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形塑歷史記憶:戰後228、白色恐怖認同敘事的紀念化(上)

說那難以說的故事

文/曹欽榮

雖然早已安排五月中的出國行程,還是接受了台灣歷史學會「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學術研討會邀約。感謝他們的寬容,容許我由禎祥代為宣讀論文,謝謝禎祥幫忙並提供意見;禎祥私訊給我與談人周婉窈老師的談話重點,謝謝周老師指正。雖然此文可能收錄在其他實體雜誌,我還是提供給大家參考,期待您的指正;只為了台灣的紀念事務做得更好,我們更能自由地說出「那難以說的故事」,使得紀念館或遺址成為我們國度的自由象徵,自信地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參訪。

090227_302▲1998-2010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白色恐怖」單元。(曹欽榮 攝影)

轉貼論文之前,首先說明禎祥代為提供的周老師意見,禎祥提到:

「與談人周婉窈對您的大作,主要是提供一個『台灣歷史脈絡化』的論述,來呼應您的『白色恐怖的228』。她說從228到白色恐怖是有脈絡的,馬政府時代的教科書政策刻意把它去脈絡化,變成228是228,白色恐怖是白色恐怖,白色恐怖還編到冷戰的架構下,使人對戰後台灣史的理解變得零碎化。同樣的,228紀念館或白色恐怖紀念設施,如果也光講228,或光講白色恐怖,同樣也無法看到脈絡,無法對這段歷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周婉窈提到,對228悲劇性的理解,不是只知道事件本身的殘忍,還要知道事件發生之後,有長達40年的噤聲,這段時間,受難者家屬活在恐怖的陰影下,獨自承受長期的身心煎熬,受苦的人連痛苦都不敢講出來。這一點,是理解228非常重要的一環。但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那就是因為白色恐怖。

周婉窈還提到,台灣歷史缺少大敘事、缺少一整套敘事典範,以至於從日治時代、228到白色恐怖,串連不起來。從教科書到紀念館的敘事,都可看出這個問題。

 周婉窈主要是談這些,對您的大作,並沒有提出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以上與談人意見,發表人多年來參與台灣紀念化的實務工作中充分地感受到,其中確實反映了「歷史零碎化」的困境,這正是寫這篇論文的初心。我們並還未說出「那難以說的故事」,或是還未「同理心」、普遍地關注於說故事者說出「那難以說的故事」是多麼地不容易。

 
 

關鍵時刻形塑歷史記憶:戰後228、白色恐怖認同敘事的紀念化(上)

 

 摘要

人民力量突破戒嚴30年的今天,也是228的70周年;1987年初開始「228平反運動」,當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1987年堪稱台灣歷史記憶的轉折一年。接下來,從1990年代挖掘戰後歷史記憶的紀錄一波接一波,至今方興未艾。

1987年之前的40年,一般被稱為白色恐怖歷史噤聲的時代,和之後的30年相較,歷史記憶如何變遷,呈現什麼樣軌跡,造成文化社會影響?一般社會大眾又如何形成「事件」的集體記憶?這些問題以「紀念化」和「記憶敘事」的概念,被轉譯進入現代紀念館的各種述說,包括常設展、特展和紀念館的各種實體、電子文本、導覽解說。

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28的五十周年開館之後,20年來公私立現代紀念館在台灣陸續成立運作,前述的議題都還未成為探討的課題,也還未被檢視「認同敘事」發生了什麼變化。

本文討論台灣戰前後世代的記憶如何形塑成228、白色恐怖的認同敘事。尤其晚近的20年來,口述文本更加廣泛出版。紀念館的觀眾如何認識歷史?除了大歷史式教科書的書寫,我們到底以什麼樣的視野看待、認識不遠過去的歷史記憶,這是本文探索的起點,我們也將發現當代認識歷史記憶的曲折過程和認同變遷,紀念館或遺址機構責無旁貸,必須擔負起整合跨領域的研究成果,為當代觀眾架起供需兩方的歷史記憶傳遞及對話的平台。

關鍵詞:228、白色恐怖、歷史記憶、認同敘事、紀念化、文化遺產
 

20110220_247▲台北228紀念館2011年更新常設展後的「受難者」單元區,這一區原為1998-2010「白色恐怖」單元區。(曹欽榮 攝影)

記憶滋養了歷史,歷史反過來又哺育了記憶,記憶力圖捍衛過去以便為現在、將來服務。我們這樣做是為了集體記憶能解放人類,而非奴役人類。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歷史與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0),頁177。

 

1.前言

當代記憶研究成果累積迅速,記憶如何被紀錄和保存,而能解放人類,和現代(或特殊性當代)紀念性博物館(以下簡稱紀念館)興起同步,彼此間有重要關係。[1]從紀念館傳遞歷史記憶的任務來理解以下提問:台灣戰前後世代的記憶如何形塑成228、白色恐怖的認同敘事,這些敘事並且能為觀眾所理解嗎?這裡使用「歷史記憶」一詞,指台灣戰後重大歷史事件的記憶紀錄。簡單說,博物館供給方能為社會大眾的需求方提供什麼樣的重要記憶,並進而產生館方和觀眾良善的博物館互動?本文有限篇幅,聚焦於討論:一、228紀念館常設展爭論是否展出白色恐怖單元,反之亦然?二、白色恐怖受害者的228見證口述或書寫,是否為228或白色恐怖的紀念館所用?討論這些議題,以便提醒我們紀念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館重要任務之一:如何協助各階層觀眾積極認識不遠的歷史記憶如何變遷、並挑戰我們的當下知覺。

博物館可運用的軟硬體方法很多,理論或實務上,軟體研究先於硬體操作,實務上卻常常硬體先行,忽視觀眾服務,這是台灣謔稱蚊子館的由來。在台灣,觀眾接觸紀念館多數以參訪常設展為主,常設展內容是軟體的重要一環,不是全部,紀念館有更多樣的服務觀眾的機制,多數時候稱為「公共服務」。紀念館以現在進行式想法來組構常設展內容,考驗紀念館理解「現代性」的紀念意義為何。我們深知,除了大歷史式教科書、研究出版的書寫之外,紀念館的常設展敘述與大歷史敘述之間有何差異?戰後台灣的大歷史敘述是否已成為紀念館的常設展結構的一部份?還是未必?[2]這是所有紀念館和近現代歷史展示之間,緊密又緊張的關係:如何感受個別受害者的情感、又能理解歷史的前因後果和加害者的政治、道德責任。因此,紀念館經常透過交織於歷史、記憶和現代性探索的主題研究,提出具問題意識的特展,做為與觀眾溝通的媒介。紀念館的常設展內容介於結構性歷史敘述和個別口述記憶之間。歷史記憶的紀錄書寫和敘述有其模糊、爭辯的餘地,更因為如此,觀眾相信、質疑或挑戰常設展的敘述嗎?民主時代的觀眾自有其探索歷史記憶的途徑,不限於紀念館?那麼紀念館如何存在於當代社會呢?

紀念館為什麼存在?世界各國除了於民主化過程中紀念發生不久前的重大事件的受害者,[3]紀念館的任務重心在於讓無數受害者公開說出過去真相,讓現在的觀眾了解,並且能夠廣泛討論當下面對歷史記憶的爭議,以契合當代民主社會開放性討論的人權價值觀。到底紀念館能提供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的視野給觀眾,彼此又如何看待、認識不遠過去的歷史記憶,這是本文探索的起點。本文從紀念館常設展敘事引起的爭議出發,討論台灣紀念館述說歷史記憶的變遷和現狀,並假設觀眾從紀念館獲得什麼樣的歷史知識為起點,探究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對於228事件的見證,指出敘事認同在紀念館裡外具有更多元多樣的領域有待探索。

紀念館以某種選擇性策展思維的結構性敘事,建構了常設展空間的整體。觀眾在其中所視、所感總是有限,縱使五官全開,具備充足的體力、清晰的感知,恐怕都不容易於一趟紀念館參訪中,吸收了常設展所欲傳達的全部訊息,而沒有任何疑問。[4]這是紀念館和觀眾之間的客觀時空限制,而紀念館和觀眾主觀選擇的結構性和觀展零碎片段印象之間,恐怕只給觀眾留下走馬看花的視覺殘留。這麼說並非否定紀念館的存在,而是根本的直問紀念館如何存在?為了探索紀念館為何而存在,如何永續的存在?本文穿越認識歷史記憶的隙縫,窺看庶民經歷近代史重大事件的一點反思和寶貴訊息。有限討論228交錯於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記憶,這些記憶是否為紀念館所用,因而開拓觀眾再認識歷史,從而發現當代認識歷史記憶的曲折過程和認同變遷?本文認為紀念館或遺址機構責無旁貸,必須負責地擔起整合跨領域的研究成果,為當代社會架起紀念館供給方、觀眾需求方的歷史記憶,互相傳遞及對話的平台。

2.紀念館常設展爭議

今年適逢228七十周年紀念,第一座具有博物館任務的台北228紀念館也已成立20年,紀念館舉辦了開館20周年紀念特展。當媒體報導特展時,[5]閱聽者可能無從了解新聞內容裡各方發言爭執的焦點:「展不展白色恐怖」和228有什麼關係?這項報導突出了一座現代紀念館的各方「認同敘事」延續著長期以來「歷史爭論」的現象,當代社會解讀過去記憶的相異觀點,彼此南轅北轍。現代紀念博物館以什麼位置發言,對社會觀瞻以及觀眾們的認識,關係重大;但是,從簡短的新聞報導,很難透視當代人面對「歷史記憶」的紛爭為何。媒體報導相關紀念館「展不展白色恐怖」爭論的有限內容,短時間內不易察覺紀念館的作為,如何影響我們認識歷史真相的價值判斷。

對於紀念館的歷史認識差異的報導,並沒有激起後續盪漾的餘波;更大的媒體聚焦風潮,反而是228的七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中,「去蔣銅像」引發各地的抗議衝突。前述新聞報導中出現了首任館長(民間NGOs身分,他認為1998-2010年常設展展出白色恐怖單元是常設展重要的一環)、前任館長(他認為2011年改變常設展至今,沒有白色恐怖單元是對的)、現任館長(因經費有限,常設展不足之處以後改善),三位館長對於展示常設展的歷史見解、展示技術、以及著墨內容重點互有差異,到底能歸之於審查委員「背書」常設展規劃方向,還是紀念館需要堅定的立場為自己的「存在」辯護。對照228事件64周年台北228紀念館在紀念228前夕常設展變更的新聞報導,[6]歷經了六年,紀念館在漫長時間過程,並未有適當處理爭議的紀念館立場。不禁令人聯想,政治力是否直接介入歷史詮釋、還是政治環境制約紀念館選擇性訴說歷史?如何說紀念館常設展的歷史脈絡性爭議的問題,一直存續到今天。觀眾對於參訪紀念館覺得可信任與否,也沒有可長期追蹤、據以討論的紀錄。

雖然,今年228紀念日前後,出現不少系列活動,[7]特展如:彰化「民主風雷:二二八70周年、裝置藝術展」、嘉義「溯與恕:2017嘉義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美展」、台南「南方有志 228大屠殺70週年 228平反運動30週年:紀念藝術展」的主題組合了「不滅的靈魂 1947 228消失的菁英紀念展」、「走出228的陰影:1987 228和平日運動影像展」、「判決書:陳武鎮油畫木雕展」、「期待明天的人:228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紀念展」等。台南組合式特展之一的「判決書:陳武鎮油畫木雕展」,其中以白色恐怖檔案複製做為創作素材,被媒體報導為不適合做為228紀念特展內容,[8]報導的批評內容是以區分228、白色恐怖為依據。系列短期紀念特展以美學形式綜合性展出,策展方向和內容,多少反映了歷史記憶帶給當代人反思紀念的內容和方式,其中有紛爭意見,雖然沒有激起社會討論的餘波。

20170310_135▲台南2017年「南方有志 228大屠殺70週年 228平反運動30週年:紀念藝術展」。(曹欽榮 攝影)

經常性開放的紀念館辦理特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幫助觀眾認識歷史,發現近現代歷史記憶的構成和落差。全球各地的紀念館經常運用特定時點,舉辦歷史記憶的主題特展,藉此提醒當代人:歷史與記憶糾纏現象正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探索歷史記憶的變遷與當社會的關係,是博物館與社會溝通關於「歷史與記憶」的獨特功能的一部份。當代,在博物館領域討論認同記憶變遷已成為重要課題之時,紀念館的常設展、特展尤其需要重視與社會、觀眾雙向交流與溝通的任務,將展示視為經常又重要的溝通方法。而在台灣的紀念館卻彷彿不是如此看待紀念館所舉辦的常設展和特展,才會出現前述媒體報導的現象?

2017年228紀念特展以博物館之名,至少出現了三個博物館特展與紀念意義直接相關:位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228.七十:我們的二二八特展」(2016年11月29日至2017年5月21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出「人民力量 打破禁忌: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特展」(2017年2月19日至5月21日)、台北228紀念館「二二八事件70周年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開館20周年紀念特展」(2017年2月23日至5月23日)等。這些特展著墨重點、展示深度和問題意識各有不同,需要另文個別或比較觀點進行展示評論和分析,以便增進觀眾的理解。[9]而與白色恐怖的歷史人權議題相關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並沒有於228紀念日辦理相關特展,而是於首度的國定言論自由日前夕政策性舉辦「100%言論自由:政論雜誌與反對運動特展」,台中市也舉辦了類似的特展。紀念館或其他展示館的諸多特展,為了避免特展流於形式上的紀念,紀念館是否意識到特展與觀眾溝通歷史認識的成效、是否關注觀眾的反應,都有待檢視。紀念館經常在紀念日或平時就不斷強調歷史認識和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卻很難在今日資訊公開的時代,從紀念館的資訊有效掌握觀眾認識了多少歷史內容的深度、疑問和挑戰。本文認為:充分理解觀眾所思所想是紀念館公共服務的核心。

由於今年政府訂立了「言論自由日」,透過媒體報導、社會輿論、以及博物館特展,分別強調了今年是人民力量突破戒嚴30年,也是紀念228的70周年的一年。以上相關特展歷史認識的論述,隱約呈現了紀念過去國家暴力下無數受害者的「人民」的位置優先,突顯民主時代人民的集體力量:1986年519台北市龍山寺反戒嚴抗議集會;1987年初,民間開始「228平反運動」,當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1987年儼然是台灣歷史記憶的轉折起點,這一轉折點繼續蔓延於政治、社會運動的綿密風潮之下,直到1989年4月7日鄭南榕因刊登《台灣新憲法草案》遭通緝而自囚自焚、5月19日詹益樺於鄭南榕送葬行列中在總統府前自焚。[10]

20170219_26▲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人民力量 打破禁忌: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特展」(2017年2月19日至5月21日)(曹欽榮 攝影)

這一年,接下來,中國北京發生64天安門事件、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東西德統一,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運,台灣的內外環境快速變化。1990年代之後,挖掘戰後台灣歷史記憶的紀錄,一波接一波,至今方興未艾(陳翠蓮:2017,14)。[11]因於紀念館的紀念對象是為了普遍性的國家暴力受害者,大眾的、或是民間受害者的眾多述說內容的詮釋分析,相對具有重要的參考性。

為了探索現代紀念館和認識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過去筆者分別寫了相關探討的論文,[12]嘗試提出已設立各類紀念館多年的台灣紀念館和觀眾之間有待探索的議題。紀念228受害者的紀念館或紀念白色恐怖受害者的綠島及景美政治犯舊監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管轄)設立多年,[13]歷史記憶是否進入台灣公民社會的公共面向,紀念館或遺產(綠島及景美政治犯舊監獄)的作為、觀眾如何感知,從而對他們產生有用的紀念意義,影響紀念館設立後存在的真實意義和作用。尤其當台灣最近普遍談到轉型正義,紀念館到底居於什麼位置和作為,而有助於台灣社會民主轉型,這一課題很少被關注。[14]

這個時代談論台灣轉型正義的關鍵時刻,轉型正義框架立法也已進入立法院完成立法前的階段。[15]框架立法其中之一所稱:被定義為「不義遺址」的範疇、界定、以及如何處理?又如何進行「不義遺址」如博物館功能般的溝通教育,普及社會大眾人權觀,實屬重要。談到轉型正義常被舉例的德國,卻有最多可視可感的遺址、檔案中心和博物館案例,為各界所推崇。德國各館多數以檔案中心作為博物館研究、與民眾之間溝通政治教育的堅實基礎。如柏林市中心的納粹蓋世太保等總部辦公舊址設為「恐怖地形館」檔案中心(2010年開放)、納粹黨集會場的舊建築改造為紐倫堡「著迷與恐怖」(Fascination and Terror)檔案中心(2001年開放),兩處檔案中心的宗旨明白表達檔案中心的任務:蒐集檔案及文獻資料(文物次之)、研究詮釋、人權教育等,著重供需雙方的教育功能。檢視已經設立多年的228紀念館或舊監獄遺址紀念地對於紀念館任務和宗旨,從紀念館的自我描述、累積成果和作為,不容易看出任務和宗旨的積極意義,未來會如何演變,有待觀察。文化部長多次公開發言,並參訪了德國的相關檔案館,提出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串連全國的相關紀念館和遺址的提議,[16]這是機會也是挑戰。核心任務在於更深入歷史真相的研究和探索,現階段更需要思考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具有「國家人權委員會」功能的連結關係,[17]以利籌謀未來的機構機制;另一方面,運用現有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資源,進行全國各地的歷史記憶和各國轉型正義經驗相關性的推廣。而長期以來視同228、白色恐怖分別屬於不同紀念館的歷史記憶,將228、白色恐怖的敘事分割開來的爭議現況,才得以漸漸重新整合。以下先來了解常設展爭議,而後討論白色恐怖受害者的228經歷的見證,反思:台灣戰後228、白色恐怖的認同敘事經過多年來的變遷,在「紀念化」過程中,我們到底以什麼樣的視野看待、認識不遠過去的歷史記憶呢?

20121203_332.JPG▲德國柏林「恐怖地形館」檔案中心常設展。(曹欽榮 攝影)

3.常設展的歷史記憶爭議

這兩年,尤其今年,出版不少228或白色恐怖相關專書,紀念館的研究出版卻相對有限,並缺乏對公眾負責公開的年報紀錄。[18]在博物館領域,毫無疑義,紀念歷史的紀念館應該如實記錄自己並定期公開成效、觀眾回應等,以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其實台北228紀念館20周年的另一則新聞報導,顯現紀念館更大的問題,它並不是一個常設機構,缺乏法制地位。[19]現任台北228紀念館館長蕭明治受訪時表示:「當前的二二八紀念館只是一個北市文化局下的『任務編組』,但紀念館都成立20年了,且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不會停止,應讓此任務編組正式組織化,包括給予組織法源,且增補人力,為紀念館『正名』與『正聲』,走向一個真正專業化的博物館。他表示,這些需求都還只是『未來式』,尚未變成『進行式』,希望柯文哲能協助推向『進行式』。」台北228紀念館的開館20周年特展,並未針對自身在過去20年的「法制」地位變遷有所說明並展出,向觀眾呼籲問題所在。由現任館長透過受訪,迂迴傳達紀念館的未來期待,除非民主社會的公民更持久、積極的倡議,觀眾關注紀念館的法定身分,否則紀念館未來發展堪慮。之前,提到文化部倡議串連各紀念館的想法,如何串連、實質解決第一座紀念228的紀念館法制問題,或許是挑戰也是機會,例如由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接手、合作經營台北228紀念館,兩館功能互補,不僅止於形式上簽訂合作備忘。

台北228紀念館短時間內以有限人力和資源,似乎難以解決228事件70周年特展的媒體報導爭論,而能夠說服社會大眾「展不展出白色恐怖」?對社會而言,這則報導如同沒有法制地位的紀念館報導,亦如每日無數的訊息被報導一般,激不起波瀾,也不至於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是,仔細檢視之後,現實生活裡,當下媒體不斷報導、談及轉型正義時,常常將歷史真相的「歷史正義」列為道德優先位置,大眾的習慣卻不容易注意到、紀念館也輕忽「歷史正義」就在紀念館的一切作為裡,而影響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價值判斷。

為什麼這麼說呢?228紀念館或像綠島、景美舊監獄遺址,不會只是紀念過去、展出國家暴力下受害者的地方,它具有與觀眾溝通現在、未來的公共性。《遺產與認同》(Heritage and Identity)一書主編M. Anico & E. Peralta針對遺產研究者Sharon Macdonald研究被稱為「困難遺產」的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指出這些遺產在市民和參訪者的遺忘與記憶之間,「賦予遺產新的道德倫理空間,使之成為道德上的必需品。」(Anico & Peralta, 2009: 6)這說明了Macdonald所研究的困難遺產,隱含如何認識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涉及了遺產空間的博物館場域是一個論辯是非、對錯、公平正義的倫理道德判斷的場所。本文也認為未經過適當轉型正義的台灣社會,長期保守慣習、意識形態或「政治力」影響,制約公部門紀念館歷史敘述的狀態,恐怕不容易一下子改變,需要更多協商、說服的過程;或嘗試建立由民間NOGs經營的開放機制,增強社會互動。

循著媒體報導今年台北228紀念館開館20周年特展,平面和電子媒體諸多報導中,[20]反思紀念館前後的常設展變異的爭議,未來如何說服觀眾的根據為何?2017年2月24日,自由時報鍾泓良記者來自台北的報導大標題:「特展開幕 主題曲『228民主頌』明首演」,特展與音樂會的標題,不會引起爭議。但是,不到800字的報導內容裡,報導一開始的小標題「開館館長:常設展有政治目的」,卻暗藏玄機。

20170224_自由時報▲2017年2月24日,自由時報〈特展開幕 主題曲『228民主頌』明首演〉報導。(引自「自由時報」網頁)

開館(1997)館長葉博文受邀於開館20周年特展致詞時指出:「紀念館過去肩負起二二八事件及前因後果,包括日治時期及白色恐怖、戒嚴,但前市長郝龍斌任內將常設展擺在事件本身,鮮少著墨其他部分,認為郝市府是有政治目的去變革。」這是關於紀念館內常設展調整前後的狀態比較。葉博文接著說:「日治時期台灣已經是上升社會,而當時的中國向下沉淪,兩造差異才導致二二八事件發生,但直說國民黨政權怎麼可能說自己是落後政權。他也說,若二二八紀念館提到白色恐怖及戒嚴的種種事件也是打自己臉,所以索性減少展出。」所謂減少常設展的展覽,是指「白色恐怖」、「二二八平反運動」單元,於2011年更新常設展之後,消失或大量減少。另外,很少被注意的是受難者生平區大幅減少,檔案區大幅增加。[21]該報導指出現任館長蕭明治委婉地解釋:「二二八紀念館一百年(2011年)[22]曾於前館長謝英從任內更新常設展,將常設展內容集中在二二八事件上,簡化對日治時期的說明,白色恐怖時期內容也集中與二二八事件相關,如民主鬥士鄭南榕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及二二八家屬救濟等。他坦承,許多民眾反映應更具有歷史綜觀,但礙於經費不足,短期內沒有辦法再變更,但館方會定期舉辦特展補足缺憾。」現任館長既已指明觀眾的反應、前任館長時期更新常設展的疑問。記者採訪了前任館長謝英從,他表示:「葉博文擔任館長時,景美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都尚未成立,因此紀念館須擔起白色恐怖歷史的教育責任,但一百年(2011年)評估展覽更新時,考量到紀念館面積、參觀人數及人力遠遠不及國家級博物館才做出取捨,認為只是展館分工,我到現在為止都認為是對的。」核對變更常設展前後的展場面積、比例輕重,這樣的說法有待依據展場調整及展出內容來逐一仔細檢驗。[23]尤其重要的是紀念館自身是否具備了前述說法的充足紀錄。

台灣戰前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的各個面向多年來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歷史評價,此處暫且不論(參考後文引許雪姬文章)。但是,文化記憶對於經歷日治時期養成教育的世代於戰後經歷228,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世代,他們如何看待二戰前後的大變局和親身感受,是值得探討的課題。[24]戰後台灣民眾遭遇二二八大變局之後,從二二八家屬立場出發,提供觀眾看展的同理心,思考在被長期嚴厲禁聲的白色恐怖年代,家屬如何度過,對觀眾的認識實屬重要。從這樣的策展立場出發,常設展接續二二八發生、死難者故事之後,展出漫長白色恐怖,觀眾應可以理解家屬度過長期「不能說」的痛苦,增加我們理解為什麼至今那樣的痛苦才能緩慢說出。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是,一種微妙的政治環境和官僚體系的「共謀」,隱然於紀念館的「操演」背後。目前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過去是長期監督台北228紀念館的台北市文化局官員,台北228紀念館前任館長謝英從於2014年底柯文哲當選市長前,派任到綠島政治犯舊監獄遺址園區擔任組長多年。目前,經管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的主任和組長,面對紀念館變更常設展的說法、以及未來更為嚴峻挑戰的「國家人權館」的常設展,對於二二八、白色恐怖的連貫性、相關性,是否應該有更具高度和前瞻的說法,不得而知。僅就台北228紀念館2011年更改常設展之後經過六年,今年又再次掀起「是否展白色恐怖」的難題,我們認為紀念館應公開面對納稅人清楚表述紀念館或遺址的宗旨和立場。有待探討的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於2011年常設展開展的最後一區,展出施儒珍(1916-1971)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初期,開始躲藏於自家雙層紅磚牆18年(直到過世)的縮小模型。[25]

以上說明228紀念館是否展出白色恐怖單元反應的課題,反過來,白色恐怖紀念館是否展出228的扼要說明,亦是值得反思的課題。各方爭議是否展出白色恐怖之後,一則沒有激起討論的228紀念日前夕出現的報導,風傳媒記者張文馨台北2月27日報導稱:228前夕卸任總統到訪台北228紀念館參觀(開館20周年)特展,「前總統馬英九卸任總統後持續紀念二二八,他今天上午前往二二八公園向二二八紀念碑行禮致意,並前往二二八紀念館參觀『二二八事件70周年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開館20周年紀念特展』,全程表情凝重,對於新政府紀念二二八及推動轉型正義等工程,沒有發表談話。」另外,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報導同一參觀活動的標題「馬英九:二二八事件,蔣中正『當然有責任』」。是甚麼樣的責任呢?馬前總統8年總統任內,於2008年「中正紀念堂」再度改名時,曾經以「功過並陳」來評斷蔣介石責任。從台北228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同時於馬前總統任內的2011年展出常設展,至今為止,兩館常設展仍是避談「無差別屠殺」的政治、歷史、道德責任的敘事基調。報導繼續說:「馬英九說,他歸納出『面對歷史,就事論事,是非分明;面對家屬將心比心,療傷止痛』的態度」,這樣「中規中矩」的政治話語術的說辭,檢驗實質成效,對照國史館在馬前總統執政任內出版多少相關書籍,更加證實政治力制約了台灣紀念館搖擺於常設展能說、不能說、怎麼說的困境。下一節以白色恐怖受害者的228見證口述或自撰紀錄所反映的課題,指出228紀念館「展不展白色恐怖」、還是白色恐怖紀念館「展不展228」,不是那麼不證自明,需要撥開「政治力與官僚體系共謀」的煙霧,社會透明公開協商,互相說服,以大眾的感受、認識歷史和記憶為核心。報導又說:馬英九認為:「如果還有新的資料或線索出來,『當然應該繼續追尋』,這個態度應該不分黨派、藍綠,都是一致的」。」政治說辭沒錯,但是檢視馬前總統在執政的八年中,前舉國史館為例,做了多少「繼續追尋」228和白色恐怖的實質工作,並出版了多少的成果,令人疑惑。歷史記憶和真相不只必需「繼續追尋」,更需要公民努力檢視政治人物在話語術之外的誠心及務實作為。

 
 

[1] 本文所指紀念館是紀念公共領域人權侵害事件和受害人為主的現代(或特殊性當代)紀念性博物館。具體指涉1980年代全球興起的紀念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的博物館,在台灣的事件如228、白色恐怖(綠島、景美舊監獄遺產)、陳文成、鄭南榕、慈林林宅血案(台灣民主運動館)等。本文暫時以「現代」貫於紀念館之前,不只因於此類紀念館和遺址為了紀念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還因為以紀念國家暴力下無數受害的平民大眾為對象,紀念性博物館更必須警覺「現代性」和當代博物館的公平正義問題所帶來的討論,因此它迥異於一般博物館而具有待探討的新任務和挑戰。它程度不同地與民主發展、人權價值、轉型正義相關,它更關注於博物館為觀眾能提供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的對話內容。2016年5月14-15日台灣歷史學會舉辦「歷史‧ 轉型‧ 正義」學術研討會,筆者提出〈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論文,該文嘗試界定特殊性當代紀念館,並以探索原住民歷史正義課題於紀念館中的「現代」位置為焦點。
[2] 除了台北228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常設展呈現結構性敘事,台灣目前缺乏戰後歷史常設展。
[3] 參考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紀念性博物館(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專書,書名副題清楚指涉當代設立的「紀念館」特質。相關的博物館國際性聯盟如INMP(1992創立,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ICSC(1999創立,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CMEMO(2001創立,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轄下國際紀念館委員會)、FIHRM(人權博物館國際聯盟,2010年英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轄下的奴隸博物館發起創設),衍生出SJIM(為了博物館的社會正義聯盟)。
[4] 觀眾如何從結構性敘述和歷史記憶之間的常設展認識歷史,陳翠蓮於新著作《重構二二八》書封底提到:「關於二二八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偏重在整理受害記憶』,然而,『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另外,針對觀眾的「先備」知識差異,紀念館應有提供觀眾服務的其他方式,例如收藏和販售相關的豐富圖書和影像紀錄的圖書室、書店、線上查詢資料庫等。台灣紀念館這方面的功能明顯不足。
[5] 2017年2月24日「自由時報」報導: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80967。
[6] 2011年2月20日「新頭殼」報導: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1-02-20/12164;2011年2月20日「自由時報」報導: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470040。
[7] 系列活動參考228紀念基金會整理網站:https://www.slideshare.net/newtalk/2282017。
[8] 2017年2月23日「聯合新聞網」報導標題「台南市228展覽 展出蔣介石簽呈惹議」: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301397。
[9]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展出228特展之前,館內研究人員先進行特展前的讀書研討會和觀眾調查。筆者曾前往參觀該特展,檢視特展所呈現的內容,給觀眾帶來一定的問題意識。另參考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網站:「歷史與記憶的交錯—二二八臺日學者座談會」,由研究員黃裕元與楊笠琳所提出「記憶與歷史的對話以臺史博『二二八之後的我們』專題製作為中心探討」的報告。參考該館網站:http://www.nmth.gov.tw/activityreg_50_127.html。
[10] 參考陳世宏主編,《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新北市:遠景出版,2016年),頁10、12。1987年解嚴前後,小眾媒體「綠色小組」透過電子影像,先驅性地記錄「台灣解嚴前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天翻地覆的階段。」編者陳世宏在〈導言:庶民的反抗〉如是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大變局,是台灣的關鍵年代。」關鍵年代的各種事件紀錄,包括影像、雜誌等,應該成為紀念館的資料檔案的一部份,透過公共服務方法,隨時提供給觀眾了解。
[11] 參考陳翠蓮,《重構二二八》,〈緒論〉頁12-16。陳翠蓮認為:「歷來關於二二八事件論述,曾有三波熱潮與變化。」第一波事件後官方說法、第二波1980年代海內外出現各種詮釋觀點、第三波「自1990年代迄今」,尤其最早的研究者李筱峰提出兩岸文化落差論述。陳翠蓮認為:主要學術研究成果出現,「大體可歸結為台灣人受害論、文化衝突論、派系鬥爭論。」另外,1990年代迄今,也是228及白色恐怖口述紀錄逐漸大量出現的階段。口述除了反映:台灣人受害論、文化衝突論之外,有更多的探索主題,值得深入分析。跨領域敘事研究可能帶來更多理解社會如何回應歷史記憶的社會文化課題。
[12] 請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紀念館論文〉。
[13] 〈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一文,認為「綠島具有我國歷經民主化過程中『探索自由人權』的遺產獨特性。透過永續遺產觀點和觀光長遠發展的批判策略,導入『社會企業』的文化治理概念,將帶來廣泛的在地住民和區域多元文化、民主發展的挑戰。同時,這樣的遺產有機會成為亞洲的典範。」參考網站: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6/06/16/%E8%A8%98%E5%BE%97%E7%B6%A0%E5%B3%B6%EF%BC%8D%E4%BA%BA%E6%AC%8A%E3%80%81%E9%81%BA%E7%94%A2%E5%8F%8A%E6%B0%B8%E7%BA%8C%E6%80%A7%EF%BC%8D%E7%A4%BE%E6%9C%83%E4%BC%81%E6%A5%AD%E5%89%B5%E6%96%B0%E6%A6%82/。
[14] 參考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一文,收錄於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年)。原文題目〈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刊登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台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年),65:1,頁45-65。
[15] 參考「三立新聞網」2017年2月28日,記者盧素梅台北報導:「推動轉型正義 林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列本會期優先法案」,參考網站: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28930。2016年3月,執政的民進黨於立法院提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總說明提出:本條例規定轉型正義之任務項目,包含「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及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以及「處理不當黨產」等四大任務項目。
[16] 2017年3月1日,國內人權三館簽署合作備忘錄 資源共享推動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參考文化部網站: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0061.html。內容談到台北228紀念館20周年,卻沒有提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已成立10年。
[17] 參考廖福特,《國家人權委員會》(台北市:五南圖書,2011)。
[18] 除了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開館後,由民間團體經營於最初幾年出版年報。台北228紀念館開館20年特展,按歷時年份展出成果,其中並沒有年報;是否因為開館前幾年有年報,之後沒有年報,不如全部不展出?不得而知。
[19] 2017年2月28日「風傳媒」記者王彥喬報導:〈二二八紀念館20年仍是『任務編組』 館長籲柯文哲協助『正名』博物館〉,參見「風傳媒」網站:http://www.storm.mg/article/228566。
[20] 平面媒體報導有:自由時報、民報;電子媒體:公共電視、客家電視台,還有其他網路新聞: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台北市文化局網站針對特展新聞稿:〈二二八紀念日特展開展 傳達追求自由人權歷程與成果〉,內文避開了媒體報導的爭議。台北市文化局網站: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cms/news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Detail&iscancel=true&contentId=MTM5OTg=&subMenuId=603。
[21] 從常設展調整前後的差異:空間配置、比例合理性和展示內容,更容易比對、判斷是否適當。這樣的案例帶給台灣社會警訊:紀念館在不知不覺中自我制約。
[22] 指中華民國100年,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花費大筆中央預算,大力營造宣傳「建國100年」,國族被「再創造」和當下社會的「現代性」反思,形成強烈對比。目前,並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台北228紀念館配合「國族再造歷史」大幅度變更常設展。巧的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目前的常設展,是於2011年完成開展。
[23] 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於2017年2月15日至24日發布文章:〈消失的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一至九。
[24] 筆者曾於2011年10月14-16日參加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亞太和平研究聯盟(APPRA)會議時,提出論文〈東亞和平博物館和文化記憶-台日文化記憶在台灣的紀念博物館〉,探討白色恐怖受害者個人的文化記憶和紀念館的關聯關係。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10/28/%E5%92%8C%E5%B9%B3%E5%8D%9A%E7%89%A9%E9%A4%A8%E5%B0%8F%E7%B5%84%E8%A8%8E%E8%AB%96%E6%9C%83%E7%B4%80%E8%A1%8C%EF%BC%88%E4%B8%8B%EF%BC%89/。
[25] 參見《風中的哭泣》(新竹市:新竹市政府出版,2002);《不堪回首戒嚴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手冊(台北市:文建會等,2005),〈他們的人生〉單元,頁69施儒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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