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一(1/15)

文/曹欽榮

漸漸暖活的三月底,想起1947年「三月洪水」之後的台灣社會,未來將會如何?從那個時刻開始,每個人是不是更難以期待往後會有一絲絲改變的未來呢?戰後不到兩年,從高度希望到絕望是什麼樣的「祖國」期待心理?又兩年,更漫長的恐怖統治,不只絕望,枯木死灰,人心和土地如何恢復生氣?

20100331_0791▲1999-2010年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白色恐怖」單元,主牆上呈現杜潘芳格詩作〈聲音〉。(曹欽榮 攝影)

為回應2017年228 七十周年紀念,3年前330人民反服貿黑箱作業50萬人大集結的日子;深刻記得那一天,白天繞行群眾聚集的無數街區一圈,入夜9點多跨過乾淨的中山北路。本部落格在3月底到4月初,將連續以「白色恐怖的228」為題,提供當時見證者個人經歷的摘錄。您也可以視為當代人常說的「日常生活」中的「個別」歷史記憶,很多聽起來、讀起來,就像街巷裡長期存在的暗流喻語,在生活中流動,載沉載浮。

這些更個別的、常民的、生活的、流動的、特例的、片段的話語紀錄,是否足以形成對228的「整體」認識,由讀者去判斷。這些來自台灣各地、各角落的「聲音」,宛若蹲在歷史事件的小小縫隙之間,曲折求生、消失再現。讓我想到過世不久的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詩〈聲音〉(這首詩曾經是已消失的1998-2010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白色恐怖」單元展區主題牆的詩句;自由公民可以有更多質疑和挑戰紀念館選擇性的展示。)

不知何時,唯有自己能諦聽的細微聲音,
那聲音牢固地上鎖了。

從那時起,
語言失去出口。

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
一天又一天,
嚴肅地忍耐地等待。

這首僅只七行的詩作,出現於1967年,有誰能讀出當時代的社會被壓制的況味,那樣的無法出聲、被上鎖,又必須諦聽自己和他人「細微聲音」?228事件已過了20年,聲音仍然將持續被遍地鎖住,無法喘息,毫無出口,自由被火燒之島隔離監禁之外,禁錮綠島也禁錮了台灣島?

「不知何時」、「從那時起」,不就是說戰後言論自由曾經百花齊放,到228斷然遏止,不只「語言失去出口」,生命淪喪。活著的人,倖存的人「等待新的聲音」出現。到底何時?是誰?會有新的聲音出現?一直問下去,恐怕才能深刻理解現在被稱為「轉型正義」啟動的時代,哪些人做的哪些突破戒嚴、不斷撐開言論自由大傘的先行者,如無數白色恐怖繼起的反抗者、泰源事件起義者、鄭南榕、詹益樺等等等等。首度的「國家」訂立的言論自由日來臨前,我們來聽聽受害者的聲音「白色恐怖的228」。

從近百位白色恐怖受害者或家屬已公開口述記錄的摘錄中,這些見證讓我們體會台灣社會正直的人心嚮往,歷經幾十年說不出來;說出來,您又能相信多少呢?不論如何,這些將近七、八萬字的摘錄,也可以稱為228的見證者的口述記錄,特別的是在慘烈事件之後,反映了新的聲音延遲幾十年,也被我們忽視很久。

最近讀完陳翠蓮老師的新書《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提供我們另一個國際關係的視野回看228歷史。書封的小標題寫著:「重返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起點」。書裡第六章「國府當局的考量與對策」第三節鎮壓、宣慰與自首自新,一、綏靖與清鄉(二)清鄉工作,最後一小段:

三月二十六日,陳儀發布〈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宣稱「清鄉的目的在確保治安,清鄉的主要對象是『武器』和『惡人』,凡武器和惡人,都應該交給政府,由政府做合理合法的處理。」他要求臺灣民眾交出長短槍枝、彈藥、機砲、倭刀等所有武器,並檢舉密報亂黨叛徒,以確保治安,俾安居樂業。但事實上,軍憲警透過基層行政機關,利用民間人士建立情報網,特務潛哨,監視窺探人民工作與生活,並以戶口清查、連保連坐等規定牽制民眾,再以重賞引誘、嚴刑威逼,鼓勵人民相互告密、彼此出賣,使臺灣進入恐怖統治狀態。

政府所謂清鄉,將是許多人民逃亡、生命的消失。「白色」恐怖統治並不是知識性的認知,開始於一般所稱1949年5月19日宣布隔日午夜戒嚴才開始,228之後的台灣社會未來會如何變化呢?讀一讀來自每一位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的證言,看似個別的片段口述摘錄,卻讓我們發出無數的疑問,我們還是會問自己根本的問題:我怎麼理解228到白色恐怖的歷史?理解這些對我有什麼用?

 

IMG_3797女性政治受難者--藍張阿冬.JPG1 藍張阿冬

1913-2013年,臺北大橋頭人。先生藍明谷於228逃亡,受牽連被捕,關2年多,曾送往綠島女生分隊。
藍明谷(1919-1951),高雄人。1951年「省工委藍明谷等案」,1951年4月29日槍決。

記憶中,藍明谷曾在二二八時避風頭;見聞二二八亂象,對國民黨失望,認為國民黨應該為二二八事件負責。

(謝三泰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386-387: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藍先生躲避過。記得當時天冷,我們把藏在屋頂的槍取下藏在大衣裡,埋到花園內。當時蔣碧玉有基隆中學槍械庫的鑰匙,被逼著交出,讓民兵拿走槍械去抵抗軍人。我可能記錯了,好像是二二八之後才搬到基隆中學去住,那時很多老師住宿舍,學校內有游泳池,他避到五、六月才回來,繼續回到基隆中學教書,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很多同事被抓後才帶我們離開。

頁396-397:

…這個浩劫應該由國民黨的那些人負責,我們年輕時,都期待回歸祖國,讓大家可以安居樂業,所以很高興的歡迎祖國來接收,大家去遊街、放鞭炮、插國旗,沒想到沒多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讓大家希望破滅!現在能維持現況就好。當時還有很多外省人騙婚,女孩子人財兩失的事件;還有接收事件,比如向人家借鋼琴,就變成他的等等,令台灣人覺得心寒。…

頁401:

藍先生民國三十五年到基隆中學去教書,沒多久就發生二二八事件,那時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大都很憤慨。原先愛祖國的心,因為與期待相反,希望破滅,可能因此就參加鍾浩東校長主持的《光明報》。…

 

20100211_1312 鍾興福

1921-2014年,台北坪林人。1956年「台北市工委會木工支部王忠賢等案」,判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55-1975年)。
 戰後在宜蘭濁水一帶,從事林場相關工作;經歷二二八發生前夕,嚴重通貨膨脹,聽聞接收官員及國軍惡行。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無奈的山頂人》(台北市:書林,2010)

頁039-040:

一天過一天,直到日本投降時,我已存了日幣兩萬元。…本來想戰爭結束後,錢值(幣值)會增加,把錢借給他人收利息當生活費,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光復後通貨膨漲加劇,一日三行情,錢幣變得如同薄紙,去銀行領時,都還拿布袋去裝,都領一百、五十的,領一布袋回來,發工錢時,每疊都少二張,那時都存農會。過一年半才還一萬元,那時一萬元只能買一罐奶油,那時二二八還沒發生。…

頁060-061:

…日本投降移交國民黨政府的還有幾百架飛機,負責管理的官員,以一架一萬元價錢賣給民間,還有到處強姦女人等風聲。聽說有一次七人抓一女學生關在農校,每人輪姦一夜,到二二八事件發生,女學生才逃回家。購物不給錢,還無理打人等,大家把聽到的講出來。還有更離譜的是,他們的人死了,向棺材店買棺材,如三百元他說收據要寫四百元。他們帶到山上把屍體倒掉後,再把原來的棺材抬回店裡說,我不要了還給你們,店主還他們三百元,他們說收據寫四百元,不給就把你的房子燒掉。社會變成這樣亂,人民到處受到禍害。

 

女性政治受難者--陳勤006.JPG3 陳勤

1922年生,台北人。1950年「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案」,判刑5年。目前唯一一位留下綠島女生分隊日記。
日治時代畢業於台北第三高女,二二八時在台北福星國校擔任教員,從學校返家途中,目睹及躲避台北市北門一帶的機槍掃射。

(謝三泰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312-313: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我調任福星國小(原為日治時代的末廣高等小學)。三月一日原預定舉行教學觀摩,因二二八事件,臨時下令停辦,緊急放學。我順沿著鐵道線路走到北門口平交道,突然聽到,郵局那邊有機關槍掃射過來,觀望的群眾驚恐的四處閃避,我緊貼著鐵路局圍牆躲著。情勢稍微穩定以後,我沿著太平町想回家時,突然見到謝娥的外科醫院冒著黑煙,原來謝娥因有關二二八事件赴電台廣播不得體,引起群眾不滿,憤怒的群眾將醫院的傢俱、衣物等搬出焚燬。我的表姐劉彩碧在該院擔任住院護理士,衣物也全被燒燬,幸好她當時產假不在場。

二二八事件,中山國小的同事何教導亦罹難。我在停課期間,參加何教導的追悼會,驚魂甫定的王正光主任述說事件經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與何主任留守學校。情勢緊張的那天下午,他倆被哨兵從辦公室強拉出去,喝令下跪。哨兵從背後擊斃敦厚的何主任。王主任驚愕之餘臨機應變:要求生前抽一支煙,同時也請哨兵同抽。在吸煙的片刻,部隊緊急集合,號角突然響起,剎那間王主任奇蹟般的逃過鬼門關。

事件後,戒嚴令解除,社會又回復常態。但人心惶惶,大家噤若寒蟬,視政治為禁忌,無人敢論及。回想光復初期,多數知識份子爭先閱讀有關社會改革書籍,我也翻閱了社會主義入門的書。因中文譯本艱澀,無法研讀吸收。事件後,為研討新課程編輯教學,對這類書籍也無暇涉獵。

 

左起:吳敦仁、李永壽.jpg4 吳敦仁

1923-1999年,桃園蘆竹人。二二八後逃亡5年,自首後關2年多。
 二二八事件時,跟隨林元枝率領的桃園蘆竹青年,到大園埔心軍用機場「接收」武器,清鄉時逃亡,坐牢回來後,對政治徹底失望。

(陳銘城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14)

頁341:

…二二八事件時,我才廿四歲,剛離開小學教職,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臺灣人對祖國期待過高,而轉為失望的反抗事件。

頁342:

當時的蘆竹鄉長林元枝,是我姐夫王傳培的三哥,也是桃園地區二二八的領導者,因此我也參與其中。…

頁342: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在獲知臺北市的二二八衝突後,桃園、南崁地區有不少青年學生和海外當軍伕回來的青年,去找鄉長林元枝,要求他帶領大家去接收埔心軍用機場(原「圈仔內」)。起初,林元枝並不想出面,但是後來他還是帶領二十多位青年去接收大園鄉的埔心軍用機場。當時我留在機場外面守候,並未跟隨進入機場內,聽說機場駐軍早已聞風跑光光,只把軍械倉庫鎖著,林元枝等一行人只拿到一支三八式步槍,外傳林元枝當時擁有大量武器,不知是否從其他地方「接收」而來。

桃園鎮方面,參與二二八反抗的青年,聽說曾在軍警的追擊下,逃到大溪鎮崎頂的隱仔城廟,遭到刑警的包圍,一位劉姓青年遭警擊斃,其餘則逃散了。二二八之後,林元枝鄉長開始逃亡,四處躲藏,成為二二八清鄉時期的通緝要犯。

頁343:

當時新竹州的縣長劉啟光,就是日治時代的老臺共侯朝宗,他在縣長任內,曾介紹農民組合的老同志簡吉到新竹州桃園水利協會任職理事。因此,簡吉在二二八事件後,經由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者蔡孝乾(蔡與簡係日治時代舊農組臺共老同志)之關係,恢復參加組織活動。…

頁343:

簡吉首先透過舊農組成員,任職桃園大圳水利委員會的詹木枝關係,認識林元枝鄉長,再透過林元枝的人脈,吸收當時參與二二八反抗的知識青年。我就在一九四八年,簡吉透過林元枝的介紹,吸收我參加地下黨。

頁352:

…從廿四歲那年參加二二八事件反抗,廿五歲即因清鄉逃亡五、六年,直到三十歲才辦自首被關兩年多,三十一歲回到家後,我徹底對政治感到失望,從此斷絕對外所有的關係,絕口不再提當年的種種。三十四歲那年,我才結婚生子。不過,我再三交代我的子女,不准他們入黨或參與政治,同時對過去從書本上閱讀所認識的共產主義理想與共產黨組織,也徹底感到失望與幻滅!

 

060317_21.JPG5 張金爵

1923年生,彰化快官人。1951年「台北市公車賣票公會張金爵等案」,判刑15年。
 二二八時在台北陸軍醫院擔任護士,已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曾受命起義拿下陸軍醫院,後因天候不佳取消。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112:

二二八的時候,我正在陸軍醫院。隔天,三月一日,得到組織的通知,要發動起義,拿下陸軍醫院。我們兩人奉命連夜等待,準備開門讓他們進來,等了兩個多鐘頭,被雨淋得半死。賴瓊煙說再堅持、再堅持下去;我說會被淋死,妳堅持吧,我要回家,不等他們了。那時,連續下了四十八天的雨,角板山的高山族部隊沒有辦法下山,路太難走了。

頁113:

二二八事件一直擴大,隨後國民黨軍登陸,展開大規模清鄉。大家看殺成那樣子,都叫我們不要參加活動。但蔡孝乾已開始計劃擴展組織,他認為只要控制郵電、鐵路和司機,整個台灣就拿下來了,全島都不能動嘛。尤其重要的,是拿下郵電工會,郵電人很多;再來就是我們司機工會;台北市的工會,就是我們司機工會人最多;然後是鐵路工會,人也很多。重點是控制交通,如果來攻的話,把交通控制住,國民黨就沒辦法了。

頁113:

司機工會的成立,都是因為潘溪圳的鼓吹。潘溪圳是廣播電台的司機,二二八那天,他聽到消息之後,立刻上樓廣播,全島人民才知出事了。…

頁121:

潘先生小時候,全家父母兄弟一齊染上霍亂死亡;幸好隔壁司機阿伯,人稱「黑猴」收養他,之後大家還叫他「黑猴仔」。二二八那天,潘先生上樓廣播,全島人民才知道真相,並隨即引發群眾圍攻公賣局。潘先生也是台灣工會史上第一人,英雄落得餓死新店山,五十年後,我想起來還非常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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