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人權口述與轉型正義

編按:本文發表於2016年12月3日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立圖書館、台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2016桃園學研討會」。

 文/曹欽榮

20161203_02.JPG▲「2016桃園研討會」桃園市副市長王明德到場致意。(曹欽榮 攝影)


 

摘要

  228、白色恐怖人權遭受侵害的地方田野口述紀錄,於當下臺灣轉型正義立法時刻,是否能促進了解「過去真相」的作用?本文藉助規劃紀念館的長期採訪經驗,從地方的口述記錄裡,分享「個別」的採訪內容所面臨的認識「整體」歷史記憶的挑戰。

  本文關注於臺灣的地方人權侵害歷史記憶有什麼特殊經驗和實做問題,並以桃園連續三年三本人權口述紀錄書《重生與愛》做為探索、衍生問題的主要內容,從中理解地方口述所反映的轉型正義課題。

  回溯228、白色恐怖人權遭受侵害記憶的過去紀錄歷程,從紀念館規劃到採訪許多受難者和家屬、相關人士,以至於如實呈現活的生命故事,分享給更多的觀眾,是紀念館的終極任務。田野實做過程的採訪者隨時保有同理心傾聽,才能深入記錄,分享給紀念館觀眾和閱讀者讀書的豐富問題意識。

  桃園田野一小步,拉長歷史縱深,了解桃園自日治時期、戰後228、白色恐怖的「整體」脈絡關係,我們才能理解戰後人權侵害的「個人」背後社會脈絡;從桃園境內泰雅原住民百年來的流離歷史來看,更顯現地方田野實做必須面向歷史縱深的特殊性。

  桃園口述書已採訪原住民泰雅、戰後來自中國、客家、閩南等族群對象,他們在地方定住時間長短不一;目前地方的多樣語言,反映了各族群在地方生活在一起的特色。文化蘊藏於語言之中,泰雅族古老吟唱的史詩,從歷史和生活中鋪陳族群裡,記得歷史真相及和解的當代意義。地方日常一日又一日的和解機會因此誕生,甚於廟堂的大型宣告象徵儀式。臺灣轉型正義從地方原住民口述中映射出地方的「真相及和解」之路,地方文化性持續和解的效應,將互相影響臺灣各地方。

關鍵詞:228、白色恐怖、人權侵害、轉型正義、泰雅原住民
 

前言

  2016年年初,臺灣立委和總統的民主選舉前後,公眾輿論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形成熱潮。放眼國際社會,各國的轉型正義經驗各有脈絡,臺灣的國家體制為什麼要轉型為「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看來,似乎不證自明。但是,缺乏民主傳統的新興民主、非正常國家,背負長期集權體制和文化的影響,又要如何轉型,以確保民主自由?台灣民主化不是被認為已歷經三十年,是否還在持續轉型、尋求正義?轉型正義在臺灣國內倡議多時,為什麼在今年選舉後才進入了立法的議程?[1]它的轉型過渡期會到什麼樣的階段?諸多課題關係我們的生活,也關係於國際社會對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視與否。

  今年(2016)3月,執政的民進黨於立法院提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總說明提出:本條例規定轉型正義之任務項目,包含「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以及「處理不當黨產」等四大任務項目。

  從草案提出之後,引發各界討論,並舉辦數場公聽會,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跟著被朝野提上議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特別法,又稱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於7月25日三讀通過後,成立委員會開始運作。此刻,轉型正義立法議程正當立法院本屆第二次會期,有待觀察後續發展。

  本文於此時提出的問題意識:在國家轉型正義時刻(Transitional Justice Moment),我們如何看待「不遠過去」即將被立法視為「不義」或「不法」的人權侵害紀錄?這些紀錄是否能被視為「真相」的部分版本?我們又如何理解,肯認後續處理這些「真相」的方式,使得社會具有「同一」版本的歷史記憶共識?因為這些認識歷史記憶的共識,能使得政府避免「再犯」,建立嚴謹的人權體制,朝向自由化憲政的秩序嗎?而地方田野的口述紀錄,是否具有促進理解真相的作用?會不會為轉型正義立法時刻的社會所採信呢?[2]

  藉由桃園連續三年三本人權口述書,我們能看到戰後臺灣人權受侵害歷史的真相嗎?諸多疑問將衍生出更多其他的提問,本文無法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但是,「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三項,都和如何「處理不遠過去」的歷史或記憶,有深切的關聯,立法時刻不免引起諸多的提問。

20161101_img_0003▲桃園連續三年三本人權口述紀錄書《重生與愛》。(曹欽榮 攝影)


  本文嘗試從地方的人權侵害口述紀錄裡,指出田野「個別」採訪所面臨的「整體」認識的挑戰、以及其有待後續探究的課題。轉型正義首要課題:如何找尋真相,面對歷史正義。記錄當事人歷史記憶的口述、公開官方的檔案,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台灣已設立多年的228紀念館、人權園區,是以某種轉型期的記憶計畫為基礎。[3]我們從桃園地方口述開始討論,回溯記憶計畫的過去歷程。

地方田野的口述歷程

  自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嚴至今,桃園並沒有出現228或白色恐怖的口述紀錄專書。不少228或白色恐怖故事在地方卻流傳已久,桃園人涉入228、白色恐怖事例的紀錄,散見於各處其他專書的篇章。在解嚴後的民主風潮中,桃園於1950年代早期的角板山原住民事件、中壢義民中學事件,以及較晚期的中壢事件(1977年)、機場事件(1986年),漸漸被研究者所關注。越接近解嚴前後的民主運動事件如中壢、機場事件,影響臺灣整體的民主進程,可能被中年以上的市民所記得。今天,解嚴後的世代常常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這些事我都不知道?」當臺灣民主化的進程繼續往前,地方記錄自己的白色恐怖「不遠過去」並公開出版,出現於最近幾年。1990年代初的社區營造曾牽動記錄地方的各種面向;但是,人們對於歷史中人權侵害的述說,往往被不經意的帶過,不再提那樣的傷心過去。

  各種口述理論或操作實務專書討論人權侵害的各種口述可能面臨問題,有不同面向的篇章。臺灣的地方人權侵害歷史記憶有什麼樣的特殊經驗和問題呢?這是本文的核心關懷,以桃園連續三年的三本人權口述紀錄書《重生與愛》做為探索的主要內容,從中理解地方口述所反映的轉型正義課題。相對於228事件的口述早於1990年代初,陸續出現大量以地方區域為範圍或案件形式的口述紀錄出版(宜蘭、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這些出版品少部分由官方出版,多數是民間的勞做成果。而最近十多年來,白色恐怖口述紀錄相應大量增加。[4]

  228或白色恐怖是否長期被各地方政府和民眾視為禁忌,受制於模糊不清傳言耳語效應,將「不遠過去」視為已經過去,歷史記憶逐漸微弱,不再受地方當代民眾所重視?從三年前進行桃園田野口訪時,採訪者雖然感知這些問題,發出相關疑問和好奇;從採訪中得知,至今雖不能完全解開諸多疑問,桃園從228到白色恐怖的紀錄,仍然鮮活地呈現輪廓式的地方風貌、和創傷的多種面向。

  桃園在地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已經有三十多年的相關採訪書寫,他和作者協同其他在地文史工作者,採訪桃園地區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而作者的專長領域是整合建築或博物館空間的規劃,十多年來涉入採訪受難者,另有一段淵源。在此說明兩人工作經驗背景,或許有助於了解為什麼能夠持續三年進行桃園地區的採訪記錄和出版。

  上個世紀末,1996年5月起至1998年12月,作者前後參與台北228紀念館兩次規劃和展示設計,並與陳銘城短暫共事於紀念館。作者從規劃設計過程中,認識保存並發揮歷史記憶的當代紀念性博物館,必須從田野採訪累積人們的豐富故事,才能分享給觀眾動人的故事,引發「不遠過去」裡發生甚麼事的問題意識。

  歷史學者張炎憲老師長年從事田野採擷和累積相當豐碩口述出版,並義務指導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規劃,形成紀念館的展示敘事基礎(1998-2010年);[5]當時作者深刻感受長期白色恐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紀念館雖然有白色恐怖的獨立展覽空間,作為規劃者的一員深感所知非常不足。更談不上了解白色恐怖的來龍去脈,也不曾了解現在已經被設立為綠島、景美人權園區的政治犯監獄。

  當作者於2001年再度有機會規劃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時,工作團隊分工之外;從認識受難者開始,被視為規劃首要任務,逐步拓展受難者團體的相關人士。認識越多人,更進一步長期相處,徵詢他們對規劃的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思考為什麼需要「紀念」?紀念什麼?如何紀念?規劃能為這些「紀念化」事務做什麼樣的選擇?[6]一般基本的認知,認為紀念地或是廣泛的當代紀念博物館的經營,介於傳遞人的情感和歷史知識之間,讓觀眾感知並提出問題意識。那麼,什麼樣的歷史記憶能夠促進觀眾有所感知人的情感和歷史知識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紀念的主體是受難的當事人,就必須思考只有近身採訪當事人,最好有機會長期相處,才能深刻體會她/他們的生命受侵害的故事。

  因此,規劃者試圖掌握展示的「整體」內容,就必須深入「個別」的現象種種。在了解整體蒐集資料工作的全貌構思下,產出了2001年12月的總統府「人權之路」展覽;這是一次高度象徵性的歷史記憶的展出,白色恐怖到臺灣民主化運動的敘事,進入了國家最高權力中心空間,許多受難者出席,並與公眾對話。之後,規劃團隊陸續產出版了中文版《人權之路》(2002年12月,英文版2004年,日文版2007年,中文新版2008年),這些以隱含某種結構式敘事的出版品,包含不少的個別故事。綠島人權園區於2008年出版《台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表徵漫長白色恐怖歷史記憶和監獄遺址的連結,有了紀念地正式的「整體」解說出版品。這些成果正好是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八年裡,許許多多的受難者正當邁進老年高齡之際,在她/他們的多方協助、牽線之下,規劃團隊採訪對象得以遍及全臺各縣市。

  接觸受難者讓作者不只涉入採訪,更從中體會、累積田野經驗,協助那些不被主流社會注目的當事人記錄和出版。如黃華昌著《叛逆的天空》(2004年、2015年二版;2005年日文版)、鍾興福著《無奈的山頂人》(2010年)、顏世鴻著《青島東路三號》(2012年),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一出版。作者也嘗試將多年採訪整理,集結出版女性受難者主題的《流麻溝十五號》(2012年),並且採訪共同編輯受難者和家屬的文集《看到陽光的時候》(2014年)。

▲政治受難者自述書籍,如鍾興福著《無奈的山頂人》(2010年)、黃華昌著《叛逆的天空》(2015年二版)


  自兩千年新世紀開始之後,白色恐怖出版品明顯增多,更多人參與其中;以地方為主的出版和綠島、景美兩人權園區的設立有直、間接關係。至少設立人權園區,形成了儀式或經常性活動的交流平台。經由受難者協會的聚會,持續與她/他交往,自然認識如在綠島廣為綠島人所認識的桃園受難者黃石貴,還有邱鳳林、林熺星、林昭明、林茂成等桃園在地受難者。

  規劃團隊為了呈現「整體」面貌為觀眾所認識,在漫長時間中必須自外於規劃期間的限制,保持不間斷的人和人接觸,和受難者之間形成亦師亦友的情誼,亦難以避免陷入人際關係兩難的困境。這是深入田野,陸續才能察覺、並認知歷史記憶「紀念化」和遺址的重要面向和關係;這是個別和整體的動態有機組合,只有在持續的田野工作中才能深刻「紀念化」諸事務。而當紀念地或博物館逐漸機構化之後,是否能傳遞這樣的田野經驗,應屬重要的博物館經驗傳承;任何官方公開招標的規劃案或計劃案,如果理解這種人和人經驗傳遞,才能深入紀念遺址的述說,思考的層面將會大為不同。紀念地博物館因為吸取了人的情感傳承,它將如實地傳遞情感給觀眾,為觀眾開啟探索「人」的情感是什麼?為什麼需要歷史記憶的知識和認識「人權」概念?

  以上說明,接觸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經驗歷 程,從紀念館規劃到涉入採訪的核心途經,就是如何如實呈現受難者活的生命故事,分享給更多的觀眾。採訪記錄的實做過程亦然,如何深入記錄和出版,才能提供讀者更具有反覆發問的深入閱讀機會。

發現地方人權侵害口述的特質

  現在的讀者是否能在閱讀前後,認識桃園人權侵害歷史的概況?因為這個提問,第二本桃園口述《重生與愛2》出版,由陳銘城所寫「後記:桃園地區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蔣介石:桃園匪諜為何多?」嘗試提出桃園自日治時期、戰後228到白色恐怖「整體」脈絡關係的認識及解釋。

  讀者閱讀「後記」、對照本文附錄(一)「桃園地區白色恐怖相關案件及受難者名單」,從判決日期、案件名稱、政治受難者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年齡、被捕時職業)、刑期等分項中,各位不免發出不少疑問,資料根據為何?這份名單從1950年到1982年,共計409人次,根據設籍桃園、或桃園案件、或曾居住、現居住、甚至在桃園工作的受難者,彙整自2004年陸續調閱的檔案資料。名單少部分因涉及二個案件以上,或有重複。這份名單反映了什麼進一步有待探究的課題?一般研究者界定1955年(含1955年)之前,所謂「匪諜」案件是和在臺灣的地下黨相關。為什麼在桃園將近有351人,算是「匪諜多」的地區嗎?93位被槍決(除林聲發因「軍人監獄再叛亂案」於1960年6月2日被槍決;1956年之後,桃園僅有一位外省籍何照興因叛亂案遭到槍決)。[7]當時統治者的視角和思維如何認定叛亂、「罪及於死」(目前所見判決檔案最後簽呈至總統府,由蔣介石總統批閱)?在當下「轉型正義時刻」,這些檔案有何「真相」的意義呢?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最高統治者侵害人權「罪刑」如何釐清、並判定責任處理方式呢?

  從轉型正義的國內外豐碩文獻裡,認識過去的國家壓迫人民的人權侵害「真相」,是首要被認識的重大任務。最近幾年臺灣的白色恐怖口述更多進入地方性的田野採訪或出版,如屏東、高雄、臺南、雲林、臺中、彰化、臺北等地。不只以公開出版形式呈現,相對而言,公開出版品是否被視為「口述」紀錄?它的傳播成效如何?或者只是純粹的個人報導式書寫,相關研究者提出新問題的挑戰。我們又如何認識各地是否反映地方人權侵害「真相」的特殊之處?地方採訪記錄呈現什麼樣的地方特質?地方上的個人遭受國家暴力侵害的故事如何被敘述?這些敘述會是「轉型期敘述」多種版本之一嗎?

  2016年11月10日《重生與愛3》新書會,桃園市鄭市長於會中所提桃園地區泰雅族群百年反抗史。拉開歷史視野來看,尤其桃園地區原住民的長期受害,是否意謂著我們了解更深遠的歷史裡,看到「循環性的暴力」?[8]戰後,桃園泰雅族群歷經228,卻於白色恐怖連續受害,為什麼?[9]加害者一方又是如何敘述?目前,來自檔案的官方說詞:桃園「匪諜很多」,意味著地方反抗勢力很大、又普遍?這股普遍的民間反抗勢力,以當代觀點解析,是否適合以壓迫政權的詞語,繼續使用「匪諜」詞彙?本文附件(一)名單「案件」名稱,於三本書的編輯體例有所說明:「白色恐怖各政治案件的名稱,目前缺乏統一稱法。尤其對1950年代案件如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多案連立之官方名稱,本書斟酌簡化成省工委會、臺盟等」,這一說明用意提示讀者:以當代觀點相對於集權戒嚴「非法」體制的暫時稱法,不宜涉入「叛亂」或「匪諜」罪刑的認定。

  呼應「後記」,作者於《重生與愛2》「導言」中,特別提出說明:後記「由長期耕耘桃園在地文史的陳銘城所撰寫,讀者若能與『白色恐怖案件舉例』對照,將豐富您對戰後桃園在地發生二二八,接著白色恐怖的時間縱深,而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如何發生?對現在的影響?導言最後,針對『後記』有所補充,蔣介石的疑問:『桃園匪諜為何多?』如何影響當時的桃園和未來的發展?目前看到的檔案,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

  蔣介石代電(民國四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命令『…密為詳查並詳議:該縣匪諜案件較多之原因,限一個月具報』後,出現幾份檔案:一、民國四十年十月二十日內政部調查局『為檢送桃園縣概況調查乙份』轉呈總統府連絡參謀組;二、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國防部參謀長周至柔『呈送桃園縣地方概況及匪諜案件較多原因報告』呈總統府;三、民國四十一年二月四日國防部參謀長周至柔『據台灣省情報委員會議決肅清桃園縣匪諜四項辦法』呈總統府;四、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國防部參謀長周至柔『為轉報北部地區肅殘聯合小組成立並抄呈該小組工作計劃綱要』;五、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年國防部參謀長周至柔『轉報桃園縣政治及保防情形』。

  從前述檔案發現,一九五一年年中之後,當局認定地下組織要角張志忠、簡吉所領導桃園地區的組織,因為日治時代舊農民組合和林元枝關係,滲入地方各地,與農民較為接近,運用戰後農村經濟困境,民生疾苦較其他縣為甚,於減租政策期間(一九四七年至四九),發展地下組織。由於桃竹苗山區相連,為了『肅清桃園縣匪諜』,當局成立『北部地區肅殘聯合小組』包括了各單位:國防部保密局、內政部調查局、中改會第六組、省黨部第三組、憲兵司令部、北部防守區司令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灣省警務處等八個單位,小組包括了軍、特、黨、憲兵、情治、警等。桃園當時的嚴峻情況,現在的人難以理解;但是深入桃園的人權史,是了解二二八、白色恐怖、以致於民主化最寶貴的地區。」

  以上是從檔案中看到「由上而下」的檔案說明,現在對應桃園在地口述中「個別」的當事人或家屬,述說的不只是生命史的內容,口述多處細節襯托出1950年代桃園社會的恐怖氛圍籠罩。1956年之前,被當時政府認為涉案者將近有351人,93位被槍決,從統計上看相對比例甚高;《重生與愛》三冊書的受訪人,農民比例高,家屬無從理解為什麼農民會變成如此嚴重的政治犯?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地方政府文化局,已陸續完成高雄、臺南、屏東、雲林、桃園的人權口述計畫報告書或出版。這項計畫最早的推手陳銘城,長期投入二戰前後臺灣兵、228、白色恐怖的田野調查,《重生與愛2》「後記」指出了桃園在地歷史發展的特殊性。雖然臺灣各地逐漸消失的人權口傳敘述,任何時候能夠採擷,總是慢了一步。但是,不論如何,歷年來各地累積的人權侵害史口述的特色,代表了口述紀錄落實於地方庶民生活,有助於觀眾理解:公民社會若更深刻認識在地歷史,將更加珍惜今日臺灣的自由生活吧。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各地方政府進行口述採集,台中、高雄、屏東等地陸續出版口人權口述書籍。


 

轉型正義時刻的「地方」

  閱讀地方的人權侵害口述紀錄,閱讀後僅存傷痛的故事餘溫、或是令人遲疑閱讀將影響生活裡「創傷」思緒的擴散?從田野經驗中得知,很多當事人或家屬不願碰觸封存已久的「過去」;擁有相關紀錄的書籍和有聲出版者,她/他們總是、有時處於閱讀與否的兩難困境;對讀者而言,亦然。此類歷史記憶的出版品,公開傷痛會衝擊情感嗎?還是閱讀後,逐漸撥雲見日,看到希望,思索「自由」抽象概念、和民主日常生活的關聯?答案可能因人而異,探討這些成因,卻是當代紀念博物館面對紀念對象、和觀眾的嚴肅又具有延續性的課題。當事人第一手口述會是博物館的源頭活水,地方的受訪人更是如此;因為她/他們活在地方很久,深知地方的人和事。

  轉型正義豐富文獻中的早期名著《變遷中的正義》(2000英文版,2001年中文版)中,Ruti G. Teitel寫道:「即便是缺少諸如審判、調查委員會和報告等自覺性的歷史產物,仍然有歷史敘述的存在。……轉型期間的敘述,最能明確支持有關歷史和民主之間關連的規範性主張,此敘述主軸提出歷史知識與個人和社會變化可能性之間,互有關聯的概念。轉型期的歷史解釋,自行構成了一種詮釋,可以解釋知識與從獨裁邁向自由化之間的關聯性,這些解釋提出了『理想』的正義概念。」(泰鐸,2001,193)

  地方人權侵害史的「個別」口述,某些來自民間、某些來自籌設相關博物館衍生的產物,並不是轉型正義機制「審判、調查委員會和報告」其中的一種「自覺性」的產物。「個別」口述是否具有歷史敘述的條件?白色恐怖口述越是往地方深入採訪,越顯現受訪人在地方生活的日常性。這一點在桃園田野採訪是由採訪人「自覺性」的意識,希望能藉此拓寬「個人」和他人之間的關聯;在案件發生當時的地方緊密人脈關係在桃園更為明顯,甚至因此付出更慘重的代價。從法學家泰鐸的角度,看到轉型歷史敘述「構成了一種連結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規範性關係」(泰鐸,2001,201)。地方人權口述的特質,凸顯如前一節所述來自由上而下的「檢舉」、「自首」、情治動員和布建於地方,使得桃園地區受害更為嚴重;構成當時社會和之後的「反規範性」關係,深深影響桃園作為台北的「中央」腹地機能、政經發展的扭曲歷程。

  現在,「由下而上」的述說,不論桃園地方的228、白色恐怖的民間口述累積慢或快,作為「歷史敘述的存在」先行於「自覺性」的「轉型正義」機制運作。這些內容是否足以挑戰現在將進行立法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許討論空間不充分。然而,對於地方而言,這些口述內容呈現了諸多和轉型正義課題連結的關係。如:各地方如何進行「真相」調查與釐清、國家暴力之後的地方人民真實生活、個別口述挑戰國家施加個人的暴力是否違反「殘害人類罪」、轉型過程中團結國家和肯認分歧記憶之間的平衡關係(這一點在下一節討論原住民轉型正義課題,更為明顯)、地方長期的民間傳言型塑的「流言」可信度;接下來,地方將設紀念館,如桃園市政府期待為樂信.瓦旦(林瑞昌)設紀念館,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或人權博物館如何運用地方人權口述紀錄,作為人權教育的歷史記憶再現的可能性、地方口述敘事連結遺址的故事詮釋、分享來自各地方觀眾產生新的問題意識、創造出觀眾忘不了的敘事力量、地方地理學的人文反抗風景詮釋等等。

  地方人權口述連結轉型正義的當下時刻,同時展開歷史、記憶、道德和責任的社會連結;我們為了確保地方更好的生活,不能不從保障人權的日常中,尋求認識身邊歷史記憶的異同。這樣來看地方口述紀錄的討論和運用,它事實上在不自覺中重建民主的地方生活文化;轉型期中社會期待法治文化的變革,地方也在轉型期中同步醞釀各種生活價值觀和文化的改變,某種程度地方參與了國家轉型正義的連結關係。下一節反思原住民文化所帶來轉型正義課題,桃園地方連結國家轉型正義,更為明顯。

  國家的轉型正義涉及廣泛的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心理、道德等諸議題,《難以言喻的真相:面對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提道:「一個國家有無數目標回應過去侵害:處罰迫害者、建立真相、修復或重視損害、尊敬受難者、阻止進一步侵害。其他目標如:促進國家和解及減低過去的衝突、凸顯新政府關注人權及因此得到國際社群的善待。有許多機制或政策運用嘗試去達到這些目標:在地方或國際法庭進行審判;清除公共或安全部門的做錯者;創造調查委員會;提供個人接觸安全檔案;回報賠償受難者;建立紀念地;改革軍隊、警察、司法、或其他改革。」(Hayner,2010,11-12)執行這些廣泛轉型正義的新事務,是為了尊重人性尊嚴、保障人權、鞏固民主法治制度。臺灣被視為東亞的新興民主國家,轉型正義在國內和國際社會是否引起興趣和期待,對臺灣再次輪替的政府形成了內外挑戰。蔡總統已經於8月1日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並同時公布《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10]本文最後討論桃園地方泰雅原住民的議題。[11]

  轉型正義常被視為國家體制下的法治和憲政轉型,隱含了轉型正義必須由上而下啟動國家和社會的浩大改造工程,才能達成自由化憲政體制的有效運作。但是同時,論者也認為民主轉型期的法治轉型常常形成兩難的處境,各種傳統概念也在轉型中,在轉型中某些概念從激進到普遍被接受而成為規範。另外,積極普遍的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民主、正義的訴求,將影響一國進行轉型正義的進程。亞太地區第一本研究轉型正義的英文專書《轉型正義在亞太》(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Asia-Pacific),書中採取了三種關鍵論辯的取徑:第一、審判對特赦(prosecution versus pardon)途徑,或正義對和平;第二、懲罰正義對回復正義(retributive versus restorative justice)途徑,考量因素包括「正義對真相」,「聚焦執行者對受難者為中心」的途徑,以及「回顧對前瞻」的途徑;第三、由下而上對由上而下(bottom-up versus top-down)途徑,或是由「國家主導對公民社會自發」的途徑,或是「國際對地方」的途徑。以上的新研究取徑,從文化因素,看到亞洲地區普遍「免責」不罰的議題,書中細膩分析:柬浦寨、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的亞齊、南韓、所羅門群島和東帝汶等亞太六國或區域的轉型正義。這本書採取新研究取徑的原因,來自各國或地域的傳統文化中面對「衝突」到「和解」的經驗,以及其所形成的文化概念。因此,我們接著問:地方能由自己的社群進行什麼樣層次的轉型正義呢?為什麼談轉型正義的議題時,很少從地方這樣的途徑提出疑問?在地方之內能做到開始互相尋找真相和和解之路嗎?

田野一小步 原住民真相與和解文化

  回到桃園的地方人權口述故事的實做事例,《重生與愛3》新書發表會邀請出生桃園復興泰雅族,服務於原住民電視台記者、族語新聞主播的達少.瓦旦,由他吟唱史詩般的泰雅族領袖Kmbuta(摩武塔)留下的祖先「訓誡」。達少.瓦旦於新書會開場吟唱泰雅古調,並且向在場所有五、六十位出席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和家屬致意。會中,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致詞時,談到桃園地區泰雅原住民反抗、流離、遷徙的百年史。他並且公開說明桃園市這兩年所做的原住民轉型正義進展,例如回復原住民姓名登記、歸還土地等。期許2017年228事件70周年時,桃園市政府將努力完成樂信.瓦旦傳記,能夠設立泰雅族與樂信.瓦旦的紀念館。新書發表會主持人陳銘城當場呼應:希望角板山賓館能夠轉變成泰雅的紀念館,並將桃園三本口述專書送給蔡總統。

DSC_1863.jpg▲泰雅族歌手達少.瓦旦在《重生與愛3》新書發表會前吟唱泰雅古調。(黃謙賢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臺灣自己早已有「和解」的古老故事,不是源自教科書的神話,而是源於四、五百年來歷史中受創的原住民各族口傳的傳說,新書會中達少‧瓦旦的吟唱,史詩背後正是「真相與和解」的古老故事:

   摩武塔鄭重的叮嚀族人說:
   無論你們去到何處,分別各自循著溪流而居,
   不可背對著背、亦不可以木牆隔離或以荊棘圍籬(意不互往來)。
   如果青年人到了可以成家之時,
   應當要謹慎的分別各自母親的奶頭(血脈關係之意),不可亂倫。
   聽聞誰家有女長成,應當拄著杖(請長者之意)前去提親,
   倘若你們以木牆隔離,故意以荊棘分隔。
   如此,將來後代子孫怎能像箭筍、綠竹筍般地繁茂興盛呢?
   另外,將來若有什麼紛爭,要以菸葉、酒杯來和解,
   不可以懷恨在心,無法釋懷。
   人非聖賢,雖然受到族人尊崇捍衛子民者能言善道人者,
   一旦舌頭轉動,難免也會犯錯(意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達少.瓦旦來自山籟的清音,迴響於桃園東部山區的溪河和山野;新書會由住角板山的林昭明、王碧珠(王阿繁女兒)夫婦,以及住烏來的林昌運醫師父子(林瑞昌小兒子、孫子)代表出席,他們分別回到角板山、烏來的山野和溪河,繼續在那裡生活。北部泰雅族反抗歷來外來政權的血淚史,順著三峽河,穿梭大漢溪和它的支流,族人們在溪流、山野的流離遷徙過程中,仍在溪流和山野生活,祖先用吟唱的方式代代流傳著流離記憶。雖然這樣的吟唱被歸類為史詩吟唱的內容和形式,且列為「文化部無形文化遺產保存項目」。

  重要的是吟唱內容具備了當代鮮活的地方和族群的文化意義,新書會當天,林昭明和王碧珠夫婦、林昌運醫師父子,她/他專注聆聽的神情、內心的衝擊,會像震波般地衝擊著在場所有的人吧!我們不禁要問:「誰」來與自己、和他人,再一次的為了「真相」而和解?

  當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進入了臺灣公民社會的議程,我們如何懷抱著蔡總統當選時的呼籲:謙卑!謙卑!再謙卑!我們是否能從原住民的歷史經驗裡學習「人」如何成為自由人?並思索活在什麼樣的自由未來?我們需要地方上的人與人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和解」,先與自己和解,然後一次又一次與外在世界和解!這是作者於新書發表會發表前,在桃園與許多受難者和家屬相聚,與達少‧瓦旦請教後的感想。作者問達少‧瓦旦:多位受訪的原住民前輩至今非常不能接受被政府「永久」(依政府法令,白色恐怖檔案列為永久保存)釘下的「叛亂罪」,這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的信仰,死後回到祖靈世界的傳統有很大的衝突?這一點和「漢人」的一般觀念:過去就算了、或不想再說「過去」的觀念,非常的不一樣?這是臺灣轉型正義過程中,不同族群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觀」的重大落差嗎?面對原住民文化觀的轉型正義,政府將如何除罪化呢?

  達少並沒有正面回答作者:是或否。他先說了臺灣原住民都有祖靈的傳說,現在很多人在談的轉型正義,對原住民來說,就是必須透過尋找真相,一次又一次的互相尋找真相。在這樣的辛苦掙扎過程裡,需要一次又一次尋找真相、達成和解;一代又一代人,尋找真相、達成和解;和解不可能一次達成的。如此,才能真正記得歷史,放下自己的仇恨念頭。這是原住民在臺灣土地上長期生活所相信的:相信人和人之間的爭執、部落和部落之間的衝突,必須透過這樣動態又持續的過程,找到真正的長遠和解之路。台灣的和解之路是否該向原住民文化深入學習呢?泰雅族語中的Balay(真相)與SBalay(和解),表達了「真相與和解」是一體兩面,尋求真相的艱辛過程裡同時尋找和解的方法。

  達少新書會開場的吟唱,深深打動在場所有的人。這場新書會好像是祖靈安排的地方儀式,新書會前後在尋找真相的吟唱和訴說中串聯起來。最後,一老一少的當事人87歲的林永泉、快70歲的吳慶孫子吳昌國,兩位最後致詞。他們以鄉村農民後代純樸的聲音,訴說著自己的期待:希望大家不斷認識平凡人犧牲的真相,快樂的生活!人權侵害口述以受難者為中心,從地方田野去感知受難者的文化知覺,才能跨出一小步找到地方新書發表會的吟唱元素,吟唱的史詩隱含著「真相與和解」泰雅山林之歌的當代和未來真義。

結語

  有不同的論者根據相異的認識及理論,認為過去壓迫的歷史必須被明晰的清算,另一種看法認為徹底清算有其政治穩定的高難度。在國家層級的「歷史清算,已經成為自由化轉型的一個特徵,與國家政治認同的變遷相連結;因此,轉型的故事推動了當代政治秩序的建立。」(泰鐸 ,2001,207)對桃園來說,這個命題是否能夠在地方之內成立?不無疑問,前述說明的地方人權口述新書會的事例,佐證地方口述裡反思原住民的處境時,歷史如何清算更艱鉅的難題。地方能從地方人物口述裡,一次又一次互相認識彼此所認知的歷史真相,更具有日常生活互動的反思。至少,在地方政府和公民必須有所作為,透過口述出版和讀書會分享,進入地方學校的教育活動,找尋地方的人和人之間的和解之路。地方上日復一日不變的生活節奏裡,泰雅族人在桃園境內的東方山區,在雲霧繚繞的部落、在桃園境內的城鎮角落,繼續勞動生活著;與我們在地方境內各自的生活著。多元的族群來自各地的不同語言族群在桃園說著不同的話語,敘述著相異的族群承繼故事;同理心認識彼此的多元敘述 ,地方文化將更為豐富。

  桃園口述書已採訪原住民泰雅、戰後來自中國、客家、閩南等族群對象,甚至一位常住桃園的過去人權救援者梅心怡。他們在地方落腳時間長短不一,目前地方的多樣語言,反映了各族群在地方生活在一起的特色。文化蘊藏於語言之中,泰雅族古老吟唱的史詩,從歷史和生活中鋪陳族群記得歷史真相及和解的當代意義。地方日常一日又一日的和解機會因此有機會於生活中誕生,甚於廟堂的大型宣告象徵儀式。臺灣轉型正義從地方原住民口述中映射出地方的「真相及和解」之路,地方文化教育性方法能夠持續和解的效應,將互相影響臺灣各地方。

  地方互相參照、影響彼此口述田野實做的反思,由下而上所產生的效應,是否會促成臺灣對於人權侵害的「全面的歷史共識」,目前不得而知。這樣的途徑卻是國際比較研究轉型正義新的取向之一,這也是避免國家自覺、不自覺走入特定的史觀來建立國家「唯一」歷史認同的另類方法。自由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在地方高度自主的治理。多元開放的歷史敘述,是否有助於更自由認識歷史記憶的臺灣,朝向轉型正義時刻的自信和自我特色,原住民的真相與和解文化是重要元素。國際社會關注臺灣的民主進程,地方田野也能貢獻強烈的「真想與和解」訊息和方法。做與不做之間,在於是否以謙卑的同理心,認識他人的痛、認知長期的隱隱做痛。然後,我們一次再一次地認識痛以及和解如何可能。

一、附錄(有名字、有紀念)

(一)桃園地區白色恐怖相關案件及受難者名單

2016/11/24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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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整理自已公開的官方檔案、相關人士口述訪談、回憶錄或自傳。
註2:標示為(日期)者,為偵破日期。註1:上表整理自已公開的官方檔案、相關人士口述訪談、回憶錄或自傳。

 
 

(二)已知白色恐怖原住民受難者名單

2016/11/25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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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表整理自已公開的官方檔案、相關人士口述訪談、回憶錄或自傳。
註2:姓名右上角標註「*」為鄒族人,標註「◎」為太魯閣族人,標註「◇」為排灣族人,標註「☆」為阿美族,其餘為泰雅族人。

 
 

二、引用書目

(一)論文著作集:

  1. 曹欽榮 2015  〈轉型正義在紀念博物館的角色〉,收於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遺忘與記憶的鬥爭》,臺北市:衛城。
  2. 曹欽榮 2015  〈懷念張炎憲老師〉、〈懷念之外:張炎憲老師對白色恐怖研究的看法〉,收於《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張炎憲紀念文集》。臺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二)專著:

  1. 李禎祥主編 2002/2008新版 《人權之路》。臺北市:玉山社。
  2. 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主編 2014 《看到陽光的時候》。新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3. 黃華昌 2004、2015 《叛逆的天空》。臺北市:前衛。
  4. 曹欽榮、蔡宏明、林世煜撰稿 2008 《臺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臺中:文化建設委員會文資總管理處籌備處。
  5. 曹欽榮等採訪整理 2012 《流麻溝十五號》。臺北市:書林。
  6. 曹欽榮、陳銘城、楊淑媛、潘忠政採訪 2014 《重生與愛》。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7. 陳銘城、楊淑媛、曹欽榮、潘忠政採訪 2015 《重生與愛2》。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8. 陳銘城、曹欽榮採訪 2016 《重生與愛3》。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9. 鍾興福著 2010 《無奈的山頂人》。臺北市:書林。
  10. 顏世鴻著 2012 《青島東路三號》。臺北市:啟動。
  11. 璐蒂.泰鐸著,鄭純宜譯 2001 《變遷中的正義》。臺北市:商周。
  12. Hayner, Priscilla B. 2010  Unspeakable Truth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3. E Renée Jeffery and Hun Joon Kim (Edited ) 2014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網站:

  1. 總統核定《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2016年11月25日,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802&rmid=514。
  2. 〈白色恐怖相關書單〉,2016年11月25日,「2010綠島.和平.對話」:http://2010greenisland.blogspot.tw/2010/04/blog-post_4151.html。
  3. 曹欽榮,〈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2016年11月25日,「2010綠島.和平.對話」。(本文發表於2016年5月14-15日,台灣歷史學會主辦「歷史.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
[1] 嚴格說,轉型正義的五項機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審判、特赦、賠償、除垢政策,臺灣於1996年12月開始針對228補償、1998年12月開始針對白色恐怖補償,只進行臺灣戰後全面性人權侵害的「補償」,有別於賠償。參見曹欽榮,〈轉型正義在紀念博物館的角色〉,收於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遺忘與記憶的鬥爭》(臺北市:衛城,2015)。
[2] 228的部分,1995年4月7日「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公布,同年12月成立「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228補償金申請、核發;2007年改組為常設機構,2009年經營管理228國家紀念館,目前仍辦理賠償金申請、核發(2007年總統公布補償修正為賠償)。關於白色恐怖的部分,1998年5月28日經立法院完成三讀「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同年6月17日設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1998年12月開始受理申請補償,2014年9月8日結束業務運作;部分業務:訴願及行政訴訟案、受裁判者或家屬申請或補發回覆名譽,及後續補償金相關陳情案件,自2014年12月10日起,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該會設立期間因辦理補償金取得相關檔案、史料,則由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接管。
[3] 記憶計畫被視為轉型正義五項機制之外的非可量化的重要機制。參見曹欽榮,〈轉型正義在紀念博物館的角色〉,《遺忘與記憶的鬥爭》。
[4] 參考網站「2010綠島.和平.對話」〈白色恐怖相關書單〉:http://2010greenisland.blogspot.tw/2010/04/blhttpog-post_4151.html(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5日)
[5] 參見曹欽榮,〈懷念張炎憲老師〉、〈懷念之外:張炎憲老師對白色恐怖研究的看法〉,收於《張炎憲紀念文集》編集委員會,《張炎憲紀念文集》(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03)
[6] 「紀念化」泛指:當代公開紀念不遠過去所產生的行為和產物,如口述出版、紀念儀式、教育活動、設立紀念館、重寫教科書等。記憶計畫是另一種概括於轉型正義機制的概念。
[7] 參見林桂英撰稿〈白色歷險記〉,收於《重生與愛2》,頁263。該文描述校園裡的白色恐怖,同校的職員何照興突然失蹤的回憶。
[8] 璐蒂.泰鐸著,鄭純宜譯,《變遷中的正義》,頁151,「如果將歷史脈絡拉得很遠,而不是放在立即、直接的背景來看,我們會看到循環性的暴力。」原住民長期受害、228、白色恐怖是否被視為「循環性的暴力」?指向了民主政府必須面對歷史的難題。
[9] 參見附錄(二)已知白色恐怖原住民受難者名單。
[10] 參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802&rmid=514(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4日)。
[11] 另參考曹欽榮,〈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討論嘉義鄒族「紀念化」的困境。該文發表於2016年5月14-15日,台灣歷史學會主辦「歷史.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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