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五(5/15)

20150712_09719 張晃昇


1927年生,台中市人。1950年「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12年。
 戰後在台中市成功國小教書,二二八時曾目睹外省官員被民眾修理,又聽說軍隊抵台中、機槍掃射民眾,與朋友裝瘋躲在精神病院。

 

(曹欽榮 提供)


 
資料來源:《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2015)

頁135:

日本戰敗後,臺中地區的學生在國民政府還沒來接收前,就已經組織起來,維持市面秩序(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甚至還跟國民黨車拚。)…

頁136:

我之所以認同廖學銳等人反國民黨,主要是對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屠殺的不滿。二二八事件那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我剛好二十歲,當時沒什麼政治意識,在民權路我看到住市政府的外省官員被民眾修理,打得流血,跌進水溝,還好沒死。後來二十一師進駐臺中(聽說他們那時從基隆登陸上來,一路開進臺北市,看到臺灣人就以機關槍掃射)。我們怕得要死;哥哥那時在縣政府社會課任職,負責管理精神病院,於是我們假裝發瘋,跑去「靜和病院」躲了一陣子。臺中師範和中興大學農學院學生都認為臺中市長黃克立跟一般中國官不一樣,比較正派,不像臺中縣長劉存忠是歪哥仙(oai-ko-sian,臺語,會貪污的人)。二二八當時,謝雪紅在臺中很活耀,她要走的時候,有些人跟著她跑到埔里,後來她又跑去了中國大陸。

政府處理二二八的政策就是想進行「清鄉」,打擊臺灣的菁英分子,這樣臺灣就沒「能人」了,日後統治起來比較方便。我在國校當老師,臺中市的國大代表林連宗曾經來演講,我覺得這個人很不簡單,頭腦很好,懂很多也敢講,可是他在二二八被抓,失蹤了。他女兒和我妹妹很要好,幾十年過去了,他女兒還在等爸爸,不知道何時會回來?到現在還在等,永遠等無人!二二八事件,就是外省人對臺灣人的屠殺,這引起很多人的不滿,也是我們後來走向反對路線很大的原因。

 

掃描_2017_04_06_11_16_17_672_00120 郭清淵


1927年生,高雄市人。1971年「郭清淵(台獨)案」,判刑10年。
 日治時代畢業於高雄州立商業學校,戰後任職高雄縣溪洲國校教員。二二八時,據在外做生意的人回來說,才知道發生事情。

 

(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163)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13)

頁164: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但發生的當時我並不知道,是到後來開始有戒嚴令、有宵禁,晚上不能出門。再聽到出去街市做生意的人回來在講,我才知道有發生事情。以前資訊流通比較慢,而且溪洲是比較鄉下的地方,城市裡面的消息傳到鄉下,會比較慢。

 

20170226_0721 顏世鴻


1927年生,台南人。1950年「學生工委會李水井等案」,判刑12年。
二二八時為台大先修班學生。經歷戰後國民黨來台後,造成的社會混亂,二二八之後對國民黨失望,無法專心學業,靠閱讀書籍度過低落的心緒。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青島東路三號》(台北市:啟動文化,2012)

頁94:

…光復後,父親甚至當了「內政部調查局台南副站長」,當時站長是袁守謙先生,而且他的至友莊孟侯先生在二二八之後被捕時,是台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任,同時也是台灣民主同盟的台南市負責人(這是以後我所知的消息)。

頁105:

人生敗部,我自旭瀛書院跳級不成(繪畫、書法、體操三課平均起來就輸人家),也算是有那種心態,本來要唸化工的被迫光復後轉醫,有失落感,二二八的心理打擊又甚大。…

頁140:

光復後,白樂園因為是日產被接收,一直為了住的問題傷腦筋,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之後,米價一直漲升,尤其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初的跌勢如大陸的金元券、銀元券。…

頁143-144: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之後更是不認真,不過三月下旬搬到千歲町,在當時錢思亮先生家前面,和魏綸如住同一房間,有空他坐著看書,桌子在那旁邊,我不好意思躺在一旁,所以那學期平均還有八十四點。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升三年級,心緒太低落,也為了看小說蹺課,只有考試前看筆記…

頁145:

當時蔡孝乾來台發展共黨組織,到二二八時黨員不滿百人,二二八之後逐漸增加;一九五○年二月,洪幼樵被捕當時將近一千人。…

頁347:

自二二八到一九四九年開始的白色恐怖,浴血死亡的人士及以後的年輕人,甚多是台灣的菁英,有些人是十年才可一見的卓越之士。他們為台灣,為中國更好的一天,而成為撫平眾神之慍的鮮血,棄身馬場町。他們如果活著,我相信,他們仍然是台灣、中國的菁英與卓越分子,而四十餘年過去了。

 
資料來源:《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209:

…我讀書不分左右;二二八之後,對國民黨十分失望,心裡還很徬徨,只能持續讀各方面的書。…

頁215:

…台灣在二二八前後,人口約六百萬,死了約三萬人;但也聽說,戶口清查的結果,有十四萬人不知所終。高雄殺的最多,八千至一萬人上下。聽老兵說,連手鐐腳銬都沒有,拿鐵線捆一捆就扔下海。哨船頭有個隧道通中山大學,以前禁止通行,聽說以前把人關在裡面,瘋狂掃射。

 

050430_0522 王春長


1928年生,基隆人。1950年「學生工委會李水井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為基隆中學高二學生,也是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學生代表,與同學保護外省籍校長及老師;清鄉時,曾逃亡到煤礦場躲避。

 

(曹欽榮 提供)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392:

…基隆中學第一任校長吳劍青是台南六十四軍的秘書,非常飽學,戰後從三十四年上任,到三十五年八月換成鍾校長,三十六年二月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三月八日那時中國軍隊從基隆登陸,一路從基隆掃射到八堵,八堵火車站是宜蘭線鐵路的轉換點,因為台灣人打外省人,穿黑衣服的鐵路局員工被誤以為是壞人,八堵火車站裡的地下道打死很多人。…

 
資料來源:2006台東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文史資料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二期)案,〈王春長先生口述史2006.4.30〉(台北市:文建會,2006)

二二八事件本來是反對稅務人員打賣香煙的歐巴桑,後來變成台灣人打外省人,這是非常不幸的現象。

二二八發生時,我在基隆。一個國小同學廖明華在八堵車站被打死。八堵是一個轉運站,北上的火車開到八堵之後,去宜蘭的旅客,在這裡轉搭宜蘭線的火車。

我另一個小學同學,在八堵車站當售票員,八堵慘案他很清楚。他說,在火車站服務的人都穿黑色鐵路局制服,二二八時,一部分外省旅客在八堵車站被打,一醒來就看到穿黑衣服的人,因此錯認是火車站的人打外省人。這事情演變成三月十一日的慘案。三月初,第一批大陸來的軍隊從基隆港登陸,一上岸看到人就開槍;然後從基隆開始,坐卡車一路往台北殺去。到了八堵火車站,就向火車站的辦公室亂開槍,甚至有一部分人下來,在月台亂打人。我那同學躲在辦公室桌子底下,所以逃過一劫。

二二八時,我們家有收音機可以聽。聽廣播,消息比較快,很多有頭有臉的人都在電台講二二八。也有人在電台號召,說「台灣青年站出來,尤其是去過南方的軍屬、當過日本兵的,大家團結起來維持治安」。我也是從電台聽到嘉義水上機場發生槍戰。

基隆市議會那時叫參議會,義二路旁邊往消防隊的那個巷子叫參議巷,參議會就在那條巷子裡。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參議會召開,號召各界派出代表,討論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基隆中學,基隆女中、基隆市立商業專修學校、水產學校也派代表去開會。我有參加。那時我讀高二,是全校最高年級,所以代表學校在議會出席。二二八以後,三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左右,我們都在議會。那段期間我有去住過吳金塗家,他們家就在議會對面。

吳金塗是我的好友。他畢業於基隆市信義國小,我畢業於基隆市七堵區暖暖國小,本來不認識,1942年(民國31)年一起考進基隆中學。他從初一就和我同班,一直到1945年都在一起,他跟我比親兄弟還親密。

其他同學都住在市區,一下子就可以回家。不過因時局很亂,開完會,準備執行時,初八軍隊就登陸了,看到阿兵哥拿槍亂射,我們不敢出來,就一直躲在議會裡面。

登陸以後,軍隊大部分坐卡車往台北開行,但基隆還有軍隊,要塞司令部那邊也有。他們出來巡視,看到年輕人就開槍,所以我們為了安全,都不敢外出。

基隆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在郵局前面的橋邊被槍斃,然後踢落海中。有一個醫生,在信義國小、電力公司旁邊的醫院執業,也被阿兵哥槍斃以後用腳踢到運河底下。這兩人遇難,我雖沒有親眼目睹,因為那時躲在家裡不敢出來,但消息沒多久就傳開了,很快就知道誰被槍斃,心裡很恐慌。

那時候整個社會很亂,軍隊看到年輕人就亂抓,學校也不能去,議會也不能去,我也開始跑路了。我和那位八堵車站的同學,差不多三月十幾日左右相約跑路,先去板橋的林家花園那邊躲一天,覺得不是辦法,又回來暖暖,再坐火車到十分寮。十分寮再過去是嶺腳寮,嶺腳寮再過去是石底,石底再過去是平溪莊,平溪莊再過去是菁桐坑,有個同學他家在那裡開煤礦。我們和吳金塗就躲在菁桐坑。

我們又跑去石底厝躲四五天。那地方我比較瞭解,因為我父親的結拜(我要叫他二伯)是當地一家煤礦的老闆。我有認識的人在那邊推售煤炭,也有地方可以住。在那邊住快一個禮拜,差不多三月底,學校來通知,叫學生回去上課,我才回去復學。回學校後,差不多有兩、三個禮拜,學生都很少,慢慢才恢復正常。

二二八時,基隆中學一部分學生待在基隆參議會,一部分留在學校。因為有些台灣人要打外省人,有時不知道對方的身分,連老師也打,部分同學就留在學校保護老師。鍾校長住在學校體育場旁邊的宿舍,以前是音樂教室,臨時改為教職員宿舍的。鍾校長和夫人蔣碧玉(她的家在重慶北路,靜心女中附近)住在第一間,藍明谷的太太住第二間。旁邊還有一間,本來是放鋤頭之類的工具室,光復以後搬走了,變成教職員宿舍。二二八時,校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等都受到學生保護。所謂「保護」,就是叫他們不要出去,外人也不讓他們進來。我們保護得很好。

當時八堵有一位市議員叫王黎國,不知是不是外省人,就是吳金塗去保護的。後來有一天,吳金塗的爸爸因為做生意賣魚,騎腳踏車帶一把刀,切魚用的,卻被誤會是叛亂分子而抓走。吳金塗接到消息,馬上去找王黎國,王那時當議員,便去保釋吳金塗的爸爸,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20150622_0323 張燦生


1928年生,新北市三芝人。1951年「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黎子松、傅煒亮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就讀台大機械系一年級,學校停課,回鄉看到三芝鄉遭軍隊包圍,到處抓人。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桃園市:桃園市文化局,2015)

頁081:

戰後學制改變,我讀臺大專修班,二二八發生那年一九四七年,讀臺大機械系一年級,一九五○年畢業。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學校停課,回家鄉看到三芝鄉遭軍隊包圍,到處抓人。連父親在街上的理髮店也被抓,由鄉長作保才能回家。學校到四月才恢復上課。

頁082:

那時候的學生講求自由,臺大校長、學校政策都強調學術自由;大家對憲法和民權的知識都不夠了解,利害關係都不知道。大家認為日本時代至少有法律保證,但是,一九四七、四八年蔣介石來臺灣,他所做的事都違憲,沒有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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