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一(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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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8 簡萬坤


1930年生,桃園人。1952年「桃園無線電臺支部林清良等案」,判刑10年。
 終戰時已在桃園無線電收報臺工作。二二八期間,電台內台籍職員保護外省職員。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桃園市:桃園市文化局,2015)

頁127:

二二八前後,物價是早上米一斤五塊,下午六塊、七塊、八塊一直漲。電信局有賺錢,可以借錢,後來都不用還,一個月領好幾次薪水,我也一樣,不過我們領得比較少。我們十幾個人的薪水,派兩個人去臺北領。兩個外省人,他們各自去臺北領,他們保密,還有米貼,減水電費,臺灣人都沒有,物價一直漲。民國三十八、九年,物價比較穩定時,我們月領四百塊,校長才領三百五十塊。學校老師常常欠薪水,我們沒有被欠過。

二二八期間,有一天中午,一些流氓二、三十個人來包圍電臺,拿番仔刀、日本刀,看有沒有外省人。我們主任是外省人,留美的,人不錯,同班黃漢忠趕緊把他帶到廁所藏起來,他們進來找,沒有去廁所找。

頁131:

桃園在日本時代後期被美軍轟炸,死了不少人。二二八之後,桃園一帶有很多跑路的人,手上都有槍,當時都說,共產黨地下組織很厲害。有一些臺北工專的,去自首,結果,自首不坦白,還是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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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9 張常美


1931年生,南投草屯人。1950年「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12年。
 二二八時為省立台中商業職業學校初一學生,看到學長們著軍裝去對抗國民黨,好的外省籍老師被保護,目睹有人被卡車載到學校附近槍斃。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67-68: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後,第二天學校才停課。我沒有注意學校的學生有什麼特別的活動,但是我知道二二八之後,學生很討厭國民黨。二二八發生當時,我正好是初中一年級下學期,看到好多學長很反國民黨,之前他們受過日本教育,受過訓練,都很團結,穿得很威武,就像軍人要出去打仗的樣子。

那時台灣人一看到外省人就打,好的外省老師都被藏起來。有些外省老師是真的很好,他們被藏在學生自己家裡。我家沒有藏,有的學長把他們藏在家裡並保護他們。外省人不是每個人都差,也有受過高等教育,好的老師很認真的還是有。

那時我們也嚇得要死,停課五、六天吧,亂糟糟的,都沒有去上課,街上也有人打來打去。停課時,我回去待在家,草屯是小鎮沒有發生什麼事,別的地方比較多。曾經聽過有人說客家話,那個打人的才說:「巴嘎野鹿!你怎麼不說台語,被我多打了幾下。」真的,如果用日語問你,會回答就好,如果支支唔唔,答不出來時也會被打。

印象中,我曾經看過卡車上有一些人手繞到背後被綁著。學校附近有個地方叫「水源地」,若有「砰!砰!砰!」的聲音,就是送一批又一批人去槍斃,這是二二八之後。那時已回到學校唸書,學校都聽得到,女生不敢去看,很多男同學跟著去看。有位男同學看了之後,在水溝旁「哇~!」一直吐,邊哭邊吐,好像嚇到的樣子,我印象很深。人家跟他說:「你幹嘛去看?嚇自己。」我看到的男同學是初中學生,吐得很厲害,太可怕了。那之後,又有人再被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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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0 黃秋爽


1931年生,彰化溪洲人。1950年「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人案」,判刑1年。
 二二八時為靜修女中學生;二二八之後,台灣人對外省人反感,父母反對大姊與外省籍憲兵交往。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159-160:

我姊姊黃秋娥大我兩歲,十七歲時亭亭玉立,皮膚白,眼睛大,很漂亮。她比較早熟,追她的男生很多,不知何故看上一位外省憲兵,名叫王嘉翔,福建人。當時二二八剛剛過,那種環境,沒有人要嫁給外省人,而且父母不會允准。但她懷孕了,王嘉翔就帶她離家出走,偷偷跑去大陸。後來又回來了,當公務員,薪水不是很好,生了第二個孩子,長子王坤南,就帶回娘家給爸媽帶。這孩子後來和我們一起去坐牢。

頁199:

他很有趣。他知道我家發生的事,也知道特務一直跟他,但是愛情沖昏了頭,要追我時,什麼都不怕。結婚後才怕,不讓我跟人交往,不讓我跟難友來往;有人來找,他會阻擋。要等到李登輝為了二二八向大家道歉以後,才比較有改變,不然我都沒交朋友,也沒時間交,因為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家庭、兒女的教育上,以及開飼料行的生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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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1 林約幹


1932-2015年,桃園龜山人。1951年「省工委桃園龜山支部陳盛妙案」,交付感化。
 二二八時就讀成功中學,當時未感受社會的改變。認為會發生二二八,是青年人對國民黨失望而所引起的,也認為二二八之後,政府對青年人更嚴厲監控。

 
《看到陽光的時候》(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

頁163:

我們二中(成功中學)畢業學生於二二八事件被抓的人數不少,事件之後,我們大家都以為沒事了,哪裡知道民國三十八年(編按:一九四九年)政府撤退到臺灣,三十九年初就開始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以後到我被抓的期間,我年紀尚輕,又是學生,活動的固定範圍有限,要察覺環境的變化並不太容易,想要有更廣泛的見解,是要能夠站在更高層次來看才有辦法,當時我是感覺不到外在環境的改變,同學朋友之間也不會談論有關局勢的變化,連報紙內容都是國民黨在控制,根本看不到任何相關消息。我當時看的是《新生報》和《公論報》。

頁164:

…二二八事件後學校仍然照常上課,當時除了校長何慶華和幾位行政人員是外省籍,大部分人員都是本省人。一中是建國中學,我們二中的學生畢業後當醫生、律師的很多。

頁164-165:

…國民黨自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對臺灣青年之思想控制變本加厲,打擊臺灣青年之夢想與信心之外,繼續追蹤二二八事件逃亡之臺灣青年,轉而利用當地之黑道與情治機關之特務,聯手逮捕有匪諜嫌疑者、知情不報者、參加匪黨組織者,這是所謂白色恐怖的開始。

因日本殖民化統治五十年,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青年無不期待日本撤離後,有機會參加建設新臺灣的未來。但是,經過了二、三年,國民黨似乎取代日本人,繼續在臺灣執行殖民化政策,當時的青年徹底地對國民黨失望,才會引起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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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2 林樹欉


1932年生,宜蘭冬山人。1969年「台灣大眾幸福黨案」,判刑12年。
 戰後在羅東「陳成陽齒科」當學徒,半工半讀;二二八時,曾聽聞宜蘭冬山、頭城有人受害的事。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358:

陳成陽的叔伯兄弟很多,他們在羅東算是望族。陳成陽是陳士魁的阿伯,最近報紙都有登陳士魁的訊息,他的大伯父陳成岳也是齒科醫生,娶日本妻子,就是陳成陽的堂兄,他在二二八時被殺掉,他和郭章垣都在二二八同時受難。這些事情我都知道,當時我還是囡仔,發生這些事情之後,大人都會說。陳士魁現在好像受國民黨重用,擔任(按:兼任)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說:「阮阿伯陳成岳醫師被槍決,當時的他絕口不提,現在說:『我要向歷史交待,我要講出來』。」當時講到二二八大家都怕,不敢講。

頁358: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還是囡仔,才十五、六歲,在冬山也有兵仔進來,聽說有一些人以前曾跟福州人打架,就誣陷他們參加二二八等等,把他們逮捕,然後勒索,得到好處後再放他們回來。但是也有人被抓最後沒回來的,水尾就是東興村,有人去「警察所」把他抓走,到天祥汽水那邊,叫他踮起腳跟,再用鐵釘釘他,釘在手上。踮起腳跟,踮了一個晚上,就沒力氣了。第二天早上把他牽到南門港那邊,叫他起來,說起來這麼怪,他被牽走了。他踮腳跟踮一個晚上已經沒有力氣了,怎麼反抗,聽說後來被用鐵線綁著丟到海裡。

宜蘭在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在頭城媽祖宮廟那邊,發現當時的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被槍決。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事情,對我當然會有影響。當時我聽羅東人講,媽祖宮那邊有事情都會敲銅鑼出來宣傳,徵求會用槍的人,聽說有軍隊要從南方澳那邊登陸。

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說要回歸祖國的懷抱,大家很高興要歡迎國軍,結果他們很多都是貪官汙吏,日本時代二次戰爭期間米是配給的,沒米都吃蕃薯塊、吃稀飯,東西掉在路上,沒有人敢佔為己有。戰爭一結束,失業的人很多,無法生活,他們會偷雞鴨,以前雞鴨都養在屋子外,他們偷牽牛的也有。我舅舅在三奇(按:冬山鄉東興村落)鄉下,牛也被偷了。

頁370:

…像陳士魁過去絕口不提二二八伯父受害的事,現在認為要對歷史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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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3 張金杏


1932年生,彰化員林人。1950年「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12年。
 二二八時為彰化女中學生,當時民兵和中國兵對抗,校長、級任老師帶著學生包飯糰給台灣兵。

 
資料來源:《流麻溝十五號》(台北市:書林,2012)

頁242: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只有十三、四歲,彰化女中校長皇甫珪被抓又放回,我的級任老師楊菁也被抓放回。…

頁242-243:

皇甫校長為人很不錯,二二八事件當時我才二年級,十四歲,他們(校長和楊菁)帶我們提飯糰到彰化的中山堂給台灣兵吃。那時候,台灣兵跟外省兵在打的時候,台灣兵都唱日本軍歌,很像戰爭!

當時反抗行動很激烈,很多人跳上卡車去支援,還有人說:「快點!快點!飯糰拿過來!」我們就幫忙拿。我印象很深,還有很多人說:「打乎伊死啦!打乎伊死啦!」不過有些外省人很不錯,我們學校有些老師也會讓他們躲在家裡,保護他們,我們不是盲目地亂打,還是會照顧好的外省人。

那時候,蔣介石帶來的人很多,而且太殘暴,說打就打,讓台灣人跟他們槓上,一些沒知識的人比較會亂打人,比較有知識的,像一些政治犯當時也會保護好的外省人,幫他們找地方躲藏,不是盲目的亂打。這是一種洩怒,二二八不是要台獨,只是被欺負,大家情緒高漲,要打死外省人,不是要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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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4 吳大祿


1933-2010年,台中烏日人。1951年「台盟王子煃等案」,判刑5年。
 二二八時為臺中商業職業學校初中部學生,聽聞初一級任老師曾參與二二八。

 
資料來源:《看到陽光的時候》(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

頁89:

我初一的導師姓何,很年輕,終戰以後教國文。我覺得很奇怪,他受的是日本教育,怎麼會中文?後來才知道,他日治時代就在學中文了。我猜想,他或許有一點抗日精神,或是對於祖國有一點嚮往。何老師不會特別教我們這些初一生思想上的東西。但他好像有涉足政治,好像會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動。後來發生二二八,他好像也參加很多活動,事後逃到中國大陸,最後死在那裡。也許因為他的影響,學校出現一種研究新思想或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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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5 陳世鑑


1933年生,雲林斗六人。1963年「蘇東啟案」,判刑5年。
 二二八為雲林斗六初中一年級學生,目睹嘉義火車站前槍決。

 
資料來源:《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頁318:

一九四七年三月,當時我十三歲,就讀斗六初級中學一年級(現在的國中一年級),我目睹了二二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臺灣同胞進行清鄉,鎮壓,槍殺臺灣菁英的經過。

頁318-319:

有一天我在嘉義火車站前,看到一台軍用卡車開到車站廣場前停車,車上有五、六個荷槍的中國兵仔,從車上用腳踢下了四、五個人,手被反綁著,且掛著紙板,紙板上用毛筆寫了兩行字,我因站在較遠處,所以看不清楚紙上看底寫的是什麼。這四個人,被踢下車後,中國兵即用腳猛踢四個人之小腿,並大聲喊跪下。這四、五個人還是站著不跪。這時中國兵即用槍托,猛捶他們的胸部以及大腿。這時,這四、五個人的小腿大腿可能已被他們打斷了,沒辦法跪下,幾乎都匍匐在地上了。這時看到一個隊長模樣的中國兵,拿出一張紙,念念有詞後,四、五個荷槍的中國兵就舉槍朝著匍匐在地上的志士,一個個地用槍射擊。直到他們不動為止。

這種殘忍、戰慄、血淋淋的情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為何中國人對號稱自己人的臺灣同胞如此猙獰、殘酷、無人道乎?

一直到戒嚴令解除後,我才從史料得知,當時我在嘉義火車站廣場前所看到的四個人,原來是當時嘉義市參議員──醫師潘木枝,柯麟,盧鈵欽,及畫家陳澄波等四個人,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被槍決,槍殺之前遊街示眾,處死後,曝屍火車站前,其殘忍無人道之行為,史無前例可循。

嘉義火車站廣場前之這一幕,讓我親眼目睹統治者殘忍無人道的屠殺情景,使我陷於恐怖,戰慄,永生難忘。也影響了我這一生的人生觀,以及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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