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九(9/15)

【接上篇〈白色恐怖的228之八(8/15)〉】

 

GN5X3271.JPG29 黃華昌


 

(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資料來源:《叛逆的天空(修訂版)》(台北市:前衛,2015)

頁233-235:

為了平定台灣動亂,二十一師開抵基隆,二二八的情勢急轉直下。一路南下的軍隊,沿途沒有遭到抵抗,很快就與特務機關合流,進行血腥的肅清鎮壓。經由密告被指控參加「暴動」的人,不用說一定被捕;就連二二八之前批評或反抗過政府的人,無論有沒有參加二二八,一律抓起來,未經審判就在當地殺害。至於由議員和菁英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許多參加開會的人,都在三更半夜從家裡被強制押走,然後秘密殺害,許多人至今連遺體也找不到。二二八和其後的「清鄉」,據說被殺害的人數,高達數千甚至數萬人之多。

在南港與汐止間的鐵路隧道裡,發現了八具屍體。經過指認,是台北市區的醫師、律師及檢察官等台籍菁英份子。

一個高官的妻子住院生產,因難產流血過多而死。高官遷怒這位婦產科醫師,挾怨報復,讓他成為槍下魂。還有一位公司老闆,高官覬覦他的財產,下手橫奪而鬧到法院,判決結果高官敗訴。高官懷恨之餘,利用軍隊鎮壓之便,報復了這位老闆;還禍及該案的檢察官及辯護律師,趁機一起殺害。

在基隆及高雄港區,則把抓來的台灣青年,用鐵絲刺穿腳踝,串連起來,一起拋海虐殺。這種慘無人道的暴行,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加深社會的恐怖氣氛,更強化台灣人對祖國的反感,與對外省人的憎惡。

許多人開始逃亡。當時倡導台灣民主自治的台灣共產黨員謝雪紅,即帶領隨從逃亡。其中一名隨從是陳列珍(一九五○年涉台中案,被判無期徒刑)。他說謝雪紅從埔里進入中央山脈,逃到花蓮;再偷渡香港,進入中國大陸,展開她傳奇人生的另一階段故事。

蔣渭川依然行蹤不明。令人擔憂的是,他手邊有一本鄉土自衛隊的幹部名冊,也不知去向。只好一面祈禱蔣氏平安無事,一面盼望名冊已被銷毀。為了自身安全,大家各自潛逃。

擔任航空特敢隊副隊長,又兼嘉義救援實際指揮任務的我,曾經策反松山機場場長和維修員,身分恐怕早已暴露;尤其蔣渭川失蹤後,自己也面臨被捕的危機,只好暫時躲起來避風頭。

在關西深山,有個叫馬武督的地方,當時幾乎是未經開發、人跡罕至的山地,其中某處為我一位表兄所有。它前面有個地方叫湳湖,每隔一、二公里才有一、兩戶民宅;其中有一條小徑,通往深山的一間小屋,這是逃避特務追蹤最適合的隱居所在。

我躲藏深山小屋不久,大約是三月十五日左右,這位表兄的兒子突然帶我大哥來訪。論輩分,表兄的兒子是我的姪子,不過年齡比我大很多。他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專科部,回台後任職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戰時以軍屬身分派往南方戰場服役,由於這個緣故,跟我相當談得來。「叔叔,已經沒問題了,不必躲在深山裡囉。」勸我下山回家。

二二八的動亂已經結束,如果我名列政府的黑名單,早在國軍發動肅清時,就已經被檢舉抓走了。大哥說,竹南家裡沒有動靜,也沒來搜查,西南航空甚至派許清卿來家裡催我上班。

頁237:

然而二二八之後,台灣人用日本飛機成立航空公司的想法,簡直過於天真幼稚,等於在做白日夢;對我們而言,也是極度危險的舉動。

頁237-238:

何況自光復以來,台灣人一直批評政府貪污腐敗無能,對外省人的隔閡日益加深,怎麼可能獲准設立航空公司──它隨時可以變成戰鬥力量。所謂「發展台灣航空」云云,那是我們異想天開、完全不瞭解祖國真相、發自過份幼稚愛國心的夢想。

既然籌設台灣航空已不可為,又聽到二二八事件中,襲擊南機場軍用倉庫的數名萬華民軍首領,因警備總部保安處及憲兵第四團發動肅清行動而被捕;接著又聽到潛伏烏來的吉田中尉被捕。我去北署與他面會時,無法打聽自衛隊幹部的任何消息;加上蔣渭川下落不明,名冊不知所在。種種跡象顯示,我的處境並不安全,愈是暴露身分,愈有隨時被捕的危險。

在這種情形下,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乃決定放棄籌設台灣航空公司的計劃,再度潛回關西深山中,與台灣光復後的險惡情勢完全割斷關係,自己過一種無欲無我無為的逃亡隱遁生活。

頁261:

…然而對祖國已經失望厭惡的台灣人,再經二二八事件,對外省人產生強烈的憎惡感。同樣稱為中國人,彼此的隔閡卻更深了。

 
 

GN5X3672.JPG30 盧兆麟


1929-2008年,彰化人。1951年「盧兆麟案」,判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50-1975)。
 二二八時就讀延平學院,曾在台北市北門,目睹民眾圍攻鐵路局管理員委會,及警察開槍射殺民眾。事件後,延平學院被查封,後考進省立師範學院。

 

(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資料來源:《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頁19:

…但是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

頁20:

…二二八前後,通貨膨漲很嚴重;日治時代,一個月薪水才二十元左右,生活就過得去了;中國政府來接收之後,錢一直薄,後來貶到四萬換一元,難怪公費生也吃不飽。所以遊行當中散發的傳單,也有「反飢餓、反迫害」等口號。這都成為後來抓人的藉口,當局就指遊行是「唱共產黨的歌,散發共產黨的傳單」。

頁25:

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並不覺得恐怖,只感到很不甘願、不服氣,整天想著要如何對抗。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恐怖,除了機槍正在掃射的時候;大家都不甘願,想起二二八事件,被他們殺那麼多人,就要想盡辦法推翻國民黨,大家的意識裡都是這種想法。很多人會走這條路,就是認為要對抗國民黨的話,共產黨那一套不錯;運用地下組織,慢慢吸收人,嚴格訓練,有制度有團隊精神,才可能對抗,才有效。如果像二二八那樣單打獨鬥,人再多也會死光。這可能是很多人參加共產黨的原因,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大陸有興趣。

頁26:

…高工畢業後,我先考上延平大學,卻因為二二八之後學校被查封,才再考進師院教育系。

 
 

20150711_06.JPG31 蕭長河


1929年生,南投竹山人。1952年「省工委竹山支部劉占睿等案」,判刑12年。
 日治時代公學校畢業後,在老家南投竹山務農,聽聞二二八時,台灣民兵對抗中國兵;事後風聞「要抓人」,因恐懼而逃亡。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2015)

頁164-165: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我還年輕,沒有參與,但我知道村莊外有人去參加;打輸後,退回竹山。中國兵從林內過清水溪攻過來,他們的軍隊假扮成農人,帶草笠,拿鋤頭,揹著槍。他們接近了,民兵還不知道,很多人被打死;後來,民兵撤退到草嶺,軍隊就追去圍攻。

頁165:

…實在講,我不知道什麼事情,之所以跑路因為有人一直在傳「會抓人」──實在可惡,三、四人坐在一起開講,居然會有事。…

 
  

I04-01_20150907_03.JPG32 涂朝吉


1930年生,桃園人。1952年「桃園無線電臺支部林清良等案」,判刑15年。
 戰後在台北電信局桃園大湳仔發報臺工作;1947年2月28日到台北出差,目睹專賣局及台北火車站混亂景象。

 

(曹欽榮 攝影)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3: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三冊》(桃園市:桃園市文化局,2016)

頁065-068: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正好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出差去臺北電信總局(在總統府的後面,之前的交通部,現在是國史館);上午在總局裡面做事,還不知道外面發生事情,到要出來的時候,都還沒聽到外面很亂。我們打算吃過午飯後回桃園。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和平公園)旁以前都是攤子,我都在那裡吃。一走出來,發現攤子都沒開,沒地方可吃,只好往另一邊走,怎麼整條街的店家鐵門全都關起來?看到煙草局那裡火燒成那樣,有人在裡面把東西往外丟下來,煙草局的一臺車被燒,人群包圍著,一直拍手,我們兩人在想: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看一下就趕緊跑了,因為跟我一起出差的同事,他老爸是當刑事(警察),他對政治方面的反應比較快,我還傻傻地不知道到底什麼事、怎麼會這樣。猜想這是哪裡的財團屯積物品,那時貪汙嚴重,心裡想著:「貪汙的這麼多,跟這些奸商,可能是準備屯積東西,被人家扔出來燒。」我還不知道是煙草局。「走!走!」我們兩人互看一下,就跑到臺北火車站。

臺北火車站也玲玲瓏瓏的(喧嘩、吵鬧),可是我們肚子餓,只好在臺北火車站內走來走去。整個車站人很多,淡水進來的車就擋,基隆的車進來也擋,下港(南部)進來的車也擋,有進來沒出去,那些車上的人都下來,整個車站人滿滿的。

淡水的車進來臺北火車站,我看到在淡水中學讀書的國小同學,他也跟著人家傱來傱去(慌亂奔忙)。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他說:「煙草局昨晚打死人了,現在煙草局的警察被修理。」我想:我正好戴著一個公務員的バッジ(Badge,徽章),會不會被打錯?就趕緊把バッジ拔下來。

坐上車,車也不開,車一進站就擋。有個外省人穿長褂,帶兩個女人,在那裡問:「什麼事情啊?」一個年輕人起來罵他:「你們外省人在臺灣欺負老百姓,現在要打他啦!」他就說:「哎呀!大家都是同胞喔,不要這樣子。」接下來有人闖進車子裡面,大家跑啊,那個人就被打。本來是打煙草局的警察而已,後來卻變成所有外省人都被打,一些不會說河洛話的客家人也被打。那時是有一群人這樣打,我又穿公務員制服,也怕說不定會被打到。

這樣亂來亂去,不能回家,整個下午待在臺北火車站,哪裡也沒去,也沒有遇到遊行,好像也沒聽到長官公署那裡的槍聲,整個車站玲玲瓏瓏的,只有看到憲兵,帶著槍巡邏;有些警察被打之後,由憲兵在那裡看顧。後來有一群警察出來街上巡邏,坐在トラック(Truck的日文片假名,卡車)上面,拿著槍往下壓,表示大家不能再亂。

到了晚上十一點,火車站的火車才開,我們就坐十一點的火車回來桃園。火車開到艋舺時,那裡也在喊:「艋舺的阿山仔都被我們打死了啦。」當然這是胡亂說的。火車一直開到桃園,回到家已經晚上十二點,那時桃園的人還不太知道臺北發生的事情。跟我去臺北出差的同事,是警察的孩子,他說:「不要講,這些事情都不要講。」

隔天桃園也受到影響,聽說這裡的警察局被人家包圍。我沒出去,都待在宿舍裡面。

二二八期間我都沒出去。之後聽說要「清鄉」,那時候才緊張,兵仔拿槍一一到家裡調查,點家裡所有人的名字,叫出來核對,這樣說是「清鄉」。

那段期間,有一次,我騎自轉車(日文,自行車)要去發報臺上班的時候,有兩臺卡車往大湳仔方向開過去,上面都是臺灣青年,唱臺灣軍的歌,心想:這一群人是要去哪裡?我自轉車騎到大湳仔,看到那群青年就停在那裡。

當時收報臺的外省人都跑去大湳仔電臺躲,我們臺灣人在保護他們。當他們看到那群臺灣青年進來時受到驚嚇,一群人就亂跑,乒乒砰砰,也有跑到發報臺旁邊的田裡。有一個會計的太太,是上海人,也被帶去那裡躲,她嚇跑出來時,高跟鞋卡在田裡。那些青年向天開槍,砰!砰!二聲,嚇得大家哇哇叫。大家就喊:「不能這樣!」電臺的人出來跟那些青年說,他們不是壞人,是電信局的技術者。我們再出去把他們(外省同事)叫回來。最後那些青年覺得歹勢(不好意思),還去田裡找出那個女人的高跟鞋。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也沒有再發生什麼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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