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1/30新書分享會

台中地區第一本白色恐怖口訪專書《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分享1950年代受難者蕭長河受訪紀錄。

◎第二場新書分享會:1月30日(六)下午二時
 大地文教基金會(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6樓)
 與談:主編陳彥斌、受難者陳列珍之子陳永裕

詳情請洽「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12549082_1019106861461332_2862287907044064392_n(照片引自台中市新文化協會臉書粉絲頁


【編按:以下蕭長河訪談紀錄取自《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15.11),欲購本書,請洽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或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白色恐怖 7蕭長河

受難者蕭長河簡介


 蕭長河,最典型的白色恐怖受害者,沒參加過組織、沒參加過政治活動,只因在二次大戰後學習「國語」,而捲入「省工委會竹山支部劉占睿等案」──這位住在山區的山頂人,莫名其妙坐了十二年黑牢。

 蕭長河出生於一九二九年,南投竹山人。過溪公學校畢業後,在家幫忙務農、打雜工。曾想報考海軍工員,因身體檢查沒通過,未成。曾親眼目睹美軍雙管飛機掃射竹山糖廠。二次大戰結束時,年十七歲,後於二十歲結婚。

 國民政府來臺後,為了學習國語,參加「青年講習會」,進而認識劉占睿。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要抓人」的風聲不斷,雖自認不知社會事,仍出於恐懼與劉占睿等人一起逃亡,後於一九五二年十月被捕。曾先後關押在臺北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軍法處看守所、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綠島新生訓導處,以及臺北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

 蕭長河被捕時,已有個三歲大的女兒,妻子正身懷未出世的兒子;坐牢期間,妻子撐起全家生計,並照顧公公、未成年的小叔們,還曾兩次前往綠島探望蕭長河。

 蕭長河出獄後工作不穩定,在臺中生活了半個世紀,其間曾賣木材、鹹粥,當學校技工、木材行刻花師傅、管理員以及警衛。還曾因票據法再度被捕,雖鑑定結果無罪,仍被判刑,關了三、四個月。

 蕭長河現已退休,因曾在白色恐怖時期無故受害,他對國民黨不滿,並持續關心時事,目前是民進黨黨員。

蕭長河採訪紀錄

三代都住南投竹山,務農做工


  我叫蕭長河,出生於一九二九年,老家在南投縣竹山鎮田子里。我們田子地方上的人都很樸實,那時沒有車子,擔東西到竹山街上都要用走的,差不多要走四十分鐘。阿祖、阿公和老爸,我家三代人都務農;家裡從阿公開始有田地,老爸開墾了十一甲多的山地;聽說,阿祖是從中國來臺灣的。

  我八歲唸過溪公學校[1],畢業後沒有繼續讀書,又沒有能力種田,只好在厝裡幫忙作穡(tsoh-sit,臺語,務農),做雜工,以及巡竹仔林。缺割草工人,我就去,一天賺一兩塊的日本錢。我都住在庄腳。老爸叫我去考海軍工員[2],但我個子不夠高,又有砂眼,沒考成。不多久,二次大戰結束,那時我十六、七歲;戰爭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目睹好幾架美軍雙管飛機掃射竹山糖廠(糖廠離我家不遠,走路約一個鐘頭可到),那時很好奇,還爬到高高的油桐樹上看。

  我在一九四八年結婚,當時十九歲多,之所以早婚和我家裡生了重病的五十多歲老母有關,說好—要娶我太太來參與「送行」。爸爸身體不好,沒做什麼工作,他都在家,看頭看尾,無法務農,我就留在厝裡。家裡兄弟姊妹排行—大姊、我、二弟、三弟、妹妹、小弟,總共四兄弟、兩姊妹;小弟是留美博士,回臺灣後在中央大學教書直到退休。爸爸吃到八十二歲,他跟我們出來臺中,住二弟那裡,有空我就會過去看他;他生病時,由我跟太太照顧,畢竟其他兄弟都在吃頭路。

  我和我太太同年,相差不到一歲。她是隔壁庄的回窯人。太太家也是作穡,她在家中排行是長女,上面有個哥哥,他們家小弟也在過溪仔唸書,我曾開玩笑跟她小弟說:「我去給你姊姊招(贅)好嗎?」後來真的變成夫妻。我大姊嫁去回窯,是她當的媒人。我坐牢時,太太來火燒島看我兩次,她對婚姻很堅貞,如果是現在的女人早就跑掉了。她一個女人帶兩個小孩,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她在照顧;她養豬,或許是有神明保佑,我太太養的豬仔囝都乖乖長大,可以讓她賣出去貼補家用。

戰後學「國語」,竟惹禍上身


  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從大陸撤退過來臺灣,國校老師組織青年團維持地方治安,我住在山上,又為什麼會在白色恐怖中受害?為什麼被抓?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我務農,沒出來社會上跟人家交際。臺灣「光復」,大家要讀「國語」;為了學「國語」,我去找石照城老師,認識了一些人,這是起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我還年輕,沒有參與,但我知道村莊外有人去參加;打輸後,退回竹山。中國兵從林內過清水溪攻過來,他們的軍隊假扮成農人,戴草笠,拿鋤頭,揹著槍。他們接近了,民兵還不知道,很多人被打死;後來,民兵撤退到草嶺,軍隊就追去圍攻[3]

  我被牽連涉案的主因?是因劉占顯、劉占睿兄弟而起,他們是水里人。實在講,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之所以跑路是因為有人一直在傳「會抓人」—實在可惡,三、四個人坐在一起開講,居然會有事。我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被捕,案首是劉占顯,再來是劉占睿,兩兄弟本來是同一案[4],劉占顯後來移到別案[5]。我在綠島的難友陳孟和,主要由於跟劉氏兄弟同為泰北中學的同學而受牽連。我跟陳孟和本來不認識,是因為被抓、關在一起,才在牢裡認識。

  比涉案更早的淵源是,竹山的石照城老師成立青年講習會,我去那裡學「國語」,認識了劉占睿、楊水[6]。然後我參加「民防組」(就是現在的民防隊),認識了做警察的張炳煌(後來是因為劉占顯去找張炳煌,我才認識張)。至於曾清木[7],他是張炳煌的親戚,被以「資匪」罪起訴,只不過因為張炳煌曾帶劉占顯、劉占睿去他家住一晚,就被判十五年。劉占顯的妻舅楊錫霖在水里開碾米廠,後來也被牽連[8]

060814_02_蕭長河▲有話對年輕的自己說│蕭長河回憶,說自己當時太年輕,涉世未深,一聽說有人要抓自己,就跟著躲逃,不逃或許還沒事,畢竟自己不過是在二次大戰後學習「國語」,沒做什麼壞事,沒參加什麼組織。(2006年8月14日攝於臺中大里自宅;攝影/曹欽榮)

在深山裡逃亡,逃了一年多


  那時候實在真憨,不知半項,像現在還知道好壞。庄腳有工作做,有錢賺,根本不知道社會上的事。之所以跑路,是因為驚惶,有人說我去學國語有問題,又被嚇說「有人要抓你」,所以就莫名其妙跟著人家跑。我們一起學國語的沒幾個人,有的去自首,阮庄裡只有我跑路,還有張炳煌(他在過溪仔派出所當警察)。

  跑路期間,大都躲在竹山山區,我偶爾也會小心翼翼地回家。有一次我回去,晚上正在睡覺,警察來抓,我老爸很鎮定,應付得很好,我在房間裡靜靜地休息,並向我太太比手勢示意不要出聲,警察大概問不出什麼,很快就走了。

  我們一起逃亡的有六個人—我、劉占顯劉占睿兩兄弟、李福爐、張炳煌,還有陳松林。張炳煌跟我不同案,他和一些人沒有被判刑,他們怎麼被處置,我也不知道[9]。我跟劉占顯、劉占睿做夥,在外面隨便煮、隨便吃,有時會回去厝裡吃;阮厝四邊竹仔林,如果有人來,很容易發現。

  被抓之前,我跟劉占睿他們比較有做夥,畢竟警察曾經來家裡找人,半夜來查,我就怕了。當時抓人抓得很嚴,有風聲說如果沒跑路,就會被抓,我決定跟他們一起逃。其實,我是自己嚇自己,如果沒跟他們一起逃,可能就沒什麼事,也不會被抓。但我太驚惶了,我跟我太太說:「我要逃一下,看能不能逃得過。」

墓仔埔、山上我們都住過,不是全部在一起,大多分開住,我都跟六個人當中的一個住。墓仔埔在過溪,那裡  有溪溝,我們隨便搭寮,住了十幾天又再遷移。也去過比較深山的桂竹林跟坑口邊,我們大都選擇溪邊住,移來移去;逃了將近一年多,都在南投一帶。我懷疑有人暗中透露我們的行蹤、所走的路線,因為特務都知道。一九五一年,大概是十月份,我們從信義要去內茅埔,人還沒到,就在那裡被包圍;等我們進入他們的包圍圈,憲兵就開槍喝令我們「不能動」![10]

  有位姓李的水里人,之前沒有跟我們一起逃,後來才加入,我懷疑他是被派來的。而且我們被抓去保安處後,馬上就分開,可能把他放掉,另案處理(我在內茅埔的溪口被抓之後,直接送臺北西門町的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沒有參與、毫不知情,卻叫「狡不供承」


  在保安處時,我沒有跟同案關在一起。審問時,我被吊起來,兩手分開,是被繩子綁起來吊,不是懸在半空,腳底可以接觸到地面;不到半點鐘,手都腫起來了,但這種修理比較沒關係,能承受得住,像曾清木被灌水,這就比較厲害了。特務問我:「你有參加共產黨嗎?還有參加什麼組織?有人拿書給你看嗎?」問了很多。我跟他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國民黨、共產黨,我哪裡會知道?我是做田人,哪裡知道這些?我也不知道朋友有沒有參加?」我的判決書把我寫成「狡不供承」,根據某些人的供詞就把我套罪了[11],差不多關押了三個月,再送去軍法處。

  在軍法處看守所實在非常苦,一間小小牢房住了三十幾個人,有的有得睡,有的沒得睡。到了夏天,必須把毯子吊起來,大家輪流拉著搧風,才睡得著[12]。時間過了很久,差不多一年,我被以五條一項起訴;在裡面聽說,起訴二條一項,一定槍斃,其實五條一項也有被槍斃的[13]

  在軍法處,我感覺不少年輕人志氣很旺盛,不怕死,死刑犯都很勇敢!死刑犯出去前,會跟難友握手,說:「你們要好好保重,要奮鬥下去,我先走一步。」他們出去時手都被銬著,不會驚惶。跟我同房的也有幾個人被叫出去,我不記得名字了;畢竟時間過了那麼久,而且有時會調房—甚至,有時還不知道同房難友的名字,就又被調房了。

  我去火燒島之前,被關過三個地方—保安處、軍法處看守所,還有新店戲院改造的監獄[14],在新店溪堤岸那一帶。被抓之後,連夜送保安處,此後家人都不知道我們的消息—不讓你寫信,不通知家人,到軍法處判完罪之後,才讓你寄信回家,那時已經過了一年。去到新店戲院(監獄)後,才可以面會;在戲院(監獄)的時間很短,差不多住一個多月,會在那裡都是已經判了罪,準備送火燒島。

20150711_28▲蕭長河關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時,於海邊留影。(1952年11月攝於綠島;蕭長河 提供)

送往火燒島勞動改造,日子過得十分清苦


  和我一起被送往火燒島的政治犯,人數不少,占了兩、三節火車車廂。我們是從臺北坐火車到高雄,在高雄碼頭搭船(那種船的後面可以打開,讓車子開進去)。那趟去的也有女生,但只有幾位[15]。可能是在船裡過夜的關係,去到那裡,只記得,綠島整條路兩旁都是林投,路面都是白沙,從南寮上岸,日頭赤炎,很熱,踩在路面上很燙,一邊走一邊踢,走到中寮,腳底差不多都起泡。到了公館真口渴,受不了,看到一位歐巴桑,跟她討水喝,歐巴桑不敢講話,有點害怕,因為軍警都宣傳說我們是土匪。但她轉身就拿一個匏仔(瓠瓜)做的瓢子舀水給我喝,一個瓢子好多人喝不夠,她又再舀第二瓢給我們喝。

  喝完隨即又上路,後面的官兵一直催、一直趕,隊伍一直走。走到營舍,開始分隊。我在火燒島前後待了九年多,一直編在新生訓導處第一大隊第一中隊。我想,自己是做田人,沒知沒識,要我打石頭,我就打;叫我搬石頭、砌克難房,我就去搬、去砌;反正叫我做什麼,我就做。到後來,我才比較敢跟他們推託、應付。

  火燒島的生活實在很苦,如果心情放得開,稍微可以過日;心情放不開,發生神經錯亂的例子也有,生病的也有,病死的,就埋在燕子洞附近(難友稱為第十三中隊),那一帶埋了很多人。坐牢期間苦受得很多,多賴難友互相照顧。我生過重病,一直吐,整日整夜地吐,吐到快死掉,後來有位醫生難友幫我打針,病才止住。

  火燒島的日子,是一日上課、洗腦、思想改造,一日上山砍茅草,有的人是在山上種菜,都種白菜、湯匙仔菜(青江白菜)、飛龍仔(菠菜)、甘藍菜、結頭菜。島上的鹽分很重,高麗菜不好種,從九月份到來年開春,九降風(北風)最強。從中寮到公館,路的兩旁都是林投,林投後面種蕃薯、花生。為了讓菜可以活,我們上山砍茅草、做籬笆,把菜圃圍起來;一兩畦菜圃就要隔一道圍籬,不然種不好。

  四大隊十二中隊的營舍都是事先蓋好的木造房子,其他像是廚房、豬舍(在第二大隊的廚房後面),是新生去了之後,打石頭、砍茅草才蓋出來的克難房。官兵的房子也是我們蓋的,就在還沒過鬼門關[16]的右邊山下,隊長、指導員都住那裡(我去綠島時,處長是姚盛齋)。

多次擔任伙食採買,苦中作樂加入康樂隊、歌仔戲


  我在火燒島當過好幾次的伙食採買,買菜兼計帳;採買是用選的,有人只做一任就被換掉。我跟老百姓比較熟,就是因為做採買的關係;如果沒做採買,除非在山上的生產班,藉工作之便可以跟老百姓變熟,否則沒有機會接觸當地人。

  採買要負責買魚、豬、青菜。遇到颱風季節,風浪大,糧食或油鹽米的補給都會中斷。這時要出去捉豬,一個中隊派三、四個人去外面的人家捉一隻豬,殺一殺,分成四個部分運回來。臨時沒錢,我去賒,跟老百姓講一講,他們會說:「不要緊,你哪天有錢再拿來。」換成官兵去賒,就賒不成,這是確確實實的情形。

  我在火燒島時,比較常跟陳孟和[17]、劉裕和[18]在一起,畢竟我們是一起送去火燒島的。陳孟和會照相,也會畫布景,歌仔戲、康樂隊表演的布景都是他畫的。我也去康樂隊吹過伸縮喇叭,還吹過低音大喇叭。演過好幾齣歌仔戲,都扮小旦;桃園大溪的黃石貴[19]扮武生,還有一個苗栗的客家人專扮苦旦。我記得,演歌仔戲的有十幾個人;像有個人叫「五十甲」,很會打鼓,做後場;還有一個姓張的,當導演;這兩個人都是草屯人,歌仔戲的劇本、歌詞都是他們編的(石貴編得比較少),臺步走位也是他們教的。

  我太太曾經去火燒島探望我兩次,她沒讀書,信都叫小孩寫。她第一次是找難友的太太做夥去,第二次阮爸爸跟她一起,也帶了兩個孩子。我知道,他們先坐車到臺東新港,然後再坐船,只是見個面、講兩句話,兩個尪仔某坐做夥,可是幹事坐在旁邊,又能講些什麼,連親都不敢,坐做夥只能牽手,那種心情真痛苦。她不曾怨嘆,為人真開化;她沒受過教育,還在當小姐時,在竹山那間山林管理所「會社」,跟著日本人待過一陣子,幫日本人帶小孩、洗衫,做了好幾年,日本話也會講,會認日本字。

練就木工方面手藝,出獄後謀職求溫飽


  後來,我們又從火燒島被送到臺北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人數大概有一百二十多人。記得要離開火燒島時,公館的老百姓都排在路邊歡送我們。到了生教所,所方問我:「你會做什麼?」我說:「種田、做木(木匠)。」他們就派我去種田,工作時可以自由走出圍牆大門,到生教所後面種田。生教所裡面也有一點菜園,外面的田占地才大,兩、三個人大概種七分多的地,犁田都包給人家做,我們出去只是巡水、割草。除了種田,裡面的值星官宿舍壞了,也會叫我修理,房頂蓋石綿板、塑膠板。他們對我們不錯,官兵裡頭也有不錯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出獄的。廿二歲去,三十四歲回來,坐了十二年的牢。在軍法處看守所關一年多,火燒島九年多,生教所一年多。從生教所出來,又被多關了十天,為什麼呢?因為鄉下人多半比較老實,對我這種因為白色恐怖被抓的人非常驚怕,都沒有人敢保我,刑期滿了找不到人保,過了十天才辦好手續。直到現在,我從不曾回去綠島看看。

20150711_38.JPG▲信仰帶來安心感│蕭長河出獄後,在木材行工作期間,生活過得相對穩定,不再到處走闖飄搖,他開始接近神明,信王母娘娘、濟公、王爺、太子、李府千歲、土地公,並在廟裡擔任義工數十年,亦在家中神龕供奉王母娘娘等神明,早晚上香。他認為神明保佑了自己,並助他修養心性,不與人計較,平和度日。(攝影/曹欽榮)

出獄後討生活不易、不順,仍有貴人相助


  出獄回到老家,發現老爸已經賣掉那片山,田給別人做,朋友邀我去做木材生意,可是沒賺錢。我大女兒在竹山開一間雜貨店、賣衣服,也不賺錢。朋友又邀我去桃園復興鄉三民村角板山,包了一片山,做木材;我們沒去過,很生疏,白天、晚上下雨,一個月有二十天下雨,冬天會下雪。砍材得開路,砂石車載砂石來填鬆軟的路基,花了不少錢,砍不到什麼木材,虧損得很厲害。

  那時,弟弟住臺中,我們一家就搬到東區的大智路,擺路邊攤賣鹹粥,租厝在大德路。貴人真多,有位朋友的太太看我生意不好,介紹我去居仁國中修理課桌椅,在工藝教室保養機器,工藝教室旁有間小房舍給我們一家四個人住,不用繳房租、水電,薪水雖不多,生活卻比較平順。可是過了兩年,校務會議決定要裁員,還好總務課長介紹我去「銘山木材行」工作,才不致失業。

  銘山董事長問我要多少薪水?我說:「講薪水難講,我做你看,我做多少價值,你就發多少!」我們租住在隔壁,鋸木材的師傅會貼錢給我太太買菜,煮午、晚餐給他們吃,人最多時,兩桌人吃飯,有多餘的菜飯,我們一家四口就可以填飽肚子。銘山也有製材所,外銷日本,那時檜木較多,我負責在木材上畫圖,師傅刻花,外銷日本。我肯做肯學,還曾跟師傅合作蓋木房子,木材全是檜木。

  在銘山工作期間,我開始接近神,信王母娘娘、濟公、王爺、太子、李府千歲、土地公。最早在鎮安宮,後來在南華慈惠堂,當總務義工當了二十幾年。神明有保佑我,自己的修為也有關係,不做壞事,不跟人計較,若老爸的財產沒分給我這個長子,我也沒關係。我在銘山待得很不錯—負責「大剖」的工人,一天的工資通常七十元,我後來被加到一百二十元。開始存錢以後,厝邊頭尾招互助會,我籌了一些錢,一九八八年買了目前住處旁邊的「新加坡大樓」,總價五十萬元,我有二十萬,三十萬貸款。銘山後來遷到大里,我沒跟去,這才離職。

  不過,我還在銘山工作的期間,曾經出過一個紕漏—老爸開支票給朋友,票不是我簽的,但我還是被判刑了,導致我後來又在臺中監獄被關了三、四個月。出獄後跟人家搭架、蓋房子,做裝潢、起販厝,做了很多工作,坎坎坷坷,很不順利。搬到現在住的地方之後(大概是在一九八年代),工作才比較順。

  實際上,木材行的工作結束後,我曾經去工廠當管理員,去匯豐汽車當警衛,六十五歲從匯豐退休(有退休金,也有勞保金),之後改去住家附近當大樓管理員,待了六、七年。工作期間從沒遇過特務或警察找麻煩,至於孩子們有沒有受影響,我不知道,沒聽他們說過。

  我在臺中一住住了四十年,竹山老家那邊只剩排行第三的弟弟。掃墓時,我會回竹山,老爸、老母、太太的骨灰都放在竹山公塔。竹山的蕭家有好幾房,清明節時都一起掃墓,很熱鬧,拜塔都會看日期,拜完之後,家族習慣在竹山的餐廳聚餐。

沒有妻子堅忍相持,家早就不成家


  我太太已經過世兩年,她本來就有糖尿病,醫到最後有併發症,沒法度,八十四歲過世。我現在自己一個人住,自己煮飯,兒女真感心,常常來看我。鄰居劉哲雄先生也每天都會過來。

  我非常感激我太太,我們是一九四八年結的婚,自從我失去自由之後,她一直辛辛苦苦地扶持這個家—要有好家庭,就要有一個好內助,確實是這樣。兒孫都很乖,都是我太太帶大的。我現在每個月生活費都是兩個女兒和大兒子供給,還有老人年金七千二,我領很久了,一個月兩、三萬,夠了。身體沒什麼問題,加減有運動,練氣功。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太太,她沒讀過書,但有些事情她會自己想很遠,可能是在「會社」幫日本人整理家務時養成的吧!我們來臺中之後,我出去工作,她幫人家做麻糬,被人家欺負、糟蹋,她都不理會;回來講給我聽,我說:「不要緊,不要計較那些,被罵也不要緊,咱是有修為的人。」我之所以會去廟裡信神,也是因為這樣,跟做人的修為有關係,人家不計較,我也同樣不計較!

我希望,我們過去經歷的白色恐怖情形,可以讓年輕人了解。大部分的人了解不夠,只知道二二八,卻不知道白色恐怖,要設法讓社會普遍有認知。現在的社會實在很混亂,大家都住在這塊土地,認識卻都不同。

  有人說愛臺灣,我看是嘴在講,心不同,他們是愛把臺灣送給別人,那樣的愛,很悲哀。我不愛看電視,到處都在揭人瘡疤、罵來罵去;我只看棒球,我最愛看棒球;還有,我也關心時事。

20150711_30.JPG▲學習獨立生活│妻子兩年前已過世、目前獨居的蕭長河,直說自己很幸運,每個月都有兒女給的孝親生活費,並且不時前來探望他,鄰居劉哲雄(左)更是每天都報到,看看他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攝影/曹欽榮)

希望臺灣人齊心愛臺灣,以行動愛這塊土地


  至於申請補償金的過程,我的情形比較單純,判決書、起訴書都很齊全(當年,我在軍法處拿到判決書後寄回家,我太太妥善收了起來),補償時才會那麼順利。

  阿扁執政時,我才領到補償金,我拿補償金來還債,以及還房子的貸款,那時非常缺錢,還好有這筆錢。不過當時承辦人一直拖,我想,是不是要有人去關切,不然怎麼有人都領到了,我的還在拖!那時,我的大兒子認識蔡明憲,他是臺中市立委,我打電話請教他,他說:「好,我幫你問問看。」一個多月後錢就下來了。我領了四百多萬,還銀行五十萬,還債一百多萬,剩下的就留下來過日子,節儉用。

  無端被關了十二年,我當然很不滿,我對國民黨很不滿。二○○七年,我加入了民進黨;我雖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但不會影響兒孫,可是,他們選舉時也一律選民進黨候選人。

  過去被迫害的情況不說,現在國民黨執政的所作所為根本不合民意。臺灣社會貧富差距太大,百姓生活一年比一年痛苦,在上位者哪裡知道民間的疾苦。選舉時我都會站出來,二一四年林佳龍選市長、黃國書選立委,選舉場我都去了,我沒有資源,只能這樣相挺。

  近十年來,跟我比較有聯絡的難友是陳孟和,我也曾經跟臺中幾位難友碰面。我不曾參加難友組織的會,出獄後很少跟其他難友聯絡。當年屬於同一個中隊的,也不一定全認識,跟我做夥的沒幾個,我倒知道臺南做木工的邱宗發[20],剛出來是有聯絡;另外,我還知道竹山的曾清木(他也是民進黨的),以及楊錫霖。

以夫家為天,從公公到小叔照顧一肩扛

—蕭長河之妻廖錦花訪談補述


  我自認是個很善良的人,我先生被抓去時,婆婆已經過世,三個小叔分別是九歲、十歲、十二歲,整個家都由我負責。那十二年真的很辛苦,要撿柴來燒,要養豬生小豬來賣,要去田裡清除野草,跟著鄰居去清理竹欉下的雜草,什麼都做。我養的豬很漂亮,人家來買都很滿意,一年賣兩次,一次都賣兩萬塊左右,那時算是不小的數目。天一亮,我就一直做,做到天色晚了也不知道,兩個孩子傻傻地長大;後來有時想起,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先生被抓去時,女兒已經三歲,兒子還在肚子裡,幾個月後才出生。那個時代要害人很容易,有人說:「妳先生不在家,妳怎麼會有孩子?」我很擔心,想說,我是很清白的人,什麼壞事都沒做,為什麼會落到這種下場,總之,很煩惱就是了!結果,要害我的人才說完沒多久,自己也被抓走了。

  是神佛助我,還是怎樣,我不知道煩惱,就這樣傻傻地過日子。等到我先生出獄回家,兒子已經十二歲,女兒十五歲了。現在,大兒子已經當阿公,兩個女婿也很看重我們,小兒子還沒結婚,就只煩惱他(蕭長河出獄後,家裡陸續又添了兩個孩子)。

  年輕時,我是沒有煩惱的,那十二年當中,我天天工作,一直做,可是事情總是做不完。我要是煩惱,就會倒下來,沒辦法做事。是老天在助我,竟然讓我不會煩惱。我非常老實,非常直,對別人很善良。我先生不在家那十二年,我到河邊洗衣服,男人在我背後要跟我講話,我都自己一個人一直走,不理他們;我不會呼朋引伴,不會隨隨便便!

  我先生被抓之後,親戚都嚇到破膽,不敢跟我們講話,有時去探望親戚,他們甚至不讓我過夜。幸好有我公公,他為人非常好,很有耐性,如果沒有他照顧,我不知道要怎麼過日子。我從沒忤逆過公公,他如果去竹山街上買一條魚回來,大尾一點的,我就會把魚頭剁下來煮湯;剩下的魚肉剁一剁、煎一煎放著,畢竟山上空氣非常好,放著不太會壞掉,然後再慢慢煮給他吃,這樣每一餐都好像吃到現買的魚一樣,讓他吃得很舒服,每餐都吃得不錯。

  有個姑婆一直誇讚我,她很會誇讚人;我當然也沒被庄頭的人嫌過,真的,這不是自吹自擂。庄頭都是挺我的人,嬸婆、叔公,每個人都很誇讚我,很疼惜我。無論是鄰居或親戚都說,如果沒有我,這個家會不成家—我不曾讓小叔穿過任何一件掉扣子、破洞的衣服,我都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並且煮飯給他們吃。我曬衣服時,有人經過看到,都會說:「這個某某人,洗的衣服沒人比得上。」衣服每件都白帥帥,放著好像都能站得住。我對這個家庭非常甘願地付出,因為那是我的家庭。(蕭長河一旁補充說:「我被抓的時候,弟弟們都還很小,我太太就像母親一樣照顧他們。」)

先生出獄後再生兩個孩子,並一邊照顧孫子


  有段日子真的過得非常可憐,從臺灣頭舞到臺灣尾—我先生回來之後,我們把兩個孩子放在臺中,去了花蓮工作;有人告訴我「你孩子在臺中,人家都沒幫你照顧」,我聽了馬上趕回家。我們在臺中市租房子,生活苦,付不起房租,前前後後搬了八、九個地方。

  搬來搬去,搬到最後一個地方,我住三樓,一、二樓都是房東的。我幫他擦地板、清地板,他的孩子來洗澡用的是我叫的瓦斯,我還是幫他洗,衣服我也收來洗(我那時比較年輕,五十歲而已,還洗得動),誰知道最後還是把我們趕走。

  我先生出獄後,有一次為了一張票,人家告他,又把他抓去關四個月,不然那時勉強還可以過日子。他一關,我為了兩個小孩(後來出生的小女兒和小兒子)去幫人家煮飯,煮了五年,買菜兼煮飯。我買的菜,絕對足夠人家吃,剩下的一點點菜錢,我就拿來買家裡要用的,也不敢買什麼好菜。那些剩下的菜錢,我都記了下來,前後一共一千三百塊,也就是我欠人家這麼多錢;所以,後來有錢了,我就把一千三百塊丟進廟裡添油香的箱子,我不會去貪不是自己的錢。

  我幫人家煮飯,那段日子非常辛苦;我是揹孫子去煮飯的,孫子很乖,我把他鬆下揹巾來,讓他坐著。我擦地板,地板擦完就煮飯;煮飯時,我會順便熬一碗粥,等人家都吃飽,我碗筷洗好,再餵孫子吃那碗粥,餵好,碗筷洗好,我們才回家。

  回家後,如果有人幫忙帶孩子,我就去菜園種菜,種到天色很晚、很黑,才休息。菜園很荒蕪,沒人要去,但我都不怕,再晚也在那裡鋤草,種出來的菜都非常漂亮,高麗菜、蒜、葱、絲瓜什麼都有,都不用買菜。我就是這樣生活,這樣走過來的—那陣子,很拖磨。

  後來,人家又趕我們,才搬來現在住的地方。剛搬來時,這裡還是一間竹篙厝(竹房),擺了一些石頭,開始在這裡賣麵。大兒子說:「媽,你幫我找房子,我來賣中古車。」那時他已經會做生意了,我就向隔壁的歐吉桑租了一間房子。

  那個歐吉桑很有錢,他收我兩千塊租金。那房子什麼都沒有,沒床、沒(電)火、沒水,得從隔壁接電、接水來用;也沒廁所,我只好拿一個桶子當廁所,上完「廁所」後,就用紙包一包,提到菜園堆肥,把土堆好,菜都生長得很漂亮,不然那東西實在沒地方丟。我把房子隨便隔一隔,簡單隔出一個空間來祀奉神明。至於我和先生睡哪裡?就隨便弄一部廂型車,窩到裡面,一人睡一邊;小女兒和小兒子則去住姨婆那裡;我們就這樣過日子。

  人家說「傻人有傻福」,大兒子的中古車賣得真好,一天賣四、五輛,可是賣到後來就沒賣了。房東又要漲價,我說:「你這裡又沒半項,沒有水,也沒有火,也沒廁所⋯⋯。」我走投無路了,但我還是很有耐心,什麼事情都忍過來。搬到現在這裡才住得比較安定,如今,我們在這裡已經住了三十多年。

060814_12▲圍牆外有份深情│蕭長河的妻子廖錦花,對婚姻忠貞,性情堅毅,自蕭長河開始躲逃追捕,到他坐牢12年這段不短的歲月裡,這名瘦弱女子扛起了夫家近十口人的生計,甚至曾兩次前往綠島探望夫婿,長途跋涉,走走又歇歇,就為了面會那幾分鐘。(2006年8月14日攝於臺中大里自宅;攝影/曹欽榮)

忍辱負重度日,撐住心志才能撐起一片天


  我在我先生出獄之後,又生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小女兒非常孝順,出嫁之前一直照顧這個家。我為了賺錢讓她唸書,就去幫人家做麻糬。她很勤快,小學畢業就去上班;下班回來,三更半夜還去幫人家洗杯子,加減賺錢。我們倆看她出去,覺得她好可憐,很不忍心,就騎摩托車去追她,她說:「你們不用來找我,我下完班,就會回家了。」她很棒,也很乖,生活費和學費都自己張羅。後來讀到高中,她說:「媽,你幫我忙,我拿一萬塊繳學費,剩下不夠的你再幫我繳。」她就是這樣唸高中的。

  我幫人家做麻糬很辛苦,還被人家記恨—真的是,沒人像我這麼有耐心。我們沒錢的人去上班,雖然沒做過頭髮,但穿得很乾淨,雨天我就穿雨鞋,怕把腳弄濕,但這樣居然也被人嫌。老闆娘怎麼叨唸我呢?她說我:「穿的不像樣。」我不應她,靜靜地做,因為我來就是要做事,不是來說話的。她怎麼罵我呢?她說我:「死不講話。」做麻糬用的桶子好大一桶,非常難洗;還有一個煮豆子的鍋子,有夠大,必須彎下腰來擦洗。我得洗兩個布袋的豆子,還要洗包麻糬的布巾。事情再多,我都沒講話,也沒說自己很辛苦,她卻說:「做這工作有什麼辛苦的?」她總是要唸我、罵我,我完全沒應她一句。

  做了一年多,隔壁的歐巴桑,一個外省婆看不過去,跑來告訴我:「人家看你很不順眼。」我心想:「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也看我很不順眼。」只是,我什麼都沒講出來,她最後才知道我這個人很好。我在那裡做了一年多,後來之所以沒做,是因為我們夫妻要去刈香(我很有心,人家說要刈香,我就答應了),老闆娘不讓我請假,我還是要請,回來後,果然就被辭頭路。

兩次到綠島面會夫婿,想看看他過得好否


  我前後去了火燒島兩次。第一次是跟曾清木的太太去,曾先生很冤枉,人家去他們家住了一晚,他就被誣賴。我不怎麼怕,傻傻地跟曾太太一起去,途中在枋寮過夜。醒來後,曾太太說自己精神不太好:「歐巴桑,我昨晚夢到人家要把我們丟到海底呢!」我說:「要丟就丟吧!但我又沒聽到。」

  然後我們又傻傻地走,來到臺東。半路肚子餓,就停下來,在一家店吃點心,外面車子來來往往的。我只叫一碗鹹粥,她卻叫了好多碗,一整桌都是,結果一碗也沒吃,反而湊過來跟我一起吃那碗粥,我說:「一起吃沒關係,我們出來就是同條生命。」到了臺東,我們又過一夜,隔天再去綠島,綠島面會完就回來,反正,傻傻地走就對了。

  我去綠島看他,只是想看他確實在那裡,沒有其他期待。有的女人想不開,來面會之後,回去就投海。第二次去綠島探監,是跟我公公,還有當時六歲大的兒子、九歲大的女兒一起去。那次,風大雨大,天色很黑,沒看到海;船搖搖晃晃的,幾乎要把我們翻到海底,我嚇到都暈了,不省人事—這一趟,有夠辛苦!

  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不會去跟人家講什麼;家裡有什麼事,我也不會講給人家聽,連我媽媽都不知道。她雖然知道我先生被關,但自從他被關之後,家裡有什麼困苦,我都不跟她講。現在,我講這些白色恐怖的事情,是希望讓子孫知道,阿公他們以前發生過什麼事,讓他們能感恩,我們受這些苦也不要緊,只要子孫好過日、有發展就好了。[21]

(訪於二○○六年八月十四日,廖女士已在二○一三年不幸過世)

[1] 過溪公學校:今過溪國民小學
[2] 海軍工員:1937年,二次大戰之初,日本政府即開始徵募海軍軍屬、軍夫或技術人員,統稱海軍工員。
[3] 參考鍾逸人著,《此心不沉:陳纂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臺北市:玉山社,2014)。
[4] 根據檔案資料,蕭長河所涉「省工委會竹山支部劉占睿等案」,共5人—劉占睿(死刑,1952年8月24日槍決)、曾清木(判15年)、蕭長河(判12年)、楊錫霖(判7年)、李福爐(交付感訓)。相關案件為「學術研究會案」,有6人—劉茂己、黃瑞聰、劉天福(以上3人被判死刑,1952年8月24日槍決);陳孟和、陳繼光、劉裕和(以上3人被判15年)。這兩案的涉案者除了曾清木、蕭長河、楊錫霖、李福爐,其他全是泰北中學畢業生。
[5] 劉占顯另以「南投地區劉占顯案」,被判「交付感訓」。
[6] 楊水(1897∼?):竹山人,1950年「中部地區南投區委會洪麟兒等案」,被判刑12年。
[7] 根據檔案資料,曾清木為張炳煌的表侄,判決理由為「包庇叛徒」。
[8] 根據檔案資料,楊錫霖被捕時擔任「豐榮米廠經理」,判決理由是「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被判刑7年。
[9] 根據檔案資料,「劉占顯、蕭生可、張炳煌等於圍捕兔脫後,向南投縣警察局自首。」
[10] 根據檔案資料,1951年秋天,當局利用臺灣樟腦局臺中辦事處內茅埔監督所工作關係,布置線民許祖耀與劉占睿等人熟識,並密切接觸,佯裝介紹劉等充任臨時採樟工人。10月中旬,劉占睿所吸收的3名成員突然投案自首,劉擔心洩漏行蹤,決定於10月15日與張炳煌、蕭長河、蕭生可、陳松林等人在內茅埔龍神橋附近的民宅集合,想趁黑夜偷渡關卡,潛入山區,移轉據點。線民許祖耀將情報告訴特務,當局於是布線,當晚埋伏於內茅埔,捕獲了劉占睿、蕭長河、許祖耀三人,劉占顯、蕭生可、張炳煌、陳松林等人乘黑脫逃。隨後,循供逮捕曾清木、楊錫霖、李福爐等人。劉占顯於內茅埔逃脫後,曾透過關係掩護,匿藏在阿里山林場工寮,1952年6月間被發現,再次逃脫。最後,當局利用劉妻楊琴勸導,劉占顯終於投案自首;劉占顯後以「交付感訓」處理,其弟劉占睿卻被判死刑。
[11] 根據蕭長河的判決書,判決理由如下:「蕭長河對於卅八年底在南投縣竹山鎮石照城家中,由石照城吸收加入匪黨組織等事實雖狡不供承,惟據陳松林到庭結證屬實,核與同案被告劉占睿於本(四一)年二月一日在本部審訊時所供情形相符。」
[12] 軍法處的牢房,人犯擁擠,空氣不流通,受難者將毯子的兩個角綁在牢房的橫木上,毯子垂下的一側綁繩子,大家輪流拉繩子搧風。
[13] 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4] 此為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
[15] 參考張常美、張金杏、陳勤受訪紀錄,收錄於《流麻溝十五號》(臺北:書林出版,2012),頁96、244-245、340-343。
[16] 鬼門關:又稱「象鼻岩」,位於綠島人權園區行政大樓門口正對面,是處貌似拱門的積層岩壁,當時,政治犯從綠島公館村進入新生訓導處必經此處。對政治犯來說,那是象徵生死的「鬼門關」。
[17] 陳孟和(1930∼):臺北人,1952年「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被判刑15年。
[18] 劉裕和(1929∼):臺北人,1952年「臺灣省工委會學術研究會案」,被判刑15年。
[19] 黃石貴(1928∼2007):桃園人,1951年「臺灣省工委會桃園大溪支部郭成相關案」,被判刑10年。
[20] 邱宗發(1922∼):1952年「省工委岡山支部柳水木等案」,被判刑10年。
[21] 此文主要以2006年8月14訪問蕭長河夫妻的內容為寫作素材,當時訪問、寫就之後,文章從未發表;2015年7月11日,再次訪問蕭先生,增補內容而成此文最終面貌;惟廖錦花女士已於2013年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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