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七(7/15)

GN5X321129 黃華昌


1929-2010年,新竹竹南客家人。1950年「學生工委會李水井等案」,判刑10年。
 日治時代到日本參加航空特攻隊訓練,戰後返台;二二八發生前,在西南航空擔任日本軍機指導員,參與反抗,計畫失敗後,逃亡1年。

 

(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資料來源:《叛逆的天空(修訂版)》(台北市:前衛,2015)

頁198-199: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半左右,我開著從松山機場空軍基地借來的起動車(以前發動飛機引擎使用的汽車),要前往「西南航空台灣辦事處」所在地的新生南路。開到公賣局啤酒工廠(在今建國北路)旁的平交道附近,數十名穿著寫有「POW」俘虜裝及日本軍服的台灣青年一擁而上,叫我停車。他們好像非常激動,看到車門用白漆寫著「中國空軍」,不分皂白把我從駕駛座硬拉下來。我覺得莫名其妙,他們也不講理由,只瞪著我:「你是空軍吧?」「是不是台灣人?」語調很奮亢。

「我是航空公司的台灣人。」我說:「車子是從空軍借來的,發生什麼事?」

「在城內,『蕃薯仔』跟『阿山』正在進行『相刣(殺)的戰爭』!」

前一天,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專賣局台北分局的六名查緝員,在圓環附近取締走私香菸時,一位在「天馬茶坊」前賣菸的老婆婆林江邁來不及走避,包括專賣菸和走私菸,全部遭到沒收,連裝錢的錢袋也被拿走。拉扯之間,查緝員還用槍管打林江邁,使她頭部中傷流血。

現場多人目睹這一幕,都同情與聲援林江邁,並向查緝員理論,要他退還錢袋。查緝員看到群眾聚集越來越多,一時心生恐慌,開槍亂射並開始撤退。一名住在附近的青年陳文溪被流彈打中,由於傷勢太重,第二天就死了。

激昂憤慨的群眾,群起包圍警局,要求局長把肇事者交出來法辦,以平息民怨。以上所述的「緝菸事件」,就是二二八悲劇的導火線。

頁201-203:

二二八當天近午時分,我離開西南航空台灣辦事處,隨即開起動車趕往松山機場。那句「蕃薯仔跟阿山相殺的戰爭」始終縈迴腦海。本來對駕駛就不太有自信,握住方向盤的手也開始發抖;原來近在咫尺的松山機場,彷彿變得很遙遠了。

「回到機場,告訴松山機場場長陳金水,叫他飛機開出來,把那些『阿山』打個半死!」那群半路把我攔下來的青年們,有人以隨便的口氣這樣命令。回到機場後,仍如往日一般寂靜,空軍士兵好像還不知道市內的騷動。我把市內所看到的情形,若無其事小聲告訴許清卿和整備中的夥伴,並轉述青年們那句話:台灣人和外省人正在進行「相殺的戰爭」。

夥伴們聽到這消息,宛如失去定力一般,無心再工作了。中午便當匆匆吃完,把下午的工作放一邊,我們一群人決定去市內看一看,探聽消息。

從日式建築林立的堀川莊宿舍街,向東門町前進,在十字路口及小巷口聽到情緒激昂、爭論喧鬧的群眾聲音。獲悉警察局和專賣局不理會陳情,沒有處分昨晚肇事開槍的人,許多年輕人很不滿,肩並肩,手牽手,包圍南門町的專賣局總局。這是光復後首次對惡政的抗議運動。激情的示威隊伍,把專賣局的警衛推開,蜂擁衝進局內;看到官員或器材便棒打亂毆,並從窗口把桌子文具投出去,點火燃燒。

等我到達時,示威隊伍已經散去。留下來的群眾數十人,在火堆旁踱來踱去,後門通道被翻倒的車子還在燃燒。初次看到這種悲慘光景,想到這就是所謂「相殺的戰爭」,竟有些微興奮的感覺;也許是過份緊張吧,身體不由得戰慄發抖。

「群眾雖無預謀,還是展現示威抗議的驚人力量。」我和許清卿一邊聊,一邊經過總督府前。受空襲破壞而尚未修復的總督府,巨大的紅磚建築依然寂靜矗立著。

由於我對台北市區不熟悉,便跟在許清卿後面,來到本町的專賣局台北分局。示威隊伍已離去。大馬路上堆積如山的器具或菸酒仍在燃燒。好像也有糧食之類,用麻袋包裝,散亂拋棄在地上,同樣在燒。

我們又穿過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和台大附屬醫院,聽到遠方混雜著群眾叫聲、大鼓、銅鑼、碰碰爆竹聲,恐怕已有開槍,不敢過去湊熱鬧。想走到前台北州廳舍(今監察院址),從那裡出去,忽然聽到從對面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址)屋頂上,機關槍聲大作,正對著數千名群眾濫射,現場離我們大約兩百公尺。出於立即反應,我們躲到圍牆後面觀看,看到群眾向四面八方奔跑散開。根據後來非正式統計:死傷者達數十名或數百名之多。真是千鈞一髮,如果我們早到三分鐘,可能就向死神報到了。

看這種場面,哪裡是「相殺的戰爭」,不過是示威群眾敲銅鑼、打大鼓做陣頭,和政府抗爭罷了,可惜空手怎麼打得過槍砲?我倆只好認清「好漢不吃眼前虧」而走開,左轉後,從台北車站漫步經過北門和太平町,到達昨晚出事的地點:圓環。

聚集的群眾似乎都是住在圓環和太平町一帶的所謂「正港台北人」。逃過機槍掃射、三三五五退散回來的青年,在街上一看到穿軍服的中國軍人(尤其是軍官)或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除其武裝(軍警常在腰間佩帶手槍),再以鐵拳或棍棒毆打。我親眼看見:雙手覆著流血的臉孔逃跑的人,雙手合十哀求饒恕的人,弓背蹲著的人,俯在水溝中不知是死是活的人…各色各樣悲慘的情景。我認為這不是戰爭,而是報復性的暴動。

一般平民,多半從穿著、外型或動作,就可看出是不是外省人。如果不容易判別時,則用福佬話或日語問:「你是不是蕃薯仔?」不能立刻回答或猶豫不決者,便被視為外省人而遭殃。如果打的不是貪官污吏,而是外省老百姓,或是官員的家眷或商人,那就是飛來橫禍了,不少人外出時遭到殘酷毆打。

有些不會福佬話的客家人,因躊躇而不能立即回答,也被誤認為外省人而挨揍,後來用日語怒罵才知道是台灣人。像這種例子也不少。

頁205-206:

騷動繼續擴大,群眾叫來群眾,事態愈趨惡化。就在三月一日吧,陳儀發佈戒嚴令,但街上到處都在播放日本的《軍艦進行曲》或《台灣軍之歌》。設在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據說已被附近五、六所學校的學生佔領,我想是他們播放的。但住在貧民街的下奎府町(今赤峰街)一帶住民,就不會有這種奢侈享受了。我和二哥兩人的租房,只有上下鋪臥床和一張桌子,約兩坪大小;兄弟倆過著貧窮的生活,當然不會有奢侈品的收音機;非但聽不到雄壯的軍歌,也無法從廣播得知二二八事件的演變。

幸好,在鐵路局機務段上班的二哥,因持有通行證,可從各地來上班的同事口中,獲得確實情報。我雖然也持有西南航空松山機場的出入通行證,卻不能毫無顧忌闊步走路。據說如有三人以上同行,神經過敏的巡邏憲兵或街頭哨兵,常誤判是叛亂份子或伏兵而開槍射殺。市區已不再繁華,變成寂靜的城市。政府機關和商店街,公務人員或企業員工,都以治安惡化及戒嚴令做擋箭牌,不願意上班;外面宛如罷工一樣,成為無政府狀態。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台灣廣播電台被學生佔領後,開始向全台灣廣播這次事件,並號召全民團結起來。即使在戒嚴令下,反抗的怒火仍遍地烽起,一點燃就難以收拾。

由參議員、學生和地方上有力人士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起用台灣人、爭取地方自治、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三十二條要求,陳儀對此虛應故事。同時動亂擴大,蔓延到中南部。台中、台南、高雄等大都市不必說,連在鄉下,也發生對外省官員施暴的事件,各地的行政機關或軍事基地也陸續被民軍佔領。

在台北市,由學生組成的「忠義服務隊」就駐在警局或派出所,代替警察維持治安;也在街上或十字路口設置哨所,負責整頓交通。

在台中,由海南島歸國的前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吳振武(台中師範學校體育教師)指揮的部隊,無流血佔領了台中機場,獲得武器彈藥,對鄉土治安做了很大貢獻。台北的青年們獲悉消息,欣喜若狂,勇氣和拼勁加倍出來。

頁207:

再回到台北現場:激昂的台北青年攻擊南機場,並佔領倉庫。隊伍主要由復員軍人、軍屬及學生組成,但流氓、惡棍、黑道等無賴之徒也混進不少,參與搶奪武器彈藥。黑道集團獲得這些武器彈藥,用以鞏固地盤、擴展勢力,日後更變成擾亂治安的火種,殊屬遺憾。如果當時台北有一位像台中吳振武那樣的領導者,具有卓越的指揮能力,那該有多好。

除了台北、台中,各地也出現以復員軍人、軍屬、學生為主體組成的自衛隊,攻擊軍事倉庫或警察局,搶奪武器彈藥,以維持地方治安。然而在基隆、嘉義、高雄等地,也有多起攻擊失敗的例子。當局對他們施以殘酷的懲罰:先用鐵絲貫穿腳踝,再把他們拋入大海。

頁209-210:

可能是在三月三日左右吧,從收音機播放的雄壯軍樂突然中斷,換上「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廣播,號召台灣青年團結一致徹底抗爭。接著下令前日本陸軍志願兵出身者,四日上午十點在公會堂前集合;海軍志願兵出身者,下午兩點集合;海南島、菲律賓等戰區的軍人軍屬,在何時何處集合等等…彷彿向各兵種、各戰區的復員軍人軍屬,再度下達召集令。

聽到廣播而趕來集合的人群,開始編隊:前日本軍人出身者編成若櫻隊;軍屬出身者,以戰區別,編成海南島隊、菲律賓隊、澳洲隊(指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戰區)等,聯合組成「鄉土自衛隊」,隸屬蔣渭川指揮。

學生之前所組成的「忠義服務隊」繼續代替警察,在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與交通;其下設別動隊,計劃與鄉土自衛隊一起行動。召集這些鄉土自衛隊,原本是要做處理委員會的後援,增加與陳儀談判的籌碼。然而隊員大半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抱持復仇的心態,很快就佔領設在太平町、近台北橋的謝娥醫院,成立了作戰本部。

頁210-211:

…他的弟弟蔣渭川也洋溢愛國的熱情,台灣剛光復,就率先揭起青天白日國旗,到港口盛大歡迎從祖國來接收的官軍。

誰知道,這位協助政府有功、應該被當局尊為「民族英雄」的反日愛國志士,不到一年半,卻挺身出來號召青年,成立反政府的鄉士自衛隊,我確實有不可思議的感觸。是否唾棄腐敗無能的中國政府?還是察覺政府毫無誠意解決問題?我總是有些疑惑。

三月四日,嘉義數千名民軍把擔任警備的國軍趕走,輕易佔領嘉義機場;到了五日下午,卻遭陸軍及空軍警備隊反攻包圍。彈藥與糧食補給困難,死傷愈來愈多,恐怕會被全部殲滅。民雄電台向全島發出求救廣播時,已經是六日的事了。

早在兩天前的三月四日,處理委員會即透過收音機廣播,號召和日本航空界(包括陸軍航空、海軍航空、及民間的航空乘員養成所)有關係者集合,共有三十多人聚集在公會堂(中山堂),組成「航空特別敢行隊」。在日本讀大學時,以學徒兵入伍,晉升特別駕駛候補軍官的張先生(名字我已忘記),因階級最高,被選為隊長。不是台北人、也沒有收音機的我,對這次號召毫不知情,所以該隊成立時,我錯過參加的機會。

六日傍晚六點左右,軍校同學的張Ⅹ熙,帶一位未曾謀面的青年造訪我的住處。這位青年就是航空特敢隊的張姓隊長。可能是一起襲擊軍需倉庫,獲得戰利品吧,兩人都頭戴日軍戰鬥帽,腳穿長筒皮靴,腰繫軍刀,佩帶手槍。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真有日本軍官的豪邁神態了。

頁211-212:

與張君一起來的張隊長告訴我,成立航空特敢隊、和嘉義青年攻擊機場被圍的事。然後硬把我拉到特敢隊集合的會場,向大家介紹:此人曾在航空士官學校研演隊接受特攻訓練;又以台灣第一號思想犯坐過牢;現在服務於西南航空公司等等,措辭不無誇張之處。由於我有這些經驗,他們務必要我參加鄉土自衛隊的航空特敢隊,搶救嘉義機場的作戰同胞。

我推辭說:雖然我有接受特攻訓練,但沒有實戰經驗,只是半生不熟的小駕駛員;而且在西南航空也只是新進人員,擔任不太管用的助手角色;何況我是鄉下人,剛到台北市,東西南北還分不出來。請多多原諒。當場謝絕他們的邀約。

「北部的同期同學中,只有你具有『實戰機』駕駛經驗;為了協助南部的同學,請你務必出征吧!」張Ⅹ熙這句話,與其說是請託,不如說是強迫。他所說的「實戰機」,可能是指特攻訓練用的九八式直協偵察機吧。

這句話迫使我做出重大決定。…

頁213:

張Ⅹ熙和張隊長終於說服了我,加上對冤獄的復仇心、救援同學的袍澤愛,種種複雜心境之下,雖然還有些不願意,仍答應參加航空特敢隊。隨即被介紹與其他隊員認識,加入了會議。

現場好像沒看到少年飛校前輩的面孔,也沒看到前輩許清卿的身影。隊員多半是整備科或通信科出身的人;海軍飛行豫科練習生出身者,雖也有兩、三名,但都沒有實際駕駛經驗。三十六名隊員當中,會駕駛的除了我之外,預定從羅東找來一名民間駕駛養成畢業的駕駛員。總共只有兩名而已,讓我感到不安,也有些淒寂。

西北航空的許清卿雖沒有實際戰鬥經驗,卻是官拜陸軍中尉的試飛駕駛員。擔任台北工業學校講師兼滑翔機教官的許崙墩,則是以神勇馳名的第六十四戰隊(加藤隼戰鬥隊)的戰鬥機駕駛員。如果由這兩人擔任指揮,台灣的天空必定戰無不勝了。因為來台接收進駐的國軍,只是地上部隊而已,並沒有空軍的戰鬥部隊。松山機場也只有接收日軍的紅蜻蜓雙翼機兩架(原有四架,二二八之前發生墜機事件,只剩下兩架)、高等練習機一架,只做聯絡之用。

我向總指揮蔣渭川建議,請處理委員會的委員,或台北的有力人士出馬,力邀這兩名大前輩出來當指揮官,建議被接受了。但在這兩位到來前,我被選為暫時的副隊長。

【黃華昌的228見證未完,下一篇〈白色恐怖的228之八(8/15)〉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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