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形塑歷史記憶:戰後228、白色恐怖認同敘事的紀念化(下)

4.白色恐怖的228

前舉紀念館和遺址為了紀念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以紀念國家暴力下無數受害的平民大眾為對象,紀念性博物館必須警覺「現代性」和博物館的「公平正義」問題所帶來的討論,它迥異於一般博物館或傳統的歷史紀念館,具有待探討的紀念館新任務和挑戰。[1]它程度不同地與民主發展、人權價值、轉型正義等現代議題相關,它更關注於博物館能為當代觀眾提供什麼樣的歷史記憶的對話內容,才能策勵於將來。

20021209_綠洲山莊先期開放展示_007.jpg▲綠島紀念園區綠洲山莊先期開放展示(2002-2007)入口一側牆面,展出228受難者名單。(曹欽榮 攝影)

多年來,白色恐怖受害者個人口述難免由集中、焦點式的人物開始受訪,被報導、出版並傳遞。歷史學者許雪姬於《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一書的推薦序〈精彩易懂的日治台灣邊緣史〉,提出許多有益於紀念館或人權教育為核心的遺址,如何設想常設展和特展,必須關懷的課題。文章一開始的第一段如是說:「帝國的外地台灣,向來被重視的是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嚴格說來是民主運動)、殖民治理性與現代性、殖產興業、台灣菁英、總督府的南進政策等林林總總的問題,對於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民眾,一直不在學術研究的主流中。不要說是學界,就是台灣熱鬧滾滾的全民口述歷史,除了為平反政治案件而對政治受害者家屬、受難者本身訪談外,很少為弱勢者發聲,更不用說為社會邊緣人留下歷史。然而菁英的歷史、主流的歷史,並非歷史的全部,實存的底層社會的面貌也是重要的歷史,具有存在的價值。任何殖民地的歷史,都脫不了由民族、階級、性別這三個角度來加以觀察,台灣邊緣人的面貌也非得考量上述問題不可。」(許雪姬,2012:3)引文稍長,其中卻透露紀念館說歷史的許多重點,尤其現代紀念館脫離不了以大眾裡的個人為敘述重心,這是為了理解個人的人權受侵害的細節和實態,避免未來再犯。引文裡也開啟諸多值得紀念館或遺址省思的訊息,例如:1.說台灣戰後人權史,是否需鋪陳戰前殖民地處境,用什麼觀點?2.當代口述的樣本能代表誰?3.以人權教育為核心的紀念館或遺址如何呈現底層(包括了原住民民族、階級)的歷史?4.國家殺人、監禁的監獄遺址如綠島(包括日治時代就已設立了浮浪者收容所)、景美監獄如何說底層的人權受害故事?等等的疑問。

民主轉型時刻,白色恐怖受害的更大多數一般民眾口述或自撰,於近二十年才大量出現;一般而言,這些紀錄並未被普遍重視,需要經過漫長時間才能被了解。有的立論視這些受害是冤案,從政治案件角度看,參考價值不同於「反抗」者受害;回望國家暴力如何肆虐、恐怖如何有效統治,任何一位受害者度過冤屈歲月,內心裡可能潛藏迂迴的反抗意識,而以不同方式前進、活下來。最典型的二分法,除了過去被稱為紅白政治立場,現在被稱為統獨意識,是否有更多光譜上的歷史意識呢?探索原由,因此,我們才得以更深刻理解「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陳翠蓮,2017)。這時候的紀念館或遺址就有很重要的推廣任務,紀念館必須警覺它的任務除了不斷紀錄和蒐集文獻/文物之外,更必須同時推廣、普及口述的多樣訊息給社會大眾和學校師生,這是常識性判斷就可了解;但是,推廣工作根據什麼材料基礎、如何有效推廣,帶來了艱鉅的挑戰。尤其當下台灣進行轉型正義的關鍵時刻,敘事研究提到「探索自我訴說,並形成社會的理解基礎」,在紀念館或遺址突顯了多重話語所帶來的認同挑戰。歷史記憶如何在政治變遷過程被敘述,敘事研究者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形塑歷史》一書,為我們開啟了「分析歷史與個人生活經歷之間的關係」的述說更寬廣地理解的可能性。她認為:「沒有記憶,我們將喪失我們的歷史與自己。」(茉莉,2015:183)而「對人民的重要故事『講述、再講述』,就構成它的集體身分認同。」(茉莉,2015:243)對台灣而言是否如此,並不確定。

茉莉接著說:「只有顧及到他們的生活境況、他們是誰、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和地方、構成他們那時代的主要歷史事件,以及對於這些事件之意義的辯論,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話語。如同許多人所指出的,我們從來不只是個人,而這裡所呈現的研究,證明將個人和社會隔開來是徒勞無功的。不顧及其中一個,我們就無法有意義地探討另外一個。正如個人在他們生活的歷程中發展,他們所居住的社會也是一樣。作為社會共同體,我們要關注不同的觀念,並且配合著我們不斷變動的關注內容,而重建我們的集體身分認同。」(茉莉,2015:245-246)

228之後經歷漫長白色恐怖,觀眾如何去理解、追索記憶的起點呢?假設記憶有起點,前文已提到1987年是台灣歷史記憶復甦的關鍵年份,1987年初228平反運動、前一年519綠色行動反戒嚴,以後設觀點如今看來,那是台灣邁向民主化,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的起始年份;很多個別口述提到她/他們長期注意「所居住的社會」長期禁忌的解除到能夠放言高論的轉變。因為政治運動及平反歷史運動交錯,風起雲湧,政治明星是否運用歷史記憶使得自己政治地位攀升?還是長期蒙蔽的歷史記憶普遍留存於大眾的記憶和在大眾之間彼此傳遞,促使政治人物必得借用歷史記憶被蒙蔽的控訴許多犧牲者沒有人知道,而直、間接獲得政治資本?這是觀察台灣民主化有意思的切入點,不論如何,為什麼紀念館或遺址在政治選舉承諾下陸續設立,而由行政權力決定設立紀念館或遺址之後,卻長期未解決紀念館或遺址法制地位不明的問題,這確實是台灣紀念館或遺址的現實嚴峻考驗。世界各國在轉型正義進行一段時間之後,倡議設立紀念館或遺址,是社會論辯共識後,歷時爭辯、協商的結果。然而,台灣紀念館或遺址在政治選舉中被承諾後先行設立,也不容否認在這種狀態下促使官方檔案、口述紀錄持續地出土公開。這些現象都反映了政治變遷時期,歷史記憶和政治環境、社會大眾之間在認同拉鋸下往前。

090408_148▲1998-2010年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228公義和平運動」單元。(曹欽榮 攝影)

前文提到除了228、白色恐怖需要於彼此的紀念館常設展、特展互相述說之外,敘事研究的成果提醒我們「交錯於敘事、文化、生活歷史及話語的不同形式之間」(Denzin, 2009: xii)的內容,反映了受害者願意在長期被封口「不能說」的故事,非常珍貴。如果這是說故事者思慮再三的結果,說出來的內容具有與自己和社會積極協商所帶來的當代意義,這已不只是冤案、反抗、政治意識等解讀視角可以探究。說故事者「說出來如何不容易」是第一層意義,受害者的自我釋放,足夠向觀眾吐露「協商」的寶貴訊號:為什麼他們願意說?說出我沒聽過的事件細節?還有誰、為什麼至今不願意說?在歷史檢證準則上,說出的內容可能是單一孤立、可能是錯誤的記憶,缺乏檔案證據;但是見證者說出來的證言,是見證、也是協商的邀請。紀念館或遺址傳遞受害者自我協商的第一層意義之外,「邀請」就進入第二層意涵,「她/他是誰?如果我是她或他,怎麼辦?」繼續往第三層、第四層、…擴散,多層次的反覆辯證思索,紀念館或遺址的多元詮釋意義就很重要,帶領著觀眾想想:將主體思考的權利留給觀眾自己。

雖然敘事研究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認為:「這些個人建構的故事若典型地與一個社群的生命故事相契合,將可反映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Riessman,2014:5)然而,關於台灣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228經歷和見證,我們是否確認這些個人的見證故事,契合於某一個社群?又或反映了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目前,我們無法找到直接證據,有說服力地說:1986-1987年反戒嚴以及平反228運動能引起無數群眾參與,過去被稱為訴諸暴力的「街頭運動」,是「深層結構」下的社群集結、連串抗議示威行動,撼動了統治當局的結構。但是,「藉由探索賦予個人生活意義的社會和政治架構,我們對個人生活也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因為,最終激發政治敘述生命力的,乃是個人生活經歷和歷史之間不斷進行的緊張關係。」(茉莉,2015:249)解嚴前後,統治當局與社會的連鎖緊張關係,或許必須從歷史上長期被壓制的民間力量所積累的大反彈,來認識民主運動前仆後繼的蓄積力量。因此,不僅止於受害者需要紀錄,民主運動的見證者反映了底層積極的運動能量。

以下選擇的例子是從近15年來的白色恐怖受害當事人及家屬自撰、受訪公開紀錄或未發表的計畫書報告中,相關於228的見聞和回憶。根據我們所整理並發布於「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白色恐怖的228」資料,[2]發布時間自2017年3月30日至4月21日,共計84人的案例,約7萬字,名單如附錄(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二二八事件見聞、感想名單)。

討論這些白色恐怖受害者的紀錄之前,讀者當好奇為什麼這時候、以這樣的方式出現了更多的紀錄?多少因於紀念地計畫的需要或「紀念化」歷程引發的效應,出現更多民間出版品。紀念地或遺址和口述紀錄出現的關係,互為因果。多數資料來源正因為緣於紀念遺址設立後的需求計畫,以及相連結關係而由民間出版。最早資料從2003年由「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出版《白色封印》、[3]以及部分報告書內容。被紀錄者出生地分布於宜蘭、基隆、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她/他們對於228的見聞地點,大致上與出生地重疊、或是就學、工作、居住的地點。最近三年,包括筆者在內的團隊於桃園連續三年完成三本口述紀錄出版,發現「桃園田野一小步,拉長歷史縱深,了解桃園自日治時期、戰後228、白色恐怖的『整體』脈絡關係,我們才能理解戰後人權侵害的『個人』背後社會脈絡;從桃園境內泰雅原住民百年來的流離歷史來看,更顯現地方田野實做必須面向歷史縱深的特殊性。」(曹欽榮,2016)[4]

DSC_1572▲桃園已連續三年(2014-2016)完成三本口述紀錄出版。(黃謙賢 攝影)

這些口述案例出現很多不為人知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如同電影或戲劇的生動場景和情感投射的行動,特別令人引起注意。在此不再一一舉出個別的案例內容,田野實做再次警示我們為那些高齡者紀錄,已經是為時已遲,但是,還是要加快腳步,並且想想研究者茉莉的提醒:「人們述說自己的那些生活故事,與形成那些故事的背景政治架構之間的關係。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我們其實是間接地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什麼因素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些事情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茉莉,2015:11)台灣現實的政治世界影響了紀念館或遺址的多少正負面進展,尚待檢驗。而茉莉的提醒道出了台灣認同紛擾之下,說故事者、紀錄者、研究者、詮釋者的自覺,重要的是紀念館或遺址依據什麼樣自信的內容,對觀眾發出多元多樣的訊息,從而構成社會的溝通平台,因此產生了有價值的「遺址-現場效應」,紀念館或遺址需要列出清單,先問問自己:如何與觀眾溝通運用這麼多樣多元的疑問和方法,並且可以一直在觀眾日日互動中搜尋出無數的問題清單。紀念館或遺址因此架起了供需雙方的歷史記憶流動及論辯的平台。

5.結語

記錄口述的我們一直在做什麼?而我們又為了什麼持續做這件事?受害紀錄涉及更廣的當代社會面對過去的態度、方法和成效、以及社會回應的反思,紀錄者和傳播者都承載了說故事者的隱隱傷痛的話語,隨著田野工作的思索而前進。這些話語除非對觀眾有感,否則個別敘述掩沒在國家敘述或大歷史敘述中,無形中,意識型態的牢結將愈形鞏固。台灣紀念館或遺址的常設展說什麼?如何說?在社會脈絡中,紀錄者、研究者、觀眾、敘說內容、紀念館都被捲入了政治變遷的認同之中。口述紀錄是否有用?有沒有人看,有影響嗎?為什麼1980年代中期黨外雜誌不斷揭露「我們不知道的過去」?現在,這些都已成為過去式了,不要再說過去了;很不巧,台灣社會縱使有了紀念館和遺址多年,它們只是紀念的地方、說著「過去式」陳年往事的地方。是這樣嗎?本文從這樣的現實挑戰出發,紀念館和遺址會有用、具有永續存在的價值,端視我們如何運用於現在和未來。

本文由討論228紀念館常設展「展不展白色恐怖」爭議,由觀眾面向來了解歷史記憶變遷的視角,認為從理解晚近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的228記憶裡,讓觀眾更能了解日常經驗裡不能忘記的記憶,這些記憶反映了受害者「捲入」政治變遷環境,敘述透露的經驗力量如何被我們理解和評估,談話記錄長短不一,卻都是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影響她/他們於幾十年台灣民主化後說出曾經困綁受害一生的經驗。我們不只是用總括性概稱:如228、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還需要了解個別記憶內容的實情和意義,個人所遭受到的委屈和不滿,反射了體制對她/他們的共同壓迫。為了理解228和白色恐怖,陳翠蓮所說:「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從個別到整體,辯證地追尋歷史,記憶仍然有用,尤其在紀念館和遺址的「遺址-現場效應」,觀眾產生了同理心思維:「如果是我怎麼辦?」個別受害者經歷獨自的人生和事件交錯的經驗,她/他們甚至無法知道別人如何受害?為何受害?文化研究還是敘事研究提供了多樣的方法和工具,透過詮釋讓觀眾得以理解更大範疇的社會、文化在個人及政治的交相作用。因此、當事人的自撰或口述紀錄帶來了紀念館或遺址的考驗,不只展示還有更多樣的公共服務對於觀眾有所啟發,紀念館或遺址空間是否是一個民主轉型期中的重要社會對話平台,顯得任務和挑戰迥異於傳統紀念館。這樣的挑戰同樣適用於蓬勃發展、與觀眾互動緊密的遺址遺產,尤其是面臨觀光浪潮的困難遺址如綠島舊政治犯監獄。

本文認為以觀眾為尊的紀念館或遺址的想像和實踐,一方面要接納更廣泛的觀眾能夠了解活生生的歷史記憶,一方面要融入對觀眾的道德訴說,著實不容易。但是,我們期待「紀念館或園區走向公共、世俗的平等對待空間,探索自由人的自由共同體的想像與實踐。」(曹欽榮:2011,170)這樣關鍵的時刻,其實,紀念館或遺址在實踐民主深化的過程中,具有無限的想像和創造性的可能方法。途徑之一是謹記觀眾要是能從動人的記憶故事裡,了解個體有血有肉的口述訴說,引起觀眾發自內心的「我怎麼都不知道?」疑問;引起觀眾的好奇,使得觀眾樂意主動接近、親近紀念館或遺址,因而知道它存在的無比重要性,達到「遺址-現場效應」的各種可能,這是在紀念館和遺址現場特殊的體驗,也是民主化遺產所帶來的寶貴成果。

20120531_192▲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1-)常設展的最後一區,展出施儒珍(1916-1971)從1950年代白色恐怖初期,躲藏於自家雙層紅磚牆18年(直到過世)的縮小模型。(曹欽榮 攝影)

最後,在國際社會的轉型正義討論文獻裡,常被提到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特殊成果和不足。本文再一次引用敘事研究者茉莉的話:「賈布洛.戴貝里(Njabulo Ndebele)指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敘事的恢復。在現今世界,僅有少數國家能提供人們從敘事中重新創造自己的生動例子。』南非的特殊之處,不在於人民透過敘事重新創造自我,這項工作反而是由國家執行,並且有意地竭力重新塑造國家認同(雖然其他國家通常透過詳述特殊的故事,並且最終把它們當作歷史來閱讀,以更創造或者維持國家認同,卻幾乎沒有像南非這樣明確地以啟動整個國家為目標的計畫)。『新南非』的第一個十年,可以描述為:藉由收集和編纂個人故事來竭力重塑國族認同。在南非,你可以觀察到集體記憶正在形成。」(茉莉,2015:180)台灣民主化多久了呢?受害者的生動敘述是否重新創造了我們自己和國家的新生命?許多228、白色恐怖受害者及家屬在追尋認同之中度過餘生,而我們正在追尋認同的路途之中!因此,我們或許更能理解南非上個世紀末掙脫種族隔離政策的關鍵人物前總統尼爾森.曼德拉(1918-2013)所說的:「我們最深沈的恐懼不是我們的能力有限。我們最深沈的恐懼是我們有難以估計的力量。…當我們讓自己發光,等於下意識地允許其他人這樣做。當我們從恐懼中解放,我們的存在也自動解放了其他人。」(Simmons,2004;246)南非曾經監禁曼德拉的羅本島如今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單,台灣的綠島政治犯舊監獄有機會嗎?茉莉研究南非的轉型正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她對曼德拉的看法:「曼德拉的政治口號建立在深刻的歷史意識上,這種意識確認運動的力道不僅來自於它針對廣大、現況的訴求,而且來自於它在歷史上的堅固的基礎。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這個國家重生的政治敘述,同時具備了另一種敘述,也就是跨世代緊密結合的敘述。」台灣的紀念館或遺址永續存在的堅固基礎,答案在於歷史意識是否能夠為跨世代所用,個人的敘述和國家政治敘事能夠緊密地結合。

謝誌

謹向所有台灣228、白色恐怖受害者致敬。感謝張炎憲老師、陳孟和前輩,他們分別為保存228、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和紀念地的歷史記憶溝通,努力不懈。
 
 

 附錄、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二二八事件見聞、感想名單

彙整84人(受難者:67人/家屬:17人)
台灣游藝製表 2017/3/22
序號 姓名 受難者或家屬 簡介
1 藍張阿冬 受難者

藍明谷的妻子

1913-2013年,臺北大橋頭人。

藍明谷(1919-1951),高雄人。

2 鍾興福 受難者 1921-2014年,台北坪林人。
3 陳勤 受難者 1922年生,台北人。
4 吳敦仁 受難者 1923-1999年,桃園蘆竹人。
5 張金爵 受難者 1923年生,彰化快官人。
6 巫金聲 受難者 1924年生,基隆人。
7 吳聲潤 受難者 1924年生,高雄六龜人。
8 郭振純 受難者 1925年生,台南市人。
9 陳景通 受難者 1925年生,苗栗後龍人。
10 蘇玉鑑 受難者 1925年生,苗栗後龍人。
11 李永壽 受難者 1926-2008年,桃園蘆竹人。
12 邱景耀 受難者 1926-2015年,桃園八德人。
13 涂南山 受難者 1926-2015年,嘉義市人。
14 張來發 受難者 1926年生,高雄市人。
15 陳金全 受難者 1926年生,基隆田寮港人。
16 盧慶秀 受難者 1926年生,屏東人。
17 吳鍾靈 受難者 1927年生,新竹市人。
18 李榮宗 受難者 1927年生,嘉義大崙人。
19 張晃昇 受難者 1927年生,台中市人。
20 郭清淵 受難者 1927年生,高雄市人。
21 顏世鴻 受難者 1927年生,台南人。
22 王春長 受難者 1928年生,基隆人。
23 張燦生 受難者 1928年生,新北市三芝人。
24 陳英泰 受難者 1928-2010年,台北木柵人。
25 陳煜樞 受難者 1928年生,彰化人。
26 徐文贊 受難者 1929年生,桃園人。
27 涂炳榔 受難者 1929年生,嘉義朴子人。
28 黃至超 受難者 1929年生,嘉義人。
29 黃華昌 受難者 1929-2010年,新竹竹南客家人。
30 盧兆麟 受難者 1929-2008年,彰化人。
31 蕭長河 受難者 1929年生,南投竹山人。
32 涂朝吉 受難者 1930年生,桃園人。
33 陳水清 受難者 1930年生,彰化員林人。
34 陳孟和 受難者 1930年生,台北市人。
35 蔡焜霖 受難者 1930年生,台中清水人。
36 衛德全 受難者 1930年生,桃園楊梅人。
37 謝義雄 受難者 1930年生,桃園人。
38 簡萬坤 受難者 1930年生,桃園人。
39 張常美 受難者 1931年生,南投草屯人。
40 黃秋爽 受難者 1931年生,彰化溪洲人。
41 林約幹 受難者 1932-2015年,桃園龜山人。
42 林樹欉 受難者 1932年生,宜蘭冬山人。
43 張金杏 受難者 1932年生,彰化員林人。
44 吳大祿 受難者 1933-2010年,台中烏日人。
45 陳世鑑 受難者 1933年生,雲林斗六人。
46 蔡寬裕(莊寬裕) 受難者 1933年生於台北市,後遷居台中。
47 洪維和 受難者 1934年生,台北淡水人。
48 劉金獅 受難者 1935年生,宜蘭人。
49 陳文雄 受難者 1936年生於桃園,後遷居台東。
50 游溪明 受難者 1937年生,新北新店磺窟人。
51 劉辰旦 受難者 1937年生,台南市人。
52 王錦春 受難者 1938年生,雲林虎尾人。
53 陳進來 受難者 1938年生,台南市人。
54 陳明發 受難者 1940年生,高雄市人。
55 蔡財源 受難者 1940年生,高雄市人。
56 王幸男 受難者 1941年生,臺南玉井人。
57 董自得 受難者 1941年生,澎湖花嶼人。
58 蘇鎮和 受難者 1941年生,高雄市人。
59 邱朝輝 受難者 1942年生,高雄市人。
60 潘松雄 受難者 1942年生,屏東滿州人。
61 蔡俊榮 受難者 1942年生,南投埔里人。
62 曾勝賢 受難者 1944年生,屏東東港人。
63 劉秀明 受難者 1944年生,台北市人。
64 林清水 受難者 1945年生,新北樹林人。
65 楊福讓 受難者 1945年生,台南下營人。
66 吳俊宏 受難者 1948年生,雲林人。
67 戴振耀 受難者 1948年生,高雄橋頭人。
68 張彥芳(1930-) 張信義的三子 張信義(1906-1972),台中后里人。
69 余多喜(1932-) 余大和的妹妹 余大和(1926-1951),台北士林人。
70 林森岷(1936-) 林元枝的長子 林元枝(1910-1982),桃園蘆竹人。
71 陳素蘭(1937-) 陳金全的妻子
72 黃玉麟(1941-) 黃玉枝的弟弟 黃玉枝(1927-1953),桃園蘆竹人。
73 戴文子(1942-) 戴連福的女兒 戴連福(1915-2001),桃園蘆竹人。
74 林秀峰(1944-) 林元枝的三子 林元枝(1910-1982),桃園蘆竹人。
75 陳永昌(1946-) 陳金龍的兒子 陳金龍(1927-1981),基隆人。
76 劉榮凱(1947-) 劉明的兒子 劉明(1902-1993),嘉義公田人。
77 藍芸若(1949-) 藍明谷的女兒
78 陳淑美(1950-) 陳金龍的女兒
79 黃春蘭(1953-) 黃溫恭的小女兒 黃溫恭(1920-1953),高雄人。
80 吳泰宏(1962-) 吳敦仁的兒子 吳敦仁(1923-1999),桃園蘆竹人。
81 林俊安(1966-) 林維賢的兒子 林維賢(1918-1997),台南新化人。
82 林昌運 林瑞昌的小兒子 林瑞昌(樂信.瓦旦,1899-1954),桃園角板山泰雅族。
83 邱銀妹 邱桶的大女兒 邱桶(1913-1953),桃園觀音人。
84 鄭勳哲 鄭再添的兒子 鄭再添(1911-1953),苗栗苑裡人。

 
 

參考文獻

專書

  1. 王勇智、鄧明宇合譯,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著,《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Volume 30 )(台北市:五南,2004年)。
  2.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
  3. 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陳巨擘譯,《形塑歷史》(台北市:聯經出版,2015年)。
  4. 張炎憲等《風中的哭泣》(新竹市:新竹市政府出版,2002)。
  5. 陳志文譯,Annette Simmons著,《說故事的力量》(台北市:臉譜出版,2004年)。
  6. 陳姃湲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台北市:玉山社出版,2012)。
  7. .陳世宏主編,《衝撞與凝聚-綠色小組口述訪談集》(新北市:遠景出版,2016年)。
  8.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台北市:衛城出版,2017年)。
  9.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歷史與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
  10. 廖福特,《國家人權委員會》(台北市:五南圖書,2011年)。
  11.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台北市:衛城出版,2015年)。

論文

  1.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台北市: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論,2011年)。

研討會

  1. 曹欽榮,〈東亞和平博物館和文化記憶-台日文化記憶在台灣的紀念博物館〉(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亞太和平研究聯盟APPRA會議,2011年10月14-16日)。
  2. 曹欽榮,〈記得綠島-人權、遺產及永續性-社會企業創新概念的介入〉(台東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人文思維與社會實踐的新介面──社會企業與東台灣發展」學術研討會,2015年10月16-17日)。
  3. 曹欽榮,〈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通〉(台灣歷史學會舉辦,「歷史•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2016年5月14-15日)。
  4. 曹欽榮,〈桃園人權口述與轉型正義〉(桃園文化局舉辦,「2016桃園學研討會」,2016年12月3日)。

英文專書

  1. Marta Anico & Elsa Peralta, Heritage and Identity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2. Molly Andrews, Shelley Day Sclater, Corinne Squire, and Amal Treacher, The Use of Narrative: Explorations in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3. Paul Williams,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Oxford, New York: Berg, 2007).
  4. Richard Sandell and Eithne Nightingale, Museums,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2).
  5. 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9).

網站

  1. 三立新聞網: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28930。2017年2月28日。
  2. 文化部/文化新聞:http://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0061.html。
  3. 「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
  4.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80967。2017年2月24日。
  5. 新頭殼: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1-02-20/12164。2011年2月20日。
  6.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470040。2011年2月20日。
  7. 台北市文化局/新聞稿:https://www.culture.gov.taipei/frontsite/cms/news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Detail&iscancel=true&contentId=MTM5OTg=&subMenuId=603。
  8. 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228566。2017年2月28日。
  9. 2017年二二八7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https://www.slideshare.net/newtalk/2282017。
  10.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301397。2017年2月23日。
  11.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網站:http://www.nmth.gov.tw/activityreg_50_127.html。
  12. INMP(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s for Peace):http://www.museumsforpeace.org/。
  13. ICSC(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http://www.sitesofconscience.org/en/who-we-are/about-us/。
  14. ICMEMO(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http://icom.museum/the-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international-committee-of-memorial-museums-in-remembrance-of-the-victims-of-public-crimes/。
  15. FIHRM(The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http://www.fihrm.org/。
  16. SJIM(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http://sjam.org/。

其他

  1. 《不堪回首戒嚴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展》手冊,〈他們的人生〉(台北市:文建會等,2005)。

 
 

[1] 參考Richard Sandell and Eithne Nightingale主編, Museums,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2012 Oxon: Routledge.
[2] 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網站: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
[3] 該名稱已於多年前被立法院廢止,不同於現階段文化部轄下所稱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白色封印》(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是以「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出版的唯一一本口述書。
[4] 參考2016年12月3日,桃園文化局舉辦「2016桃園學研討會」,筆者提出論文〈桃園人權口述與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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