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三(3/15)

20131015_0510 蘇玉鑑


1925年生,苗栗後龍人。1953年「台北司機公會支部案」,判刑10年。
 日治時代考上鐵路局高雄自動車所技工,戰後調到台北公路局南站;二二八時任職於台北公路局南站,來往於台北蘇澳。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195-196

戰後我們在高雄去歡迎國軍,看到士兵都扛著扁擔、鍋子,穿草鞋,心想怎麼跟日本軍人差那麼多?我們的國軍怎麼是這個樣子?實在很失望,所以還沒看完就離開了。我還記得當時憲兵第四團來高雄後,要我們學北京話,我心想:「不用學啦,他們比我們還落後,學他們的話做什麼?我講日本話就好了。」那時比較沒常識,才會這麼想,不想學。後來接收委員來了,吩咐我們做什麼,沒辦法溝通,不學不行,開始學北京話。從ㄅㄆㄇㄈ學起,學了好幾個月,後來到臺北,跟這些外省人就能溝通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任職於公路局,開車到蘇澳,正在出差。那時,臺北與蘇澳間的坪林發生山崩,無法通行,所以公路局派我和兩名司機到蘇澳出差。我二月二十日到蘇澳,三月一日打電話回臺北,要求臺北派人來接替。因為我出差已經十天,先領十天出差費,一天一百元,十天一千元,現在十天期限到了,就跟臺北請求派人來接。我打電話時,還感覺不出有二二八事件發生。蘇澳那邊很平靜,所以也不知道臺北發生這樣的事情。

到了三月二、三日我坐火車要回臺北,在瑞芳就開始有那個氣氛了。在瑞芳的火車上,有一些本省人槍尾刀裝上(在長槍末端上刺刀),前來問我:「有豬嗎?有豬嗎?」我正好在吃飯,也不知道「豬」是什麼,就回答:「有什麼豬?」這些人又問:「有豬嗎?有沒有外省人?」我回答:「沒有啊,沒有外省人,大家都是本省人,都坐在火車上講話啊。」結果,這班車後面就開始打人了。我沒親眼看到打人,但是聽到一大堆人圍在那裡大聲擾嚷,我心想大概是在打人。我坐在車廂裡不敢下車,一下車萬一火車開走怎麼辦?而且我的行李都放在火車上,所以沒有下車。後來那班火車沒有回臺北,也沒有到基隆,到八堵就停下來,向要到臺北的旅客說無法開往臺北了。那時大概下午兩、三點,火車不開,我們只好走路回臺北。走到松山,天色已經暗了。

到了松山,還沒走到憲兵隊,一些老百姓叫我們不要回去,說會有危險:「你們千萬不要回去!臺北發生事情了!」由於我回臺北前,有個司機來接替我,所以我就和兩個車掌先回來。遇到這種狀況,只能留在松山過夜。後來找到一家旅社,只剩一間房,我讓車掌睡那間房,我去睡一個女給部屋(じょきゅうヘや,旅社女服務員的房間)。那女給把房間讓給我睡,所以我和兩位車掌小姐三人,分了兩間房睡,第二天再回臺北。第二天(三月三日)來到警務處,就是當時軍法處(青島東路三號)對面,現在的警政署。警務處警察不讓我進城(城中)報到,當時我穿公路局的制服,就跟警察說:「我是公路局派到蘇澳出差的,你不讓我進城報到,我怎麼辦?」警察回答:「那好吧,你進城去吧!」正要進城時,同行的兩名車掌又被阻擋了。我只好再跟警察說:「這兩人是隨車的車掌。」警察才說:「那好,你們三個人進城去吧!」這才進城去。

我是三月初二來到松山,三月初三來到臺北車站附近,車站隔壁就是公路局南站。來到南站,看見一群人聚集在那裡,車子被擋住無法開出,有些人好像要放火燒車的樣子。我聽到一些老司機說:「不可以燒,這些是咱臺灣人的財產,怎麼可以隨便把車子燒掉?燒也是燒自己的財產啊!」不讓他們燒車。勸一勸,他們才沒有燒車而離開了。

二二八結束後,公路局跟大家說:「公路局的司機表現很好,我們沒有損失任何東西。」所以在四、五月時,多發一個月薪水做獎賞,那個月領了雙薪。另一件發生在二二八的事,是有一個廠長,他是廣東客家人,晚上不敢回家,怕在半路上被圍堵。他向我說:「阿蘇啊!你陪我一起回家好嗎?」我也回答:「好啊!」然後我騎腳踏車,廠長也騎腳踏車跟著我,遇到有人攔路問話,我就幫他回答。我陪他一起回家兩次,都沒遇到什麼事情。

 

左起:吳敦仁、李永壽11 李永壽


1926-2008年,桃園蘆竹人。1953年「王石頭等案」,判刑10年。
 戰後任職於桃園蘆竹鄉農會,發生二二八事件,對「祖國」從期待變成失望。

 

(陳銘城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14)

頁360:

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後,原本我對祖國很期待,但是後來發生二二八事件,加上舊臺幣四萬元換新臺幣一元,我家財產幾乎都不見了,只剩下一點的土地。當時家裡大都放現金,錢都變得不值錢,讓我對祖國非常失望。我在農會當出納時,看到來農會提款或存款,都要叫卡車載一布袋、一布袋的舊臺幣的錢。

頁360-361:

說起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當時從臺北爆發民怨衝突後,蘆竹鄉也受到影響,群情激憤,人心惶惶,大家不滿陳儀政府貪汙腐敗。這時,蘆竹鄉長林元枝出面,組成「公安隊」,穩定地方秩序,保護鄉公所和農會。我知道農會司機李火爐(我的結拜大哥)開車,載林元枝鄉長、水利會職員詹木枝和其他的青年,總共約二十多人,到大園鄉軍用機場接收槍械,做為「公安隊」維持治安的武器。但是「公安隊」的成員,良莠不齊,被政府認為是叛亂分子。不久,二十一師從中國增援來臺,展開鎮壓報復,許多各地民眾慘遭殺害和逮捕。桃園、南崁一帶,雖然當時的死傷比較不嚴重,但是事件後展開祕密搜捕行動。特別是逃亡的鄉長林元枝和跟隨他的青年,這些曾參加二二八反抗行動的人,早在三月初就逃亡了,他們成為事件結束後的主要追捕對象。

頁364-365:

…雖然自認沒參加二二八反抗行動,沒參加任何組織,但是卻慘遭刑求,他們一再追問我跟林元枝的關係和他的行蹤。我說:「他是我父親的世交,也是我在農會承辦鄉公所公庫業務的公務關係的客戶。」我起初以為是林元枝鄉長逃亡而我才被抓,後來才知道,因逃亡時的林鄉長來家吃過飯,家父也被關押兩個多月,之後准他辦理自首。

 

20141203_11612 邱景耀


1926-2015年,桃園八德人。1951年「省工委桃園徐木火等案」,判刑7年。
 曾在新幾內亞戰地當日本兵3年,戰後滯留俘虜營半年。二二八期間在家休養時,遇到清鄉,與家人被叫到戶外,受兵仔辱罵。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14)

頁101:

到二二八清鄉,我才知道發生二二八,清鄉是直接來到我們的家。他們只有歹歹叫,一直唸著:「媽你個B!」罵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清鄉的時候,兵仔、派出所的警察都去人家的厝裡,人家的父子、兄弟,查埔、查某都叫出來。看到我們這麼多兄弟,我們五個兄弟全是查埔,中國兵仔就一直罵,罵我們什麼,都聽不懂。

 

20140329_02513 涂南山


1926-2015年,嘉義市人。1951年「涂南山案」,判刑10年。
 戰前到滿洲建國大學就讀,不久逃離滿洲,在中國看到國民黨接收情景,對祖國幻滅。1947年2月回台,趕回嘉義通知陳澄波逃亡未及,只好回鄉避風頭。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81-83:

記得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一抵達基隆,二月二十八日就發生二二八。那幾天我住在建大一期的前輩家裡。早上七點多,我和前輩走路到衡陽街,見到街上一輛黑頭車被翻倒燒起來。前輩一看轉頭就走,說:「回家吧!」他在大陸待過很久,對大陸人很熟悉,他說:「台灣很窄,不像大陸很遼闊,沒有扺抗的可能。只要國民黨控制基隆港跟高雄港,大陸的援軍一到,台灣人就慘了。」

聽了前輩的警告,我立刻趕回嘉義。當時我的同學,從學校裡把三八式步槍搬出來,那是露西亞戰爭(日俄戰爭)時的槍,上軍訓課用的,怎麼能打仗,?而且也沒有子彈。同很多嘉中同學都聚集在嘉義公會堂。

我趕回嘉義,是為了要去找陳澄波先生,他的兒子陳重光是我嘉中的同學。陳澄波在日治時代,民族意識就很強,我也因懷有民族意識而去建國大學,我去滿州之前,他拍我的肩膀說「加油」,是要為抗日拼一下的意思。陳澄波當時是議員,我去找他,想通知他快走,等軍隊進來就慘了。他家人說他不在,開會去了。那天出門之後,陳澄波沒有再回來,他個人和整個嘉義的犧牲都很大。亂事已起,我只好回鄉下去躲。

二二八事件後,沒有辦法再去大陸了。本來我決心走政治路線,一時覺得沒效,也不再去考國內留學。但是在台灣要做什麼呢?於是一九四八年,我報考台大工學院,升大二時,又志願讀土木系。心裡還抱著一個理想,有一天能夠去中國建三峽的水壩,那是多麼振奮少年心胸的事。

 

掃描_2017_04_05_08_38_55_009_00114 張來發


1926年生,高雄市人。1961年「台盟陳柏淵等案」,判刑10年。
 日治時代曾赴日進海軍技術學校,戰後返台,重回台泥工作,二二八期間,看到高雄市街上亂象,風聞軍隊將至,藏身在台泥公司。

 

(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035)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雄市歷史博物館,2013)

頁027:

講到二二八事件,你們要知道,其實事情發生是在2月27日,但是為什麼現在都講二二八事件?我以前因為參加義勇警察隊,有加入過國民黨的警察黨部,在那邊有聽說,因為國民黨要把發生在2月27日的那個事件,牽扯到共產黨身上,所以都稱二二八事件。因為二二八這三個字,拼起來就是共產黨的「共」,他們用這樣說,這就是共產黨舉事的暗號,二二八事件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

還有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跟國民黨裡面的派系鬥爭有一些關係,戰後第一批來到臺灣的國民黨份子,是廈門幫的。後來我去坐牢時,在監獄裡看到不少廈門幫的國民黨份子,國民黨裡面的不同派系,會互相鬥爭,你抓我、我抓你,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台灣的情勢很動盪,可以說跟國民黨在臺灣的不同派系互鬥有關係。還有就是,戰後第一個來臺灣的國民黨組織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人就是這樣,國民黨政府是戰勝國,他們的組織,大家就一窩蜂去參加,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三青團在台灣發展得很快,有些人就會打著三青團的旗號,去偷拐搶騙,亂佔日本人走後留下的東西,或是看電影不付錢,三青團這個組織,在二二八事件時,有起一些作用。

頁028:

二二八事件時,高雄是一團亂,也有學生組織的隊伍,也有原台籍日本兵的隊伍,還有處理委員會,因為我是比較早期的志願兵,算是前輩,講話稍微有些份量,原台籍日本兵有些會聽我的。我們有一支大約十多人的隊伍,本來計畫要去攻資源委員會接收的工廠,因為那時候資源委員會接收的工廠會有士兵看守。我們是有武器的,子彈也有,武器有些是從警察局接收來,有些是本來就藏在民間,不過大多是舊型武器,我們手上的三八步槍,我都有拿起來試射,很多都已經打不準了。我們計畫要攻資源委員會接收的工廠,想說用水泥公司和消防隊的消防車水攻,消防車的水柱很有力,可以把人擊退。我們把消防車集合起來後就有人來說要借,我問他們:「借去幹什麼?」他們說:「要裝汽油去噴,用火攻壽山。」那時候高雄要塞就在壽山上面,有大批軍隊。我聽他們這樣說,馬上拒絕他們,我跟他們說放火燒壽山會把樹燒掉,以後下雨會淹大水,他們才作罷。那時候高雄市的外省人,男性都被集中到高雄中學去,戰爭就是這樣子,兩邊交戰不能傷害沒有武器的戰俘,要集中保護。壽山上面的部隊攻下來那天,我有過去市政府(現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那邊有外省人的婦女請我去探她們的丈夫,所以我先離開去高雄中學幫她們探望,才沒有在市政府被打死。有個跟我家租房子的朋友,他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那天他在高雄市政府,肩膀被中國兵打了一槍,躲到愛河底下,隔天才逃回家,他告訴我,那天中國兵在市政府周遭到處掃射,射完還到處巡,發現還沒斃命的就再補一槍,我那個朋友是中槍之後,用爬的翻到愛河下面躲起來,才沒有被殺。後來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可以請領補償,我有叫他去領,可是當時幫他治療的醫生已經過世,沒人可以幫他證明,而且他到那時都還會怕,所以就沒有去領。

頁028-029:

二二八事件剛剛在高雄爆發那天,我還救過一個外省老師,姓傅,在三民國民學校教書,沒想到事件過後我家竟然被他勒索。事件剛爆發的那個晚上,我外出去上英文課,在三民國民學校前面看到有幾個人圍著一個人在打,我上前一問,知道被打的人是老師,馬上就阻止他們,說老師不能打,我們是要打貪官污吏,打老師像什麼樣。後來政府軍隊來了之後,被打的那個老師想要用官府的力量報復,原來他有親戚在警察局,不知道怎麼說的,竟說是我帶人打他。這時有另一位三民國民學校的老師就出來說,應該不可能是我打的,他說張家父子平常待人很和氣,而且張來發從小就出外,一定知道要照顧出外人,就算真是張來發打的,人家是日本海軍,有學過柔道的,真要打的話,被打的人怎麼可能全身而退。但那個姓傅的老師還是不死心,就說他被打的時候手錶被搶了,戒指也被搶了,後來我爸爸為了息事寧人,只好花錢賠他手錶戒指。

二二八事件後,政府軍隊來了,那時風聲很緊,到處抓人,我有逃亡一陣子,都躲在水泥公司裡面,後來是陳啟川出來作保,我才結束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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