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

【編按】原住民轉型正義與紀念館有什麼關係?台灣正處於「轉型時刻」,討論促轉法、向原住民道歉,成為焦點話題。國家是否設立原住民博物館,落實、深耕原住民歷史正義?如果設立,台東是最具有創造意義的地方,您認為呢?這篇論文發表於「歷史.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於2016年5月14-15日由台灣歷史學會主辦,論文經過修正,與大家分享。

文/曹欽榮

摘要


  從紀念館田野工作,感知戰後國家殺人的原住民案件轉型正義難題,超出一般所稱的「政治案件」範疇。本文從田野接觸當事人、文獻、原住民受害紀念化現象,理解強勢政權長期侵害原住民人權,突顯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意識。

_L4J1036.JPG▲綠島人權園區第一次開放綠洲山莊監獄內禮堂,作為園區第一個「導論式」介紹白色恐怖的展示中心,展場內有原住民受害的介紹。照片下方新生訓導處鳥瞰圖是受難者陳孟和(左1)專為此展所繪油畫。(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紀念館與觀眾溝通時,傳遞原住民歷史正義長期以來受漠視的事實,促使社會大眾勇於直面過去的「痛苦與恥辱」、困難的遺址,確立正義價值,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台灣政治文化。原住民歷史正義在部落還是禁忌的現在,總統當選人正式道歉的根據是歷史正義,當新政府提倡文化基本法,傾聽部落文化聲音、設立國家原住民紀念館,是記得歷史正義的長期工作。

  人權推廣教育本質上以活躍NGOs的公民社會為主,晚近研究轉型正義課題,指出NGOs活絡人權教育是重要指標,因此轉型正義中記憶計畫的紀念館由民間有志團體營運是創造性的選項。我國正處於「轉型時刻」,已設立各級的國家紀念館(或紀念地Memorials),亟需順應世界潮流於總統府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設立國家紀念地小組(或委員會),統整、指導國家紀念地政策並支援民間營運公立人權相關館及支持協助民間館,賦予我國人權委員會重視人權教育的特色。

關鍵字:紀念館、轉型正義、人權溝通、台灣原住民

前言


  本文所指紀念館是紀念公共領域人權侵害事件和受害人為主的特殊性當代紀念館(以下均簡稱紀念館),[1]我國的228紀念館、綠島/景美白色恐怖監獄遺址都是此類的紀念館,這些館的核心宗旨:與推動觀眾認識人權侵害歷史的溝通教育,密不可分。

  今天,社會關注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簡稱TJ)議題形成氣候;〈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已經立法院院會通過付委審查。界定轉型正義的處理期間,以二次戰後至1992年為期,引起原住民族、長期研究台灣族群、考古研究者提出原住民長期受壓迫的轉型正義課題。從聯合國有關原住民權利公約、轉型正義相關文件,反思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和處境,論者認為原住民歷史正義:返還原住民土地、主權、文化傳統等課題,必須另行處理。當此「轉型時刻」,台灣社會集體反思原住民轉型正義,論理說服的理據、和社會長期漠視對比,更顯得社會整體反省的可貴、以及我國轉型時刻的特色。觀察台灣紀念館現況,觀眾從館內相關資訊,很難同理心了解原住民過去的遭遇和其所造成的長遠影響。已設立紀念館立即可做的回應:運用特展、常設展和出版、推廣人權教育,傳遞移民後來者自我反省和被反省的真相及詮釋論述,積極正視並回應原住民的轉型正義課題。

  本文藉由漫長參與台北228紀念館、綠島/景美人權園區工作的田野採訪經驗,凸顯原住民歷史記憶的難題。當我們思考如何轉譯、詮釋白色恐怖「原住民人權」的歷史,運用於紀念館內外,進行人權溝通時,必須回答觀眾:兩千年之後,紀念館在不同政黨執政下,產生紀念館「自我轉型」的弔詭現象。

  檢視台灣紀念館發展軌跡,民主發展的障礙因素和紀念館作為的關係,互為因果。舉例而言,2000年陳水扁政府執政後,積極推動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2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紀念館籌備處揭牌,常設展規劃設定以國際人權、原住民族人權、228事件、白色恐怖、教育文化與勞動權(含婦女與兒童權益)作為展示主題,並陸續進行規劃。2003年12月,簽署兩公約、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和國家人權紀念館的政策計畫,均被當時的立法院國民黨多數所否決。2011年底應社會長期呼籲,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以綠島(2001年)、景美(2007年)兩人權園區(陳水扁政府執政期間設立開放)的基礎掛牌運作,籌備處自我定位「現以綠島、景美兩人權文化園區所呈現『政治人權』為核心,朝現地保存型博物館方向規劃經營。」[2]

  原準備設立的「國家人權紀念館」是以國家博物館之名紀念228事件,實現總統選舉承諾。籌備期間,以「紀念」任務為主的博物館,朝向呼應世界人權潮流的方向規劃,「國家人權紀念館」被否決之後,另設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07年);「國家人權紀念館」擴大、增廣常設展面向,其中「國際人權」凸顯全球人權憲章、公約和思潮變遷、轉型正義、原住民課題。十年後,「國家人權博物館」(2011年)出現,名稱字義表面上反而擴大「紀念」意涵,實質上卻自我限縮於監獄遺址所謂的「政治人權」。政治人權是指政治案件的人權侵害嗎?景美人權園區江南案監獄區自2008年之後關閉至今,是否避談國家暴力伸入海外?我們不禁聯想晚近軍中的江國慶案、洪仲丘案的教訓,監獄遺址的歷史具有提供公務體系、觀眾認識「國家暴力」的謹慎、警惕作用吧?

  長期以來,述說不要泛「政治化」社會的悖論之一,以國家、人權之名設立博物館,又限縮於「政治人權」、不談國家暴力?公務體系經營紀念館,是否令觀眾不解「政治人權」的區別?我國的各式各樣「紀念化」(memorialization)現象,反覆地挑戰我們:成立紀念館是為了什麼目的?台北市中心佔領大片土地的「紀念堂」、「自由廣場」並立,是最具有悖論的紀念物象徵?

  加拿大近30年來關於強迫同化原住民族孩童的譴責和補救立法運動,仍然遭到原住民、論者挑戰原住民的「土地和主權」問題(Hayner, 2010: 10);[3]但是,世界上首座人權博物館在2014年於加拿大開幕,常設展示主題比例,原住民族部分超過百分之10,佔常設展各單元最多比例。[4]加拿大人權博物館還曾參訪台灣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兩相對照,落差極大。[5]在台灣現有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紀念館的宗旨/任務陳述、法定地位,均含混不明之下,觀眾也難以辨識、更談不上對紀念館人權溝通的期待。

  我國不只沒有呈現四百多年來被壓迫、遷徙、消失歷史的原住民紀念館,而如何回應民主化過程的原住民運動,現有紀念館不曾辦過關於「原住民運動展」的重要性,至今也未呈現讓觀眾感受到原住民人權侵害的歷史。這種現象證實原住民學者的見解:「台灣強勢社群對於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之理解缺陷,尤其是台灣政府長期以來僅視原住民族為弱勢社群(團體),淡化甚至漠視原住民係國家建立前即已存在之政治實體。」(蔡志偉,2016)這是為什麼紀念館要面對「處理過去」、「修通」(working through)(安德魯斯,2015:168)、或如德國的「克服歷史」、「與過去同工」(aufarbeitung, working through the past)(Brito, Aguilar & Gonzaléz-Enrique, 2004:19)等認識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基礎工程。

紀念化行動的社會歷程

  當代民主國家的複數紀念地概念,在新的世紀之後,不斷增生演化,其中以紀念館或歷史遺址用來傳遞「歷史記憶」給觀眾,與觀眾對話「不正義」事件故事的場域,促發觀眾共同反思保障現在和未來的人權政策如何有所作為,最為特別。[6]台灣的紀念館在民主選舉風潮下陸續誕生,摸索前進,到底要依循一般博物館的規範、功能運作,還是清楚自身具有更特殊、強烈連結當代社會反省過去的紀念館任務?紀念館與觀眾之間環繞著:深入探討過去(含原住民族)、反思現在處境、建構平等的未來;觀眾穿梭於紀念館或遺址、事件地點周邊的空間環境,體驗過去到現在的時間動態流變,感知被詮釋、管理的歷史記憶。紀念館或遺址對當代觀眾產生了空間的「遺產現場效應」(heritage-site effect),[7]「記憶所繫之處」聯繫著:我們如何理解歷史記憶。[8]

  如此看來,當代紀念館不同於傳統紀念館,它因應民主時代來臨而誕生。它不會只是憑弔、紀念已消失的過往事蹟,它更著重於深入歷史事件之後、以至今天的社會變化、如何回應歷史記憶的積極作為。紀念的「作為」過程和紀念產物被視為是「紀念化」的現象之一,紀念館、紀念日是其中的具體有形和象徵產物。其中,人權溝通教育常常被視為民主轉型重要的社會紀念化工程,當代媒體傳遞、討論「紀念化」和「歷史記憶」的行為和意義,亦被視為重要的現象。

  最近有關紀念化的新聞現象:第一、軍方強行取回流失於民間的白色恐怖檔案引爆的新聞事件;第二、新一代年輕人關注於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所舉辦的2016年共生音樂節,活動往全台灣擴散;兩件新聞事件的負、正面影響提醒我們再省思紀念館扮演的認識歷史記憶和轉型正義關係的角色。原住民轉型正義課題處於媒體報導最薄弱的狀態,短期內要反轉長期以來「後來者強勢」霸權論說的「殖民史」、「去殖民史」,社會還需要整體的努力。

  台教會於2016年4月23-24日舉辦「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六場主題:基礎理論、各國處理經驗、加害人責任與司法追訴、威權象徵與歷史真相、被害人補償與財產返還/不當黨產處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第一場「基礎理論」第一篇陳瑤華、龔維正的論文〈正義的轉型與轉型的正義〉,提出「轉型正義處理模式的證成在於是否為整體式的取徑。聯合國提供的這個判準其實來自數十年來對於全球不同區域國家處理模式的經驗。當一個國家做的轉型正義有所偏、廢,就無法獲得證成。處置是否為『整體取徑』(holistic approach)成為證成轉型正義作為的重要判準。」該文認為台灣至少得做六項轉型正義工作:A.立法規定由國家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B.除罪;C.追究與審判加害者;D.立法規定可推斷為情治單位涉案的林宅血案、陳文成案重起調查。E.追討國民黨的不當黨產。F.…是否符合聯合國轉型正義的賠償準則…。研討會首場的觀點對應於最後第六場「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蔡志偉〈轉型正義乎?原住民民族歷史正義也〉、石忠山〈轉型平等的規範涵蘊-淺談我國憲政架構下的原住民族特殊群體權利〉;兩篇文章帶來:原住民轉型正義如何可能達成普遍能被認知的轉型正義核心目的:(1)回應過去侵犯人權受苦的人;(2)阻止相似受苦發生於未來。前者指從歷史紀錄之前、歷史紀錄開始至今,後者指當下及於未來。減少人們受苦,不就是轉型正義、當代人權工作的重要成分(Hafaner-Burton, 2013:x),認識人權受侵害、受苦的過去真相,就是紀念館最重要的溝通內容。「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分享國際經驗和我國的眾多問題,原住民民族歷史正義,需要「整體取徑」來處理,也需要整體性來理解。深入原住民當事人受苦的內容,正是「整體取徑」的一部分,原住民逐漸消失的傳統文化,更是「整體取徑」思考容易被忽視的部份。本文期待紀念館的人權溝通能於整體的時空縱深來思考和推廣:作為「人」的意義和昇華。原住民的歷史正義不只在於認知他們過去受害的真相,更在於原住民傳統「和解」文化對當代社會的啟發,一以貫之的誠懇態度和作為,是作為「人」的根本。

  紀念館是否意識到人權溝通背後,隱含著概念化理論用詞「修通」(working through)的道德行動?與原住民、與「人」一起工作,修通:轉型正義和紀念館的密切關係,[9]記憶所繫的紀念館擔負著「修通」的世俗文化使命,也是本文闡明的任務之一。紀念館長遠的「修通」工作在學術領域,很少被討論到它和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未來,紀念館應努力於「轉型正義」抽象觀念所蘊含的實踐社群平等的人權多向溝通,例如不斷辦理我國、各國比較觀點的轉型正義詮釋展覽、出版推廣,讓這些豐富的經驗普及性地為觀眾所認識和了解,尤其國際上相關博物館聯盟先後成立。[10]許多討論轉型正義的焦點,回到必須質問的核心原點:過去發生什麼事?真相是什麼?這是當代紀念館必須回答的特殊任務。

  近20年來筆者參與紀念館工作,接觸不少受害者及家屬,體會紀念館和生活的關聯性,常常反思在紀念館說故事,到底能帶給觀眾什麼樣的啟發。本文描述原住民田野工作的困惑,認為這是初步認識「真相」(如果有真相)的開始,以下描述和反思的書寫,留下的疑問遠遠多於答案。

  採訪原住民的田野工作,深深感受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深入人心的程度,超乎我們的想像,令人一再質疑「教科書式」倫理準則的教條化和60年前有何區別?我族「殖民霸權」論說,不論是課綱微調及主流出版的書寫,難脫「強勢中心主義」之嫌,《大江大海》觀點只是其中顯例。歷史的軌跡令人嘆息,《大江大海》的作者正是曾經主掌台北228紀念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的台北市文化局長、文化部長。

反思愛與希望/共生音樂會

  大江大海的「中原」想像,是否能理解達邦部落於「國家殺人」事件62年後,[11]還是得自我以「愛與希望」之名辦音樂會?縱然至今已大致明晰的「真相」,仍然無法解開部落的禁忌?部落誠懇相待、一以貫之的為「人」道理和文化,已難以恢復?今年,首度在嘉義鄒族原住民達邦部落由民間主辦的「愛與希望紀念音樂會」,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特別撰文〈作夢都想不到的事〉,他說:「父親生前作夢都想不到62年後部落竟然有管旋樂團演奏您喜愛的曲子和您的作品《長春花》吧!」[12]六十多年過去了,以音樂「紀念」最能撫慰人心、化解爭議?達邦第一次的紀念音樂會之前一個禮拜,高菊花於2月20日過世!筆者想起了第一次上山拜訪高大姊,行走在部落裡,她說:「多數族人至今仍不諒解高家」,聽來多麼令人心痛啊!高大姊晚年大病後,回到父親和祖靈守護的田野達邦;我們下山前請教高大姊:她現在最想要什麼?她說:如果有一套簡單的音響,她在山上可以與音樂為伴,那多好!音樂伴隨山居生活,才能遺忘平地紅塵種種,聽了不禁令人鼻酸!

20050517_L4J1644_劉振祥.JPG▲2005年5月17日綠島人權音樂祭「關不住的聲音」,高一生家族:高英傑(右,高一生次子)、高崇文(中,高英傑次子)、高美英(左,高一生六女),一起演出高一生的音樂創作〈春之佐保姬〉。陳水扁前總統出席綠島音樂祭指示,綠島人權園區由文建會接管,並應受難呼籲,公開要求國防部限期公開檔案。(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今年山下的台北都會凱達格蘭大道,年輕朋友連續四屆舉辦的共生音樂會,設定的主題聚焦「女性、原住民以及三月屠殺」展覽。筆者受邀出席共生音樂會展覽區的「真人圖書館」活動,擔任第二場講題:「二二八和轉型正義」,特別提到國家「欺負」一位女性:高菊花的故事、湯守仁等案的特殊性。[13]回想將近二十年前,筆者就在二二八和平公園(1995年改名)一牆之隔內的台北228紀念館(1997年,228五十周年開幕),連續三年(1996-1998)參與紀念館的全盤規劃、常設展計畫之時,受難者高一生的研究還很有限。根據張炎憲老師團隊採訪集結的口述成果,[14]紀念館出現了「大屠殺:雲嘉平野」單元,展出嘉義原住民高一生等受難的故事。台北228紀念館2011年改變後的常設展,以「受難曲」單元縮小原來「大屠殺」單元展示空間,現在難以辨識原住民受難的故事在哪裡展出?搜尋台北228紀念館網站、及其「二二八文學與藝術」分類,「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等關鍵字,均無資料。原住民於228、白色恐怖發生了什麼事?已設立十九年的紀念館,網站資料闕如?

  所謂「政治案件」的後續嚴重影響效應,成為「禁忌」,至今仍然陰魂不散,籠罩達邦山野部落、族人。部落長年禁忌未除,以「愛與希望」籌備第一次舉辦的紀念音樂會,「愛與希望」為名真的能夠化解禁忌嗎?何時山野部落的人心能夠清朗?2016年3月號《二二八通訊》文章〈關於塔山之歌:愛與希望音樂會〉,詳述為了舉辦達邦第一次紀念音樂會,所帶來的歷史記憶的影響,需要我們深深反思;主辦者已事先意識到辦音樂會前,必須面對部落長期的禁忌。「徒有二二八紀念碑卻從未有二二八紀念活動」,達邦鄉公所前於1996年設立二二八紀念碑,彷彿是某種官方儀式的短暫存在物,眾人視而不見;這是位於上阿里山公路經過嘉義市郊彌陀路上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民間於1989年設立)的縮小版紀念碑。「因達邦部落社區理監事會仍不能接受二二八這名稱,所以改名為『愛與希望音樂會』並舉辦系列活動。」部落終於能接受舉辦音樂會,雖然主辦者「先與族人訪談以了解部落忌談二二八的癥結」,但是禁忌仍然是禁忌。隨著已經出現的大量檔案「證據」,研究論文一篇接一篇書寫,歷史真相並沒有因而被普遍認識,因此而化解部落深層禁忌的意底牢結。紀念館因此負有認識當下問題、並為觀眾「知的權利」有所作為的任務意識。

  〈塔山之歌〉文章直陳:「1950年代白色恐怖統治遍及全台,連深處深山中的原住民部落亦不能倖免。1952年6月起,國民政府在阿里山鄒族部落散布高一生、湯守仁『貪污』的耳語,先動搖族人對他們的信任。9月,以開會為名,逮捕鄉長高一生、警官湯守仁、樂野村長武義德、衛生所主任杜孝生、達邦村長方義仲、警員汪清山,羅織貪污、通匪、叛亂等罪名,判處死刑及各項徒刑,造成鄒族部落對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極度恐懼,及對受難者的譴責。」統治者恐懼失去權力,威嚇部落族人;每個人隱藏著內心的恐懼,使得受害者關係人彼此互相譴責?不只在山上,平地亦然。恐怖統治下的人們「內心警總」至今未解除的疑惑:國家暴力壓迫下的受害者被譴責為什麼不顧個人安危、家庭親情,去做那樣的事(縱使什麼事也沒做、縱使所做是為了眾人的公益),恐怖統治定了每個人內心的罪──受害的人都有罪?

  部落族人的「譴責多集中於當時鄉長高一生的身上,究其原因則沒有具體的答案,顯現族人對高一生的不能諒解起因於當時國府對家戶發送宣傳單,抹黑高一生貪污、叛亂,致族人責怪高一生。長一輩對高一生的譴責形成部落對二二八的禁忌,雖然老輩已凋零殆盡,但後輩傳承長輩對高一生的印象,仍將二二八視為部落的禁忌。」高一生不是在白色恐怖時代被殺害嗎?為什麼「二二八」的禁忌如此漫延人心,甚至跨越幾個世代?現在,如何化解每個人「內心的罪」?當初如何綿密運用統治機器,機關算盡,謀殺族人?今天,請用最大誠意上山昭告族人及台灣社會,他們無罪、政府有罪!可能嗎?總要找出最誠懇的方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善意刊登了文章,可以做的事:將《二二八通訊》發送到每一位鄒族族人手上,甚至進行公開座談、採訪族人,雖不一定能療癒,至少讓「真相」更清晰。

六十多年後,當政府進行轉型正義立法之時,「最大誠意」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我們是否至少不再稱為「湯守仁等叛亂案」、「政治案件」,而稱為「國家謀殺原住民人權侵害案件」?「國家殺人案件」?只有如此,才能永世警惕!強勢移入者幾百年來所為,不是如此嗎?檔案中一再出現受害人「叛亂」,我們能依據檔案解讀出真相嗎?已經發給受害人和家屬的「恢復名譽證書」,能夠真正解消加害、受害各自的罪嗎?能被視為法律上的除罪化嗎?至今,加害政權的遺緒說法,有各種理由:「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不得已的」、「該負責的人已經過世」?誰能接受有無數受害者找不到加害者的社會,是正在進行「正義」轉型的社會?部落族人能理解「音樂會籌備期間可發現政府沒有積極把二二八事件處理完善,當初家戶發送宣傳單對受難者抹黑、羅織罪名,致使部落族人誤認當事(族)人罪有應得,造成族人對受難者的責難。」誰罪有應得?不只在鄒族?六十多年過去了,怎麼做政府才能被接受「積極完善處理」,今天是否來得及積極處理、化解部落的禁忌?

採訪原住民田野工作

  現在我們看到國家殺人的「宣傳單」[15]在桃園復興鄉泰雅族的版本是:「為林匪瑞昌高匪澤照執行死刑告角坂山胞書」,不到千字的宣傳單於1954年4月(4月17日鄒族4人、泰雅族2人被槍決),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桃園山地治安指揮所」具名,這份不尋常的宣傳單在部落「各處張貼」公告:「同胞們:今天要告訴大家一件事,那就是甘心賣國殘害同胞的匪諜份子林瑞昌、高澤照二犯,已經層奉核定執行死刑了。為了揭露他們兩人的罪惡,並使大家能澈底明瞭,特將他們兩的犯罪事實分述如後:一、參加匪黨,陰謀顛覆政府:…。二、營私舞弊,侵吞農場公款:…。以上所提出的兩項,只是林匪高匪較大的罪惡,其他一些劣行,這裡還未有全部提到。…同胞們:按他們兩人的身份來講,是應該為我們做事情,代老百姓謀幸福的,誰知他們喪心病狂,參加匪黨,甘心賣國,剝削貪污,禍害人民。今天這兩個匪徒,在天理、國法、人情、正義伸張之下,執行死刑,正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希望大家為了自己的幸福和安全,嚴防匪諜,檢舉匪諜!…附帶的要忠告那些執迷不悟的匪諜份子:政府仁愛為懷,自首之門,經常敞開,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敗子回頭金不換,重作新民保中華!

25.jpg▲2002年6月5日,林瑞昌的長子-林茂成(2015過世)受訪時,指著牆上照片:蔣介石巡視桃園復興鄉,林茂父親林瑞昌(左1),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6人,於1954年2月6日由蔣介石批示,於1954年4月17日槍決。(曹欽榮 攝影)


  所謂「仁愛」的詞語可隨時替換為「恐怖」威嚇的時代,赫然出現毫無法治觀念的告示言詞:「層奉核定執行死刑」,「宣傳單」語言形塑「算計」的體制,透露出「統治者可殺人」的帝王思維,對照其他檔案中蔣介石批示:「槍決可也」,今天讀之,仍然令人不寒而慄![16]

  正因「殺人」恐怖政策持續四十年後,部落人心未得解放!當年,沒有錢為父親林瑞昌下葬的長子林茂成「將遺骨甕安置在家中佛櫃內長達30幾年之久」(林茂成,2005:10),1993年9月於復興鄉家中附近設置「樂信.瓦旦紀念園」,父親才得安葬故土。樂信.瓦旦的資料文獻由林茂成長期珍藏、整理,為先人保存獨一無二的「證據」,我們才得認識被稱為泰雅先知的樂信.瓦旦。戰後原住民牽連二二八、白色恐怖最常被提到的典型案例「湯守仁等13人案」,「南北原住民菁英6人被槍決」對家族、部落族人的長遠影響,不能簡略帶過,紀念館也不能自我限制在所謂「政治人權」或「政治案件」的理解局限,否則無法傳達原住民自主立場的觀點給觀眾,而為他們所深入了解?採訪原住民的田野工作,在緩慢過程中展開,無數疑問擺在前頭。

  2001年夏天開始,筆者負責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陸續認識多位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害者。透過陳英泰等前輩引見,分別於2002年6月拜訪了桃園復興鄉林昭明、林茂成前輩、8月前往竹東拜訪葉榮光、邱致明、曾金樟、王宗霖等前輩,運用田野訪談記錄,於2002年12月10日,在綠島舊政治犯監獄「綠洲山莊」(1972-1987年)開放的100坪禮堂展示場,「導論式」介紹白色恐怖和1980-90年代民主運動,包含簡要說明原住民受害的故事,戰前/戰後原住民世代間的受害關係,隱約出現。展場內播放著集合十多位受難者口述的影片《白色見證》(2002年10月錄製),雖然錄影了林昭明前輩,卻因各種因素,沒有出現於影片之中,這是個重大遺憾。林昭明個人記錄影像再出現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已是近15年之後。「綠洲山莊」禮堂的導論式展覽,因為官僚主張加強禮堂結構(僅一個樓層),展區於2007年被拆除、消失。

  等到2004年為數甚多的白色恐怖檔案出現之後,整理出不同原住民案件的時序:「湯守仁等13人案」(1950年10月)、「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林昭明等8人案」(1952年8月)、「邱致明1人案」(1964年1月)、「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相關王阿繁、高澤清2人案」(1964年7月)、「山地青年團邱致智/李義平等7人案」(1969年4月,山防隊)、「高時運/王宗霖2人案」(1972年6月,山防隊),檔案難以解讀不同時間陸續發生的案件互相關聯性。陳素貞持續研究高一生的事蹟,1994年出現採訪達邦/鹿野山上族人的採訪稿;林昭明、葉榮光、王宗霖、邱致明、高英洋長短不一的訪稿,一起出現於1999年由原住民史料研究社出版《回歸歷史真相:台灣原住民族 百年口述歷史》;1990年代初,張炎憲、許雪姬分別採訪了高菊花、高英傑、高英輝、武義德等;2014年林瑞昌么子林昌運自撰稿出現於桃園人權史口述書《重生與愛》;2015年,《獄外之囚》以紀念館之名出版口述,其中出現原住民和家屬口述。隨著檔案出現、陸續的研究成果,呈現不同途徑的書寫,分析「案情」。口述、論文各自有深入觀點,雖然加深認識原住民受害問題的特殊性,紀念館恐怕還是無法、不足以向觀眾說明清楚:原住民案情的歷史背景的縱深。觀眾難免引發更多的疑問,紀念館和觀眾有必要多向溝通討論;從達邦2016年音樂會背後現象,山上部落族人的禁忌牢結,可窺知:如何述說「真相」的難題一二。

  陳英泰、郭振純、陳孟和等三位前輩,於2005年9月陪同前往嘉義樂野拉拉吾雅社區拜訪武義德前輩,綠島「同學」多年未見,互相擁抱,他們以日文對話:獄中、別後。2006年8月15日,郭振純前輩陪同先到嘉義市拜訪高英傑;下午,再度上山拜訪武義德前輩,這次武前輩特地帶我們到高山部落的幾個地方:228之後原住民青年的山地操練場、當年密藏武器的隱蔽地點。山林田野的實地走訪經驗,回應了檔案中所記載的有關部落私藏武器,是真是假?換個立場想想:一再被強勢者欺騙的原住民,如何於戰後新統治者到來、228動亂中尋求自保呢?地下黨人又如何於山地藏匿、甚至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如何於山上召開會議等檔案記載,顯得似真實又跨大?最終誰能決定誰還能繼續活著?

060815_079.JPG▲2006年8月15日,政治受難者郭振純(右)陪同拜訪武義德(左),武義德特地帶筆者尋訪228之後原住民青年的山地操練場、當年密藏武器的隱蔽地點。(曹欽榮 攝影)


  2010年8月17日,為了《綠島e光》紀錄片,再度前往達邦高一生舊居,高菊花、高英傑、高英明都在山上;當日下山到樂野會見了武前輩、湯守仁兒子湯進賢。這次相見除了高英傑,解讀了父親高一生的最後家書字裡行間的族群使命的遺言。遺言裡寫著:「…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著。水田不要賣。」高英傑幾十年後豁然地說:「『水田』就是我們的家族、自己、還有我們的家庭,甚至還可以說是我們的族群不要出賣自己的意思![17]同行的郭前輩於四年前,特別指出遺書中的白色長褲、「方巾」的日本文化意涵,象徵死亡雖然將至,穿就白褲、使用白方巾包裹著遺物或遺骨,純白象徵靈魂高潔。《綠島e光》紀錄片,以達邦高一生墓園前的山野景色拉開序幕,高英傑站立在父母的墓園前,遙望著對面高山層巒,說著話:

「這麼久的時間,有這麼多人在關心我們,在天之靈,你安心吧!我父親最後的一封信,我們很容易看出來,因為他要我母親縫紉一些白色的褲子給他,同時需要三十見方的白色方巾,就知道父親將要走了。後面特別提到說,山野跟田野跟山林都有他的靈魂在。特別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在公餘做的水田不要賣,他講的東西比較上,很重視最後一句話,不然最後一句話不會這樣寫。後來我跟家裡的人,尤其跟我在東京的妹妹研究這句話,才知道水田的意義,涵義非常大。就像杜鵑山一樣,杜鵑山是什麼呢?並不是只有高家這邊的杜鵑山,而是整個鄒族的區域,都像杜鵑山一樣,水田不僅是高家的水田、高家的家族,不僅是這樣,也可以說是鄒族所有的族群,包括我們自己的領地的意思,『不要賣』就是不要把自身糟蹋!沒有想到他們六個人,原住民的菁英六個人在被槍決以前,每一個人都有留話,當場由參謀來記錄,這裡面我父親和汪清山,差不多都為了家庭的事情來拜託,但是我非常感動的是湯守仁寫的,就是說:請政府不要像對待我一樣的對待山胞,這句話我感到非常的感動,一直記在心裡。」

  祖先留下自己的領地,不要賣!卻一再遭到國家侵奪,復興鄉泰雅族林瑞昌的祖父以降四代間的族群傳統活動領域,如今已難以恢復?2014年採訪林瑞昌最小兒子林昌運,他的家庭已常住烏來幾十年。[18]鄒族的情況呢?高家除了大姊高菊花,已無人常住山上。高英傑常常懷著感恩心情,接納許多人的關心。我們能夠順利上山錄影,感謝高老師一向和善待人。在父母墳前,一起祭拜、打掃墓地之後,開始錄影。影片幕起的這段動人的話語背後,傳達了豐富的訊息,短短兩三分鐘,觀眾傾聽到的或許有更多的疑惑:水田不要賣、縫紉白色褲子、白色方巾等的文化隱喻,很難在畫面閃過時立即穿透,為觀眾所理解,一般社會大眾需要更多的說明來揭開謎題。而高英傑所提到湯守仁最後的遺言講了什麼呢?

解讀檔案、文獻

  從檔案中看到湯守仁在獄中多次陳情山地歷史和遭遇,請求當局諒解;他每次陳情不忘提到為了部落新一代族人設想,濃縮成高英傑所指的最後遺言:「請政府不要像對待我一樣的對待山胞」。一語道盡:雖然已無法期待於強勢者,卻憂心於族人未來的生存。

  細讀檔案的紀錄,恐怖體制計畫的死亡令「層奉」簽署前,湯守仁奮力諫言,誠摯心意卻無法穿透權力者的孤行。他在將近八千字的日文「一個失自由的高山同胞自述」裡,序言以世人眼中的「蕃」開始述說自身族群處境,如今我們同理心看待「自述」,感受一種再簡單不過的「身而為人」的真摯態度,如同你我能夠想到的最根本祈求:「被世人叫做『生蕃』『蕃人』,用一種潛在意識看做民度〔文明程度〕較低野蕃劣等民族的我們台灣原住民族,所謂山地人,在於過去,向開化經過如何路途,到今現狀怎樣?」獄中娓娓道來,想必心情翻騰,註記的時間是1954年1月19日(不到3個月後被槍決),分成八項說明:「一、山地人移居山地的沿革;二、山地人向開化生活的經過;三、霧社事件發生的根由;四、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五、台湾光復当初的黑暗時期;六、新希望;七、回顧與前望;八、愚見:…。」湯守仁總結當下看法、表白原住民歷史實情、不忘為族人和山地青年請命、建言:「⑴当局過急於檢肅匪諜,民心有些微恐慌之感。因有被嫌疑二三年还沒定罪呻吟在冤獄的人决不一二人。…⑵鑒例於太平洋戦爭時期高砂義勇隊在南方作戦建立了輝煌的功績,際此反共抗俄,消滅共匪凖備反攻大陸拯救大陸同胞之今日,組織山地特殊部隊,以備來日山岳戦者,我们山地人定喜足雀〔躍〕志願從軍,将來定必能建權偉功。可報答政府鴻恩尽國民之義務了。⑶設立山地行政專管机構,重奌的推行事業,以期收効費少功倍之果。我们常聽取,当局更比日治時代以上花了很多的経費努力於山地的発達。⑷遷移山地人移住於平地之平地化政策,須要詳密周到之考慮。⑸復說山地青年修鍊道場,实施教訓。⑹設立山地農業講習所,養成技術人員图謀改進発達山地農業。山地農業技術幼稚,天然條件異於平地農業,故其從前所有栽培之農作物,從而有特殊之品種,種類。

  幾百年來不安中的山地族群生存命脈,仍然看不到曙光。這份自述對照林瑞昌更早之前所寫〈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1951年2月《旁觀雜誌》)分為八點:一、山地問題在哪裡;二、山地行政史的回顧;三、山胞特性與應注意之點;四、現行山地政策之得失;五、什麼時候才可能結束山地行政?六、山胞應採行之生活方式;七、山地行政費籌措的我見;八、結論:「…積極從事改進,相信山地在二十年後不會再有落後的同胞存在;…」。[19]三年後,林瑞昌遭到槍決,妻子一年後過世,留下遺族八人;二十年後,堅忍族群的命運,仍然不得安心。

  從以上2004年官方檔案大量出現之後、以及遺族珍藏的重要文件、2008年國史館出版《戰後台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一)(二)兩冊,對照閱讀,戰後原住民案件的特殊歷史正義的縱深,拉長了幾百年。

  《戰後台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編輯者何鳳嬌於〈編序〉說明:「將事前的偵伺、跟監、佈置到逮捕、審問,以及最後的判決、執行和財產的沒收與發還等資料編輯成書。第一冊的內容包括:壹、成為目標;貳、天羅地網的跟蹤報告;包括中國國民黨的報告〔就此而言,國民黨黨史館有多少檔案涉及人權侵害的紀錄?〕。第二冊的內容包括:叁、偵訊筆錄、自白書與口供;肆、當事人對指控的回應;伍、拘押審判與執行;湯守仁等人於1952年9月10日被拘押、審判,上呈至國防部、總統府時,刑期改變,蔣中正、蔣經國父子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角色不容忽視。」編者認為:「發現與其他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案件相同的幾點特色:(一)符合統治者之中心思想、(二)望文生義、(三)惡法亦法、(四)不採用證據法則、(五)核閱制度」。1954年4月17日槍決前,「卻又深怕阿里山原住民有所行動,還做了特別的佈置:(一)為怕行刑前走漏消息,嚴守機密,甚至對行刑家屬亦未言明。(二)派警加強監偵湯守仁等人之家屬及親信分子。(三)派員加強警備山地各重要交通要道。(四)執行後,由縣政府、警察局、指揮所聯合組織宣撫小組前往吳鳳鄉各村宣佈湯守仁等人之罪行,…四人之家屬予以撫慰,…」兩冊厚厚彙編,只是少數被選輯出來的檔案。槍決前統治體制對鄒族的「特別布置」,對照復興鄉槍決後的「宣傳單」,國家之算計可謂深謀?

  范燕秋於〈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等叛亂案〉論文,指出曾「閱覽較為完整的檔案紀錄」,因為編輯設定,「選輯無法包含其他重要人物如高一生或林瑞昌等的資料」。該論文「依據官方檔案紀錄,本案件涉案者的罪名主要有二:一是匪諜叛亂罪,另一是貪污罪。…,重要問題在於漢人社會的政治鬥爭為何及如何禍延原住民社會?而且,為何是這兩族菁英而非其他族群被捲入這個案件?此外『貪污罪』又如何成立?或如何成為當局政治算計的一部分?」(范燕秋,2009:222)該論文於「結語:案件的意義及影響」,指出:「兩族群菁英被國民黨政府認定是參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係反政府的異議份子,突顯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政治鎮壓的延續性關聯。…伴隨國共內戰趨於激烈而推演至第二階段,成為國共鬥爭之下的犧牲者。」(范燕秋,2009:251-252)從收押到槍決,「第二階」顯然需要分析更多檔案,以了解統治當局「非我族類」的「深謀」盤算。

  目前,縱使已經有不少研究論文指出該案對原住民的長期傷害,更難回答的提問:「重要問題在於漢人社會的政治鬥爭為何及如何禍延原住民社會?」(范燕秋 2009:222)這一反問隱含政治鬥爭是否介於「漢人社會」、或「國共之間」、或「統治集團內和之外」的鬥爭?反問也直陳:不只二次大戰後,嚴重傷害原住民,四百多年來「強勢者殖民」的實態又如何?范燕秋論文的結論:「林瑞昌與高一生等在族群內部遭到嚴重的污名化,成為族群心理的禁忌,更被利用作為打擊異己、壓制族群的自主發展。此外,國民黨政府透過本案整肅鎮壓有族群立場與主張的菁英之過程,相對的也扶植親國民黨或為國民黨所運用的族群代理人。換言之,在這個政治案件之中所應注意的,不僅是兩族群菁英如何被整肅、鎮壓的問題,而且必須留意國民黨如何藉此監控及掌控整個原住民社會。」(范燕秋,2009:252)黨國監控體制於山上、山下以「敵我」之分,長期「分化」的統治策略,如今仍然運行?黨國認為鄒族問題已被徹底解決,因為「鄒族不團結」?北部泰雅族「團結」,但是死灰復燃?

  2004年開始,檔案局出現為數甚多的白色恐怖檔案,按照時序羅列官方所謂的政治「案件」,更能理解黨國體制如何無所不在,持續監控原住民社會。體制系統性布下的天羅地網,雖然於1980年代中期台灣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原住民運動,陸續突破,網洞擴大,恐怖大網仍然罩頂。從「紀念化」歷程來看,二二八、白色恐怖最被關注,而原住民受害的歷史記憶,隱晦至今。雖然,2015年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出版林昭明個人口述紀錄影片,林昭明以年邁之齡,道出最有力的一句話:「把權益拿回來!」這句簡短話語所代表的真意為何?對照林昭明於1999年自撰的長文,[20]我們需要反覆再三地理解:他說了什麼?原住民歷史必須重新被認識、尊重、理解,不只林昭明期待,我們每一個人「族群換位」想想,共同期待更深地互相理解,回望島嶼土地先來後到的倫理認知。

歷史正義的文化訊息

  對照1947年6月8日樂信.瓦旦(林瑞昌,林昭明伯父)等人以漢名具名向省府遞交〈臺北縣海山區三(山)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譯文〉、[21]林昭明紀錄片、自撰長文,以及湯守仁在獄中所寫「一個失自由的高山同胞自述」的婉轉訴求。[22]我們或能從當事人的懇切言詞裡,體會林昭明為什麼從「以台灣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見證人的身份,揭露長期以來被忽視、遺忘、甚至被惡意曲解,污蔑的一段歷史。」說起,這是祖先好幾代人在傳統領地不斷遭遇外來者入侵,付出了慘痛代價的歷史,連祖先「墳地」都要悲憤地棄置,如何能遺忘?是你、是我,會遺忘嗎?林瑞昌等的〈陳情書譯文〉最常被引述這一段話:「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歷歷陳述北部泰雅族失土之痛:

日本帝國之野心下,日清戰爭之結果,日本占據了台灣,以強權平定了平地。…對山地開始討伐,經過四年之抗日戰爭,眾寡不敵,…失守祖先墓之地大豹退居大溪地區之山地,分散居住。…為收復祖先墳墓之地,與同志相謀,再復起奪回,…終告失敗,永遠無法復帰至今。…原來我們台灣族(高山族)是台灣的原住民族,往日住在平地,以歷史看實為明顯之事。歷年由大陸或其他區域移入台灣之各種民族,壓迫謀害現住民族,漸漸逃入山地,為保持民族,佔居要害之地,抵抗外侵。因此隔絕了文明文化,被稱為蕃人,實為悲痛遺憾,此就是台灣族(高山族)耿耿於懷之事。一直到清國時代,我們角板鄉台灣族(高山族)自大溪郡關門為起點大赤柯山、石龜抗山、自石山、自石鞍山、大豹山、雞寮山、熊空山、加九嶺做為境界線,…。嗣後日本以日清戰爭之代價佔據了台灣,日本人企圖搾取山地資源,最先以甘言美語著手製腦事業,自平定平地後,明治三十五、六年間,遂漸執行山地行政,種種惡宣傳,意志之疏通,及差別待遇等因素,發生製腦事件,以隱匿土匪之罪名(事業上隱匿逃入大豹之平地同胞)提出武力政策,開始討伐山地。…於明治四十年(民前五年)再次反抗日本(蕃匪事件)…,但日警由平地增援,再次敗退,被奪回隘勇線,復帰墳墓地大豹社之願望亦帰于水泡。嗣後隘勇線架設鐵絲網,其警戒設施愈來加重。日本政府增設理蕃課採取懷柔政策。…全山帰順後,採取集中移住之政策,陷于集中在少區域之窮困生活。…悲哀的弱少民族,被政治壓迫無法抵抗而經四十年之久忍痛等待達成再度會面父母兄弟之靈之願望。…脫離日本之壓政,還帰自由平等,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之我們,應復帰祖先墳墓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我們盼望復帰故鄉,懇請体卹實情惠予復帰故鄉,如能復帰墳墓之地,平地同樣課稅亦忍痛接受。

揣想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不到半年,當時林瑞昌如此大膽建言,想像他心中對新來到的政府當充滿了無限的期待和希望,鼓起勇氣一五一十向當局坦言原住民族幾百年來的困境和切膚之痛。他自己的身世和祖父、父親的歷史衝擊,使他戰後謹言慎行,還是無法辨識在台灣、中國之間的漢人你死我活的鬥爭本質。平地的「漢人」所認知的「祖國」國共兩黨,孰優、孰劣?行動者是否更能篤定地判斷呢?二二八風暴之後,國民黨不可信賴,寄望未可知的「祖國」心情,從口述歷史中斑斑可考。當時,地下黨到底能為台灣和原住民帶來什麼希望?幾次地下黨的「解放台灣」通知,卻更作實檔案記載官方指控的「叛亂」?國共兩黨是反認知國家「殺人」的歷史、政治責任?

03.jpg▲2002年8月6日,陳英泰(左1)、林昭明(最右)陪同下,前往竹東拜訪「山防隊」原住民受難者:王宗霖(左2)、曾金樟(左3)、邱致智(左4)、葉榮光(左5)。(曹欽榮 攝影)


  林昭明以族群主體的思考說:「我從來也不是共產黨員,自救同盟也不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但是,我當時並不知道中國的政治鬥爭這麼殘酷,我腦中對此一點概念也沒有。我既沒有做出對不起原住民的行為,也不曾想過利用自首給自己一個自清的機會,我深信所做所為合於正義,何必用自首來否定自己發起的運動。最後,他們還是說出我的名字,這對我是一個教訓也是一個經驗。…我需要知道『誰』真正關心原住民?『誰』真正的寬容?這需要長期的社會實踐才能夠證明的。任何人只要表示他的誠意和關切,都受我歡迎。」縱使以不同族群立場來理解這一番話,仍然感受到林昭明心胸開闊的說法;受害幾十年之後,林昭明高度期待多元社會的來臨,期待實現共榮的政治制度:

「台灣現在走上民主憲政制度的道路,社會風氣變得更自由、開放,也愈來愈有保護地球的觀念,能夠高談保護環境、自然生態、動物和森林,並且大力推行,同樣是人的少數民族為什麼不保護?原住民和他們的文化也有生存的權力!

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多樣性的,為不同的人而存在,文化、語言、思想和人種都不一樣。如果只有一種音樂可以聽,只准許一種思想,這個世界豈不是非常無聊,不適合人類居住?各式各樣的文化、語言和思想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應該互相尊重瞭解。但是坦白說,我欣賞這樣的社會,不論是原住民、外省人、河洛人或客家人,可能的話,在民主憲政之下,彼此和睦相處並互相尊重,建立臺灣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少數民族的權益和文化特別保護,讓他們自己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而不是由外人控制。

今日原住民青年擁有我們當年缺少的時機、環境和條件,自己要努力善加利用。用耕耘的態度,首先把祖先遺留下來的智慧加以記錄、整理,有了這樣的基礎,文化才能發展。接著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寫文章,把現代文明和科學知識轉化成我們自己的文化。…現在社會開放了,漢人朋友也知道需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甚至一起關心和研究,這樣台灣的文獻就多樣化了!不再是優勢群一個人的。原住民青年也要腳踏實地地研究學問,不卑不亢地和漢人朋友合作,要有開闊的胸襟的視野,才不會盲動、衝動。

Utux[23]在Tayal(泰雅)的話裡代表看不見的力量,也就是神、真理、自然;Utux smpun就是真理的裁決。年青人要有追求真理的熱情,爭取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權益,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年我們為了這個夢想受到決定性的打擊,是否將來能夠出現讓不同族群共榮共存的政治制度,我想還是要繼續努力吧!」

最後一段話裡「真理的裁決」、「繼續努力」的心情,當可作為當下台灣進行轉型正義的受難者心情註腳。林昭明於影片中所說:「把權益拿回來!」,不是一般受害者爭取回復權利的意思而已,是「爭取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權益,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再次「族群換位」思考,島嶼上不同族群的共同願望,難道不是期待「共榮共存的政治制度」嗎?新的世紀,「還是要繼續努力」的各族群,不管是你或我的族群,為了實現普同性的人權平等原則,歷史正義將不只是導正戰後的人權侵害,原住民案件導引我們反省「更早的過去」歷史。

  我再度想起2011年在達邦晴朗山野錄影,高家姊弟三人,她/他們很自然地在舊家門前合聲齊唱父親高一生所作的歌曲〈移民歌:大家來吧!〉(漢譯歌詞):「兄弟姐妹們 我們要出發前往優依阿那(Yoiana)了 那裡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我們出發吧」。出發吧!認識共存的過去,在我們這個世代還有機會創造消除不正義、和解的大環境,攜手前往自由思想、共榮的「優依阿那」吧!

紀念館是土地記憶所繫之處

  紀念館記憶所繫是為了描繪土地上「優依阿那」的世界,所以我們紀念先行者,記取教訓。我國的紀念館如台北228紀念館(台北市政府,1997)、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07,二二八基金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文化部,2001綠島、2007景美人權園區)、高雄戰爭與和平紀念館(高雄市政府,2009)、嘉義二二八紀念館(嘉義市政府,1996),或如民間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室(1998)、鄭南榕紀念館(1999)、慈林紀念館/台灣民主運動館(2002,2015新館)等,這些紀念館常常被稱為「記憶之所」、「記憶的地方」,源於它們與「不久的過去」記憶反覆進入當代社會「紀念化」議題有關。當台灣社會進行〈促轉法〉討論的同時,如何處理「更早的過去」原住民的歷史記憶,已進入了當代議程的行動,否則無法想像總統當選人於選前承諾、總統就職演說再次宣示向原住民道歉,是根據什麼樣的歷史正義的理解?真誠道歉的配套措施會是什麼?原住民學者指出憲政架構下的「轉型平等」觀點(石忠山,2016),為了實現平等、自由、互相尊重的文化觀,能逐步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設立原住民長期人權受侵害歷史的紀念館,推廣人權教育,是實現真誠道歉的選項之一。長期而言,原住民紀念館能夠持續實踐、再認識原住民的歷史正義,主動意圖的「再記憶」行動。

20100606_059.JPG▲由綠島東北角的牛頭山望向左側綠島人權園區,紅瓦區為前綠島技訓所,現在是中研究綠島海洋工作站。紅瓦區後方是兩個階段政治犯監獄的所在:新生訓導處(1951-1965)、綠洲山莊監獄(1972-1987)。(曹欽榮 攝影)


  戴麗娟擇譯法國史學家皮耶.諾哈主編的Les lieux de mémoire出版《記憶所繫之處》,她於〈譯者導言〉特別說明:「書中所處理的不僅是具體的歷史建築、紀念碑、紀念館、古蹟等等,也牽涉到許多象徵與抽象概念。而且重點不是在研究這些記憶之處的客觀存在,而是每個時代的人們如何因為當時的需求來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義:這些事物若有值得被記憶之處,並不完全在於它本身具有可被記憶的特質,而在於透過它,後人可觀察到的是國族經歷過的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情感的糾結。」(戴麗娟 2012:12-13)

  紀念館或遺址是可見、可感的記憶所繫之處,觀眾如何理解紀念館「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義」。紀念館最重大的任務在於人權溝通教育,最核心的意識是:我們是否於當下投入思想和情感,而能為未來的一個又一個世代的人們有所理解「新的意義」。運用紀念館觀眾溝通的多種方法,就是為了紀念館與觀眾在社會互動中彼此投入情感,因此產生「再記憶」的影響。認識原住民的歷史正義,需要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集體的面對「一個又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與情感的糾結。」有了這些土地生活經驗的時空再記憶,一個具備初步人權意識的民主台灣才能為我們所共同珍惜。

  戴麗娟也指出:「這些記憶所繫之處早已經超越純粹空間、地理的範圍,而容納許多象徵物、分野標準、抽象概念如世代、左右派之分、法語靈妙之處等等。」(戴麗娟 2012:10)紀念館恰恰是傳遞具像、象徵物、抽象概念的所在。諾哈的法文新創名詞「lieux de mémoire」隱含了必須要有「記憶的意願」,他對「記憶」的說法:我們如何「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諾哈 2012:19)諾哈所說的「再記憶」很顯然指涉必須有「記憶的意圖」,設立紀念館是記憶的意圖,紀念館因為機構任務的意圖,為了使觀眾能夠「再記憶」歷史的任務、目的,紀念館的當代特殊性「意圖」更加被突顯出來。

  台灣的紀念館處於社會「轉型時刻」,不只面對令人強烈質疑的歷史記憶的真相是否為真(長期忽視原住民受害歷史、台灣的認同政治強烈分歧),它的關鍵作為在於投入思想與情感,探究事件和消失人們(平埔族群、各時代受害者)的事蹟所造成的影響。紀念館「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過去事件的歷史記憶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新的文化經驗。本文舉出一般被視為戰後原住民「政治案件」背後,其實隱藏著長期人權受侵害的影響,期待我們善用紀念館的溝通平台,傳遞給觀眾「再記憶」的論辯。

  紀念館的一切任務和作法,指向了道德高地的準則,認識不遠或更早的過去真相不易,但是每個人都能夠在每一次參訪紀念館感受得到、有所認識、理解:「意圖」遏止侵害人權的作為,是社會的共識,否則下一個被侵害的人可能是你或我。紀念館因此帶給觀眾重新認識國家、政府體制「永不再犯」的道德意涵和誡律;阿根廷真相委員會報告書名為《絕不重演》(Nunca Mas)(Hayner, 2010:33-34),提醒政府絕不「再犯」。

結語

戰後,無數受害者,並不會因為族群因素而免除統治體制的人權侵害,一般所言「外省族群」受害比例偏高,是部分事實;強勢統治階層獨占特權也是部分事實的一體兩面。相對來看,原住民族群受害比例偏底嗎?還是受害族群的歷史縱深,世人視而不見,族群一再面臨存亡的抉擇?當代所謂「種族滅絕」罪行,不僅指戰爭或武力所造成的滅絕為世人所不容;長期仇恨心態、自我中心主義,都可能隱藏長期無形地「人欺壓人」的情況,致使語言、文化消失於無形而無法挽回;「同樣是人的少數民族為什麼不保護?」林昭明提出直指核心的呼籲!

  當代社會為了永續保護多樣文化、人權的合法性,因此立法是基本的。積極推動〈文化基本法〉將在新政府扮演前瞻角色,我們必須傾聽並關注原住民各部落的聲音,或許原住民紀念(博物)館是未來持續傾聽的有用機制,挑戰當下社會是否不斷往「修通」的道路前進。原住民紀念館的意義,在於台灣從長期受苦人們的歷史養分中,認知「修通」是謙卑的文化思考內涵。我們期待真正敞開大路,面對土地上的人們先來後到生活於島嶼至今的彼此真實過去,尊重你和我的自由意識,不再受限於血緣、族群因素,謙卑誠實地向原住民族道歉,開啟「和解」團結的文化之路!

  晚近研究轉型正義的成果,指出真相與和解的機制所扮演的角色,形形色色,份量愈來愈重。不論追求真相、賠償、心理療癒、恢復權利、歷史記憶、紀念化事業、地方傳統文化等等轉型工作,有一點甚為重要:活躍的NGOs團體、甚至跨國非政府組織,都扮演積極的角色。國際社會新興的紀念館聯盟,顯現了活絡人權教育的重要指標,筆者出席三次相關國際會議,觀察各國NGOs團體主辦和出席踴躍的情況,認為轉型正義中記憶計畫的紀念館,由民間有志的團體營運紀念館是創造性的選項。我國正處於「轉型時刻」,已設立各級的國家紀念館(或紀念地Memorials)多年,方向不明,各自分立。筆者認為順應世界潮流於我國總統府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並於委員會內成立國家紀念地小組(或委員會),統整並指導國家紀念地的長期政策,訂立支援民間營運公立人權相關紀念館及支持協助民間館的指導方針,結合社區、社群由下而上參與紀念館營運,是回到人權教育貼近觀眾對話的創新作法,而且賦予我國重視人權紮根教育的特色;有些方案立即可行、有些方案在接下來幾年必須為「整體性」思考而準備,這將突顯我國轉型正義有關歷史正義的作為,對國際社會具有典範案例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專書

  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台北市:文建會,2006年)。
  2. 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市:行人,2012年)。
  3. 何鳳嬌編,《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湯守仁案》(一)、(二)(台北縣:國史館,2008年)。
  4. 吳叡人,〈「台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的初步政治史重建〉,《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年)。
  5. 林昌運,〈原住民菁英政治受難回顧〉,《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年),頁285-301。
  6. 范燕秋,〈原住民菁英的整肅:湯守仁等叛亂案〉,《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9年),頁222-252。
  7. 茱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台北市:聯經,2015年)。
  8.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社,1994年)
  9.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嘉義平野二二八》、《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
  10. 許雪姬訪談,〈高菊花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獄外之囚》(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年),頁33-66。
  11. 陳素貞,〈杜鵑山變奏曲〉、〈冤情告白〉,《台灣文藝》,新生版第2期(1994年4月)。
  12. 陳武鎮,《判決書:陳武鎮油畫集》(台南縣:通譯國際,2010)。
  13.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年),頁117-142。
  14. 楊和穎主編,《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05年)。
  15. 麗依京.尤瑪採編,《回歸歷史真相:台灣原住民族 百年口述歷史》(台北市:原住民族史料研究社,1999年),頁97-136。

論文

  1.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台北市: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論,2011年)。
  2. 曹欽榮,〈歷史交響詩──白色恐怖口述與跨領域研究初探〉,《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八期(新竹市: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08年3月)。

研討會

  1. 石忠山,〈轉型平等的規範涵蘊-淺談我國憲政架構下的原住民族特殊群體權利〉(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23-24日)。
  2. 曹欽榮,〈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台東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人文思維與社會實踐的新介面──社會企業與東台灣發展」學術研討會,2015年10月16-17日)。
  3. 蔡志偉,〈轉型正義乎?原住民民族歷史正義也〉(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23-24日)。
  4. 陳瑤華、龔維正,〈正義的轉型與轉型的正義〉(台灣教授協會主辦,《轉型正義與法律》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23-24日)。

英文專書

  1. 1.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éz-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2. Emilie M. Hafaner-Burton, Making Human Rights A Real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3.Priscilla B. Hayner, 2010, Unspeakable Truth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3. 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4. Sharon Macdonald,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網站

  1. 台北228紀念館:http://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
  2. 加拿大人權博物館:https://humanrights.ca
  3. 「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毋通袂記!我在這裡!〉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6/03/01/%e6%af%8b%e9%80%9a%e8%a2%82%e8%a8%98%ef%bc%81%e6%88%91%e5%9c%a8%e9%80%99%e8%a3%a1%ef%bc%81-2/
  4. 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站: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754&keyword=%BF%CB%B1%DA

影片

  1. 《白色見證》(台東縣:觀光局東管處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2002)
  2. 《綠島e光》(台東市:台東美學館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2010)
  3. 《林昭明口述史》(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

其他

  1. 〈關於塔山之歌──愛與希望紀念音樂會〉,《二二八通訊》,2016年3月號(台北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6年3月)。
  2.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摺頁。

 

[1] 參考曹欽榮,〈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發表於「社會企業與東台灣發展研討會」(2015年),該文指出:「特殊性當代紀念館」,指當代社會設立的博物館,用以反省二次大戰前/戰後「不遠過去」的事件,多數是「紀念」性質,有些是「告誡」性質、有些甚至不自稱為博物館,以蒐集文獻為主而不收藏文物的著名例子,如德國柏林「恐怖地形學」檔案中心、紐倫堡「法西斯與恐怖」檔案中心(困難遺產的典例)。
[2] 參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摺頁。
[3] 參考Priscilla B. Hayner, 2010, Unspeakable Truth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4] 參見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頁154-156,分析加拿大人權博物館,以實踐公民權利為目的。
[5] 2013年11月22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辦「國外人權博物館」交流。
[6] 晚近的研究參考:Macdonald, S.: 1.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 2013.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Routledge.前者探討反省德國紐倫堡納粹遺址紀念化變遷及遺址現地和城市人權教育的各種現象;後者討論歐盟各國面對轉型正義的紀念地現象。
[7]「heritage-site effect」,這個詞彙是筆者從註3兩本書和實務工作綜合的心得而來,暫時稱為「遺產現場效應」,界定為遺產現場和人們(包括觀眾、導覽員、管理人、遺產周邊的社群等)的互動所產生的「再記憶」行為和影響。
[8] 參見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記憶所繫之處」的有形、無形隱喻,對於社會大眾加深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的作用,有待探討。
[9] 參見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論,2011);〈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收錄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年),頁117-142;該文最早公開版本參見〈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刊登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5卷第1期,(2012年3月)。
[10] 1992年開始舉辦國際會議的「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INMP,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 for Peace),筆者曾經參加2005年西班牙格爾尼卡、2010年日本京都國際會議;1999年創立的「良心遺址國際聯盟」(ICSC,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轄下的「紀念公共暴行的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ICMEMO,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於2001創立;人權博物館國際聯盟(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FIHRM)由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英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群轄下的「國際奴隸博物館」(International Slavery Museum)於2010年發起創設,並衍生出「為了博物館的社會正義聯盟」(SJAM, 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等組織。這些博物館社群形成了新興的和平、人權、社會正義等的博物館聯盟,與全球最大的博物館社群ICOM互動。
[11] 2007年,吳叡人發表〈「台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的初步政治史重建〉,收錄於《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該文標題直陳「殺人事件」。
[12] 〈關於塔山之歌──愛與希望紀念音樂會〉,《二二八通訊》,2016年3月號(台北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6年3月)。
[13] 參見「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毋通袂記!我在這裡!〉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6/03/01/%e6%af%8b%e9%80%9a%e8%a2%82%e8%a8%98%ef%bc%81%e6%88%91%e5%9c%a8%e9%80%99%e8%a3%a1%ef%bc%81-2/。(2016年4月22日瀏覽)
[14] 張炎憲等採訪紀錄,《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社,1994年);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嘉義平野二二八》、《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
[15] 楊和穎主編,《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5),頁104。
[16] 參考陳武鎮,《判決書:陳武鎮油畫集》(台南縣:通譯國際,2010)。該畫集運用很多檔案進行創作。
[17] 參見曹欽榮,〈歷史交響詩-白色恐怖口述與跨領域研究初探〉,發表於《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八期(新竹市: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08年3月)。
[18] 參見林昌運,〈原住民菁英政治受難回顧〉,《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年),頁285-301。
[19] 參見楊和穎主編,《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頁109-113。
[20] 參考麗依京.尤瑪《回歸歷史真相:台灣原住民族 百年口述歷史》(台北市:原住民族史料研究社),頁97-136。
[21] 參考楊和穎主編,《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頁102-103。
[22] 參考何鳳嬌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湯守仁案》(台北縣:國史館,2008),頁818-849。
[23] 「utux涵括了神、鬼、祖靈,以及靈魂等意象」。參考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站: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754&keyword=%BF%CB%B1%DA。(2016年4月26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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