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六(6/15)

20080517_049_2008綠島藝術季24 陳英泰


1928-2010年,台北木柵人。1951年「鍾國輝等案」,判刑12年。
 二二八時為台灣法商學院商業專修科學生,經歷二二八,對政府失去信心。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252:

…我不否認自從二二八事件後,我對政府失去信心,希望政府有所改善,變為更民主的政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同感,而未免也想影響他們,但我沒有參加共產黨。
 
 
資料來源:《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台北市:唐山,2005)

頁8-9:

我的祖國情結重,起先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多少共鳴。但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越做越離譜時,到處亂殺人,行政長官公署屋頂上所安機關槍掃射殺了多人,十五份的橋頭與其他幾個地方棄有屍體。政府派出代表出席在中山堂召開的處理委員會,只是緩兵計,其實暗中正從大陸派軍隊來鎮壓,他們一登陸基隆,沿途看人就掃射。國民黨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像對付敵人,大肆屠殺。這就是祖國原貌!我所受震憾很大。國民政府對於自己的人民所有用的盡是騙局,真正為人民謀幸福而被推舉出席處理委員會的一個個都被抓去槍斃。我看到此情形對國民黨徹底失望,從心底想,除非徹底改革,台灣人民無法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

戰爭結束,我心底憧憬著自由、民主、能使國家富強的政府。為免於被外國統治,國家富強是最重要,而中國應有充分的條件。人民除努力使國家富強,內部應有民主與自由。然而看國民黨政府一點也沒有使國家富強的條件,對內施行暴政,人民沒有自由民主可言。

二二八事件中我首先對處理委員會抱著很大的期待,想現在事件既發生,政府也不得不施行某種程度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吧。我與同鄉,就讀醫學院的許木溪,於三月二、三日月到中山堂看究竟。我當時還對政治了解不多,就只關心地看幾個委員們熱烈的討論,心想以後就有希望吧。當場看到最活躍的是一名為許德輝者,我暗中佩服他的周旋能力與堂皇的主張。殊不知他是國民黨相當地位的情治人員,只是做臥底替政府矇騙人民,等待蔣介石派遣的鎮壓部隊到達。台灣人民的處境與下場多悲哀。

我去過中山堂四五天後的三月八日吧,鎮壓部隊由基隆登陸,到台北的沿途用機槍掃射街上的人民。當然到了台北後佔領了中山堂,開始捕殺處理委員。我慶幸我三月三日後就沒有再到中山堂,不然後果真不堪設想。

鎮壓部隊大肆搜捕人民屠殺,荒唐的是把當時因軍警癱瘓不得不動員維持治安的中學生集體地屠殺震驚了社會。於是我感覺要期待國民黨放棄暴政實是緣木求魚,唯有強求更換他們。我由衷認同二二八事件,惋惜沒有成功,只能期待不久將來,來一個人為的、有計劃的,使其成功。

頁9-10:

二二八事件過後,學校回校的人數越來越多,一時不知跑到哪裡去的人重新又結集在一起,學校訓導主任很關心政府所頒布的〈自新辦法〉,且指定幾個人需要辦理自新。這些人中間除了有後來逃到大陸的陳炳基外還有哪幾個人我已不記得。但我只記得,新店線朋友台北二中一期後輩,當時還就讀於成功中學高中部的高俊彥,要到辦理自新時卻受成功中學何啟華校長阻止,要他暫不要露面,等到另外通知始可露面辦理。何校長知道高受當局特別注意,怕他一露面即使要辦理自新也會被抓走,甚至遭到屠的危險。高至今每回憶當時往事,對何校長仍然感激不盡。

二二八事件以前,老實說我對台灣政治與國共內戰本來不感興趣。但既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就引起我的極大關心。我本來沒有預期會發生像這麼嚴重、一發不可收拾的重大事件,雖然沒有預先計劃,卻做得轟轟烈烈,幾乎要成功推翻政府;然而卻被國民黨以欺詐等卑鄙手段壓平,實在太可惜。

究其原因,二二八事件是突發事件,不是經過預先策劃發動的。台灣中部有謝雪紅領導的武裝隊伍稱為二七部隊和國民黨軍做了有效對抗,那也是臨時湊成的,因此蔣介石軍隊一登陸就招架不住,退到埔里的山地而最後解散掉。後來才知道,當時事實上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地下組織早已滲透到台灣,但乃成不了氣候,對於突發事人的措手不及,發生不了作用,且和謝雪紅之間的聯絡也不好。

從此以後我對國共內戰感覺興趣,且對共產主義也起了好奇心,但那時中共還沒有認識。…

頁13-14:

…接著當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由於受周圍的影響與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我也慢慢地同情社會主義思想。

頁14:

二二八事件曇花一現,幾乎要成功的,我感到莫大惋惜,我向林從周表示惋惜之意。但每一次和他談話,我發現他對種種內幕知道很多。他很肯定地說,有些人正在籌劃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我期待著,但總沒有發生。畢竟國民黨因有前車之鑑,且其後從大陸調有大軍駐防,有萬全的準備。林從周也許已和地下組織有關係所以才知道那麼多內情。我很希望的類似二二八事件,因為預先有策劃,不會再失敗。我期待著過一年就發生,但一年後並沒有發生,其後也沒有發生的跡象。

頁20:

中共的地下組織曾幾何時也進來台灣。其實據後來知道的資料,早在一九四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就派有蔡孝乾等來負責發展組織。二二八事件時候組織羽毛未豐,還不成氣候,對於二二八事件沒有發生多少作用。隨著內戰打得不可開交,地下組織也滲透到各角落,特別是學生界,戰後多次有反政府與反美的遊行,又組織歌唱隊、話劇隊等鼓吹社會主與反政府的文化工作,且二二八事件的主角很多都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引起政府很大注意,如終伺機要加以鎮壓。

 
資料來源:《再說白色恐怖》(台北市:唐山,2009)

頁306:

臺灣本來有的人才與有良心者大都牽涉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真感慨那些第一流的人才幾乎都被國民黨消滅殆盡,存留下來的都是那些二流、三流或是根本不入流的人物。

頁324:

陳儀代表與臺灣民間代表在中山堂開協調議,期間我去過現場看其召開情形。…

頁324:

我相信當時的民間代表十之八九被殺,關心而去看個究竟的民眾…我不知道軍隊抵達中山堂時有多少人被殺或被抓走?那些人中還活存的,除了我與和我一起去中山堂看的許先生(現在已經移民於美國)外,是否還有他人?即使有,不知還有多少人?我自豪我是親眼到那裡本的少數僅存者之一,而我也是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使詐的見證人之一。

頁327:

自二二八事件後,反蔣與企求改革的勢膨脹,因當時臺灣還沒有統獨之念,甚或統獨之分,所有反蔣力量都或多或少和大陸結合在一起。

  

20131208_4125 陳煜樞


1928年生,彰化人。1952年「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5年。
 二二八發生前幾天,在台中大肚紙廠值班時受傷,返回彰化老家休養,只聽聞二二八發生。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黯到盡處,看見光》(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2016)

頁191: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有一次我值晚班抱著一堆紙睡覺,紙蓋住了沒注意到旁邊一個大洞,摔下去而腳骨折。我父親我回彰化,舅父是彰化鐵路部通訊員,因此讓我在彰化鐵路部的醫院治療。二二八發生時,我只知道外面吵吵鬧鬧,卻因為腳骨折不能出去。大肚紙廠在戰後被外省人接收,他們都當高級職員,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很多廠內的本省人保護他們,他們都聚集在廠內的集會所,所以二二八發生時,紙廠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20140710_10526 徐文贊

1929年生,桃園人。1951年「桃園無線電台支部林清良等案」,判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51-1984)。
 戰前考入電信局,戰後在桃園大湳仔發報臺工作,對時局感到徬徨;二二八時,曾保護電台外省職員,見聞社會亂象。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190-192:

光復後我們熱烈歡迎祖國來接收,結果卻這麼亂七八糟。不到兩年,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面對當時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感到很徬徨。

桃園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大溪那邊死了幾個人,南門市場也有人被槍殺,我太太的叔公就是在大溪被打死。後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人們轉向關注紅色中國反蔣,桃園抓了不少人去關,白色恐怖槍決為各縣之最。其實,當時我們在電臺還保護外省籍職員,我們家還幫助一位來臺準備依親謀職的漳州年輕人,從新竹偷渡出去。

二二八發生時,南部攻打嘉義機場,之後嘉義地方名人到機場協議,幫助守軍獲得糧食和飲水。卻被不經審判程序,依恃援軍將到的祕訊,將幫助他們的議員們槍殺在嘉義火車站。嘉義真是很悽慘,其中被槍殺的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醫師的大兒子潘英章,和我曾經一起關在青島東路軍法處。

三月八日之後,中國來的鎮壓軍隊從基隆上岸,規定三個人以上不能聚在一起。我所知道住在宿舍,怎麼可能不三個人在一起,臺灣人怎麼會想到遭遇二二八這麼悽慘的經驗,沒有被鎮壓的心理準備。

二二八之後,電信局的省籍差別待遇沒有什麼改善,外省籍的實習生領安家費,薪水超過本地的前輩,真是不可思議。電信局的同事賴鳳朝曾經說過:「我們的本分,就是把知識提高到一個水準之後,沒有我們,他們就難運轉。」靠自己提升專業知識,力爭上游,職位才不會輕易被取代。當時許多未婚同事愛讀書、愛做實驗,我們的心情可想而知。二二八之後,對政府普遍不滿的聲音,無處申訴。

頁193:

二二八之後,我們在電信局請人教國語課程中斷,我每晚去教會上兩節國語補習課。為了增強閱讀中文能力、增加知識,我愛去書店、書攤逛逛。從閱讀中我警覺到中國官場的不好習性,和二二八之前所看、聽聞的來對照,覺得國民黨不知民間疾苦。

 

20101224_0327 涂炳榔


1929年生,嘉義朴子人。1952年「民主自治同盟歐振隆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為嘉義中學高二學生,也是台南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學生代表之一,事後遭停學一年處分。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04: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已經高二,在事件發生後,外省警察都跑光光,雖然治安狀況還算很好,不過擔心流氓、地痞會出來恐嚇別人,所以從3月2日開始,各學校就開始組織學生隊,我是學生隊的隊長,成員大多是高一生,主要任務就是負責去橋邊或派出所前站衛兵,維持治安。

二二八事件後有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屬於臺南縣的處理委員會,我是朴子鎮的學生代表,另外也有醫生等不同職業的代表。二二八件結束後,3月10日中國兵就來說要把治安弄好,之後我就躲在家裡都沒出來,所以都沒事。後來有公布如果有參加學生隊只要出來自新,關一個禮拜後就沒事,因為我爸爸是醫生,在鄉下是有相當地位的,跟議員都有認識,所以就說好去報到一下,一個禮拜後就讓可以回家。原本以為此事就此平息,但因為報紙上有刊登代表去開會的事,結果被我的公民老師逮到機會,在學校開會時提案說要開除我,校長就說沒那麼嚴重,看是要轉學或停學就好。

我和公民老師之間其實也不是有什麼深仇大恨,當時我十八歲,正逢叛逆期,他講的國語我聽不懂,所以我很討厭公民課,有一次班上同學起哄集體罷課,並沒有要對付他的意思,結果公民老師因為這件事相當生氣。當時學務會議的決議是轉學到臺北建中或是停學一年,我本來是打算轉學的,但我爸爸不肯,他說:「你在這邊就已經惹事情了,去台北就控制不了。」最後只好停學一年。

 

20110515_02428 黃至超


1929年生,嘉義人。1951年「省工委張明顯等案」,判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50-1975)
 二二八時在醫院當助手,目睹遭國軍殺害的民眾。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頁122:

黃至超曾親眼目睹二二八的慘劇,他家隔壁的歐巴桑家的屋頂,被炸出大洞,她也當場被炸死。國軍沿途亂開槍打死不少人。當時人在醫院當助手的黃至超,眼見醫院已經一個星期沒藥可用,傷重的患者還很多人等候醫治。有一天下午中國兵來了,看到一位臺灣囝仔躺在病床,因為手術縫合沒用藥,傷口疼痛而不斷哀嚎。兵仔卻將他抬出外面,用力摔下,病患的傷口縫合處裂開,更是痛得哀爸叫母。親眼目睹這場景的黃至超,直說是沒人性的土匪行徑。說到激動時,瘦小的黃至超常氣憤到嘴唇顫抖,牙齒緊咬下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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