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十(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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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3 陳水清

1930年生,彰化員林人。1959年「海軍台獨案」,判刑7年。
 戰後考進彰化秀水農業學校,因二二八的見聞,加上不滿中國式的教學,未完成農校的學業。二二八之後,開始有台獨思想。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115-116: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正式占據臺灣。接收官員、軍人貪汙腐敗,變賣外埔飛機場的軍品,不守秩序,野蠻亂紀,不顧衛生,盜竊、欺負人民,強姦婦女,時有所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槍殺臺灣人的知識精英,濫捕臺灣人,使臺灣陷入恐怖境地,形成經濟危機,通貨膨漲,貨幣貶值,變成四萬臺幣換一元新臺幣之悲慘困境。之後又實施戒嚴,造成白色恐怖統治,再次濫捕、槍決人民;人間地獄之苦,令我父親見識到祖國政府的野蠻獨裁惡政。父親曾經反感說出:「前山嘜是崎後山咔崎過壁。」(按:臺諺,前山陡峭、後山更陡)我爸那時候説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國民黨政府比日本政府還要可惡,這應該是二二八之前就講的。經歷了二二八,我意識到臺灣人自己要覺悟,使我漸漸傾向臺灣獨立思考之路。

剛剛戰爭結束時,日子變化很大,大家認為未來有希望,都很高興。但是之後看到中國人一來,大家都呆了。像是派出所就在我們家隔壁,我們以前看到日本警察是佩刀,降服後的警察是配一大把槍。國民黨政府占據臺灣之後,接收官員、軍人的貪汙腐化、軍紀敗壞、盗劫、強姦婦女常出現在報刊的消息,令人恐懼。

記憶中附近的小學校駐有軍隊,其中一間校舍用鐵絲網圍住,裡面關了幾十名軍人,常常會大聲慘叫,令我感到不可思議,中國的軍隊為何會有如此的狀況?那些兵就是住在廟裡、學校裡面。唉!他們穿的那個樣子怎麼跟日本兵比?那時日本兵還有大專調來的,還曾經教我們英語,叫我們說Japanese Boy,哈哈。那時候我的年紀沒有到被調去當兵年齡,連我大哥也沒有去當日本兵。應該是要年紀比較大,比較都市的人才會去當兵,我家族裡面沒有人去當過日本兵。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時,我才十幾歲,村內雖然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是每天聽收音機,氣得想去參加,卻不知從哪裡去參加。我知道隔壁鎮有糖廠,有群眾不想被貪官汙去,氣得把辦公室的所有東西拿到街上燒掉。雖然二二八當時我們所住村莊沒發生事情,但知道國民黨想要抓一位在日本時代教漢學的林老師,聽說有些公學校老師也是擔心被抓。

頁117:

…戰前我就有自覺自己是臺灣人,戰後我遇到中國人就覺得很賭爛。二二八之後,我會想臺灣是否可以獨立?二二八之前不會想到獨立問題,只想說要走,我要離開臺灣。我也了解一些社會主義,而我其實是愛好民主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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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4 陳孟和


1930-2017年,臺北大橋頭人。1952年「省工委學術研究會案」,判刑15年。
 二戰曾當學徒兵,舊家在台北大空襲時遭炸毀。二二八時社會混亂,被父親限制家中不准外出,從家裡窗子可見空軍總部屋頂架設機關槍,有人經過則掃射。

 
資料來源:《白色見證》影片錄影逐字紀錄

…但是時代剛好是二二八剛結束沒多久,所以一般學生對政治性的問題也很敏感,學生在一起,免不了都會去牽涉到,說的事情和時局…都會去說到,就是這樣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二二八事件,社會很動亂。

…那時所謂青年,一般的人就是這樣,還有經過二二八,所以一般的青年就對大陸來的統治者,或者說政府完完全全絕望,這就是當時我們的心情。…

…但是我那時想到我,雖然不知道什麼事情被抓,但是因為二二八結束沒多久,警覺心很高就對了。…

 
資料來源:2006台東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文史資料調查與研究計畫(第二期)案,〈陳孟和口述逐字紀錄,2006.7.11〉(台北市:文建會,2006)

…(一九)四八年時陣,剛好二二八煞(台語:結束),我們看到整個二二八的經過。我是沒有參加二二八任何的活動,那時阮老仔管我很嚴就對了,絕對不讓我走出門啦,他把我關在裡面…

…那時的學生,一下二二八的事情,一下歡迎祖國,都是政治事件那種的,真的要去學校讀書,也不會國語,所以有話,就是國語補習班,趕快去學國語,除了政策的課以外,大概其他都沒有在上課。…

還有一派就是靠勢,巴結新的政府官員,看能否靠他們有什麼利益的可以拿…尤其是二二八煞以後,那時的特務就很活躍了,確實他們的權限也很大,要抓你、要打你,隨便他們,沒人敢說。有一部份的人就是想要去依附這些新貴…

…那時也是有身分證,我證件就帶著,物件就放在船上,那時每一位同學都送我雞蛋糕啦,歸大堆啦,…那時我就感覺這奇怪了,要去辦個手續,物件為何都要帶著,雖然我對這方面的警覺很鈍,但是經過二二八那段時間的訓練,已經有相當高的警覺性了。那時二二八有很多人跑啊,有這種情形,…

 
資料來源:2011綠島人權藝術季系列活動委託專業服務案,〈與日本沖繩學者林泉忠座談,2011.7.17〉(台東縣: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2011)

為何發生二二八事件,剛在座的各位都已說過。我若是中國人,與大陸來的一樣,但來台灣統治以後的各種現象、政策,不一樣啊。如同他(王文清)說郵電局的問題,管理階層都是大陸來的,排除台灣人。「同國的人,怎會這樣?」一定會有這樣的疑問。光憑這點,我很懷疑「我是中國人」。

發生二二八之後,更加不相信是同國的,事實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並非中國人與中國人的問題,「政權」和「國家」不能畫上等號,那時這種想法很模糊,但是我們強迫自己不要有政治方面的思考,所以都空白。雖然心裡有這種感覺,但不能去想、不能去追求。從出獄到解嚴這段期間,我思想是空白的。

我對日本是友好的感覺…在路上向一個女學生問路,她不但跟我指路,還帶我往那個方向走。我當時感覺,日本人真的不一樣,這種習慣中國人絕對不可能有,因為終戰到二二八之間,看到的中國人太多了,完全不是這樣。同樣是外國人,中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日本人也是外國人,可是國民性完全不一樣。

 
資料來源:2013年6月17日〈陳孟和訪談逐字紀錄〉

…1947年二二八發生當時,我念高二。

是高二那時搬到現在第一飯店的後面…我記得二二八時,坐在家裡從窗子看出去,就可以看到空軍新生舍,就是當時的空軍總部,總部屋頂上架了一支機關槍,若一看到有人走向新生北路那條駁岸時,就噠噠噠開始打。

我家在後火車站那時(日本時代)就已經開照相館了…。住到第一飯店的後面那時,沒什麼人來拍照,我記得二二八當時躲在家裡,就摸索家裡的一些老的拍照器材,這個時候才正式學拍照。

二二八一發生我父親馬上不讓我踏出家門,好幾月沒去學校,學校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當時建國北路在中山女中的對面,有個第四團憲兵隊,不知道下面有幾連或什麼單位。那些阿兵哥被調來台灣,在台灣沒有家,就在兵營附近的店走動。我家因為開照相館,所以差不多有五、六個的第四團憲兵,經常來找我父母親閒聊,我的國語好像是他們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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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5 蔡焜霖


1930年生,台中清水人。1950年「省工委台北電信局支部張添丁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為台中一中高一學生,看到父親保護外省籍警察分局副局長一家人;清鄉時,被送到山上親戚家躲避。

 
資料來源:《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頁244:

…高一下學期發生二二八事件。父親設法庇護為人忠厚的外省籍警察分局副局長一家人。當清鄉部隊進城,又趕緊送我到山上親戚家藏匿,等到局勢比較安定後才回學校繼續學業。…

…她爸爸(我小學恩師)楊明發先生在光復初期即榮任大臺中縣的縣政府督學,卻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人密告為漢奸而接受調查中,整整兩年沒有薪水拿,只得靠這小女孩來養家餬口。…

頁259-261:

二二八的大災難發生,父親因同胞兄弟相殘而憂心重重。他老人家聽說平常為人正直忠厚的警察分局副局長全家人處境危殆,就叫我二哥冒險把他們一家人接回家供吃供穿加予保護,直到不幸事件緩和下來才送他們安全回家。副局長夫妻從此拜我父母為義父、義母,讓我們兄弟平添多了位「阿山兄」和「阿山嫂」。在那段社會到處充滿著肅殺氣氛的時期,鎮壓軍開進城來,父親趕緊把正在念高一的我送去山上親戚家躲藏了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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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6 衛德全


1930年生,桃園楊梅人。1950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宋孟韶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為台北師範學校(現台北教育大學)二年級學生,目睹台北市街上亂象,及長官公署頂樓架著機槍掃射路過的民眾。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14)

頁54-55: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從農校畢業,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二戰結束後我在家一段時間學讀漢文,到了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考進臺北師範學校(現和平東路「臺北教育大學」),考試除了國文以外,其他科目都是用日文考的,九月開學。我那一屆有四班,一班四、五十個人。讀了一年寒假過後(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要開學,我們二月二十七日就到學校,整理宿舍。

二十八日早上,我記得和五、六個同學一起出去北市街上走走,走到專賣局(現公賣局),就覺得氣氛不對,看到很多臺灣人拿棍子打人。他們看到我們就問:「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根本聽不懂他說什麼,我答不出來,靈機一動用日語回答,他們就放了我們。我是客家人,在學校講日語,回家講客家話,沒有機會講閩南語,閩南人也都說日本話。我們繼續走到火車站附近的長官公署,看到頂樓架著機關槍,看到人就掃射,街上到處有中槍的臺灣人屍體,我們聽到槍聲不敢看,同學散開各自逃命。當時我才十六、七歲,沒有社會經驗,從楊梅鄉下到臺北,路不熟,趕快往松山方向,到現在的建國啤酒廠,往八德路那裡沿著一大片田埂走,繞一大圈回到學校,有的同學還沒有回來,有的沒出去,議論紛紛,知道出事情了!大家想說怎麼辦?第二天學校沒開學,沒辦法上課。聽說開學當日,校長坐人力車要到學校上班,被民眾阻擋了。

我在學校又住了兩、三天,然後從臺北走縱貫路(臺一線)回楊梅,公車、火車都沒通車。我只記得很緊張,自己一個人,也沒有心情注意沿途的情形。回到家,養父安慰我,問我說:「身體有沒有受傷?」我在家待了一個多月,不敢亂跑,楊梅算比較平靜。後來接到學校上課通知,坐慢車到臺北花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大家不像日本時代那樣:有禮貌、守秩序。下車的和上車的都不相讓,擠來推去,有的從車窗上、下,有的更相爭擠在火車頭上空位,相當紛亂,也相當的危險。這時我忽然想到農校的木村校長要回日本的時候,臨別私下跟我們講的一句話,他說:「日本打戰打輸了,你們是第一等國民,我們日本人是第二等國民。不過,校長臨別要跟你們講一句最後的話,就是要你們把以前日本老師教你們的,要統統把它忘掉,因為日本和支那(中國)是不一樣的。」我頓時徹底頓悟校長說的含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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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 攝影)

37 謝義雄


1930年生,桃園人。1952年「溫春鄔等案」,判刑8年。
二二八事件當時為桃園農校二年級學生,看見外省老師躲起來,校園被軍隊佔據而停課。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218: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已經是桃園農校二年級學生。但是我不了解二二八是怎麼一回事,我還是個孩子,對政治不懂,當時校內的外省教師和本省老師各佔一半,但是擔任要職的都是外省老師,他們都逃躲起來。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軍隊進入校園,我們停止上課,讓阿兵哥入住校園,他們在校門口圓環挖洞,架設機關槍,讓人害怕。看到他們拿出大的鼎煮飯菜,學生都不懂是怎麼了。後來,才聽說軍隊去抓人、殺人,沒有將人送到法院,抓起來就打死,這時我們才知道二二八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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