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島鄉誌 監獄篇 之一

編按:本篇文章已刊載於《綠島鄉誌》第十篇,分四章,逐次刊完;【】內的文字為《綠島鄉誌》出版前刪除。
《綠島鄉誌》共三大冊:(上:大事紀.地理.開發.地名.行政.經濟篇)、(中:建設.社會.教育.文化篇)、 (下:監獄.觀光.族譜.人物篇)》(2014.12,綠島鄉公所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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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治時代的浮浪者收容所

文/曹欽榮

第一節  綠島監獄史的書寫與定位

  綠島設置監獄已超過百年,百年來,綠島與監獄的關係受到內外在的自然條件和統治者的政策所影響。從歷史歷程來看,設立監獄及其變遷影響了島上居民的生活方式,也造成島外對島嶼監獄的高度好奇和污名想像;從現在的生活和為未來籌謀來看,綠島在跨入21世紀的同時,監獄的使用狀態,隨著島外臺灣的民主化、內部島嶼觀光發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照片10-1-1)

s-K0205▲照片10-1-1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全景。(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本篇除了記載監獄在島上的線性歷史變遷之外,各章的書寫取向,以運用監獄文獻、思考監獄與人的關係、探討監獄影響島民生活、考察綠島未來發展與監獄歷史關係的各種面向、動態,作為著墨重心。以「監獄和文化遺產在綠島」作為紀錄監獄歷史的書寫主軸和方向,結合國家層級機構(人權博物館)未來的使命,和地方鄉誌的書寫目的,一方面記述地方監獄歷史,一方面為了今日和未來運用並深化歷史的書寫策略。21世紀開始的這十多年,因設置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進行各項計畫所累積的監獄相關的廣泛資料,具有提供島嶼住民共同設想未來的重要參考。若能以聯合國UNESCO中兩項重要相關全球計畫作為參考準則,如: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以及其他全球島嶼發展轉型經驗作為參考。在21世紀邁入第二個十年之際,回顧綠島百年監獄變遷,創造有利於綠島的長遠發展,具有展望未來的深遠意義,綠島有機會創造如同南非羅本島一般的世界文化遺產準則和全球知名度。[1]

  島上住民如何看待過去的監獄歷史?例如,已於民國90年(2001)設立的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經過多年轉換管理單位,現在稱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隸屬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四級單位,正式的博物館為三級單位)。中央政府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民國100年(2011)12月10日在景美園區掛牌,下轄綠島園區和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中央政府已經很久不再設立國家級博物館,民國101年(2012)中央政府體制改造前,民國100年(2011)的夏天,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宣布設立國家級人權博物館,繼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於民國91年(2002)開館,[2]】設立國家人權博物館不只影響臺東的長遠發展,更是攸關綠島未來發展的關鍵變化。有賴島上住民想像國家人權博物館與綠島的共生關係,這將深遠地影響綠島的未來發展。(照片10-1-2)

園區開幕_S_015▲照片10-1-2  2001年12月10日陳前總統主持綠洲山莊先期開放典禮。(潘小俠 攝影.臺灣游藝 提供)


  民國91年(2002)12月10日,陳水扁前總統來到綠島在綠洲山莊監獄入口大鐵門前,主持綠洲山莊監獄先期開放典禮,上百位曾經羈押過綠島的政治受難者和家屬出席。當日在陰霾天氣中進行典禮,現場三、四百位來賓看到了監獄高聳圍牆上帆布寫的幾個大字:「走過受難之地.邁向希望之島」,背景是受難者陳孟和所繪的1950年代新生訓導處鳥瞰圖,[3]圖中背景也是現在整個園區的範圍。不論是來自島內外的來賓,還是受難者和家屬,她/他們的腦海裡想像著綠島東北角的「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開放的那一刻,想像著自民國88年(1999)12月10日李登輝前總統親臨主持綠島「人權紀念碑」[4]落成典禮的那一刻,又跨越了三年。開啟監獄大門象徵著現場來賓共同的祈願:這個島嶼將穩步邁向未來的希望,迎向海闊天空的無垠世界。民國94年(2005)5月陳水扁前總統再訪綠島,主持園區第一次舉辦的「關不住的聲音」藝術季,民國97年(2008)總統選舉前夕馬英九總統以候選人身份,到訪綠島人權紀念碑,民國102年(2013)6月李登輝前總統以九十高齡再訪綠島人權園區。臺灣民主化後的三位總統分別到訪綠島人權園區;每年受難者個人、家族、團體在不同時間到訪園區,象徵著綠島與臺灣共同的歷史記憶的連帶關係。(照片10-1-3)

_L4J1527▲照片10-1-3  2005年5月17日「關不住的聲音」藝術季。(劉振祥 攝影.臺灣游藝 提供)


  社會對離島監獄的既定印象和想像,一直存在「大哥」【(流氓的現代語稱謂)】與綠島的直接連結關係,甚且成為20多年來綠島觀光發展,衍生出通俗商品【(Kitsch,英文字語境具有強烈媚俗的意思,本文暫以通俗商品稱之)】或紀念品與觀光遊客的緊密關係。這些都是正發生在島上每個人可以感受到的現象,雖然它是當代觀光很難避免因旅行所帶來的一部分通俗文化,例如目前綠島以「大哥的故事」(該店開始於民國90年)為首的相關紀念品店、冰店,競相出爐。不只遊客喜愛「大哥」的Kuso旅遊紀念品的新鮮、愉悅感;從國家博物館的刊物,我們也意識到綠島和「[辶日]迌人(流氓)」、「政治犯」、「人權」字眼,混雜在一種對島嶼的不斷想像和再詮釋之中。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月刊第17期(2013年4月出刊)封面顯著的標題寫著:「天涯[辶日]迌人」,該期雜誌報導關於[辶日]迌人主題共有5篇文章,[5]以綠島為名的文章標題「大哥的管訓中心:百年孤寂火燒島」,綠島和大哥的關係,被通俗地突顯出來,甚至認為監獄歷史已逾百年,綠島難脫和大哥的持續關係而被賦予新的想像。尤其,綠島目前還有一處位於中寮的監獄仍然繼續使用中,門口寫著歡迎參觀,並販賣受刑人製作的商品,其實遊客只能在監獄大門口好奇地探頭。遊客到了公館村進入以「人權」為名的園區,親自走入不再使用的政治犯監獄,更加好奇地體驗生平第一次在沒有人犯的監獄空間裡遊蕩、恍神。

  從全球各國面對全球化及地方化的對話曁辯證議題、關注地方的文化資產發展趨勢來看,一個地方人民如何看待、而且能持續她/他們活生生的生活文化,影響未來全體的文化累積,這點至關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地方基本生存、到永續性的未來發展。【[6]】過去農漁為生,現在觀光服務為首,從島內過去幾近封閉型供需,到今天一切供需多依賴島外,島嶼面對現代生活的轉換,更形嚴苛。換句話說,正在發展中所謂的「無形遺產」累積,【[7]】越來越被看重。相對於無形遺產,就是具體可見的有形遺產,以綠島人權園區的範圍來舉例,殘存的監獄遺址可歸類為有形建築遺產、周邊山海環境和動植物林相等可歸類為有形自然遺產。人為和自然有形遺產交錯在綠島人權園區,帶給來到園區參訪的遊客深刻體驗,再加上人類在這個區域活動的軌跡和豐富的故事所形成的無形遺產,組成園區深具潛力的島嶼深度文化旅行的魅力。從有形、無形遺產來理解並籌謀綠島監獄變遷的轉型和運用,具有島嶼永續性發展的當代創造性想法。

  從今日綠島兩處主要的監獄空間來回顧百年設立監獄歷史,回到以人為主體的思索起點,綠島從什麼時候開始設置監獄?為什麼要設置在綠島?在離島監禁的人們,她/他們如何在島上度過漫長監禁歲月?設置監獄以後對綠島人的影響有哪些?為什麼一直以來綠島被認為是「大哥」的第二故鄉,或被稱為惡魔島?一連串的問題在本篇書寫的內容裡,雖然無法全數得到充分理解的答案,但是在綠島監獄遺址(人權園區)、使用中的監獄(中寮)[8]正交替成為島上住民和遊客旅行的緊密關係,監獄和島嶼的傳奇和實際生活(島上公務就業),仍將持續影響綠島。擴大思維來看鄉志,島嶼的生活史就是鄉志所要呈現的島民在島嶼的活動軌跡,無形遺產的各種面貌將會是鄉志核心的敘述;而百年監獄和人的關係,同樣地,是島嶼無形遺產的重要一部分,因此無形遺產觀點的未來性書寫將貫穿本篇。

第二節  文獻與研究史回顧


  誰是浮浪者?為什麼需要設收容所?又為什麼需要設在交通及補給非常不便的火燒島?透過近期的研究成果,讓我們從今天去了解過去:日治時代在火燒島設置現代法令概念下的另類監獄形式──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代表了一個監獄設置的新時代、新階段的現象。日本殖民政府於1895年統治臺灣之後,處於全球殖民者的競爭行列,日本帝國緊跟著並學習西方的先進法典,現代監獄制度正是整體法律體系的懲罰和教育的一環,而收容所又不同於監獄。這個20世紀上半葉殖民政府在臺灣施行的「浮浪者收容所」制度,在臺灣有特殊的發展背景,經過37年後廢止,成為絕響。綠島人權園區所在位置,正是百年前的火燒島浮浪者所在地,未來園區如何說明、展示這段時期的歷史,牽涉議題甚廣,有待園區以博物館研究和知識的運用精神,深入探索。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引進西方現代法典,統治臺灣時已陸續接納西方現代法令近40年,運用法律和刑法的背後思維所帶來的監獄制度,使得臺灣成為日本內地延生的一環,也存在殖民統治適應臺灣當地慣習的漸進調整方式。從現代社會的觀點去理解殖民統治下的現代監獄歷史,論者嘗試從殖民統治政策的雙重性:臺灣在20世紀初始,在「殖民性」的統治政策裡,又具有「現代性」體制的作為,發現日治時代監獄制度在臺灣是具有雙重性的機構之一,加上本地的特殊樣貌,浮浪者收容所的設置具有殖民統治政府和臺灣社會的互動狀態。

  根據沈德汶的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2008)的論點,他以臺灣法律史學者王泰升所提出的說法:「當時所謂浮浪者,即清治時期羅漢腳,他們向來是犯罪的高危險群而為臺灣治安的潛在亂源,甚至是武力抗官時的重要人力資源。」更進一步再做修訂,界定「浮浪者」是指「當時日語所指涉『浮浪者』,即過去清治時期羅漢腳,日治時期俗稱的『鱸鰻』之徒,他們被視為犯罪的高危險群、治安的潛在亂源與武力抗官重要人力資源。」【我們從中得到三點啟發:

  第一、歷史:當代研究底層人民活動的課題,在臺灣獨自的歷史裡,浮現了移民社會歷經清治、日治、國民政府、到當代的「名與實」變遷,不論底層人民的名稱為何,都需要深入理解;

  第二、監獄起源:研究底層人民和浮浪者收容所起源的關係,將提供對綠島百年前設置收容所的了解;

  第三、名稱和觀光:從社會世俗的眼光來看監獄「名與實」的變遷,綠島當代觀光發展中的「大哥」用語,連結「羅漢腳」、「鱸鰻」、「浮浪者」、「流氓」、「匪諜」、「叛亂犯」等用語,產生了更具歷史詮釋的旨趣。】

  這些啟發及進一步研究和瞭解,有助於說明綠島監獄的起源、更豐富地以「人權」為名的園區的地理特性的內涵,擴大遊客更具深度的人文瞭解。長期以來,臺東縣因於後山的地理阻絕,成為被設置許多監獄的濫觴,來自日本統治政策在臺東陸續設立加路蘭收容所、火燒島收容所、岩灣收容所(1928年改名為臺東開導所),進行強制勞動。[9]

  在當時海路交通極為不便的情況下,只能依賴海運交通,在離島設置收容所,除了自然隔離、懲罰、威嚇、防堵、封閉性、強制勞動等因素。論者以為「收容所選擇以東部為設置地點,不僅考量該地區交通不便,與外界隔絕,更因東部產業急待開發,運用收容者開發該地區,可達經濟效益。」(蔡宛容; 72)果如此,流放人犯至偏遠地區進行強制勞動,具有政策的實驗性質。1918年火燒島收容所遭颱風破壞,加上補給困難,不到十年間裁撤,1920年,與加路蘭合併於岩灣浮浪者收容所。

  總之,未來從綠島人權園區的源流來理解浮浪者收容所時,面對21世紀講究「人權」的時代,從統治面向的監獄史,或來自底層人民的人性面來理解,對於來島的遊客或住民都充滿著有待理解的監獄「人權」史的課題。【矢內原忠雄所寫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曾建議總督府逐漸減少「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的利用,矢內原忠雄曾說:「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結合」,他的名言和心意在今天是否仍然為眾人所深思,綠島住民又如何看待人權園區的未來宗旨和作為。從浮浪者到1950年代「新生」政治犯,到今日中寮監獄的「人權」觀,成為島上正在發展中的待探索課題。】今天,以綠島住民為主體,如何看待島上的監獄和人的歷史,也就是說,如何說自己的島上監獄歷史記憶。就從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談起,該所興工始於1911年,1912年啟用,至1919年結束。

  綠島人權園區於2011年系列活動「火燒島60年 人權園區10年」舉辦「綠島人權文化園區10周年企劃展」,該項特展以「監獄文化100年──流放火燒島」為題,展出說明:「綠島百年的監獄史,始自日本時代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1911-1919),歷經國民政府時期的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1951-1965)、警備總部感訓第三總隊、綠島指揮部(1965-1991);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綠島技能訓練所(1993-2002),以及位於中寮的臺灣綠島監獄(1972-),目前仍關押難以管教的人犯。其中『新生訓導處』與『綠洲山莊』是反共戒嚴時期主要的政治犯監獄,其餘的監獄囚禁的大多是一般所稱的『流氓』或者『黑道大哥』。」這一段有關綠島監獄百年史的簡要敘述(照片10-1-4),只指明百年來設置監獄的階段性時間和監獄名稱,有關不同階段監獄的本質和發展脈絡,需要藉助研究來了解。[10]

20110514_36▲照片10-1-4  「火燒島60年 人權園區10年」展覽。(曹欽榮 攝影)


  最近期的成果是:一、蔡宛容於2010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二、沈德汶於2008年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前者提出殖民統治下的臺灣設置監獄變遷和特性,後者聚焦於浮浪者取締的社會背景和殖民統治的現代性規訓。

  沈德汶更具體說明:「從1906年(明治39年)公布以來,『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被日本官憲稱為臺灣民族特種階級的浮浪者的監視者,在治安維持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並且將該規則的確實紀錄視為臺灣浮浪者的全紀錄,擬作臺灣匪史外傳。」日本統治期間實行37年的浮浪者取締,沈德汶以「草創期、過渡期、轉型期、確定期等四個概括時期」說明浮浪者取締演變、發展,從官方與民間兩種立場不同的角度,分析該規則的實行所帶來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認為「臺灣總督府在運用『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也從原先的犯罪預防措施,轉變為政治打壓的工具。」而戰後當局所設的「勞働訓導營」,從歷史發展來理解,可說其來有自,外來的統治政策延續了對在地的「他者」觀點。

  晚近的研究者已提出日治時期的監獄制度、浮浪者收容取締變遷。欲了解日治時期監獄、收容所更細膩的內容,有賴進一步日治官方文獻、新聞報導、時人著作等。篇幅所限,以下以條列方式說明綠島人權園區歷來報告中,所提及之資料:

  「綠島觀光永續發展計畫」規劃案(民國92年(2003)5月至民國93年(2004)5年)於第一篇第三章文獻回顧之三、監獄文化小節述及:綠島相關監獄文化之論述,官方與專述文獻甚少,《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已將解嚴之後國內出版的相關書籍列於參考文獻(第七、八章),其他主要有:

臺灣總督府,明治44年(191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追加18卷11門:土木(營繕)
毛利史郎,昭和8年(1933),〈火燒島管見〉,《東臺灣展望》
綠島鄉公所,1992,《綠島鄉志》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1~3輯,1996,中研院近史所
五○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臺北市文獻會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2002,《人權之路》,玉山社
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2003,《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交通部觀光局

第三節  火燒島收容所的設立

  本節係根據沈德汶《日治時期台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的論文,說明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的設置。

  火燒島裏設收容。弱水三千隔亂峰。事未到頭任浮浪。到頭猛虎亦潛蹤。[11]

  1910年收容所(按:加路蘭收容所)之浮浪者計有58名,已快達收容上限60人。茲據當時某當局人士表示該浮浪者等,雖失首魁,現暫時有摒息不動之態;然尚未完全絕跡、時有出騷擾情事。因此如欲一網打盡。收容所狹隘應再添建云。[12]後收容之人漸多,已遠超過60人。當時各地受行政告誡處分者多至3、4百人,此輩多屬於過去情節重大、危害地方安良之徒,為防範其惹事生非,必須加以收容,只好擴張收容所規模。此處另需注意的是,強制就業浮浪者是不足個別的行為犯罪,而是因整體行為「危害」治安,而此檢舉的要項,對照戰後的取締流氓制度亦是如此。

  一個地方封閉性社會的特徵,不僅反映在人與土地的密切與固定關係上、社會性互動的範圍與方式上,也反映在一地在運輸系統的匱乏。[13]昔時綠島居民與臺灣本島的交通並不容易,除需費時5小時以上,才能通過「黑潮最大流速線」、往返於臺東與綠島之間外,綠島和臺東海岸當時也都沒有港口,船隻必須等待風浪平靜時才能划近海岸、找尋時機衝上岸邊,一不小心船隻翻覆,人貨都會遭受損失及危險,所以非有必要,少有往來。火燒島與臺灣本島間的航運一向不便利,昭和17年(1942)的調查報告指出:「昭和9年(1934)4月起,由一個月來往一次的臺灣沿岸命令航線定期船,增為一個月二次。且因南寮和中寮灣都是未加以任何人工的自然港,故即使在海上風平浪靜時,也需投錨於200公尺外的洋中,再以舢舨卸貨、載乘客、及貨物抵陸。因之,島上與外界接觸仍然極少」[14]此不但顯示火燒島與臺灣本島的交通仍然極不方便,島民與外界交流極少,更顯示直至日治末期火燒島仍是一個以半農半漁生計為主、對外封閉的島嶼社會。所以火燒島以其「居臺灣東畔海岸,孤處遠僻」[15]地理因素雀屏中選,臺灣人對於火燒島等同「鱸鰻島」印象也在此時期跟隨增建的收容所,根深蒂固於腦海成為威嚇的符號。[16]

  1911年《臺灣日日新報》再度提前披露新設收容所之消息:「聞今次又以經費4萬3千6百40圓。將于火燒島新築收容所。所建屋3間舍40間。約可收容百名。此建物竣工後。加路蘭收容所。仍照舊置之。可以收容多數浮浪者。而舉改過選善之實。且以斷絕社會之害毒。又此新收容所之組織。與舊收容所同。以警部為所長。監督所務。其他人員亦悉準舊收容所。」火燒島的規模較昔日加路蘭更為宏大,收容人數幾乎增長1倍。當局以警部北川安太郎氏為所長,並配巡查六名。[17]其收容人數,可有百名。設備甚完善,各街浮浪者聞此,或能稍微斂跡悛改也。原先預定同年即可順利完工,但卻因天氣不佳,工事遲延。[18]

  直到1912年4月12日才依據總督府告示第60號公佈設置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19]同年8月8日舉行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開場式,總督府明廚警視及出田警部,特地出席參加。臺東廳方面則有能勢廳長、井野忍(按:經查證《臺東廳名人鑑》等文獻,應為井野忍,原文為井野能)警務課長列席,開始收容臺灣浮浪者。[20]如此在後山加路蘭和火燒島這兩處均設置浮浪者收容所。收容的浮浪者從火燒島轉到加路蘭,或從加路蘭轉入火燒島進行調整。火燒島的強制就業工作,大致以田園勞動、養雞為主。[21]而火燒島的特產夜光貝應該也有如加路蘭一般進行加工,增加浮浪者工作收入。到1917年為止,火燒島的收容人數有67名,加路蘭收容所有42名,旭村原移民指導所則有68名。[22]

  1918年,火燒島收容所因遭暴風雨破壞,如欲徹底整修,需相當的費用,且火燒島為孤懸海中的小島,交通甚為不便,每月僅有定期船一次,火燒島浮浪者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大不便。依據1920年總督府告示第26號廢止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同時所內15名浮浪者轉移至岩灣收容所。[23]

火燒島▲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收藏之綠島地圖〔火燒島〕

日治地圖▲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收藏之綠島地圖〔日本臺灣東岸火燒島及紅頭嶼諸分圖〕

[1] 羅本島(Robben Island,目前正式名稱為羅本島博物館),位於南非開普頓外海,面積5.07平方公里,因曾經於種族隔離時代關押過曼德拉17年而全球知名,1999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第916號。羅本島已成為民主化後新南非的全國人權教育基地。

[2] 參考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網站:http://www.nmp.gov.tw/service08.html。引述自該網站「認識我們」:「史前館籌備處終於在1990年(民國79年)2月1日成立,於2001年7月10日試營運,2002年8月17日正式開館,為臺灣史前文化的保存與研究奠立持續發展的基礎。」

[3] 陳孟和2002年親繪鳥瞰圖:羈押於綠島將近15年時間的受難者陳孟和,為了2002年12月10日將先期開放的綠洲山莊監獄,受執行綠洲山莊禮堂展示的臺灣游藝公司之託,利用該年暑假約4個月期間,繪製約70號左右大小的新生訓導處鳥瞰油畫,該畫目前捐贈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4] 綠島「人權紀念碑」設立始末,參見「綠島人權紀念碑」編輯委員會,2001年,《綠島人權紀念碑》,臺北: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基金會。

[5] 五篇文章篇名:土匪與海盜的後代:[辶日]迌人歷史聯想(頁22-25)、誰是不良少年?:鱸鰻囝仔亂寶島(頁26-29)、林元枝與李漢堂的故事:地下革命中的[辶日]迌人(頁30-33)、大哥的管訓中心:百年孤寂火燒島(頁34-37)、流行文化中的黑社會:[辶日]迌人登上舞臺。該期雜誌另有:圖解[辶日]迌人400年、黑電影、流氓教授、監所人生等介紹文章。中文電子報請參閱http://www.nmth.gov.tw/Portals/0/epaper/watchtw_tw17/edm_c_p03.html(2013年9月2日瀏覽)

[6] 永續性(sustainability),按照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布蘭特委員會(Bruntland Commission)將永續發展定義為「符合現今需求、且不犧牲符合未來世代需求的行動。」永續性與環境、經濟、社會息息相關,通常稱這三個相互依賴的層面為「永續三要領」。

[7]無形遺產:無形文化遺產定義參見王嵩山〈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兩種系統與三種專業〉「『無形文化資產公約的成立,正式宣告了「無形文化資產」這種新類型遺產的誕生。但無形文化資產公約的目的,並不是做為「世界遺產公約」的補充版,相反地,從有關遺產的思維到保護策略,無形文化資產公約都是一種對世界遺產公約反省與思辨的結果。2003年公告的無形文化資產公約對無形文化資產的定義與範疇如下:『無形文化資產』指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與文化場所。這種無形文化資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無形文化資產。

按照這個定義,『無形文化資產』包括以下方面:一、口語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做為無形文化資產媒介的語言;二、表演藝術;三、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四、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五、傳統手工藝。上述的定義包含幾個革新的概念:(一)考慮過程和操作多於成品。(二)認可無形文化遺產為身分認同、創意、多樣性和社會和諧的來源。(三)尊重無形文化遺產的獨特性,亦即尊重其演化、持續的創意、以及其與自然的互動。(四)更加尊重這種遺產和其活動參與者。(五)推廣促進活動參與者 / 實務操作者 / 社區社群的重要角色。(六)以代代之間的傳承、教育及訓練為第一優先。(七)認可無形文化遺產與有形文化遺產之間的互賴。(八)遵守普遍認可的人權原則。』」

[8]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參見網站:http://www.gip.moj.gov.tw/mp067.html(2014年9月16日瀏覽)

[9] 岩灣收容所是由加路蘭收容所於1919年10月1日遷到岩灣改名而成,1920年2月28日,火燒島收容所再併入。參見《臺東縣史.大事篇上》頁338、341。

[10] 另參考林登榮、陳次男,2007,《綠島文化導覽地圖》,臺東:臺東縣政府文化局。頁42-42

[11] <新評林/亦潛蹤>,《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15日。

[12] <浮浪者其諦聽之>,《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0月13日。

[13] RichardL.Morrill著,薛益忠譯,《社會的空間組織》(臺北:幼獅出版社,1990年)頁41。

[14] 黃敦涵譯,<綠島與蘭嶼>(原題火燒島及紅頭嶼調查實地報告書),《臺灣文獻》8卷2期,(臺灣省文獻會,1957),頁41-45。

[15] <火燒島收容所>,《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7月19日。

[16] 李崇僖,<日本時代臺灣警察制度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41。《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頁209。

[17] 大正6年(1917)「火燒島浮浪者容所」的職員增為,警部、警部補、囑託醫各1名、及巡查12名。火燒島上原有少許日本人,多屬警察官吏、學校職員、公醫及少數漁業從業者、及其家屬,其中,自明治45年(1912)到大正8年(1919)之間,因公館村「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增加日本警察配置,出現較多日本人,當時除南寮派出所二名員警外,其餘日本人主要分布於公館村。臺東廳,《大正6年臺東廳第六統計摘要》,頁59。

[18] <改過赦還>,《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26日。

[19]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追加18卷11門:土木(營繕),明治44年(1911)。

[20] <收容所開場式>,《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7月27日。

[21] 《臺灣省通志稿》卷1,<政事志:保安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9),頁47。

[22] 在此文獻中出現另一個強制就業地「旭村移民指導所」,移民指導所是進行新移民的農業及家政技術指導,此時應是由於浮浪者收容所爆滿,委由移民指導所協助浮浪者進行農業與木製品的職業。文中亦提及旭村只能利用至1918年3月為止。岡野才太郎,<臺灣浮浪者取締の過去與現在>,《臺灣時報》大正8年8月號,頁77。【另根據臺東社教站資料,日治時期旭村位於卑南街西南方4.5公里處,為馬蘭社所稱(matan)原野的一部分,曾為官營移民預定地;原官營移民適地調查時,旭村原野(原稱呂家原野)面積2460.8400甲,除河川砂礫地外,耕地幾為馬蘭社人所有;大正五年臺東製糖會社辦理私營移民,始陸續有日本新潟縣短期移民分派至旭村從事開墾及土地區劃等工作,大正6年另建新的移民住宅用地,以每1戶面積1分為原則,形成路村的集居形態,並增築20戶的移民家屋。http://www.ttcsec.gov.tw/website/ce22/pp03.htm。2008年5月搜尋。】

[23]沈德汶、2008,《日治時期台灣浮浪者取締制度》。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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