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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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5年10月16-17日台東大學舉辦「人文思維與社會實踐的新介面──社會企業與東台灣發展學術研討會」。我分享「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雖然是論文形式,主要目的期待社區力量透過詮釋綠島政治監獄遺產,帶來新民主文化紮根於社群。論文定稿後預定收錄於台東大學人文學報,我小修了定稿,獻給台東的朋友,也希望6/19周日上/下午到台東美術館、生活美學館分享新書《奇美博物館:幸福夢想》,和大家共同努力於文化紮根地方。
 
 

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

-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

Remembering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Heritage and Sustain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nterprise

曹欽榮
Tsao Chin-jung (also known as Ronald Tsao)

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President
Taiwan Art-In Design & Construction Co., Ltd. D.

摘要:

  東台灣的綠島東北角於白色恐怖時代所設的政治犯監獄於2001設立為人權紀念園區,2011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園區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管理。以「人權」之名所設的園區是否以國家之名敘述國家歷史、還是國家侵害人權的歷史,將是博物館的挑戰。

  藉助遺產、博物館、人權、文化、社會企業等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本文檢視已開放十五年的綠島人權園區命名和任務的難題、挑戰與矛盾、內涵,以及我國人民爭取人權的歷史脈絡,浮現出人權園區的治理機制何去、何從的疑問。本文分析人權和遺產之間的關係,認為以地方社群為主體,導入詮釋人權歷史的「社會企業」精神和作為,有益於東台灣的各方整體發展。

  從跨領域學科的研究,探討當代台灣社會的人權、公共領域,本文認為綠島具有我國歷經民主化過程中「探索自由人權」的遺產獨特性。透過永續遺產觀點和觀光長遠發展的批判策略,導入「社會企業」的文化治理概念,將帶來廣泛的在地住民和區域多元文化、民主發展的挑戰。同時,這樣的遺產有機會成為亞洲的典範。

關鍵詞:綠島人權園區、人權、自由遺產、永續性、社會企業

Abstract:

  Located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Green Island southeast of Taiwan, the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Memorial Park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2001. The park, which is on the site of Taiwan`s former prisons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during the four decades of “White Terror,“ was transferred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Preparatory Offic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on December 10, 2011. Given the term “human rights“ in its nam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ark`s function is primarily to elucidate national history for the State or relate the history of the o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by the State will be the museum`s prime challeng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in diverse fields such as heritage, museum studies,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social enterprise, this essay reviews the dilemmas, challenges, contradictions and meaning of the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Park during its 15 years of operation, the core themes in the historical struggle by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doubts which have surfaced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ights park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This essay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maintains that placing local communities as the subject of and using the spirit and practice of social enterprise to interpret human rights history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eastern Taiwan.

  From the angle of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public spher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society, public space, this essay maintains that Green Island represents an unique heritage for “exploring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process of our country`s democratization. Introducing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social enterprise“ through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heritage concept and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an bring widespread challenges for local resident communities, cultural pluralism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kind of heritage has the opportunity of becoming a model for Asia.

Key terms: Green island Human Rights Park, human rights, heritage, sustainability, social enterprise
 

壹、前言

  位於台東外海的綠島東北角於台灣白色恐怖時代(1949-1992年)所設立的政治犯監獄,[1]1987年7月15日解嚴之後,綠洲山莊監獄廢棄十多年,法務部準備再使用為一般監獄,經社會呼籲,終於在2001改設立為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園區經過多年規劃、調查、擴大範圍、先期開放、文史調查、重建、改建、製作展覽、營運等,及中研院海洋工作站進駐;2011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園區掛牌納入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主要辦公處所位於台北景美人權園區)營運管理,現在稱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以下簡稱「綠島園區」或「園區」指名稱和範圍、或「綠島遺產」指園區屬性)。[2]

  設立園區的原意,是為了紀念過去爭取民主、自由的先行者,然而,以「園區」為名,功能上它是博物館(或紀念館)機構,本質上屬於「遺產」(Heritage),具有探索人權歷史、島嶼生態、深度觀光的多重互動性,筆者以遺產動態觀點,稱之為探索「自由人權的教育遺產」。[3]另外,白色恐怖歷史跨越四十年時間,園區是最具有代表性和獨特性的遺址。它的現在和未來的作為,關係我們理解上個世紀戰後台灣,從獨裁體制演變到民主體制的「遺產」特質。在籌備處轄下,它是否以國家之名作為敘述國族的歷史象徵,還是以國家曾經長期「侵害人權」作為敘事人民為主體的歷史呢?參考國際博物館界討論此類特殊性當代紀念館共同關注的「任務」議題時,[4]轉型正義是其中重要論辯的範疇之一:記取體制犯罪責任和教訓,從憲法、司法體制改革,以避免國家暴力再犯,並推廣、保障人權教育措施等。[5]

  園區已設立十五年,歷經兩次不同政黨執政。2003年民進黨設立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後被立法院否決撤銷)、2007年成立景美人權園區,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民主化後誕生的紀念館,作為轉型正義的記憶計畫機制的一部份,對台灣而言是全然的新興文化事務。[6]綠島園區的「任務」除了「紀念」性質之外,並以記得過去「人權侵害」及啟發觀眾「人權」概念和保障人權為使命。[7]但是,從設立到現在,有關白色恐怖歷史的園區,歷經各種爭議。[8]本文回溯園區過去歷程、命名及任務陳述的難題和矛盾,探索遺產和人權關係,認為社區必須積極參與遺產,開始嘗試以社會企業概念介入,「詮釋」具有探索自由人權特質的遺產,挑戰艱鉅。

貳、挑戰和再思考

  從原點出發再思考這些挑戰:為什麼要記得綠島?透過什麼方式記得?記得什麼內容?「記得」這件事的社會程序對社區、當代台灣社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和好處?[9]思索這四項問題,和本文的關鍵字:人權、自由遺產、永續性、社會企業,和園區的未來,互相交錯。換個說法,本文的問題意識是:以「人權」為名已經設立於綠島的「國家級」遺產,同時面對島嶼環境永續性的課題,[10]創新的社會企業概念及方法介入遺產經營,是否對地方發展產生更佳效益,同時有益於中央、地方、NGOs多方多贏的社會任務?倡議新興事務、創新方法,不一定能立即得到明確方案。至少,突顯出綠島遺產的難題(conundrums)和矛盾(conflicts)、價值內涵(connotations)、與社區(communities)的關係。[11]地方草根組織或非官方團體的活力,嘗試以「社會企業」概念和操作介入遺產經營,想像和實踐人權社會的新面貌,攸關東台灣整體發展。

  站在東北亞國際關係和區域地理的視角來看台灣,在東南海上「邊陲」島嶼,設立以「人權」為名的遺產,對新興民主國家台灣有何重大意義?從各國設立相類似遺產的比較觀點來進行了解,如1994年開始民主選舉之後的彩虹新南非的羅本島,是比較觀點下的重要例子。該案例表徵南非長期種族隔離下所造成人權侵害的離島監獄遺址,象徵南非在處理轉型正義過程中運用全球著名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特殊性。[12]羅本島已於1999年登錄為聯合國(UN)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13]審判曼德拉的檔案於2007年登入世界計憶計畫。[14]南大西洋的羅本島、北太平洋的綠島,歷史脈絡迥然相異,但是人類奮鬥、爭取自由的象徵意義,遙相呼應。遺憾的是二二八檔案、以及綠島園區、白色恐怖的相關檔案,目前尚未為國際社會討論遺產時所注目。[15]台灣以現行國家之名很難走入國際社會之際,尤其UN的相關組織;民間組織在國內運用社會企業介入綠島遺產,協助島嶼、地方邁向一個新願景的未來,走向國際社會,創新且具挑戰性。以下檢視園區的內外歷程、難題和矛盾,認識園區的挑戰,以迎向未來。

參、園區內外歷程

  我們為什麼要記得綠島?島嶼於1949年改名為綠島前的名稱是「火燒島」──它是台灣白色恐怖的代名詞。園區到底留下什麼值得我們設立遺產,檢視過去,面向未來呢?台灣戰後處於外部長期冷戰下的島嶼防衛鏈一環,內部一黨獨裁的白色恐怖高壓統治體制;同時,綠島關押許多「匪諜」、「台獨」政治犯,被視為神秘的小島,漫長40年,「火燒島」成為民間有關白色恐怖記憶的象徵符號。設立園區之後,陸續產出的個別政治犯故事,連結綠島、遺產、遊客的敘事想像,與官方命名的「人權」抽象指涉,顯示出眾人對「人權」概念的認知光譜、層次的落差。

園區開幕_S_097▲2002年12月10日 陳水扁前總統在出席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先期開放的開幕式後,由受難者陳鵬雲(1927-2016,前排戴帽者)代表陪同巡訪新生訓導處遺址,並建議將新生訓導處納入園區範圍。(潘小俠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為什麼過去我國民眾所通稱的「白色恐怖」指涉,現在以「人權」兩字代稱?在台灣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前後出現幾次使用「人權」的重要時點,或可參考。例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三次重要宣言:1971年國事聲明、1974年我們的呼籲、1977年人權宣言(同時,國外有美國總統卡特推動全球人權外交政策)。[16]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黨外高舉「國際人權日」的意義;1984年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我國自1970年代以來,爭取自由的民主運動,高舉「人權」之名,受到國際社會自二戰結束後的「人權」宣言、憲章、公約等的後續發展影響,這些國內外以「人權」為名的思潮、運動、口號、節日,方便引用,以為奧援。另外,1970年代以降,海內外救援台灣政治犯的紀錄,陸續公開出版,顯現了以「人權」關懷的全球性行動。

  台灣解嚴前後,民主運動中挖掘二二八、白色恐怖的「人權侵害事件」,演化為民主化中追求歷史真相的平反議題之一。1990年,最後一批政治犯30多人從綠島釋放,同時,綠島劃入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觀光發展為重心。綠島從監禁封閉之島,走向自然觀光,此時還缺乏有關遺產的想像。1990年代開始,受難者和社會呼籲保存白色恐怖記憶,於跨世紀前的1999年由民間人權教育基金會,推動完成台灣紀念白色恐怖首座「綠島人權紀念碑」;[17]此刻,政治犯監獄變身成為「人權教育」遺產的想法,還未被提出來(曹欽榮,2014)。接著,2000年中央政府首度政黨輪替,2001年,交通部觀光局開始著手規劃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在這樣的背景下,綠島設立以「人權」為名的紀念碑,接著以「人權紀念」命名園區。之後,有受難者及家屬認為「人權園區」是假「人權」之名,踐踏受害者血淚累積的歷史。政治犯監獄設立為人權園區的爭議,未多面詮釋,互相說服,達成民主共識,往後將不斷引爆後續爭論。

  另外,2002年中央政府擬在台北設立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朝野幾度折衝,2005年被立法院否決。透過行政權成立園區,單就園區名稱,莫衷一是,已歷經數次變更,[18]甚至遭致受難者、社會抗議。之後也並未從多方爭議中,產生積極性的名稱定義,並促使博物館更清楚陳述任務的意義。名正言順,對文化常設機構而言,涉及博物館任務、宗旨、政策的思辨和實踐的方向。十五年間,園區名稱中不變的是「綠島」、「園區」兩個詞。2008年國民黨重回中央執政,文建會曾經拿掉「人權」兩字引發社會強烈反彈,之後再代之以「人權文化」園區。不論以「人權」、「文化」、或兼而有之的名稱,實質內涵是什麼?名與實一直在難題與矛盾之中困擾著園區和台灣社會?
 

肆、難題與矛盾

一、園區命名的變化

  台灣解嚴已近三十年,從設立台北228紀念館,到成立綠島、景美園區,「紀念化」過程所完成的紀念館歷程,也將近二十年。紀念漫長白色恐怖,以「人權」之名設立園區,有別於紀念二二八,直接以事件通稱命名紀念館,如台北228紀念館。該館自1997年開館至2002年期間,[19]曾委託民間法人團體臺灣和平基金會經營,這是「社會企業」想法介入的案例。後來到底是政治力影響、還是什麼因素?引發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龍應台極力想收回經營權,該案例成功與否並沒有深入分析的文獻。[20]台北228紀念館在文化局收回經營權之後,至今,其博物館使命與成效,需要深入探討?[21]這裡特別指出上個世紀末,「社會企業」概念未進入台灣之前,曾經有民間非營利組織經營紀念館的案例。

  綠島首度出現博物館名稱,最早於1999年從「催生白色恐怖活體博物館-保留綠洲山莊」公聽會,接著同年「白色恐怖史蹟紀念館特區規劃案」公聽會。民進黨中央執政後,2000年11月行政院核定「綠洲山莊規劃成立史蹟館或紀念館」案,2001年2月行政院核定「綠島人權紀念園區專案小組」,6月進行「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至2002年12月)。「白色恐怖」紀念館名稱轉為「人權」紀念園區,當時是否已順著過去民主運動時期使用「人權」兩字的脈絡,還是隱含著模糊策略,避開政治立場的爭議,抑或是認知園區的「人權」兩字雙向隱含必須追究過去「人權侵害」罪責的國家責任,以及現在和未來積極保障「人權」政策和立法作為的義務,「人權」被使用於命名園區意義為何?後來,園區更名不斷,是政治決定還是官僚體制建議?「中央」政府經營園區,至今十五年,與地方民意、民間組織、社區連結性強或弱,以下兩段簡要討論。

  2009年文建會(主委黃碧端)刪除兩處人權園區中的「人權」兩字,改名為「文化園區」,景美園區甚至已公告招標,準備提供藝術家進駐幾乎達百分之八十的全區政治犯監獄空間,引起社會極大反彈。前述「人權」兩字雙向隱含的意義,是不是爭論背後的重要脈絡,不得而知,但是「人權」意義也未被博物館突顯出來。園區機構認識歷史不足、缺乏由公共領域論辯和公民討論博物館的「任務陳述」,應是出現重大衝突背後的主要因素之一。[22]這一因素至今是否消失,還是暫時平息?人權與文化並列的園區,是否預示未來紀念館的名與實仍然會遭遇下一波挑戰?總之,論辯此類紀念館新興文化事務的不同視角,常常引爆「政治」話題,產生了影響博物館經營的終極目的。[23]

  綠島、景美兩園區加入「文化」兩字,是否和長期以來文化相關單位在全台設立各種「文化園區」、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慣性有關,[24]而忽視設立的脈絡背景,值得深究。而「文化」是否被高級品牌化,甚至通俗化、商品化,需要另文討論。[25]我國的人權園區為什麼以「人權」之名設立,之後經過衝突和更改,加入「文化」兩字?是為了實質的「人權文化」教養目的嗎?當代紀念化過程以事件直接命名的紀念館作為名稱,在國內外為數甚多案例,如前述的「台北228紀念館」(1997,台北市政府預算)、「國家二二八紀念館」(2007,內政部預算)。而紀念民間多數人共同的「白色恐怖」長期歷史記憶,為什麼不直接稱為「色白恐怖紀念館-綠島政治監獄」呢?除了如前所述認知「人權」兩字,在我國推動民主的歷史上具有一定的脈絡意義之外,紀念館命名是否放入「人權」兩字,還需要博物館於「任務陳述」和政策裡,清楚說明「人權」的多重意義和確認執行計畫的實踐成效。

二、博物館任務陳述

  以上討論,顯見博物館命名、任務和設立原意、歷史脈絡關係密切,先來檢視官方定性說法。綠島園區沿岸多數潮間帶區域,早已列為都市計畫地質保護區,除了見證過去人權侵害的歷史,地球演化史的地質自然生態,造就了園區美景,人為命名卻常常疏忽對整體環境更久遠自然生態的認識。園區內的後期政治犯監獄綠洲山莊及八卦樓(1972-1987)先於2005年9月29日列為歷史建築,2014年1月27日園區全區登錄為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類別的文化景觀。[26]依據文資局公告的評定基準:「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價值、具時代或社會意義」;其他:指定/登錄理由、發現原因、簡要描述指出:「其文化景觀內涵包括了『歷史事件場所』、『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築的景觀』以及『具有高品質風景特色』的地景、海岸和島嶼等海景,適合學術研究,具有教育的重要性等價值」。[27]文資局所登載的評定基準偏向普遍性原則的描述,雖然登載內容無涉「人權」教育或思潮,但仍屬重要,卻未被載入籌備處的任務或宗旨的陳述裡。任何新博物館不斷從任務陳述和研究成果,向社會宣告明確方向,理之常情。但是,園區名稱內的「人權」兩字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分散敘述於籌備處的各類資訊的分項說明之中。[28]

  再者,籌備處於網站介紹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內容時,提到:「當前園區工作重點包括:係以歷史遺產現址保存;發展負面文化遺產觀光;戒嚴時期人權發展歷史及島嶼生態,全方位推展文化遺產與自然生態觀光旅遊。」敘述中涉及上位層次的遺產或博物館政策。籌備處「全方位」描述綠島園區,對照、比較該處介紹「景美」園區,只描述一般性博物館功能及「人權教育推廣」,很明顯突出綠島園區的特質,[29]但是受難者和地方建議博物館設於綠島,中央政府卻一直沒有具體回應。目前,缺乏籌備處各年度所提各項執行計目標的年度報告或年報,另外,籌備處落實兩園區歷年工作項目之差距、預算執行是否傾斜,深入檢視這些落差因素,當會發現值得強化的方向。

  台灣民主化過程伴隨著「紀念化」歷程而設立不同目的的官方、民間當代紀念館至今,歷史記憶一直在紀念館內外競逐,更甚者,試圖否定對方的歷史記憶,這些現象背後隱含著國族認同的分歧。台北228紀念館於2011年更換常設展後,引起歷史責任敘述不明的討論,筆者曾指出紀念館設立的社會動能因素和公共領域的重要性,認為:「個人、集體記憶經驗在紀念化過程所產生的互相連結、再強化、豐富化,是促成紀念館誕生非常重要的隱性因素。這樣的社會動能提醒我們,確保民主的生活方式,除了從政治體制、司法體系政策的設計積極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更重要的是紀念館存在的價值在於:促進人民普遍重視民主、人權的生活經驗,形成對政府施政的壓力,促成重視人權政策的傳統,這是紀念館無形中所帶來的文化觀點,這一點是紀念館為民主鞏固細水長流的貢獻,是紀念館尚未被探討的公共領域面向。」[30]

  對應東、西方紀念二戰後七十年的新聞報導,公共領域所反射出來的思維,差別極大。東亞反省歷史的牽絆因素,影響台灣紀念館對歷史的認知和詮釋。2015年,國家爭奪歷史話語權、解釋權,在台灣國內外紛爭更為熾烈。從高中生「反黑箱課綱」到卸任國家副元首參加「反法西斯」閱兵、「共寫歷史」說法、現任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國際場合自願被稱為「先生」,一場歷史、文化延燒的爭戰,沸沸騰騰。紀念館對與己身有關的歷史真相的社會爭議,並未於公共領域裡說明,「無語」狀態是否反映了紀念館的角色困境和矛盾?在台灣,二戰前後的歷史真相和詮釋,目前隱含著:在國內──台灣相對於中華民國;在國外──中華民國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東亞及世界。來訪台灣的國際旅客參訪兩園區,逐漸增加,園區如何回應來自國內外觀眾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好奇和疑問呢?

  討論至此,如果以紀念「過去」歷史而稱為「台灣白色恐怖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或「台灣白色恐怖紀念館-綠島政治監獄」等,能更符合遺產設立的原始本意嗎?以國家之名設立「人權文化」的園區,在論辯博物館的任務陳述,並未被突顯出設立宗旨為何?籌備處公開出版品或網站,亦未就博物館的「任務陳述」和實際執行計畫成果或難題,以年報方式表達,已如前述;加以台灣內外政治環境反射自身與周邊國家歷史關聯的特殊性,此類博物館的現在名稱或未來命名,都需要於任務陳述裡更具說服力地說明「人權」的意義和博物館政策。

  此刻探討命名與實質內涵、價值,重新思考遺產和人權的緊密關係,討論社區、社會企業介入,或許能拓寬不同的論辯視角。不少研究者如Helaine Silverman, D. Fairchild Ruggles, Michele Langfield, William Logan, Máiréad Nic Craith, Sharon Macdonald[31]等著作或論文中,告訴我們:擴大公共領域,由NGOs參與「人權」相關的公共事務和博物館,社會將更具有民主活力,並且貼近大眾的民主生活。
 

伍、內涵:遺產與人權的關係

  什麼是遺產?1972年聯合國UNESCO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之後,開始登錄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名單,當時遺產明顯分為有形文化、自然兩大類,[32]著重保存遺產的有形建築、遺址,及自然景觀。

一、遺產、人權概念的發展

早期討論遺產還未涉入人權領域,人權學者也較少跨入文化遺產和人權之間交錯的領域。遺產概念及實務自1970年代發展至今,愈來愈趨向於被全球普遍地接受。各國競相申請遺產登錄,藉由觀光增進人們認識遺產的機會。但是,隨著遊客跨越國界旅行,遺產觀光蓬勃發展,帶動了遺產治理的廣泛議題。1990年晚期到2000年早期,遺產全球化(Harrison,2013)研究開闢了新領域,將遺產視為社會及政治建構的產物,不同於早期聚焦在遺址及有形建築的保存。遺產反映了地方承繼下來的文化表現,印證了小至個人、家庭,大致社群、國家的認同,並且認為那些所繼承下來的遺產,值得我們尊敬它及保存它。我們因此與遺產生活在一起,遺產所在的社區是最直接利害與共的關係人。

  台灣的遺產概念是否因民主自由化和地方社區營造環境而逐漸普及,綠島園區是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個案。不過,台灣民主經驗引來國內外遊客好奇的旅行現象,[33]提醒我們要記得綠島遺產為什麼值得保存、有什麼寶貴的內容?用什麼程序去讓遊客記得?前者指的是遺產的內涵和價值;後者指的是建構使用及治理遺產、和社會互動溝通的過程。保存內容和觀眾記得的程序,相互影響。

  回顧二次大戰之後,1945年底紐倫堡審判確立七項原則,[34]雖然國際法界討論不斷,但是1948年聯合國通過「普世人權宣言」30條,預告了一個不只未來持續論辯「人權」意義的思潮變遷。各項「人權」憲章、公約在聯合國推動下,階段性陸續被各國簽署,國際社會漸漸形成公約共識的趨勢,甚至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這段國際人權的發展過程,台灣正在經歷白色恐怖,漸失國際舞台,人權議題在台灣處於政府禁止、人民爭取的對照狀態下。

  遺產一直隱含著普世標準及文化相對主義的論辯,因於各國遺產觀光持續加溫,學界呼籲文化多樣性帶來的影響,促成有形遺產、無形遺產、人權和文化對話的關係更緊密地被討論,更嚴肅地看待遺產和人權的關係。國際遺產學界認為:「遺產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象徵的和經濟的養分、意義、及對人類生活的尊嚴。它合法化領域的和知識的所有權,是形成社會認同的關鍵因素。」(Helaine and Fairchild,2007:vi)。討論遺產,不只涉及認同議題,當考量「人權」、「文化」和「多樣性」的互相關係時,尤其重視「地方文化權利」和遺產之間的關係。

  許多研究個案提示我們:設立遺產過程常常面臨各方權利的衝突,落實權利方案的協商過程的經驗,提醒大家:「遺產是文化權利」,是各方共識的重要部分。最近特殊性的案例如:2015年初,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請世界遺產。這件申遺案於2015年7月5日通過前,涉及周邊國家中、韓、日看待歷史上中、韓在日「奴工」的視角,引發中、韓兩國激烈的抗議,經過協商後通過。這是人權歷史跨越國境,引發遺產和人權關係爭議的東亞案例。

  反觀台灣戰後人權認知的變遷,激勵今天的我們善用民主化後爭取「自由」的象徵遺產,應屬重要。園區名稱中「人權」兩字的意涵,以歷史累積的觀點來看,綠島遺產是關於過去政治犯人權遭受侵害的見證遺址,也關於政治犯在孤島生存奮鬥、爭取自由的人權史,更關於綠島人和政治犯互動的特殊交往,從島內一直到島外。[35]深入了解前述國際社會人權、遺產發展,演變至今,園區不只有「紀念」意義和作用,更關於它的現在及未來做為在地社區、台灣所有國民的文化財產及權利的一部分(包括有形和無形的形式)。而「遺產」交織「人權」的討論文獻,陸續涉入特殊性的人權關係的遺產,受到注目。[36]

二、「困難遺產」和人權

  近年來進一步探索某些被稱為「困難遺產」的特質,[37]越趨明顯,綠島遺產也可以說是一種「困難遺產」。被列名為世界遺產名單中,如著名的二戰納粹大屠殺集中營之一,前納粹德國奧斯維辛─比可瑙集中營1940-1945(1979年列入)、廣島和平紀念地原爆圓頂(1996年列入),到南非羅本島博物館(1999年列入)、澳大利亞監獄遺址(2010年列入)等。這些告誡世人,保障人權為目的的遺產,不只命名有特定意義,本文無法一一討論。從列名為世界遺產或世界記憶計畫的名單動向來看,「困難遺產」的變遷和意義,將持續受到當代社會重視。以奧斯維辛為例,研究者認為:列入遺產前的集中營是以波蘭前共黨政府反法西斯作為紀念主軸;[38]但是冷戰結束後到今天,在奧斯維辛紀念地,遺產及人權的關係顯而易見:那些在集中營的數以百萬計受害者的故事,告誡著不分族群、國家的參訪遊客。對人類而言,今天及未來關於集體犯行的邪惡深層歷史,逼得我們必須正視:如果我們放棄人權原則,任何人都有可能將再度陷入無法想像的悲慘境地。1970年代起,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演變後,研究者連結各國「轉型正義」議題、及國際社會的「人權」發展,論辯鞏固民主的途徑和方法。困難遺產是具體的「人權遺產」的有用案例,有形遺址的存在,見證了時間流動變遷下的無形「人權」遺產,背後脈絡更具有強大的敘事力量。[39]特殊當代紀念館於1970年代之後,在全球各國陸續蓬勃發展,遺產、紀念館、敘事、觀眾之間帶來新研究領域。

  當代觀眾參訪困難遺產,越想了解「為什麼」有困難遺產,就越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交錯疑問之中,反覆地思索。探索困難遺產的諸種現象,人權與遺產之間的議題更緊密地匯流,產生了「人權是文化遺產」的概念。藉助於有關人權教育的相關困難遺產的討論,例如:為了更有效推廣人權溝通的效益,國家和遺產、地方草根組織之間的新課題、新論辯領域。遺產是否一定屬於國家並由國家經營才算數?由上而下的專業和官僚主宰的遺產治理,難道不能由地方和NGOs結合政府部分資源來自主治理嗎?這個由下而上的反向思考,不只討論治理機構的適宜性,更涉及地方自治的憲法權利。地方治理與「我們的」遺產的認同關係,深入敘事的動人力量發自對「我們的」遺產的同理心。

  同理心促成社區的主動性和情感能夠持久,因此,地方認同必須從遺產值得尊敬做起。目前,遺產的程序經常由中央政府發動、由官方法規支持。但是社區熱情、正面使用遺產的方式,不只會讓來自全球各地的團體或個人感受不一樣的地方情誼和認同,而且如此設想、操作遺產,不僅對地方就業有幫助而已。真正的深度文化觀光必須在地方長期、反覆的實作中,創造出觀眾忘不了的敘事力量。如此,綠島遺產才能活生生地被遊客感知到人權意念,誘發問題意識,與觀眾互動過程,很自然地培養互相尊敬的文化、了解和認知社會的多樣化。

  而更具有挑戰性的是綠島遺產和人權、生態的聯結關係;活化遺產的經營方式,同時也在挑戰社會因互相「不知道」各自的過去,[40]所產生的既定成見、偏見及錯誤的認知。如此的園區本質上很難透過政府官僚體系由上而下的作法來達成與多元的遊客互動,它更需要社區主動參與。在觀眾互動裡深入理解落實「人權啟發」的機制「如何做到」,才能漸漸形塑公民社會積極的公共態度。

  國際上的遺產治理經驗告訴我們:遺產也常在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被操弄,醞釀為內戰及國際戰爭的爭議焦點,國家甚至有意毀滅有形遺產,達成種族清洗及滅種(Logan and Smith,2010:xiv)。遺產為國家所用存在程度不同的危險性,強化國家意識型態是常被提及的現象,嚴重者造成毀滅性後果。以此觀之,多數遺產雖然是我們經常引以為傲的事務,但是對擅用遺產的後果,必須有所警惕。

  「有時它們可能是重要的及值得保存,因為它們是社會如何可能走錯的提醒物;它們提供有益的教訓為了現在及未來世代。」(Logan,2007:35)世界各地的困難遺產,都在提醒跨國遊客的認知,普遍性的人權原則和特定地點的遺產有了真實的連結和反思的機會。「遺產」是「人權」的一部分、「人權」也被理解作為「遺產」的概念,透過參訪綠島遺產,不論第一代、第二代人權概念、乃至社會權、永續環境權的意識,這些概念不再抽象,概念將有機會進入遊客思索的問題意識、和旅行的美妙存在經驗裡。[41]

090429_165▲2009年4月29日,政治受難者及家屬集結在文建會門口,抗議文建會擅自將綠島、景美人權園區,更名為 「文化園區」。(曹欽榮 攝影)


 

陸、社區與社會企業介入

  對一個已經持續將近三十年推動風景區觀光的島嶼,未來十年、三十年的永續願景在哪裡?園區開放已十五年,它是否被意識到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記憶所繫的遺產,[42]是探索自由、人權的文化遺產,它是否已開展探觸心靈的遺產詮釋的潛在資源?

一、認識自由人權遺產

  回顧了綠島園區的過去發展、問題和困境,對照國際社會的人權思潮、遺產發展過程。此刻,思考社會企業概念介入園區,東部社區(綠島、台東、花蓮)面對新的人權遺產的未來,相應地必須有一定的準備期;社區「更充分認知遺產保存不是依賴由上而下政府介入或遺產專業的專家行動,必須包括地方社區及社區利益。社區的價值及實踐是關鍵,在管理計畫及遺產資源的政策與已存在的傳統管理系統一起,(社區的價值及實踐)被了解、被尊重及合作,如此社區會感到他們的遺產是『自己的』,社區採取一個引導角色以維持遺產進入未來。」(Logan and Smith,2010:xv)這段引文裡,研究者指出「社區價值和實踐」的關鍵地位,或許啟發了綠島園區開展下一階段的社區參與原則,開始一步一腳印,深入了解「社會企業」的潮流與脈動,由社區成員來實踐社區的遺產價值。

  綠島園區從2001年成立後至今,歷經觀光局東管處、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文建會文資總管理處籌備處、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管轄,園區與官方傳統管理系統一起工作,卻不斷轉換機構,現在已到了一個社區介入園區的關鍵時刻。雖然現在園區隸屬籌備處,近四年來,園區發展方向是否更明晰、還是仍然處於變動不明的狀態?[43]園區是處於更具有累積成果,還是更邊緣化狀態?在綠島鄉、台東縣兩級地方政府均難以使力的園區過去治理經驗上,中央與地方是否可能藉由參考社會企業概念的溝通和實作經驗,往具有地方社區參與的方向發展,現在是深入思考的翻轉時刻,社區必須有所準備,主動介入。

  園區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不管是景觀或是海洋研究,[44]在島嶼觀光快速前進之際,我們很少從遊客觀點發現遊客和喜愛海洋的深入連結之處,更何況園區的人權史特質帶給觀眾的衝擊。2009年至2011年,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管理的園區,曾經進行連續三年的觀眾調查,除了探索觀眾的基本資料反應的特色之外,記錄觀眾互動案例、觀眾的留言反映了關於歷史、國家責任、未來、自由、展示感想等多元項目的意見。[45]筆者認為:「園區遺址在變遷中,必須注視這些自由的內在價值,觀眾參訪學習不僅止於滿足知識的渴望,學習關聯著生活的意義,內在心靈的滿足是園區帶給觀眾的寶貴價值。園區存在的理由,不只為了讓我們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也為了能在這些人們共通的內在價值中,去認識別人、理解世界。」(曹欽榮,2010)

二、社會企業介入

  引入社會企業概念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由社區自主訓練、培養人才,使「人」成為在地不斷繼承「共通的內在價值」的資產。再來,人們為了實踐「理念」,聚焦在如何處於遺產的現場和觀眾之間,借助於詮釋程序和增進其效益,使社區在導覽實作中內化「理念」為繼承的力量,這樣做不但將促使社區自身深入「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同時鼓舞創新的熱情動力,讓社區成員一起分享「認識別人、理解世界」。「詮釋」遺產是和觀眾深入溝通的必要操作程序,遺產透過導覽操作是通行全球的基本方法。

  園區目前的人員除了極少數公務體系成員,絕大多數都是由官方經由「派遣」招募而來的導覽員。當社會企業介入園區時,官方招募「派遣」人力先試行轉換為以導覽為主的訓練而不是值班為主,如此將為導覽員帶來活力和社區連結感。另外,社區以民間力量引入社會企業概念,從實務上來看,民間更具有操作導覽和彈性機制的活力,對「遺產詮釋」的多樣看法和作法有待大力開發,以因應綠島每年超過三十萬的遊客需求,尤其是夏季尖峰季節。前往綠島的遊客購買綠島民間商家販售的各種監獄符號的產品之外,探詢遊客對綠島自由人權遺產的好奇,仍是一片還未被探索的領域。各方長期呼籲、提倡深度人文旅遊的島嶼,多年來缺乏機會嘗試具挑戰性的「社會企業」概念與實務操作介入園區,現在正是介入的開始!

  當社會企業介入遺產經營之後,政府的預算支出將逐年減少不需要的公務開銷,社區導入導覽收費機制並開發與人權歷史連結之文創商品,地方政府則從社區團結又活潑的機制裡,使得深度觀光更加紮根於地方人才之中,理想狀態下將出現多方多贏的有形財務和無形民主生活的收益。當然,導入新興文化事務的治理機制,不可能一開始就出現理想狀態。之前論述遺產和社區的紐帶關係,在實務操作上步步充滿挑戰,所有挑戰和可能風險需要社區在理論與實務操作的過程中勇於學習、適時修正、齊步前進。

  台灣有關「社會企業」的博碩士研究論文超過上百篇,[46]多數是近十年內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問題取向、議題領域甚為廣泛。但是較缺乏有關社會企業介入「遺產詮釋」或博物館的相關研究。民間出版品亦不少,除了翻譯引介,不同深淺介紹社會企業的中文書籍,近年來陸續出版,甚至有的書籍已經有多次印刷的現象,反映了什麼是「社會企業」和它的發展,引起讀者注目。[47]有關社會企業的出版品內容介紹了琳瑯滿目的國內外社會企業類別和案例的實作經驗,不論在全球發展潮流,還是地方實作上,都深具啟發性。社區相關團體、文史工作室、社區大學、學術團體,為了打造社會企業落實於東台灣的實踐案例,這些書籍所帶來的經驗、程序、方法和智慧,增添了社區介入遺產不少的助益;再者,我國的學術團體提供國際社會遺產和博物館多樣性研究的成果,彼此互相參照,亦屬重要。

  本文認為站在台灣東部的長期發展來思考:社會企業開始介入綠島園區的可能性和方法,環繞「遺產詮釋」的訓練與實作,是容易開始的途徑之一。縱使園區現行管理體制不變,地方爭取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設在綠島園區的期待,不可預期,但是屬於社區的遺產價值卻必須由社區的人們來關注並實踐。研究者已指出遺產的最近發展,已產生了典範轉移,遺產保存和形成地方社區共同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同步並行發展。「我們需要去找到方法──作為實作者、決策者、研究者及教育者──在新的典範裡工作、學習,去處理許多在保存和人權原則之間不一致的事務,與公眾更充分交流,我們尋求去保存公眾的文化遺產。」(Logan, Langfield, and Craith,2010:18)社會企業介入是社群創新的方法,用以凝聚社區共識。

  遺產研究者Harrison建議我們:這個時代到處都是遺產,從都會到鄉野,他強調物質性、連結性、對話,這三者的連結觀念;遺產不是被動保存,是主動將「物件、地方及實務」聯繫的程序(Harrison,2013:4)。思考遺產的永續經營,社區必須主動出擊,與不同的扮演者:地方關係人、經營單位成員、實務者、官員、民間文史團體、社區大學、大學學術機構、公部門等尋找合作機會,打開自由詮釋遺產的空間,深入「為什麼要有遺產」、「誰的遺產」的論辯。綠島遺產乃因台灣民主化而誕生,綠島將自由人權遺產作為在地的根,尋求包容、多樣、平等的內部民主決策程序,對公眾認知進行開放性的互動交流,拓展社區成員自我的獨特經驗,這是個面臨永續遺產的全新挑戰。

  思考遺產「永續性」意味著:「更好連結介於遺產和其他環境、社會、經濟及政治議題,且也敏銳地、平等地思考關於我們今天所生產的過去,是為了未來。」(Harrison,2013:231)各方論辯有益於社會、環境和經濟的社會企業概念及實作的方向,文獻已經很多,其中也有將社會企業實踐視為一場追求利益共享的平等運動(Fitzhugh and Stevenson,2015:6)。佛蘭克爾與布隆柏格提出為何要有社會企業,認為社會企業能抓住人心、「訴求人們深沉的渴望」。他們進一步申論,如果人們認同:世界變得更公平、更平等分配、女性和男性平權、所有種族與宗教同樣受到尊重和關懷、生態體系更健全、政治體系讓所有人受惠等等(Frankel and Bromberger,2015:8)。這些抽象又實際的議題,高度符合綠島園區作為探索自由人權的遺產特質,詮釋遺產的這些相關議題,將是社區凝聚團結力量的起步工作和挑戰。

  無論如何,社會企業介入遺產經營管理雖然是一個高難度挑戰,在遺產和社會企業的願景大方向合流之下,「從分析現狀、盤點資源、進行倡議、雙向溝通、改變思維開始」(劉子琦,2015:34),詮釋遺產的實務操作包含以上這些工作程序。尊重遺產價值的「詮釋」實作訓練是第一步,借助大學和社區合作,推進定期工作坊,增進對自由人權遺產和社會企業的認識,經過二至三年的詮釋實務操作經驗的累積,推展未來「詮釋遺產」的證照計畫,現在正是時候。[48]有一天,或許台東大學、東華大學以「綠島園區」遺產為核心的研究自由人權的研究中心誕生,未來的遺產才會真正與綠島、台東、花蓮社區,甚至台灣,命運與共。南非羅本島博物館及開普敦第六區博物館和開普頓的大學,[49]互相結合為遺產現場和研究環境的夥伴關係;綠島、台東、花蓮審慎地實踐自身的社會企業介入遺產的經驗,將使台灣邁向一個社區參與永續自由人權遺產的亞洲、世界典例。

柒、結論

  本文一開始提出:為什麼要記得綠島?我們要記得什麼內容?用什麼方法記得?「記得」對台灣社會的好處是什麼?本文論述裡多少回答了這些社會建構綠島園區成為自由人權遺產所涉及的問題;本文暫時結論認為:綠島園區遺產作為我國民主化過程獨一無二的、可操作的、可互相體驗的學習自由生活的課題,需要我們想方設法找出與社區密切結合的社會企業路徑。透過民主方法和社會程序,尋求社區一體感,我們將從綠島人權園區具有詮釋遺產的寶貴價值裡,在探索及實踐過程中獲益,本文論述是否為真的多元結論,將從社區行動中產生。

  過去的困難遺產挑戰我們必須正視遺產存在的獨特價值,我們從未有過這樣與遺產共處、詮釋遺產的經驗;藉由彼此分享,產生同理心的新行動,正是我們改變自己的開始。我們從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的論述裡,體會他以「快樂」行動的詞語,分享他對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看法。他說:「人什麼時候會感到快樂呢?」當然有很多種個人的自我體會「快樂」或者說「幸福」的經驗。對一個具有公共意義的遺產而言,綠島園區「遺產現場效應」將帶給參與行動的每一個人各自的生命經驗,以及未來行動的參考。每一個人的「行動、運動、與他人一起『創造社會』,是一件快樂的事。」[50]想改變社會,先改變我們自己,社區詮釋遺產是快樂的行動!

  自1951年到1990年綠島監禁政治犯的歷史,累積為台灣戰後歷史詮釋的無限能量。漫長歲月裡,島上曾經有多少政治犯?初步估計至少約五千人,準確數據,有待逐一挖掘。重要的是,個別的政治犯在島上都有一段屬於自己的生命史,[51]例如有一位政治犯前輩保存了超過上千封的綠島和台灣親人來往家書,但是還未被公開出版、詮釋、傳播。島嶼過去住民與政治犯的持續來往關係,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筆者十多年來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參與重塑島嶼和政治犯的歷史記憶,認為以遺產的動態觀點來看待園區未來發展,在地社區介入正處於關鍵的轉換時點。新興的社會企業概念已成為全球尋求突破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通詞語和行動,展望未來,社會企業介入遺產的詮釋、甚至經營遺產,是有待開拓的領域。

  綠島園區已開放十五年,表徵台灣往民主邁進的紀念化歷程中,一段新文化事務的轉折時期。曾經被視為邊緣的島嶼,因為歷史的累積,不只人權史,可視、可感的海洋島嶼生態多樣性、地球史、人類遷移的史前史,還未被充分調查、研究。一百多年前,日本殖民政府在島嶼設置監獄,流放、隔離人犯,到二次戰後國民政府監禁政治犯,都反映了統治政策的懲罰思維。百年後,島嶼以人權遺產之名,通過觀光之實,與來自全球各地遊客,[52]更具多樣想像的文化交流已經開始。藉助社會企業概念和實作,還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社區主動積極尋找突破的態度是關鍵因素,而「詮釋遺產」是社區有用的突破施力點。

  東部台灣美麗的山海、多樣的族群文化,自然和人文地景展開了地球和人類歷史的「詮釋」縱深。[53]過去被視為邊緣地區和監獄結下不解之緣,詮釋監獄史成為台東、綠島歷史的一部分。綠島政治犯監獄變身為自由人權遺產,當遊客親臨園區現場,透過詮釋,感知過去政治犯的每一日生活、思想,產生了時空遙隔、又連繫的「遺產現場效應」時,[54]眺望東部海岸、綠島的陽光和海洋,一樣如常。遺產與過去、現在和未來對話的敘事詮釋力量,就在園區現場,遊客與自然氛圍交融的當下。社區運用在地力量詮釋、經營遺產,需要自信地將「我們的」遺產推向國際社會,從跨國經驗中學習人類共通的心得。社會企業介入綠島遺產,可能引發在地的連鎖效應,對東部而言,有如一場「地方」面對「全球化」的實驗,現在起步,正是時候!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一)中文

  1. 小熊英二著,陳威志譯,《如何改變社會》(台北市:時報出版,2015年11月)。
  2.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
  3.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13)。
  4. 台北228紀念館年報(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5. 卡爾.佛蘭克爾(Carl Frankel)、艾倫.布隆柏格(Allen Bromberger)著,吳書榆譯,《如何打造社會企業-以人為本的新商機,幸福經濟帶來大收益》(台北市:時報文化,2014)。
  6.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市:行人出版,2012)。
  7. 余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台北市:時報出版,2014)。
  8. 吳易蓁著,《自由背包客:台灣民主景點小旅行》(台北市:玉山社,2013)。
  9. 社企流著,《社企力!》(台北市:果力文化,2014)。
  10. 莫莉.安德魯斯著,陳巨擘譯,《形塑歷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5)。
  11. 曹欽榮撰稿,〈監獄篇〉,收錄於《綠島鄉誌》(台東市:綠島鄉,2014)。
  12. 曹欽榮等著,《台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台中市:文資總管理處,2008)。
  13. 葉博文口述,許偉泰執筆,《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台北市:前衛,2001)。
  14. 陳玉峯著,《綠島金夢》(台北市:前衛出版,2015年6月)。
  15. 陳玉峯著,《綠島海岸植被》(台北市:前衛出版,2015年7月)。
  16. 陳玉峰著,《綠島解說文本》(台北市:前衛出版,2015年11月)。
  17. 劉子琦著,《英國社會企業之旅:以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得利的經濟行動》(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15)
  18. 蘇珊.謝區、珍.哈吉斯(Susanne Schech and Jane Haggis)著,沈台訓譯,《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台北市:巨流,2003)

(二)英文

  1. Block, J. and McCuistion, N. N. 2014 The Nonprofit Guide to Social Enterprise: Show Me the (Unrestricted) Money, Nashville: CharityChannel Press.
  2. Charlesworth, H. 2010 Human rights and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In: Langfield, M. and Logan, W. and Craith, M. N. (eds), Cultural Diversity,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Abingdon: Routledge.
  3. Fitzhugh, H. and Stevenson, N. 2015 Inside social enterprise: Looking to the future,. Bristo: Policy Press.
  4. Harrison , R. 2013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Abingdon: Routledge.
  5. Logan, W. S. 2007 Closing Pandora’s Box: Human Rights Conundrums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Silverman, H. and Ruggles, D. F. (eds) , 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Springer.
  6. Logan, W. S. and Reeves, K. (eds), 2009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7. 7.Macdonald, S.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8. Macdonald, S. 2009 Unsettling memories: Intervention and controversy over difficult public heritage, in: Anic, M. and Peralta, E. (e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Engagement and Demi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bingdon: Routledge.
  9. Macdonald, S. 2013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10. Nuremberg Municipal Museums and Henkel, M. and Täubrich, Hans-C. (eds), Memorium Nuremberg Trial: The Exhibition. Museen der stadt nürnberg.
  11. Sharpley, R. 2009 Dark Tourism and Political Ideology: Toward a Governance Model, in: Sharpley, R. and Stone, P. R. (eds), The Darker Side of Trave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ark Touris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
  12. Smith, L. and Natsuko, A. (eds), 2009 Intangible Heritage,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13. Varzia, M. 2012 Toward Social Inclusion in Taiwan, in Sandall, R. and Nightingale, E. (eds.), Museum,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Abingt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24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1. 曹欽榮,〈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初探〉,收錄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展示的景觀》(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2011)。
  2.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刊登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5卷第1期,2012年3月)。
  3. 曹欽榮〈紀念館歷史記憶與溝通: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定位與世界遺產比較〉,發表於2009年7月11日,台東「和平博物館國際論壇」。

(二)學位論文

  1.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園區〉(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11),頁101。

三、電子媒體

  1. INSULA(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for Island Development)網站:http://www.insula.org/
  2. SIDS(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網站: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ids
  3. 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類別」網站:http://www.boch.gov.tw/boch/
  4. 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7WOCp/webmge?mode=basic
  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人權宣言30周年紀念」網站:http://www.pct.org.tw/humanrights30th/
  6. 台東「和平博物館國際論壇」網站:http://2009forum.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6948.html
  7. 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網站:http://whc.unesco.org/
  8. 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網站: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homepage/
  9. 吳品寬〈威權之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空間轉型與公共性〉(來源:http://www.intercom2014-taipei.cam.org.tw/upload/files/4-9-Wu.pdf)。
  10. 立委段宜康質詢文化部部長龍應台網站:http://hg3417.pixnet.net/blog/post/30718716-%E3%80%8C%E6%AE%B5%E5%AE%9C%E5%BA%B7%E8%B3%AA%E8%A9%A2%E9%BE%8D%E6%87%89%E5%8F%B0%E3%80%8D%E5%AE%8C%E6%95%B4%E9%99%A2%E6%9C%83%E7%B4%80%E9%8C%84
  11. 11.南非開普敦第六區博物館(District Six Museum)網站:http://www.districtsix.co.za/Content/Museum/GeneralInfo/index.php
  12.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http://www.nhrm.gov.tw/homehttp://www.nhrm.gov.tw/Archive?uid=940
  13.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專案報告,(來源:http://npl.ly.gov.tw/do/www/FileViewer?id=856)。
  14.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主任訪問紀錄(來源:http://www.oh.org.tw/annual/tohs-annual_n05_50-56.pdf。(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五期2014.8))
  15. 監察院網站:http://www.cy.gov.tw/sp.asp?xdurl=./CyBsBox/CyBsR4.asp&ctNode=913

四、其他

  1.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1)紙本摺頁;(2)中/英/日簡介紙本手冊。
* 本文承蒙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指正,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同時感謝無數民主的先行者讓我體會綠島、台灣在她/他們的時代,兩個隔海的心靈故鄉帶給她/他們源源不竭,奮力向前的動力。

[1] 本文以受害者視角,認為白色恐怖期間自1949年台大、師大46事件之後,緊接著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政府在人民奮鬥爭取下解除戒嚴,一直到1992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100條修正案,將原法第100條「著手實行者」改為「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該法適用範圍僅限於實際暴行者,人民才得免於思想、言論「意圖」犯罪之虞。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多數的判決書,刑法第100條是判決重要依據其中之一。
[2] 綠島設立監獄百年,跨越21世紀前後設立人權紀念碑和園區的重要里程碑,參見曹欽榮,〈監獄篇〉,收錄於《綠島鄉誌》(綠島鄉,2014)。
[3] 參見曹欽榮,〈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初探〉,收錄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展示的景觀》(台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11)。
[4] 特殊性當代紀念館,指當代社會設立的博物館,用以反省二次大戰前/戰後「不遠過去」的事件,多數是「紀念」性質,有些是「告誡」性質、有些甚至不自稱為博物館,以蒐集文獻為主而不收藏文物的著名例子,如德國柏林「恐怖地形學」檔案中心、紐倫堡「法西斯與恐怖」檔案中心(困難遺產的典例)
[5] 參見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年)。
[6] 參見前註書卷二第九章〈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該文較早公開版本參見曹欽榮,〈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刊登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5卷第1期,2012年3月)。
[7] 參見曹欽榮等,《台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台中市:文資總管理處,2008)。
[8] 最新的爭議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歷經漫長時間,終於將位於台北市六張犁公墓的白色恐怖埋葬被槍決者的墓區列入文化景觀。
[9] 參見莫莉.安德魯斯著,陳巨擘譯,《形塑歷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5)。該書清晰追蹤「不遠過去」歷史記憶的變遷案例,帶來認識歷史的多面觀點。
[10] 「國家級」意謂遺產的歷史記憶屬於全體國民,是否以官方機制經營,是本文討論社會企業介入遺產的質問。永續性參見INSULA(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uncil for Island Development)網站:http://www.insula.org/;參見SIDS(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網站: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topics/sids(2015年9月14日瀏覽)。
[11] 引用《文化遺產及人權》(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一書頁31,第二部份標題:價值內涵(connotations)、矛盾(conflicts)和難題(conundrums)、社區(communities)。
[12] 參見《形塑歷史》第六章南非:已說出的與未說出的故事,頁179-212。
[13] 羅本島現在稱為「Robben Island Museum」,登入世界遺產的準則:(iii)呈現有關現存或者已經消失的文化傳統、文明的獨特或稀有之證據。(vi)具有顯著普遍價值的事件、活的傳統、理念、信仰、藝術及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連結(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該基準應最好與其他基準共同使用)。按照世界遺產操作指導規範的基準共有十項,參考世界遺產網站:http://whc.unesco.org/en/criteria/(2015年9月2日瀏覽)。另參考曹欽榮〈紀念館歷史記憶與溝通: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定位與世界遺產比較〉,發表於2009年7月11日台東「和平博物館國際論壇」,參考網站:http://2009forum.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6948.html(2015年9月2日瀏覽)。
[14] 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參考網站: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homepage/(2015年9月10日瀏覽)
[15] 台灣常被對照於鄰國南韓的1980年代民主轉型和處理轉型正義課題;1980年南韓光州事件檔案已列入世界記憶計畫。
[16] 參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人權宣言30周年紀念」網站:http://www.pct.org.tw/humanrights30th/(2015年9月3日瀏覽)。
[17] 受難者柏楊(1920-2008)稱這座「人權」紀念碑,是亞洲第一座「人權」為名的紀念碑。紀念碑設立歷程,參見曹欽榮整理〈綠島人權紀念碑發展重要里程碑〉,收於《綠島鄉誌》第十篇監獄篇第三章第二節綠島人權紀念碑。
[18] 綠島園區名稱依時間序曾經命名為:成立前「綠洲山莊史蹟館或紀念館」,成立後「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台灣人權綠島園區」、「綠島文化園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19] 參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園區簡介」內「首長簡介」,籌備處主任曾經擔任台北228紀念館督導。參考網站: http://www.nhrm.gov.tw/Archive?uid=5(2015年9月17日瀏覽)。另參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主任訪問紀錄http://www.oh.org.tw/annual/tohs-annual_n05_50-56.pdf(2015年9月21日瀏覽)。
[20] 參見葉博文口述,許偉泰執筆,《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台北市:前衛,2001)。
[21] 參見台北228紀念館年報(1997-1998、1999、2000、2001-2002)。文化局收回紀念館經營權後,至今不再出版年報,亦未建置紀念館為正式文化機構或法人化;當我國的博物館法已於2015年7月1日公佈實行,紀念館這樣的狀態有待全體國民關注。
[22] 監察院糾舉案:2010年3月2日,監察院通過審議糾舉案,糾舉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規劃辦理「『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在『汪希苓特區』展示『藝術裝置』,未審慎規劃辦理,以致引發重大爭議,…」糾舉案通過兩案,一案針對管理園區單位:文建會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一案針對文建會,兩案全文詳見監察院網站:http://www.cy.gov.tw/sp.asp?xdurl=./CyBsBox/CyBsR4.asp&ctNode=913(2015年9月15日瀏覽)。
[23] 參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專案報告,網站http://npl.ly.gov.tw/do/www/FileViewer?id=856(2015年9月21日瀏覽)。另參見立委段宜康質詢文化部部長龍應台網站:http://hg3417.pixnet.net/blog/post/30718716-%E3%80%8C%E6%AE%B5%E5%AE%9C%E5%BA%B7%E8%B3%AA%E8%A9%A2%E9%BE%8D%E6%87%89%E5%8F%B0%E3%80%8D%E5%AE%8C%E6%95%B4%E9%99%A2%E6%9C%83%E7%B4%80%E9%8C%84(2015年9月21日瀏覽)。
[24]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踐經驗和作為,與社經、政治、文化、歷史脈絡,以及社會企業介入的關係,值得分疏。
[25] 文化與發展的論辯,參考蘇珊.謝區、珍.哈吉斯(Susanne Schech and Jane Haggis)著,沈台訓譯,《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台北市:巨流,2003)。
[26] 2014年月9月,綠島園區舉辦「紅牛一對一街頭籃球賽」決戰火燒島,場地在綠洲山莊監獄內的舊籃球場,根據目前現場目視,球場地面基礎「可能」已被挖起重新鋪設,為了跨國公司活動,不可思議地「改造」歷史建築?令人反思登錄實質意涵為何?
[27] 參考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類別」網站:http://www.boch.gov.tw/boch/(2015年9月10日瀏覽)。
[28] 試舉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紙本及網站資訊:(1)紙本摺頁:簡略提到目標和任務為保存與再現白色恐怖歷史、國外人權組織交流;(2)中/英/日簡介紙本手冊並無任務陳述;(3)該處網站中的本處簡介a.「成立」:文化部直屬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於民國100年10月19日成立,100年12月正式掛牌運作;籌備處下轄兩個文化園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過去皆為「白色恐怖」時期重要的政治犯監獄,承載了許多政治受難者與家屬們的生命故事。人權的廣泛定義,就是「個人或群體因作為人類,而應享有的權利」。籌備處的設立,是全國首創的有關「人權議題」博物館。不僅承載著過去「白色恐怖」時期(1949~1992年)史料檔案保存、整理的歷史使命;更肩負著人權普世精神的教育推廣與落實責任。面對創傷遺址、選擇維持原樣或重新建構,無法重現當年歷史情境,如何讓遺址中的歷史記憶彰顯,讓政府有所警愓,不再重蹈覆轍。b.「定位」:目前景美、綠島兩人權文化園區以呈現「政治人權」為核心,朝「現地保存型」博物館方向規劃經營。c.「現階段業務」:本處重點業務主要包括:建構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工程、原樣保存及復原政府「指定」保存歷史建築物、蒐集白色恐怖史料暨文物、推廣人權教育,籌畫人權議題的論壇及學術研討會,並積極透過「館際交流」和各國人權組織合作,達到與世界人權發展脈動接軌之目的。以上參見該處網站:http://www.nhrm.gov.tw/Archive?uid=940(2015年9月4日瀏覽)。
[29]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首頁,以綠島園區的著名景觀「三峰岩」照片作為主畫面。
[30] 參見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園區〉(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11),頁101。另參見吳品寬〈威權之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空間轉型與公共性〉:http://www.intercom2014-taipei.cam.org.tw/upload/files/4-9-Wu.pdf(2015年9月21日瀏覽)
[31] 以上著作包括:1.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2.Cultural Diversity,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3.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32] 參考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網站:http://whc.unesco.org/(2015年9月10日瀏覽)。
[33] 參考1.吳易蓁著,《自由背包客:台灣民主景點小旅行》(台北市:玉山社,2013)。2.余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台北市:時報出版,2014);余杰為旅居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另外,每年超過30萬人次前往綠島的遊客與園區的多樣互動關係,並未被深究。
[34] 紐倫堡七原則(Nuremberg Principles),指:1.從事構成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承擔個人責任,並因而應受懲罰。2.國內法不處罰違犯國際法的罪行的事實,不能作為實施該行為的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3.以國家元首或負有責任的政府官員身份行事,實施了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的人,其官方地位不能作為免除國際法責任的理由。4.依據政府或其上級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夠進行道德選擇的話,不能免除其國際法上的責任。5.被控有違反國際法罪行的人有權在事實和法律上得到公平的審判。6.違反國際法應受處罰的罪行是:反和平罪戰爭犯罪反人道罪。7.共謀犯下原則6所述的反和平罪、戰爭罪或反人道罪是國際法上的罪行。另參見Memorium Nuremberg Trial: The Exhibition.
[35] 參考《綠島鄉誌》第十篇監獄篇第四章〈監獄文化與島民生活〉。
[36] 出版於2007年的《文化遺產及人權》(Cultural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英文書,是第一本討論遺產和人權的專書,並融入UN歷年相關人權公約和遺產的關係。2010年出版的《文化多樣,遺產和人權》(Cultural Diversity,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專書,考察介於保存文化遺產、維持文化多樣性、定義及建立文化公民權及強化人權之間的問題。
[37] 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有時連結「黑暗遺產」、「黑暗觀光」。以處理當代遺產的視角稱為「困難的遺產」的四種分類法:第一類屠殺和種族滅絕地,第二類關於戰爭/暫時拘留集中營、或戰爭紀念,第三類公民或政治監獄,第四類「慈善的」拘留中心。參見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一書。
[38] 2015年9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北京舉行大規模閱兵,其中有關「反法西斯」的紀念意義,在台灣、東亞國家評論較少,在台灣多數評論針對國族歷史不同版本的詮釋。
[39] 困難遺產的敘事力量,參考Macdonald, S.,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40] 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在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自承無知〉(engaged ignorance)的重要性時,她曾經說:「無論靈感是什麼,它都是出自一種有意識的『我不知道』。」參見《形塑歷史》,頁27。
[41] 台灣教授協會於2015年9月19日舉辦「台灣的國家與憲法想像」學術研討會,分為三部份:「主權與國家」、「政府與國家」、「人權與國家」,第三部份特別標舉進步憲法有關的人權清單、貫徹機制的討論。台灣曾於2002年推動於總統府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憲法貫徹機制之一的委員會是否管轄國家紀念地,曾被提出討論。
[42] 遺產操作與記憶的關連性、「記憶所繫之處」名稱,參考皮耶.諾哈(Pierre Nora)主編的書名Les lieux de mémorie,中文擇譯本書名《記憶所繫之處》,戴麗娟為該書所寫「譯者導言」。
[43] 園區自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管轄至今,擔任綠島園區組長已更換四位。
[4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綠島海洋研究站,已進駐園區內舊綠島技能訓練所行政樓多年。
[45] 參見曹欽榮,〈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初探〉。
[46] 參考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7WOCp/webmge?mode=basic(2015年9月18日瀏覽)。
[47] 參考:1.劉子琦著,《英國社會企業之旅:以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得利的經濟行動》(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15);2.卡爾.佛蘭克爾(Carl Frankel)、艾倫.布隆柏格(Allen Bromberger)著,吳書榆譯,《如何打造社會企業-以人為本的新商機,幸福經濟帶來大收益》(台北市:時報文化,2014);3.社企流著,《社企力!》(台北市:果力文化,2014);4.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著,《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台北市:新自然主義,2013)。
[48] 詮釋的操作過程與觀眾溝通,是取得觀眾第一手資訊的獨特機會。廣泛的社會企業實務性的操作步驟指南,參考Block, J. and McCuistion, N. N. 2014 The Nonprofit Guide to Social Enterprise: Show Me the (Unrestricted) Money, Nashville: Charity Channel Press.
[49] 南非開普敦第六區博物館(District Six Museum)參見該館網站:http://www.districtsix.co.za/Content/Museum/GeneralInfo/index.php(2015年9月16日瀏覽)。
[50] 小熊英二著,陳威志譯,《如何改變社會》(台北市:時報出版,2015),頁380。本文將「快樂」、「幸福」的漢字詞語等同於英文詞語「happiness」。
[51] 近15年來,有關白色恐怖的口述、研究論文和書籍,大量增加,詮釋遺產的基本素材有了基礎,需要由社區轉化為口語和書寫的「詮釋」教材。
[52] 筆者多年來在綠島隨機接觸的遊客,至少來自10個國家以上,綠島的歷年國外旅客變化有待調查。
[53] 有關東部、綠島的各領域學術研究,已具有一定成果,如何轉化為普及、通俗的知識,是下一個階段各方努力的目標之一。保育生態研究者陳玉峯最近出版關於綠島的三本書:《綠島海岸植被》、《綠島金夢》、《綠島解說文本》,表徵了島嶼的自然和人類遷移關係的特殊性、想像力、詮釋遺產和自然景觀。
[54] 「遺產現場效應」,或可暫時稱為「heritage-site effect」,可界定為因為遺產現場和人們(包括管理人、導覽員、觀眾等)的互動所產生的行為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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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

  1. 非常感謝如此深入的脈絡整理與分析

  2. 問候您父親好,謝謝您的回應。
    紀念館是我們大家的挑戰,要做得更好,經驗告訴我們必須力圖改變:如何回應觀眾,才能在"轉型時刻"有所貢獻。
    前幾天看到馮賢賢去景美看簡吉展的感想,直指核心問題,觀眾的看展水準超乎紀念館能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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