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三(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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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144)

54 陳明發


1940年生,高雄市人。1965年「台灣人民黨陳淸鍛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年紀小,只聽聞長輩講高雄的二二八,又經常被警告「小孩子有耳沒嘴」;在嘉義水上服兵役時,也聽聞嘉義的二二八。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134:

二二八事件時我只有六、七歲,年紀太小沒有什麼記憶,不過曾有聽長輩說苓雅區的區長林界,跟著代表團上去壽山跟軍隊談判後,就沒有下來,被槍斃了。還有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彭清靠,就是彭明敏的爸爸,也是代表團的一員,不過他沒有被打死,上去之後被軍隊用狗籠關起來,隔幾天才放回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小時候長輩都會教說小孩子有耳沒嘴,不可以亂說話,才不會惹禍。

頁137:

…那時候空軍的役期是三年,我待過嘉義水上機場,也去駐守過嘉義紅毛埤彈藥庫、民雄雙福山彈藥庫;也曾調去台中水湳公館機場。水上機場是二二八事件時嘉義的重要戰場之一,我在那裡曾聽人說二二八事件時死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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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5 蔡財源


1940年生,高雄市人。1964年「亞細亞同盟案」,判刑12年。
 小時候聽聞長輩談起二二八事件,在社會上又見國民黨的惡行,逐漸產生台獨思想。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112: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七歲,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阿嬤都叫我們這些小孩子躲在佛桌底下,說神明會保祐,小孩子五、六個就躲在佛桌底下。以前在三塊厝附近有座壽山,那邊有一個要塞司令部,你在路上走一不小心就會被人開槍。我有一個三叔是醫生,雖然那時候時局不穩,但還是要出去幫人看病。結果路上被子彈打到,無法行走或求援,就靠在邊牆壁等待。一直到天亮,鄰居鄭姓伯父巡田經過發現,跑回來跟我家裡的人說。我爸爸就用被單當旗子,再用做粿的紅膏粉泡水在上面畫一個大十字,並叫姪子們拿曬衣服的竹竿當旗桿,同時拆下一個門板當擔架,然後和他弟弟在前面拿著紅十字旗高高舉著,我們這些小朋友就跟在隊伍後面,浩浩蕩蕩把人送到壽山公園的民生醫院(現已搬到凱旋路),還好有救起來。那是二二八事件,我們長大再回想,我叔叔受了那樣的傷,但奇怪的是,我爸爸那時候還滿抱著希望去碼頭迎接「投回祖國懷抱的」國民黨兵。

我念雄中的時候思想慢慢被啟發,就說那些是「乞丐兵」。抬頭看,「祖國戰勝」好像很厲害,去碼頭看,都著兩支槍啦!一支七九步槍,一支吸煙用的水槍,穿草鞋、捲褲管,就像乞丐兵,我對他們印象很不好。在那之前,當日本軍隊要撤退回去時,他們站在我就讀的三民國小走廊上,所有人的服裝儀容都非常整齊。慢慢長大之後想說,奇怪,人家戰敗的國家怎麼儀容那麼整齊,而那些所謂戰勝的怎麼像乞丐一樣?原來他們是被趕出來的,那時候國兵尚未從大陸撤退,他的先鋒部隊先過來,但是你應該派一些好一點的正規軍嘛,派那些乞丐兵,給台灣民眾建立不好的印象。結果你看,一年多以後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了,來到台灣各地的乞丐兵都是當台灣是他的戰利品一樣,以勝利者的姿態來,搶、奪、姦、殺,無惡不作。小時候有聽我阿嬤在講,說我還沒出嫁的姑媽們要出門的話,都要用黃蓮抹在身上,看起來黃酸、黃酸樣,為什麼要這樣子?因為怕出去會被人家強暴嘛!很可惡啊!

頁115:

有時聽長輩在說二二八事件,慢慢在社會上接觸到的、看到的,才知道原來二二八事件就是國民黨那些跑路兵跑來殺我們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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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6 王幸男


1941年生,臺南玉井人。1977年「郵包炸彈王幸男案」,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77-1990)。
 小時候聽聞長輩提到二二八屠殺,到美國做生意時,看到二二八相關資料,聽到對國民黨批判,開始有台獨思想,並打算以「革命」改變台灣。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505: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臺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的,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臺灣人。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頁507:

一九七○年,我遠離妻小,一個人先赴美國打天下。…也因為做生意關係,我有機會看到一些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聽到許多對國民黨的批評和控訴,…

頁509:

一個國家如果長期對百姓鎮壓、對抗,絕對是國家的不幸。臺灣的不幸在於,從二二八事件開始,受難者已是如此多的人。而我們在海外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那個階段,我們認為期待用「和平」的手段已經不可行,要「革命」了。所以當時我決定回來,就是要革命。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從紐約搭機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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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091)

57 董自得


1941年生,澎湖花嶼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12年。
 就讀雄中時,聽聞前輩說雄中的二二八,曾數過校內牆上留下的二二八彈痕。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76-077:

我們念雄中的時候,大家就有在數學校牆壁上的彈痕,那是二二八事件中國殘殺台灣人留下的痕跡。我們剛進雄中時,前輩們都會講二二八的時候,雄中就是高雄市的指揮中心,也是救助外省人的中心。他們說二二八事件時,外省人走在路上怕被打,他們就把外省人帶進雄中的大禮堂,安置在那裡,保護他們,因為民間的仇恨對立跟學生比較沒有什麼關係。沒想到中國兵來了,二二八事件的殘殺比外族人的殘殺更可怕,血緣有什麼關係,中國人打殺台灣人都不會手軟的。彭孟緝從壽山派兵下來,看到人就掃射,我同學的爸爸王參議員剛好在高雄市政府(現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裡面開會,開完會要離開,和另一個市參議員一起當場被擊斃。那時候中國兵在清鄉,看到人就掃射,很多人都跑去躲在愛河的橋墩底下,一直到晚上才跑回家躲藏。像這樣的事情,住在高雄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聽聞。我對二二八事件其實也不算太了解,只是在雄中讀書的時候,前輩們都會告訴我們牆上那些是二二八留下來的彈痕,才知道當時二二八事件發生,高雄要算是大本營。而所謂的白色恐怖,我認為是二二八事件的延續,要追捕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沒抓到的,當時國民黨還有個自清運動,就是如果你是匪諜什麼的,就自己出來自首,這樣就無罪,但事實上反而更嚴重。白色恐怖就是這樣,像鹿窟事件,他們就是隨便抓,小孩子也抓,抓了就關去火燒島(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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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8 蘇鎮和


1941年生,高雄市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12年。
 二二八發生時,尚未上小學,記得當時大家都躲在家裡,曾遇到中國兵到家裡搶奪,並把青壯年男子抓走。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95: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才六歲,還沒上小學,印象中當時風聲鶴唳,大部分的人都躲在家裡,不敢到外頭工作。記得有一天近中午的時候,有一隊中國兵仔大概七、八個來我們住的巷子裡,叫我們不管男女老少都出來站在巷上,接著他們就跑進每一個家裡面去翻東西,搜刮完之後就把看起來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人全部集合帶走,留下女人和小孩哭哭啼啼。後來才知道他們從我們這條巷子帶走十幾個男人,帶到新樂街口的時候就先搜身,把手錶和現金全部拿走,再把人綁起來全部帶到高雄市政府附近的憲兵隊(近三角公園),最後用卡車包含在其他地區帶走的一、兩百個男人載到壽山底下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高雄看守所,當時我的父親也被抓去。另外,因二二八事件時高雄中學的學生出來反抗,所以聽說雄中附近的人被抓走蠻多的。和我同案的王清山,他家就住在那附近,中街那邊被抓了幾十個人。

我聽說他們在看守所裡過得很苦,不僅常無緣無故被打,也無法洗澡,剛進去的頭兩天沒東西吃,第三天起每天只發一個飯糰而已。我父親被關了近一個月才被釋放,不過並沒有被打;但和我同案的王清山他的父親就有被打,原因是在中國兵仔發飯糰的時候,王清山的父親旁邊有個精神不太正常的同伴沒有拿到飯糰,當時王清山的父親已經拿到了飯糰,他又舉手幫旁邊那個同伴要飯糰,中國兵仔一看你手上有了飯糰還舉手再要,就把他拖出去打,這事發生在1947年3月15日、16日左右。後來據說是高雄市的區長林迦先生去要塞司令部爭取,說這些人都是順民,由區長保出來。

頁097:

…當時蔣介石高壓統治很厲害,很多台灣人在二二八時被殺。二二八時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分得非常清楚,台灣人都把中國人叫做「豬仔」。像我父親就說:「絕對不可以跟中國人來往!」我們的印象是台灣人絕不能跟中國豬結婚,所以台灣人的女生不可以嫁給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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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067)

59 邱朝輝


1942年生,高雄市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5年。
 幼年目睹中國兵仔來台、進民家屋內搶奪情景;就讀雄中時,聽聞雄中的二二八。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54:

我記得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時候,我有看到中國兵仔揹著槍、大鍋、碗盤來,把大家都集合在一個空曠的地方,然後進去屋內搜刮財物。光復後沒多久,台灣就爆發二二八事件。事件發生那時我年紀還很小,私底下會聽到一些傳言,家長、街坊鄰居都會討論:「某一戶的某某人被抓走了。」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會去防空洞躲,但我自己是沒有啦!我是不曾聽說過家中有哪一位長輩受到二二八的侵襲,不過當時的成年人被約談的倒是不少,我相信我的家長應該也有被約談過,當時是不容許有漏網之魚,所以都要約談過。

頁056:

雄中是二二八的一個據點,但我們在念書的時候並沒有感受到什麼特殊的氛圍。不過,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們教室被槍打到的痕跡還在。據說雄中有軍械室,因此傳言說二二八的時候,學生先佔領軍械室,拿走裡面的槍枝,然後開始打仗。不過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我年紀還很小,所以對這些事件的印象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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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231)

60 潘松雄


1942年生,屏東滿州人。1979年「李榮和等案(吳泰安案相關)」,判刑10年。
 父系有排灣族血緣,二二八當時年紀小,記得住家曾被國民黨軍隊駐紮。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224: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才五、六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國民黨來台灣時,軍隊曾經駐紮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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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1 蔡俊榮


1942年生,南投埔里人。1969年「台灣大眾幸福黨案」,判刑5年。
 戰後,讀埔里南光國校,自小聽大人說二二八的埔里烏牛欄戰役,對外省人印象不好。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806:

…橋頭那邊(指二二八事件時,埔里烏牛欄事件)發生的事,從小聽大人說:有互相交戰、和躲到山裡的印象。當時我六歲,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我並沒有特別影響。民間流傳老人家說外省人鴨霸,心中會有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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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2 曾勝賢


1944年生,屏東東港人。1970年「曾勝賢案」,判刑5年。
 小時聽長輩說二二八,受到影響,自認為從小就有台灣意識,敢反抗國民黨。

 
資料來源:《白色跫音》(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

頁236:

…從前小時候父母就說二二八的事,對我影響很大,到國小時,有同學的父母晚上被捉走,捉到哪也不知道。如果要說我的故事,從小說到大的話。我爸爸很早就過世了,小時候兄弟要靠自己,長輩常說:「唐山人不可靠,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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