。
[21] 根據施部生案判決書所載,被打死的是一位姓畢的教員。「⋯⋯同月二十六日晚十時許,該陳俊業以其同事臺中商業職業學校教導主任汪朝新,係特務人員,異常活動,先與施部生謀議,同意乃帶同江榮顯、呂國昭,前往實施暗殺,因夜間誤認同校教員畢克鈞為汪朝新,將其擊斃……。」
[22] 保密局:此指保密局南所,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近總統府,屬國防部保密局。原址是日治時代日本臺灣軍司令部的軍官監獄。戰後,由國防部保密局所用,軍官監獄改為政治犯監獄。牢房呈L型排列,1950年代初,當局捉人無數,人滿為患,「匪諜」案多在此地問案,以酷刑聞名。
[23] 鄭慶龍(1926∼),臺中市人,因1953年「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廖學銳案」,被判刑5年。
[24] 蔡進盛(1928∼),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被判刑12年。
[25] 光復國校運動場,位在校外的臺中公園,中間隔著公園路。
[26] 楊逵(1905∼1985),本名楊貴,臺南新化人,臺灣作家。日治時期,曾以〈送報伕〉入選為東京《文學評論》徵文比賽第二獎。1949年因發表〈和平宣言〉遭逮捕被判刑12年。著有《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花》等。參閱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963-964,黃琪椿撰。
[27] 蔡瑞月(1921∼2005),臺南市人,臺灣舞蹈家,是臺灣現代舞先驅。1950年代,因受丈夫雷石榆牽連入獄,曾被關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女生分隊,許多受難者都曾有在綠島晚會上看到蔡瑞月表演跳舞的記憶。參考「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網站:http://rose.dance.org.tw/home(2015年7月23日瀏覽)。
[28] 雷石榆(1911∼1996),廣東人,1946年5月來臺,1947年任臺大法學院副教授,教授國文。1947年5月與舞蹈家蔡瑞月結婚。因政治因素,1949年6月被驅逐出境。蔡瑞月後來入獄3年,夫妻斷絕音訊,1990年在中國河北保定重聚,雷石榆賦詩曰:「蓬萊恩愛兩春秋,先後無辜作楚囚。」雷已再婚。
[29] 根據檔案,陳東海,臺中人,因1949年「廖學銳等案」被捕,時為光復國校教員,被關了9個月,無罪被釋。
[30] 根據檔案,張晃昇第二次被捕是在1950年3月15日。
[31] 參考張常美、張金杏受訪紀錄,收錄於《流麻溝十五號》(臺北市:書林出版,2012),頁71-72,225-226。
[32] 保安司令部:此處應指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位於青島東路3號)。
[33] 高砂鐵工廠:董事長辜顏碧霞(1914∼2000)是辜濂松的母親,被以「供給金錢給叛徒」判刑5年,財產被沒收,高砂鐵工廠成為當局審訊政治犯的處所(國防部保密局北所)。
[34] 火箸:是灶坑用來夾火炭的鐵夾,以燒熱的火箸碰觸被刑求者的身體,屬於「烙刑」。
[35] 許強(1913~1950),臺南佳里人,因1950年「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1950年11月28日被槍決於馬場町。被捕時,為臺大醫學院副教授兼附屬醫院第三內科主任醫師。
[36] 杜聰明(1893~1986),臺北淡水人。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專研中藥、臺灣毒蛇及鴉片研究。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及熱帶研究所所長;倡辦高雄醫學院,一生對藥理學貢獻良多。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399,劉士永撰。
[37] 江德興(1917~1950),新竹人,因195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劉全禮案」,1950年10月1日被槍決於馬場町。被捕時,為健原醫院院長。
[38] 洪國式,中共政治局在臺地下工作組織負責人,因195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劉全禮案」被捕,之後為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所用,曾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為政治犯「新生」上課。返臺後不久,疑遭謀殺,慘死於水溝。
[39] 老松國小(臺北市桂林路)與情報處(位於老松國小的東北方)相距不到1公里,依地理位置關係來看,江德興應該是在軍法處看守所與張晃昇同牢房時,提到自己曾經從情報處逃亡一事。
[40] 此處應指軍法處,根據許多受難者口述,死刑犯被槍斃前一晚,獄方點名時會再仔細核對人犯的臉孔和檔案照片是否相符(驗明正身),可能因此稍停一下。
[41] 張建三(1931~1950),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灣省工委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施部生等案」,1950年11月7日被槍決於馬場町。
[42] 竹子坑:臺中武裝基地之一。根據「臺灣省工委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施部生等案」判決書所載:「…李漢堂亦夥黨於白毛山建立武裝基地,⋯⋯該施部生、陳俊業等,因犯案累累,亦糾合其他黨徒,陸續上山開闢,建立竹子坑大條及鴨潭兩基地……。」另參考《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2009),頁83-85。
[43] 彭孟緝(1908~1997),湖北武昌人。1946年來臺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二二八時,強力鎮壓,受賞識,先升任臺灣警備司令,再出任臺灣保安副司令、衛戍司令等要職。之後任副參謀總長、參謀總長、總統府參軍長,出任泰國及日本大使。參見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文建會,2004),頁877-878,薛化元撰。
[44] 根據檔案,省工委組織因光明報案、基隆中學案(1949年8月偵破),接著,1949年10月負責高雄地區副書記/組織部長陳澤民被捕,1950年1月書記蔡孝乾被捕、之後負責臺中地區洪幼樵、武裝部長張志忠被捕。張晃昇的說法,符合當時某些傳言。
[45] 謝輝煌(1923~),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被判刑12年。
[46] 蔡寄天(1916~),廣東人,因1950年「蔡孝乾案」,被判刑15年。
[47] 林青(1924~),廣東人,與丈夫蔡寄天同樣因1950年「蔡孝乾案」被判刑15年。
[48] 軍人監獄:指臺北市青島東路3號軍法處隔壁的軍人監獄。
[49] 樺山車站:1937年設立樺山驛,以承接大稻埕及臺北停車場的貨運業務,車站位於當時臺北市樺山町51番地,為一專辦貨運之貨運站。1949年起改稱華山站。因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1986年華山站裁撤。目前部分用地已改建為「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參見「臺灣鐵路幹線/華山車站」網頁:http://trstour.com/hua-shan.htm(2015年7月23日瀏覽)。
[50] 綠島新生訓導處醫務室裡有各科醫生,如眼科胡鑫麟(1919∼1998)、外科林恩魁(1922~2015)、皮膚科胡寶珍(1924~?)、耳鼻喉科蘇友鵬(1926~),以及婦產科醫師王荊樹(1922~?)等。
[51] 王孝敏(1929~1992),河北人,因1952年「中央社會部潛臺餘黨于凱梁鍾濬等案」被捕,當時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判刑10年。王孝敏被稱為「新生之花」。另參考《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臺北市:書林出版,2012)。
[52] 林榮輝(1927~),高雄人,因1950年「臺灣省工委會學生工委會李水井等案」,被判刑12年。
[53] 林義旭(1923~),臺北人。因1950年「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被判刑12年。
[54] 張振騰(1929~),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12年。另參考張振騰、張翠梧著,《綠島集中營》(新竹市:張振騰,2007)
[55] 林烈臣(1920~),臺中市人,因1950年「臺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被判刑12年。
[56] 衛德全(1930~),新竹人,因1950年「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宋孟韶案」,被判刑10年。另參考〈黑夜漫漫無時盡-衛德全訪談紀錄〉,收錄於《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11),頁47-76。
[57] 鄭慶龍(1929~),臺中人,因1949年「廖學銳等案」,被判刑5年。
[58] 蘇友鵬(1926~),臺南人,因1950年「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被判刑10年。另參考〈蘇友鵬口述歷史〉紀錄影片:http://www.nhrm.gov.tw/movie?uid=927&pid=716。
[59] 林恩魁(1922~2015),高雄人,因1951年「省工委學委會林恩魁案」,被判刑7年。另參考林恩魁口述,《荊棘.冠冕.動盪歲月—林恩魁傳》(臺北市:草根,2008)。
[60] 李錦榮(1928~),臺南人,因1952年「施純忠等案」,被判刑15年。
[61] 新生: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被官方稱為「新生」、「新生同學」,應源自內湖「新生總隊」的名稱。受難者出獄後,她/他們之間持續互稱「同學」,而官方則稱為「新生份子」。
[62] 某些受難者口述提及,政府曾組織青年學生團造訪綠島新生訓導處。
[63] 根據檔案,張晃昇於1950年3月15日被捕,判刑12年;1951年5月17日∼1962年3月15日在綠島新生訓導處。
[64] 林宗男(1942~),南投人。曾任草屯鎮長、省議員、立委、第十四屆南投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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