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下的翻譯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綠島的同學們,常關心我在台北搞翻譯社是怎麼樣搞了滿50年的,現在我將一篇已發表的文稿,移殖曹兄園地,讓大家一明究底。—-胡子丹謹記)

今年(2017)6月3日,第21屆筆譯口譯教學國際研討會,在國立師範大學舉行,筆者應邀與會,接受向「資深譯人」致敬禮讚。我以〈戒嚴下的翻譯〉為文,談談翻譯社在戒嚴下的甘苦;敘敘過往,逗趣悲壯。

20170531091306680_Page_1

 

▲1978年1月,國際翻譯社創辦《翻譯天地》。(胡子丹 提供)

 

提起翻譯社這一行,以往(1959-1987)給人印象,好比擺測字攤,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加上警備總部及所有情治單位給以特別關注,平添幾分神秘。其關注原因路人皆知,但不敢說。一是幾家翻譯社的負責人,全是政治犯,二是所有翻譯文件,初期又幾乎全是移民資料。這可是路窄偏逢冤家,移民雖不犯法,郤犯了情治單位的大忌,「移民」等於「不愛國」。記得當年第一位掀起雙重國籍遭到難堪的人,是中央圖書舘(即今國家圖書舘)館長褚家駿,被責罵得體無完膚。其實他何罪之有!有次我在褚館長花園新城的寓所作客,他無奈表示,他是原有雙重國籍而被請回台灣出任斯職的。雙重國籍和申請移民等於孿生兄弟,都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卻個個羡慕。那年頭,「反攻大陸」響徹寶島,儘管移民道上絡繹不絕,但都悄悄辦理,認養、應聘、留學,甚至假結婚都有;藉各種名義開蹓,尤其是洸洸乎干城之具者,社會上有頭有臉的富豪士紳者,明為家人子弟們辦,暗為自己預留退路者。我親手翻譯過數以三位計的這些袞袞諸公諸婆的「人資料」,卻也不斷聽到了他們「誓與台灣共存亡」的激昂口號。政府為什麼不問:為什麼這麼多人辦好移民、正在辦移民,以及想盡法子辦移民?

一個人的創業以及奮鬥過程,通常是從25到30歲之間;對當年一名政治犯來說,是從出獄後的那一天開始,我的31歲前的十年光陰,是在綠島的政治犯牢籠「新生訓導處」中度過。因而,在社會上的起步,比別人遲了5、6年,實際上20年也不止。局外人很難想像,因為在出獄後到解嚴前的一段,被監管的政治犯,他們的麻煩多,限制也多。找工作比登天還難,身分證一亮相:「東島口字第0000號」,僱主嚇一跳,東島何處?綠島也!你本籍不是台東,當然是政治犯。政治犯比起麻瘋甚至SARS病患還嚇人,誰敢用?即使僱主沒來及看你身分證,管區警察也會來職場盤東問西,僱主明白了底細,嚇破了膽,給你工錢,請你快快走路。

張志良

▲受難者張志良創辦「台灣聯合翻譯服務社」。(照片來源:取自「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青春.歲月」展區)

 

台北市,也可以說是全中華民國,第一家掛起翻譯社招牌的,是1959年的「台灣聯合翻譯服務社」,設立在重慶南路一段台灣銀行對面的聯合書店二樓,成為該書店的附屬單位,一直不曾單獨登記。負責人張志良是外交官出身,和我很熟,是早我一年從綠島畢業的政治犯。聯合書店的經理唐賢鳳和他原是南京時代的政大同學,還有當時任職新聞局的陸以正,以及任職台銀、聯合報、郵局的好幾位政大同學都是聯合書店的股東,後來都成了知名人士。彼時段的翻譯社業務並不怎麼好,但看好,確是社會上應該有的一項服務。這幾位校友有鑒於此,張志良剛出獄,因人設事,幹起了這件「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無本生意。怎料廟小佛大,或許認為漁場太小的關係,不到三年,張轉業教育界,先後幹上了明志工專和藝專校長,最後的職務是中正紀念堂首任兩廳主任。張志良人去,聯合書店也就「樓」空。

約在1965年,信陽街明達打字行門口,掛起了一塊不太醒目的木牌「統一翻譯社」,開始時沒有商業登記,客人如果索取發票,便向打字行價購,連英文打字都要額外索酬,遑論中打。可謂因陋就簡。負責人方振淵台大經濟系出身,也是繫獄7年的政治犯。半世紀以來,跌跌撞撞,長袖善舞,終於把測字攤似的小廟做大做靈,做成了如今已成功的跨國公司之一。

國際翻譯社領照前已營業了一、兩年,是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附屬單位,到了2017年3月1日,正好滿50年。記得1967年初,我去長安西路市政府建設局申請營業登記,還經過了些許折騰,當時是苦惱,稍後成了趣聞,跨世紀後的今天,則是軼事了。經辦先生把國際翻譯社歸類成打字業,我堅持另起爐灶;理由是打字是技術,翻譯是學問,翻譯的完稿面貌是打字,打字終究不是翻譯。丁是丁,卯是卯,怎能亂套!這位先生很開明,要我寫紙陳情書,結果市政府從善如流,發給了營業許可證(現在是營利事業登記證)。從第三年的電話簿「代打文件」裡,開始有了「翻譯社」這一行。再後幾年,由於翻譯社申請日多,電話簿的社會服務欄,「翻譯社」已經凌駕「代打文件」之上。

流麻溝十五號封面

 

▲《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2012年出版,嚴秀峰曾是女生分隊的一員。

 

1971年世界翻譯社成立,負責人嚴秀峰也是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畢業生。她丈夫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主任李友邦將軍,於二二八事件中參加處理委員會時遭受清算,1952年被政府處決。到了2005年10月25日,國民黨馬英九主席在《中國時報》寫〈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推崇李友邦是「重溫先賢典範」。世界翻譯社現由其子李力群經營中。

 

就以上述「聯合」、「統一」、「國際」,和「世界」四家翻譯社的最初負責人來說,全都是被國民黨抓去坐過牢的政治犯。他們當時搞翻譯社,乃是趕鴨子上架,絕非心甘情願,走投無路也!逼上梁上也!如今看來,倒也歪打正著,無心插柳,也算是中年創業的成功範例罷!

時隔多年,今天來談當時的翻譯社,先要反芻一下,在戒嚴期間的台灣社會裡,一名被監管的政治犯,是如何尷尬地在尋找生活的過程中掙扎。

初期的翻譯社,社會大眾對之大大陌生,有一錯覺,以為不辦移民的人,和翻譯社是老死不相往來。我為了打開知名度,開始在「中央日報」每周兩次刊登小廣告,喊出一句口號「國際翻譯社是您的全能秘書!」強調業務項目是「翻譯、公證、申請、諮詢」,不料因此惹了禍,又是警總同一長官,要我解釋「全能秘書」、「申請」、「諮詢」等意義何在?我說「全能秘書」是噱頭,「申請」者申請留學也,「諮詢」是談談報價和如找尋買方的貿易耳!我強調我絕不幫人辦移民,更聲明我自己絕不。這句話極可能一語成讖。我至今八十有九,尚未兼有他國國民身分或身懷綠卡。

另有一個打開「國際翻譯社」知名度的不入流的方法,即在周末星期天或假日的晚場電影院裡,花錢請託舉牌找人,上書「國際翻譯社社長外找」。在那段創業維艱的過程中,和朋友們見了面我常常被修理,「這麼忙怎麼還去看電影?」我無言以對。

尚在戒嚴期間,有天不知何方神聖,居然公開首辦「移民講座」,地點在希爾頓飯店。那天我一打開報紙,好大的手筆,一則橫十批的全欄廣告。我猶疑著要不要去聽聽這位美國移民律師的講解,讓我在工作上可以現買現賣。電話嚮了,警總打來的,問希爾頓的講座和我有無關聯?「沒有!」警總的法力真是無邊,那天講座硬是無疾而終。神聖對警總沒輒,損失慘重,金錢加商譽。

除了辦移民的客戶,還有就是和各中小企業打交道,我因為有寫貿易信的經驗,不滿A4一紙的普通商業函電或信用狀可以立等取件,例如經銷明星花露水的文康貿易公司,自製自銷的羅邦藥水,以及好幾家影片代理商等,不到一年,都成了國際翻譯社的固定客戶。意外的客戶來自中山北路的所有吧台小姐們。她們的英語都說得通,就是不會寫,有了第一人來,一傳十,十傳百的效應,每位吧姐至少都請我寫過一兩封信。她們要我中午時間,挨家挨戶,去她們的吧台去寫。寫這種信不費腦筋,她們說一段,我只要用手提打字機打出來就可以了,不講究文法,拼錯了也沒關係。18元一封(這個價錢是個玩笑,第一位告訴我她20歲,我開價20元,她堅持9折)。效果也不錯,十之八九發信人都有了少則美金十元等於新台幣40元出頭的回饋,當年的客飯每客只要三元五角。這是在戒嚴期間從事翻譯工作的花絮之一。

翻譯移民文件的附加收益是代辦公證,公證單位有各領事館、內政部、法院等,以美國領事館為最多件。美國領事館最初在中正路即今忠孝西路的北門口,依序遷徙的新址是信義路一段、南京東路二段,以及信義路三段的現址。到了1973年夏,美領館通知,決定了即將停辦翻譯社代辦公證業務。這對所有翻譯社來說,是驚人信訊,更是沉重打擊。

44433

 

▲國際翻譯社出版的書籍。(翻攝自2001版《跨世紀的糾葛》 頁416-7)

 

我個人因為具有出版人身分,那幾年在出版協會還有常務理事和副秘書長頭銜,和也是常務理事之一的曾兆豊常見面,曾的新亞出版社代理美新處發行的《今日世界》,有次酒後我向曾發了牢騷,領事館的主要任務便是在駐在國辦理公證與簽證,現在居然即將停止翻譯社代辦公證,實在是項非常不便民的措施。不料這牢騷有了效果。沒幾天曾約我在武昌街「明星」喝咖啡,說還有位洋人,要我把「停止代辦公證」的事情講清楚。隔不久,曾傳來消息,說要我直接發信給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Claims, Estates, and Legal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State,副本抄送美領館和美新處。美領館回信最快,停止代辦公證是因為「人力不足」(Shortage of Manpower),沒多久,也收到國務院回信,正式邀我前往面談。去?不去?正在舉棋不定時,機會來了,這年10月和11月,西德法蘭克福和美國波斯頓分別舉辦國際書展。我是參展團團員之一(兼秘書長),因而決定前往國務院,並約妥時在紐約攻讀研究所、前在台北和我同事的陳政治同行。

1973年11月14日,陳政治和我依約來到了國務院,例行手續是在早經準備好的表格上簽字,領了位置示意卡,按圖索驥找到了某樓某室,一位女士已在門口候駕。入了座,Coffee or Tea後,接待人二位其中一位叫做Thomas Gustafson問我,是代表台灣的所有翻譯社還是僅僅國際翻譯社?我說僅僅國際翻譯社。又問一旦恢復公證,是所有翻譯社皆可前往美領館代客公證?還是僅僅國際翻譯社一家?回答當然是所有翻譯社。談話氣氛和諧平順。那位女士捧出了數夾文件,另一位我忘了其名的先生,一一指出其中用黃或綠色勾劃出來的一行行。原來那是來自台灣好幾家翻譯社譯件影本,看那或黃或綠的一行行,經對照後都是錯譯、漏譯,甚至亂譯的資料,並且舉出過去一年內類此「不符原件記載」英譯本的數字。

我好尷尬,陳政治瞠目視我。天哪!度秒如年!終於有了結論,待我回到台北,和領事組見面後再決定。當我在12月11日去了美領館,和John D. Barfield和Florence C. Anderson二位領事見面洽談後,代辦公證立刻開始辦理,恢復了以前的正常狀態。不過和以往不同的是,在公證書上加了這樣的英文說明: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exed document(s), I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本人對此公證交件內容不負任何責任。)原因何在?我心知肚明,當然是和國務院存檔的「不符原件記載」有關。到了1979年,此項代辦公證業務,並沒有受到美國大使館改為美國在台協會的影響而停辦。一直持續到1989年初,將此業務改由台北翻譯公會辦理為止。關於此中經過情形,1974年1月26日,我曾撰〈公證與簽證〉一文,在《聯合報》刊出。

20170531091306680_Page_3.jpg

▲1987年6月12日喬志高(右)在台北圓山飯店與胡子丹見面。(胡子丹 提供)

 

一待翻譯社的業務穩定,1978年1月國際翻譯社創辦了《翻譯天地》(Renditions Monthly),是一種以翻譯為專題的刊物,當時空前,至今仍然絕後。譯界前輩喬志高說:「我第一次看到這本雜誌,是香港的翻譯中心轉寄美國給我的。這是份很專業的雜誌,國內有人辦,是我始料不及的事。」1978年6月12日,這位原名高克毅翻譯前輩由香港回美國,專程停留台北圓山飯店,約我見面,面允兩個專欄:「美語拾零」和「譯餘贅語」在《翻譯天地》(簡稱「翻天」)每期刊出,首篇訪問稿「翻譯因緣」,曾在報端刊出。「翻天」每期都有譯人專訪和專題座談會,知名譯人如殷張蘭熙、林文月、林太乙、余光中、思果、倪達勤、李達三、黃得時、張振玉等人,引起了警總多次特別關注,直至1979年6月份第18期,刊載了一篇海外文章,其中有「解放那年」四字,未及改為民國三十八年或1949年,惹毛了警總,除了傳喚個人面斥、《翻譯天地》終於被禁止出版。

台北市翻譯公會是在戒嚴(1949-1987)後解嚴的第三年(1989)1月29日成立的。其實早在公會成立前,醞釀成立學會就有了呼聲,而且是由一位韓國學人喊出來的。1980年12月5日,我接到新聞局出版處唐啟民處長的信:「頃接韓國翻譯學會方坤博士來函,促請我國早日創立翻譯學會,並參加國際翻譯聯盟。台端熱心譯事,馳名國際,雖然此事非本局主管業務,仍將來函影送,尚祈鼎力糾合國內有志譯者同道伺機促成,進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則不勝感荷。」原來方博士給了時任新聞局局長宋楚瑜一封信,情深意切,建議台灣從速成立翻譯家學會,進而參加世界翻譯聯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le Des Trasducteus)。稍後,譯人林富松、張振玉、周增祥等人均曾公開撰文呼籲。當時我因為剛剛結束了《翻譯天地》,心驚膽怯,不敢參與該學會的發起人之列了。

20170531091306680_Page_2

▲(左起)張振玉、胡品清、彭歌、殷張蘭熙、王藍、劉慕沙、胡子丹。(胡子丹 提供)

 

在翻譯社幹翻譯,不論文件或文稿,譯者的姓名都不公布於社會大眾,不署名於文前或文末,警總也就抓不到我的辮子。漫長的戒嚴期間,我除了每隔十天半月的,去管區報到,給警總「傅道石」(輔導室的諧音)填表寫報告,管區更是殷勤地來舍下訪問,美其名是查戶口。情治單位從未對我歇手,李裁法(吳家元案兇手)失踨了,刑警大隊立刻找到了我,把我帶去問話。謝東閔在省主席任內被郵包炸了手,管區警員找我內人索取了我的筆跡,也來我辦公室要去了每一台打子機的字樣。我兒子讀仁愛國中時,有天學校教官給我電話,說我兒被選去國外參加童子軍露營,徵求家長同意,我當然同意;沒幾天,又來電話,說改派別人了,我問為什麼?電話那端回答:「胡先生,你自己應該清楚。」我理會得「罪及妻孥」了。這件事,一直到了1991年,兒子在普林斯頓讀研究所時,由於他的詢問,我才給了他答案。1994年5月7日我在《自立晚報》寫了篇文章:〈我對兒子的一個秘密〉,卸下了心頭石塊。

在戒嚴期間,除了按時上下班,給《中華日報》「婦女與家庭」版譯稿,給該報出版部中譯了好幾本名人傳記如《華盛頓傳》、《左拉傳》、《牛頓傳》等,也為自己出版部中譯了好幾本勵志的書,更是有計劃地陪同同事們合作編譯了十餘種專業字典型手冊:《國際翻譯手冊》、《國際萬用手冊》、《國際地名手冊》等。在電腦普及使用前,這類手冊銷路不錯,頗受愛用者歡迎。

我在國際翻譯社服務前20年(1967-1987),正趕上戒嚴期間(1949-1987),加上本人是綠島政治犯(1949-1960)出身,幹的又為情治單位特別關注的行業。三十年來塵與土,風風雨雨雲和月,晴朗溫馨的日子多,晦暗霉頭代誌也不少。想當年,山窮水盡時創業,一路走來,柳暗花明倍感守成不易。解嚴後至今又已屆滿30年(1987-2017)。我渴望早日讀到「解嚴(1987-)後的翻譯」。

廣告

發表迴響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WordPress.com Logo

您的留言將使用 WordPress.com 帳號。 登出 / 變更 )

Twitter picture

您的留言將使用 Twitter 帳號。 登出 / 變更 )

Facebook照片

您的留言將使用 Facebook 帳號。 登出 / 變更 )

Google+ photo

您的留言將使用 Google+ 帳號。 登出 / 變更 )

連結到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