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女心聲

【編按】今天5月30日是台東泰源監獄事件,五位政治受難者(江炳興、陳良、詹天增、鄭金河、謝東榮)被槍決的日子,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等團體提前於5月28日(另一位政治受難者陳智雄被槍決日),在基督教中山長老教會舉辦「泰源起義46週年紀念會」,同時紀念白色恐怖受難義士。
 以下轉載〈孤女心聲〉(陳智雄女兒陳雅芳受談稿),收錄於2014年出版的《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者文集 第二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本文略有出入之版本,亦出現於2015年9月出版的《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二] 看到陽光的時候》(頁375-391)。〔註:《走過長夜》輯一、二、三,版權頁之編輯群,經查證,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等三人,並未參與編輯,亦未同意列名。〕

看到陽光的時候_Page_397▲陳智雄(1916~1963年)與陳英娘(1927~2010年)於1946年7月25日在印尼結婚照片。(陳雅芳 提供)


 陳雅芳(Tan Geh-Hong),1949年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中部的Boekit Tinggi小鎮,印尼名Vonny Vitawati,陳智雄的女兒。目前從事電腦銷售,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喜歡閱讀、旅行。多年來,一直不相信父親真的會拋家棄子;因此,不斷忍受身為孤女的苦悶。直至2013年來臺領取父親的遺書,明白父親係遭蔣匪集團虐殺,濃烈的悲慟一直無法自已。如果能見到父親,她想跟父親說的是:「父親,我以您身為臺灣人的英雄為榮!」

 陳智雄(1916~1963年),屏東人。二次大戰期間,擔任日本軍翻譯,1945年初到印尼的Boekit Tinggi小鎮,向華僑租屋,愛上房東的女兒陳英娘,兩人私奔,1946年7月結婚後才返家。日本戰敗後,荷蘭人回來,阻擾印尼獨立。陳智雄暗中幫忙印尼革命軍購買武器,被荷蘭人逮捕過。1949年印尼獨立,他獲頒勳章。1957年,他加入在日本廖文毅為首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擔任東南亞巡迴大使。但是印尼總統蘇卡諾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將陳智雄逮捕入獄。陳智雄因此放棄印尼身份後,被驅逐出境,自此離開妻兒,家人不再有他的消息。
 他想入境日本,因無國籍身份而被多次遣返,直到他搭機時遇到一位聯合國官員,了解他的處境後,幫他辦理瑞士簽證,才順利進入日本。在日本的臺獨活動遭到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的注意,決定將他強制遣返回臺。1959年回臺後,在臺期間,他仍四處宣傳臺灣獨立思想。涉「同心社臺灣獨立案」,被調查局逮捕,判死刑,於1963年5月28日槍決,時年48歲,陳智雄成了獄中難友的臺獨英雄。

雖然,總算了解父親的死因,並以他係為臺獨而犧牲是臺灣的民族英雄為榮;同時,多年來對於父親「拋家棄子」,被外婆稱為「不可靠的男人」那種遺憾終能釋懷;但是,對於父親所受的不平遭遇卻轉成更濃烈的悲慟,令人難當……

01 Prison photo 1962

▲極少在台灣公開出現的陳智雄英挺照片。(陳雅芳 提供)

  我是陳智雄的女兒,漢字名叫做陳雅芳(Tan Geh-Hong),出生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我的印尼名字是Vonny Vitawati。我之所以選擇Vonny的名字是因為它聽起來像Hong。

  我來過臺灣很多次,試著找到父親。大約是在一九八○年,我接到一封來自屏東警察局的信,指出父親已經於一九六三年過世。但是,我卻不知道原因。直到去年(二○一二年),我才發現他是因為致力於臺獨運動而遭受蔣介石集團處決。甚至於,直到二○一三年五月我才從臺灣的「檔案管理局」收到有關他的政治案件幾乎全部之文件。同時,由於透過臺獨聯盟的努力,我終於能見到政治受難者,可以告訴我關於父親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遇害前的最後幾天,甚至幾週的隻字片語。

  我想,他們能夠用臺語說出父親的故事。所以,就讓我來說出臺灣人所不知道的我對父親的看法。以下為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在臺北臺大校友會館接受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訪問,由謝德謙翻譯的訪問稿,[1]感謝他們辛苦整理。

  先父陳智雄出生於一九一六年。[2]一九四五年初,他以日本軍翻譯的身分抵達印尼。他來到我們位於蘇門答臘中部的Boekit Tinggi小鎮,並向我的家人租房子。我們家原先是說福建話的支那人,已經到印尼好幾代了,並且信仰天主教。由於我的外公在Boekit Tinggi開設店面,因此父親就遇到當時年僅十八歲而且美貌如花的母親陳英娘(Tan Ien-Niu)。家母有四分之一的荷蘭人血統。[3]不過,外婆並不喜歡父親,除了他是陌生人之外,再加上對其家庭也完全不了解。不過,父母親非常相愛;所以他們私奔,並且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結婚後才回家。他們生了三個小孩,分別是哥哥陳威惠(Tan Ui-Hui)生於一九四七年,然後是我,再來是小我兩歲的弟弟陳東南(Tan Ton-Nam)。

  他們結婚時日軍已經戰敗離開了,印尼人也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不過,荷蘭人卻回來,並想要再次控制印尼。當時,在印尼也有些前日軍和臺灣籍軍人留下來。父親繼續旅行做寶石和其他商品的生意;但是,也暗中替印尼革命軍購買武器。據母親說他們的房間通常塞滿鈔票;然後,父親會買黃金並把他們裝在手電筒的電池匣中,以便可以祕密攜帶外出購買武器。父親對於留在印尼且無所依靠的臺灣友人也很慷慨,也因此父母親並無任何積蓄,卻也引起母親鬧意見,即使他們是如此深愛著彼此。不過,後來母親仍然告誡我們做子女的切勿責怪父親。

  然而,外婆卻說父親是不可靠的人。因為他經常來來去去,並且隱瞞行蹤。如同印尼國父蘇卡諾(Sukarno)一般,他也被荷蘭人逮捕一段時間。[4]不過,荷蘭人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承認印尼獨立;同時,父親也獲印尼政府頒發獎章,承認他對印尼的貢獻。[5]然而,他並未選擇成為印尼公民,因為當時印尼的支那移民也都保持未加入狀態。

  當我兩歲時,母親懷有弟弟(他生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已經離開一段時間的父親來到Boekit Tinggi的巴士站,並託人送信息給母親,請母親收拾行囊帶著小孩到巴士站和他會合,以便一同到海外。但是,母親卻受到外婆阻止。外婆說,母親帶著兩個小孩,肚子裡又懷著另外一個,在這種情形下要和這個人一起離開實在太危險。何況,如果他在遙遠的地方拋棄母親,那該怎麼辦呢?因此,母親並未前往巴士站,而且從此未再見過父親。事實上,我深信母親未曾接獲父親的隻字片語,以至於根本不清楚父親的遭遇。

  幾年後,我的姨婆安排母親再嫁給一位醫生,母親便隨他而去。他是一個好人,母親生了更多小孩;但是,卻把我們三個小孩留給外婆帶。五歲時,同學們都笑我是孤兒,說我父親是日軍,因為當地人都恨日本人。我跟他們說,那不是真的。因此,我一直想要找到父親。

  當我七歲時(一九五六年),父親又回來看我們。舅舅帶我們三個小孩到動物園,父親就在那裡等著。我們和他相聚的時間不到一小時,因為外婆怕他會綁架我們。他給我們每個人一套衣服,有上衣和褲子。我記得我的是綠色的,綠色和白色相間的條紋上衣。但是,對我們來說他當然像是陌生人。自那時起,我從未再見過父親,更不曾聽聞任何有關他的消息。

  結婚後,我決定要找到父親。於是,我去拜訪代表臺灣統治當局的支那人商會(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並且告訴他們父親的姓名為Tan Ti-Hiong。同時,父親的臺灣名字也是請人家音譯書寫成漢字的,我根本不知道是否正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毅然寫信向臺灣統治當局探詢父親的下落。幾個月後(一九七九年),我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我到今天還留著,信上只是說屏東警察局報告父親在一九六三年已經死亡。[6]一九八○年,我到過臺北幾天,可是卻不曉得要向誰或到哪裡詢問,何況我根本不會講支那語。後來,一九八四年弟弟和一位會說支那語的朋友到臺灣,而且他找到在羅東白蓮寺出家的姑母陳秀惠的住址,和我們在屏東的親戚的住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麼找到的。

  大概是隔年我再次和哥哥到臺灣,姑母帶我們到父親的骨灰罈前鞠躬,並承認他是被統治者所殺,不過也嚴厲地叫我們不要多問。此外,姑母和她的助理也曾前往印尼探望過我們一次。一九九○年,我再次拜訪姑母,她在清明節時帶我去屏東給祖父掃墓,同時我也見到幾位堂兄弟姊妹。但是我把他們的住址弄丟了,也記不得漢字的地名。

  大約是在二○○三年,我有一位娶臺灣妻子的印尼朋友告訴我,臺灣統治當局要對遭處死的政治受難者有所補償。他也幫我在臺灣找到一位願接受委任的律師,我在那時到臺灣訪問。然而我們必須準備很多文件,諸如我們的出生證書等(現在我才知道父親在遺書中留下我們三人的名字)。當時母親還健在,她是在二○一○年過世的。但是,我仍然不知道父親為何遇害。

pic5▲1989年1月8日,陳雅芳與哥哥曾來臺到宜蘭白蓮寺陳智雄靈位前祭拜。(陳雅芳 提供)


  到頭來,在二○一二年五月,我和兄弟們突然接獲臺灣檔案管理局的信,通知我們可以到臺灣取回父親的書信和遺書的正本。我不明白為什麼臺灣統治當局的軍方把這些信件保存那麼久卻不交給我們,還有他們為什麼在根本不關心這些信件的情況下,仍繼續加以保存。原先,我弟弟和我準備在二○一三年三月來臺灣,但是在我們出發前三天,我弟弟必須先赴醫院一趟。現在我只能很悲傷地說,他在兩個月前(四月份)已經離開人世了。

  當我看到遺書時,我明白父親是為臺灣人的將來在奮鬥。他請求在日本的吳振南[7]博士照顧我們三個小孩。我想,吳博士應該知道父親的所有作為。但是,當我得知此消息時吳博士早已過世了,他的妻子、兒女則都是住在美國。[8]

  幾個月前,我搜尋網路並找到父親的漢字名,同時了解他的作為是早期臺灣獨立運動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寫信給美國、日本和臺灣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WUFI)辦公室,[9]美國的莊秋雄[10]先生回應,並說我應該在他返鄉時到臺灣來,所以,這一次我便在六月十九日來到臺灣。

  六月二十一日,在臺北的WUFI辦公室的會議中,我遇到劉金獅[11]先生,他告訴我父親在生命最後幾天,在監獄中的號碼為14號,牢房就在他的隔壁。他也給我看他在二○○三年去羅東拜訪我姑母的照片。

陳智雄遺書_給吳振南▲家屬自檔案管理局領回陳智雄槍決前,寫給妹妹陳秀惠最後遺書;右圖為原遺書複製件之一。(陳雅芳 提供)


  當我在三月來臺灣時,檔案管理局跟我說他們可以為我找出更多資料,並且給我一片光碟片。二○一三年五月,他們寄給我另一片光碟片。現在,擁有全部這些文件,我終於能夠開始了解父親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並且可以看到他的臉,即使是僅有的──他遭槍決前後的照片。但是因為我無法閱讀支那文,也不知道臺灣的歷史和政治,對我來說,要了解他如何遇害,或如何在一九五九年被從日本(他知道他將面對死亡)強迫帶回臺灣,並不容易。這些問題必須加以研究,我也會和想要進行研究的人分享這些文件。

  我希望家父犧牲生命,以及他在我生命中所失去的位置,最終能為我和為臺灣人所知。我有兩個小孩和三個孫子,而他們的祖父陳智雄的故事,也是屬於他們的資產。

  我想要感謝臺灣獨立建國聯盟和劉聰德[12](Lau Chhong-tek) 教授能夠讓我和你們說上話,並且讓我保持對父親鮮活的記憶。

 譯者後記:陳雅芳女士在記者會結束之後,返回印尼即開始生病,迄本文截稿時,她尚未痊癒。她說:「因為父親的死亡太過震撼,需要時間療癒破碎的心,特別是看到父親遭槍決後倒地,身體還汨汨地流著鮮血的照片……雖然,臺灣人把父親視為英雄,但是我卻從小就渴望見到父親而不可得。對我而言,這不只是關於一位英雄過世的感覺而已。畢竟,人們可以在欣賞過父親之後,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然而我卻是永遠地失去父親,並且過著艱困的一生。何況,這些種種還是在我苦苦等待、追尋父親蹤影六十年後的最近幾個月前才得知的真相……」
 不過,她也曾感性地說:「來到臺灣,彷彿回到自己的祖國」,而且「從諸位(臺獨前輩)的身上,我已經看到我的父親,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我非常想念我父親,我感謝諸位的好意與安排。我現在已經知道我父親和你們為何而戰,我完全認同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目標」,她也說:「希望父親的精神永不中斷」。同時她表示自己將會一直站在臺灣人這一邊,提供臺灣人任何陳智雄先生史料的資訊。因為她希望繼承父親的腳步,幫助臺灣獨立,她也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認同臺灣。這一次回臺灣,她希望能多看看臺灣美麗的風景,想想父親是否也曾經同樣看過這些景色?

[1] 艾琳達,人權工作者,從2003年起就開始進行關於陳智雄先生的研究。謝德謙,臺灣新聞記者協會暨國際記者聯盟(IFJ)會員。
[2] 有關陳智雄先生的簡介,請參考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臺北市:自立晚報,1992年。
[3] 先前資料指稱陳智雄先生的夫人為荷蘭籍,並不精確。
[4] 陳智雄以夫人為掩護,暗中提供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以支援獨立軍。因此,他被荷蘭軍政府逮捕囚禁達1年之久。
[5] 蘇卡諾就任總統後,有感於陳智雄的義舉,不僅待他如國賓,並且頒發給他榮譽國民證。諷刺地是, 在陳智雄加入廖文毅在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擔任東南亞巡迴大使後,蘇卡諾卻屈服於支那的壓力,將陳智雄關入獄中,等同於背叛陳智雄。陳智雄於獄中寫信斥責蘇卡諾,蘇卡諾自知理虧,於換得陳智雄放棄印尼身分的情況下,將其驅逐出境。
[6] 根據調查,陳智雄生前財產只剩100元現金。另外,艾琳達從檔案局的文件發現,陳智雄當年在屏東市永和里永和巷的一棟房屋亦遭沒收。
[7] 吳振南博士是前臺灣民主獨立黨主席、臺灣臨時國民會議議長與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副大統領。
[8] Vonny受訪時誤認前馬偕醫院院長吳再成博士係吳振南博士的兒子。經譯者向吳振南博士的表弟楊東傑醫師查證的結果,吳再成博士其實是吳振南博士的同父異母弟。
[9] WUFI,臺灣獨立建國聯盟英文簡稱,全稱為: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10] 前臺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
[11] 臺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創會會長。參見劉金獅等口述,〈劉金獅先生訪談紀錄〉,《白色跫音》,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頁21-48,2011年。
[12] 劉聰德,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兼任教授,曾任臺灣教授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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