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的變與不變:人權教育遺址和博物館

-評介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Sharon Macdonald , 2009.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Oxon: Routledge.

ISBN: 9780415419925

【本文收錄於剛出版的《博物館與文化》第13期,頁159~176(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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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1]
Chin-Jung Tsao

伴隨著世界文化遺產於1970年代中期開始登錄,全球遺產蓬勃發展,遺產研究跟著興起,晚近研究出現特殊類屬的「困難遺產」[2]。2009年,同時出版了兩本困難遺產專書,一本是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匯集了屠殺及種族滅絕遺址、戰時居留遺址、公民和政治監獄(civil and political prisons)、慈善拘留場所(Places of benevolent internment)等多種類型遺產論文(Logan, W. & Reeves, K. ed., 2009)。本文將介紹另一本研究專書:文化人類學家雪倫.麥克唐納(Sharon Macdonald)[3]的研究成果: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這本書雖然集中於討論德國紐倫堡面對納粹黨集會場[4]的遺址運用變遷和想像,讀者如能了解德國在二戰後歷經兩次處理集權統治的過去歷史概要(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東德共黨時期)[5],將更有助於了解本書所討論的面向及其所採取的研究路徑和方法。

讀者想要深入這本書的特色,能進一步具有理解遺產、轉型正義、紀念館議題的背景知識最好。這本書正如著名博物館學者Tony Bennett於本書封底的推薦所言:「困難遺產通過提出有關尷尬過去的尷尬問題,挑戰我們理解介於歷史及記憶之間的關係,在博物館及遺產研究中必定是地標教科書。」因為「不遠的過去」歷史和記憶反覆地困擾著當代人面對過去的尷尬處境,困難遺產之所以困難原因在於尷尬處境將持續相當時間,不斷影響社會文化的發展,直到對過去的尷尬記憶漸漸沉澱為歷史。困難遺產因此必須在協商「進行式」中展望未來,這是本書在認識論、方法論視角所帶來最大的特色,諸多發人深省的議題指引出後續研究探索的拓展空間。

城市遺產旅程

首先,讀者想知道作者為什麼選擇紐倫堡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城市近郊的黨集會場在戰後冷戰、東西德政府分立,西德政府和紐倫堡城市在國際局勢下,以重建社會生活為主,有意無意遺忘了巨大物質存在的集會場地域,況且它是當時說不清楚的恥辱地方。上個世紀二次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旅行者來到德國東南部弗蘭肯(Franconia)地區主要的中世紀城市、巴伐利亞第二大城紐倫堡,令人立即聯想到日耳曼民族博物館(GNM)、文藝復興畫家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和他的故居博物館、華格納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製作地球儀等;城市曾經擁有這些傲人的豐富藝術和興盛的科學,宛如德國的百寶箱(treasure chest)之城。這些內容都會在旅遊書中一再介紹,有一個地方長久不能提:納粹黨集會場在戰後紐倫堡市民留下的深層尷尬記憶,不如隨著被轟炸的瓦礫堆掩埋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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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曹欽榮 攝影)

二戰時期,紐倫堡被轟炸得滿目瘡痍,舊城幾達百分之九十是在戰後重建的。世人皆知二戰後「紐倫堡審判」,象徵著戰爭結束後的國際秩序開端。戰勝國為什麼選擇在紐倫堡審判?戰爭罪、違反人類罪等紐倫堡七原則,備受世人審判的眼光長期注目和討論;城市累積豐厚的歷史文化,在戰後重建歲月裡,卻在錯綜複雜的記憶窘境中,多數人避而不談恥辱、難堪的過去,沉默又艱困地前進。戰後背負罪行的納粹黨集會場,成為難說、不能說的龐大荒廢遺址,以致很長時間「消失」在城市的觀光地圖。

從戰後被審判的城市走到今日自信的人權城市,紐倫堡一個多世紀來和德國的翻覆歷史互為表徵,現在它是柏林之外另一個全球著名的對抗遺忘,迎向未來的城市。本書作者麥克唐納從早年研究博物館和展示政治學,到近年出版的前述兩本書,都以「遺產」的相關課題和認同變遷作為核心議題。她聚焦紐倫堡於納粹時期黨集會場的遺址,探究漸漸轉換為遺產的變遷過程;未來何去何從,本書從遺產治理和研究的範疇出發。除了研究目的的需要之外,當初單一目的的集會場廣大遺址的地域,帶來城市未來發展的各種想像的巨大挑戰。當代人類學研究困難遺產的方法和成果,多少也協助了紐倫堡市民和我們反思:遺產的新興事務從來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一定是這樣或那樣,全球遺產越來越多,在世界各地反映了這一個「變與不變」的討論課題。

當代社會定義、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風潮絲毫不減,什麼樣的、有意義的過去必須被記得、必須透過遺產集合有形、無形遺留,透過各種方法來傳達給當代社會。過去,遺產往往偏向美好的、無爭議的自然、文化和美學價值,比較少關注近現代歷史中不義歷史的紀念地和博物館、檔案中心。而這類遺產或博物館、檔案中心,繼續在今天蓬勃地發展中,它們和觀眾交流產生了什麼問題,其實研究還有待開展。德國是這類遺產顯著的國家,麥克唐納的書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窗,打開觀眾面對遺產真切感知而後反轉的問題;最近台灣討論「轉型正義」常常以德國為例,台灣公部門已設立228紀念館、政治犯舊監獄遺址多年,這本書所討論的議題刺激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各階層的人面對「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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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of Remembrance 1933-1945手冊。

兩德統一之後,21世紀德國設立的紀念地、檔案中心、恐怖之地,持續增加。柏林《記得的遺址1933-1945: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獨裁歷史的紀念遺址、檔案中心及博物館》旅遊手冊(Henkel & Täubrich, 2012),就有15個地點,這本手冊在柏林任何觀光資訊站都能隨手取得。而紐倫堡除了2001年開放「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納粹黨集會場的背景歷史漸漸引起世人注目,檔案中心常設展詳細解說了紐倫堡和集會場的關係。另外,檔案中心解構式建築設計因為視覺媒體而知名於建築界,展示內容和設計也得到博物館界認同;2010年具有博物館或遺產性質的紐倫堡審判法庭(MemoriumNuremberg Trials)常設展開放(Henkel & Täubrich, 2012)。紐倫堡協商困難遺產的進程再往前一步,走向二十一世紀,兩個極具全球象徵性的遺產標示著追求和平、人權的城市,這種價值普世化的現象,帶有德國社會的歷史意識傳統的遞變特性。

困難遺產變與不變

檔案中心在新世紀之初開館,象徵著紐倫堡面對過去的未來自我定位。檔案中心是一棟巨大馬蹄型建築的一角。馬蹄型建築曾經是納粹黨崛起後,從1929到1938年的全國黨集會場所在地的一小部分;原來準備聚集5萬人的巨大馬蹄建築所圍的室內會場,至今除了馬蹄型建築外環,原來所包圍的屋頂因戰爭還沒興工,空無一物。這座超大型建築的原始目的於戰後消失了,要如何再使用建築空間,實在頭痛。歷經多次爭議,使用建議包括了商展、娛樂場、體育場館、購物中心等(Täubrich, Hans-C. ed., 2006)。一直等到了1973年,紐倫堡市保護紀念物法通過之後,才暫時維持了集會場和馬蹄型建築的歷史遺址現狀。

1985年,紐倫堡市民熱烈討論德國第一條鐵路通車150周年,二戰期間遣送尤太人[6]到集中營的歷史記憶被喚醒,歷史真相再度成為話題。過去狂熱般地迫害尤太人的事實,必須記得這些著迷後果的教訓而被呈現出來,這是關鍵的一年。紐倫堡市政府的文化部門舉辦了一個「著迷與恐怖」(Fascination and Terror)的展覽,呈現紐倫堡曾經是狂熱的「納粹黨集會城市」。後來,市民希望這項展覽能夠成為具有教育作用的常設展,呼籲的各方聲音不斷升高。最終,市民和市政府認知:必須爭取、得到聯邦政府及巴伐利亞自由邦的支持。兩德統一後,1994年紐倫堡市的博物館群委員會建議:運用納粹黨集會場的馬蹄型舊建築北翼的一角,作為前項常設展示的地方。1996年德國城市聯合文化委員會到紐倫堡參訪,調查整個納粹黨集會場的周邊遺址現況,該委員會認為這個廣大地區的未來發展,為了記取歷史教訓,必須具有前瞻性的博物館觀點。

1996年紐倫堡相關單位和市民團體開始著手相關計畫,希望能配合2000年紐倫堡950周年建城活動的到來,並且由政黨代表、媒體、教會及其他宗教委員會等合力準備籌畫,募集捐款。該項計畫提出了所謂「破冰」的建築美學觀點,期待有新的設計想法,並決議向國際社會公開徵圖。1998年建築競圖公佈,得獎者Günther Domenig贏得建築競圖設計權。這一年討論集會場的使用計畫的聲浪興起,「如何處理納粹時代建築」再度成為專業和市民熱烈的討論議題。2004年,該建築設計贏得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獎。

這個建築設計得獎案以一條鋼構和玻璃的通道軸線,象徵性地穿刺集會場的紅磚色建築,解構了象徵法西斯權力的巨大建築體。建築結合常設展示的安排,更加襯托了法西斯政權無所不在的權力。歷史遺址的舊建築經過新設計再使用為檔案中心,這個案例和柏林恐怖地形館的檔案中心,是處理歷史遺址的兩個建築設計和展示案例的對照組。

檔案中心的建築設計運用穿刺的軸線,串聯常設展在舊建築空間的線性曲折動線;穿刺軸線的兩端鑽出舊建築體,一端是檔案中心的入口,另一端是展覽結束的位置。觀眾看完常設展走出軸線另一端,眺望著馬蹄型圍繞的巨大空地、和馬蹄型內圈半完工的建築立面。檔案中心的建築設計解構意象濃厚,這不只是建築設計的手法高明,也象徵著從今而後紐倫堡城市的自我定位。麥克唐納的這本書主要討論議題在全區遺產和使用者的關係,不在檔案中心和常設展。這個研究的焦點,隱約產生了博物館和遺產兩者的分野,容易被讀者忽略為什麼有這個分野,勉強說,這是本書的小小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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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模型。(曹欽榮 攝影)

終究,檔案中心將持續吸引每日來訪的觀眾,雖然作者也訪問了參訪檔案中心的觀眾,觀展後的觀眾卻產生了有意思的歧異看法,傳達給我們這樣的訊息:常設展再怎麼仔細、精心設計,還是有限,需要讀者自我與歷史記憶協商。從這點來解讀「博物館和遺產兩者的分野」,至少在書中作者已告訴讀者:遺產在時間和空間的歷程裡層層(layers)積累,這點與不論新建築、還是舊建築遺址改造的「博物館」稍有不同;不同時間層次的遺址累積層內容,正是作者試圖探索的內裡。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檔案中心在未來發揮的作用。從內部的常設展來看,也大有可觀。穿刺軸線串連起舊建築裡,從20到450平方公尺大小不一的空間,轉換成一氣呵成的展示結構;一個接著一個的展示室,連續的內容帶給觀眾的特殊觀展體驗,被視為一個展示效果成功的案例。作者在第六章討論了檔案中心常設展的一些策展思考,讓我們更細緻地感知策展方的評估過程。展示設計由Müller+Müller-Rieger工作室負責,展示內容的整體視覺以紅、黑、灰三色的落地玻璃展板為主要形式,運用鋼架和鋼板構成三角傾斜造型來烘托出不安定感,燈光適當地結合舊建築的紅磚牆色調,襯托出時間流逝的空間感。未來,檔案中心和遺產區域將產生有待研究的對話:變與不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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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常設展的平面圖。(曹欽榮 攝影)

困難遺產自我呈現

麥克唐納想要分享給讀者的正如她所說:「去探索『困難遺產』做為歷史的及人類學的現象-以及作為一種『拼貼』(assemblage)的特別類型-甚於建立它作為一分析的分類。」我們現在稱為困難遺產的空間,在時間流逝中積累的文化社會面向,很難從分析遺產類別來理解。除了博物館常設展可能不會說一些高度爭議性的話題,也很難將反思性的內容說到底。那困難遺產又如何呢?什麼是「『拼貼』的特別類型」?黨集會場舊址龐大建築區域,戰後審判之後,這樣的遺址恰恰成為城市「犯下大錯」的見證地方,凝固著恥辱的「罪行」印記。麥克唐納的研究從認識層層時間發生的事務,而後採取的探索方法,將遺址抽絲剝繭,在全書九章中逐步探究。

作者從開章介紹全球暴行的遺址或博物館現象,選擇特別的研究方法探討城市和遺產交織於上世紀最為人知的紐倫堡。「為什麼是紐倫堡?」從今日的眼光開始質問這座城市和它的漫長歷史,為什麼它被視為「(納粹)集會場之城」,現在轉變為「人權之城」;紐倫堡城市及住民歷經了一段漫長處理「做錯事」之後的尷尬處境。

現在,多數遺產的物質性存在常常被當代遊客眼下所見視為永恆,大型古老建築和考古現場尤其如此,其實歲月已不斷地改造遺產的物質狀態。「人去樓空」常用來形容「過去」已因人不在空間裡外生活而失去意義,這時候,為什麼當代社會又開始興起認識遺產的物質存在,毋寧說透過遺產所象徵的非物質性精神,是人們繼承先人的必要行為。全球提醒人們有關人權議題的紀念地或迫害地觀光的興起,對晚近40多年來發展的遺產研究,產生了新課題。

德國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常常在台灣被提及,轉型正義和紀念地還是迫害地所進行的「政治人權」教育,較少被提及它和人權教育之間的重要關係,德國「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是一個龐大物質性遺產和非物質性交錯演化的典例,它甚至逐漸登上全球人權城市的舞台。

讀者好奇紐倫堡城市的納粹法西斯建築的不義遺址,如何隨著時間遞變為人權遺產呢?為了理解為什麼,作者透過社會人類學式方法考察紐倫堡城市的歷史,開展遺產研究的創新方法,以及探索博物館學裡的人權教育和藝術創造的途徑,本書提供另類遺產意義的轉換、和認同變遷的研究,這類遺產的本質為了什麼目的、本體論為何,尚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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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黨代會會場全區的鳥瞰照片,檔案中心位於馬蹄形建築一角。(曹欽榮 攝影)

為什麼是困難遺產

為什麼稱為「困難遺產」?是什麼樣的遺產內容?人們認識遺產遭遇到什麼困難?如何繼承並轉化困難遺產作為現在和未來的社會文化的重要成分?從書名字面意思看來淺顯易懂,讀者心中難免有以上初步的提問。

遺產常被描述、討論處於變遷中,因此產生了不和諧、不安定的多種變因。尤其是困難遺產的變項及不變項為何?討論遺產的觀點因此越發多樣多元,晚近部分研究討論「遺產是人權,人權是遺產」的概念,使得遺產討論更加交錯於全球化/地方化、普世性/特殊性的交鋒,經驗研究的特殊性到底如何移動、形成概念化理論?本書提供的案例研究具有濃厚的參考性。尤其,多數困難遺產如何形成為普世化的語言?自稱或被稱為人權教育遺址,以博物館任務所關注的當代人權溝通課題,又如何能落實於不同社會脈絡的遺產或博物館的觀眾呢?話說回來,人權溝通還是需要以遺產或博物館設立目的「追求真相」為基礎,紐倫堡設立「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功能上少不了反映歷史真相為本的目的;它也向世界發出這樣的訊息:紐倫堡正邁出和平、人權城市的步伐。

本書作者被台灣博物館學界暱稱為「麥當勞小姐」,她的當代人類學取徑探索遺產和博物館領域裡「認同」議題的理論化,具有開創性的示範作用。2009年出版《(持續)協商困難遺產-超越紐倫堡納粹過去》這本書之後,接著,2013年她又出版了《記憶土地:遺產和認同在今天的歐洲》(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展現遺產研究的學術成果,回應當代歐洲社會認同變遷的現象。她的著作為困難遺產及其多面向的詮釋,開展了多向的研究途徑。

麥克唐納在書中的結論保持著對困難遺產未來開放的態度,透過研究的探索,比較確定的反而是遺產的「不確定因素」需要持續地協商。面對困難遺產的多義性,道德判斷上的兩難,考驗著詮釋遺產的高度挑戰。加上遺產和當代跨國觀光旅行相伴、互為因果的當代關係,一直是被討論的主題,困難遺產和參訪的觀眾之間所產生的諸種現象,另外也產生了黑暗觀光(DarkTourism)的研究。而我國的綠島政治犯舊監獄遺產,是有待從多視角切入研究的困難遺產暨黑暗觀光的案例,它如何被對待和台灣當代社會如何認識歷史密切相關。

作者提醒我們,當代社會得學習「現在進行式」地協商困難遺產是什麼、做什麼用途、引發的未決問題,需要在社會互動中才能發現其中的變與不變是什麼。這樣來看,人類學家進入當代都會田野觀察和採訪實做,在遺產或博物館領域啟發了理解社會文化的新想像。而或許我們的社會,缺乏意識到協商文化的必要,從未善用文化場域的協商機會,也沒有為自己身心有了準備協商的打算,忽視了協商過程的自我挑戰。而這一切準備和實驗,必須由遺產或博物館機構、以及公民或NGOs團體一起找出方法。這或許就是作者所言「民主的人類學」取徑的方法論所帶來令人反思的課題。

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提供操作性的方便法門,但是她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已明白告訴讀者,「我是這麼做過」,而且是張開身心的耳目,親臨遺產現場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對象不斷的對話。書中灰底塊狀Box的書寫,在嚴謹學術語言之外,另闢田野對話和觀察報導,讓讀者在不同節奏的語言裡,品嘗閱讀的樂趣,這算是遺產或博物館學術專書少有的特色,是本書的優點之一吧!每一本專業領域的書都有專家聚焦之處,作者運用紐倫堡市政府、議會、觀光單位、學校的地方文獻資源、當代關係人的訪問,第一手接觸遺產的休閒市民、導覽團體、學會、當地遊客、城市之外的德國遊客、不同國家的外國人遊客,交織出多種多樣的回應遺產和歷史的正反意見和建議。這個研究取徑的方法看來簡單易懂,但是和博物館傳統的觀眾研究有何區別呢?作者在書中並沒有特別說明,讀者應該也會讀出作者運用的方法、深入文獻及前人研究的累積成果,而更上一層樓,另行開闢直面觀眾,掌握第一手感知的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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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常設展,納粹集會場景照片。(曹欽榮 攝影)

協商困難遺產

麥克唐納的前導性研究「困難遺產」,著重「協商」的開放程序。作者從遺產不同階段的動態協商中,透視協商的本質。第二章到第五章,從建立遺產到拆除、清淨及移動、保存、褻瀆及管理、教育藝術的見證,釐清歷時性層層的社會文化對待遺址的脈絡;在兩德統一之後,逐漸往自詡為國際性人權城市移動。地方的遺產必須契合地方的需要,卻也同時與國際觀瞻的緊密關聯下,往前發展。這個過程會出現很多兩難,甚至相反的拉址力量,協商是民主生活不可少的程序。在一國之內,早期的遺產研究著重國家和中央政府指導,最近的研究認為遺產屬於地方社群,理當有更多地方的聲音和參與,甚至遺產應由地方主導經營的議題被認為是落實憲法權利、地方自治的重要課題。因此「協商」遺產的方案,帶著來自各方的不安定因素,並不容易固定於單一想法。困難遺產需要更多不同脈絡的個案研究,互相參照,激盪出與觀眾協商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因此,由國際社會相關於困難遺產或博物館的治理機構和單位,自主性的組織聯盟不斷增生[7],顯現了全球相關遺產討論地方自治、治理的趨勢。而困難遺產的相關研究不斷增加,以人權教育為名的普世化現象,也帶來「記憶國際化」的課題。本書第六章出現了「世界記憶在人權的城市」反思國際性的話語權利,強調「人權」概念之際,是否同時也反問遺產的真實歷史的地方特色是什麼,那就是紐倫堡城市如何看待大屠殺這件重大歷史事件。歷史真相與人權保障之間在遺產的場所當下產生的實態為何?這是驅動研究的引力。麥克唐納回到遺產現場,書中安排第七、第八兩章的篇幅直接面對遺產現場的導覽活動、參訪困難遺產的個人觀眾,突顯出第二到第五章為了建立遺產探索歷時性變遷之後,反問遺產的未來走向。

按照書中版權頁關鍵字提示:1.戰後重建-德國-紐倫堡;2.紐倫堡(德國)-建築、結構等;3.國家社會主義-心理學的;4.集體記憶-德國-紐倫堡;5.文化財產-德國-紐倫堡;6.紐倫堡(德國)-歷史-20世紀。以上多項專業領域都有待深入了解之外,這些專業都環繞著紐倫堡這座城市的遺產課題:繼承前人所遺留的物件、思想、傳統、故事等等的有形及無形元素組合的知識。有意思的是關鍵字裡,並沒有出現「大屠殺」、「人權」的字眼,反而在註解、參考文獻、索引裡,不斷出現這些關鍵字。「大屠殺」已被國際化?所指為何?連台灣台南車路墘教會都有小型的大屠殺紀念館。記憶的國際化代表事件的歷史被認識,擴散到跨越國境之外,但是反面的例子如新竹光復高中錯誤解讀大屠殺歷史的展演,台灣社會又如何看待呢?從這樣的對照舉例,我們當感受到紐倫堡案例充滿著地方對應國家、跨國對話的論辯議題。本文認為作者探索遺產之為用的重要面向之一,是從了解遺產所在地的市民、國內外旅客、觀眾之所需;或者說人們如何和遺產良好互動、或疑問不斷,都是遺產被列名之後、如何推廣遺產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以單一遺產「納粹黨集會場遺址」為討論的聚焦所在,作者認知問題及研究的路徑,並突出、蔓延相當多議題,一般讀者對書中議題難免陌生。讀者或許反而對於2001年開館的「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建築空間、展示設計的高知名度、以及電影史上著名的蘭妮.萊芬斯坦於1935年完成的《意志的勝利》紀錄片的興趣高於遺產的吸引力。這是現代媒體所帶來的回應歷史的現象,大屠殺的媒體效應也在德國社會產生跨國性的互相影響。但是,不論如何,不了解戰前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及納粹時期的背景、戰後廣大集會場區域的變遷,觀眾就難以了解困難遺產一步一步影響城市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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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常設展,最後展區:紐倫堡審判。(曹欽榮 攝影)

評介這本書,力有未逮,不如說從書裡得到的啟發和收獲更多。例如,英文書名和副標看來簡單易懂,當您讀完全書,還無法全盤深入註解和參考書目,如何準確掌握作者這本書的翻譯書名呢?以及她為什麼書寫這本書?她的用意和研究能夠為我們打開什麼樣的啟發和借鏡?翻譯書名能掌握全書的微言大義嗎?為什麼遺產中有必須協商的困難之處,而被作者稱為「困難遺產」?這些遺產在歷史脈絡下的困難因素是些什麼?為什麼?困難達到何種程度?因為困難所以卻步等待時間來解決、還是需要更具想像力的積極協商行動?在這個民主多元時代,如何有效協商?協商議程如何進行?如何開放協商的各種途徑,促成更多人接近遺產,使得社會更好地運用困難遺產的方法是些什麼?

遺產更親近觀眾

麥克唐納在書中與各式各樣的決策者、「歷史工作者」和各類型的觀眾互動對話:人們對歷史遺留之地如何看待和使用?為什麼需要以遺產之名?作者從田野實證訪談的歷程裡,引導讀者以身體感知去深入:城市裡的罪惡之地如何漸漸趨向人權教育的場域,變遷中的溝通和協商仍在持續。這是博物館、遺產的先驅「經驗研究」專書,卻同時適合廣泛的讀者從親身「經驗」中去用心閱讀和體會,增進認識遺產的知識。這些知識將回饋到讀者身上,在旅行頻繁的今天,遺產無處不在,旅行者將遇見越來越多的困難遺產,尤其在德國。

作者稱為「民主的人類學」研究路徑,人類學家採取面對困難遺產的各形各式的第一線關係人(stakeholders),在更廣泛層面的田野工作裡,反思遺產「困難」的深層問題,研究的取向反映、聯繫著更大範圍的社會文化議題;具有實證的經驗研究,逐步展開理論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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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常設展結束後,觀眾走回大廳穿越「奧茲維茲之路」的展示。(曹欽榮 攝影)

閱讀這本書,不免反覆發出最原初的疑問:遺產或博物館如何更親近觀眾呢?令我聯想起旅行各地,觀察觀眾和遺產的互動關係,原初的疑問就如同台灣歷史學家周婉窈多年前旅行日本的一段話所說:「一九九六年六月,我趁研究之便,走訪下關,在『日清講和記念館』看到一隊台灣來的旅行團魚貫走出紀念館,人人一臉茫然,彷彿不知如何去感覺。這不是這一小隊人的問題。我想,我們今天的確面臨如何去感覺過去,如何看待過去的問題。一個對於歷史無所感的人群,大約創造不出能讓後人感動的歷史吧?」(周婉窈,2016)。

這是個創造歷史感動的時代嗎?還是歷史逐漸普及化、庸俗化的時代?這個時代,遺產和現代紀念館大量增加,它們如何可能感動觀眾?我們多多少少都在實際參訪各地或網路世界裡,「面臨如何去感覺過去,如何看待過去」的這一個連鎖發問,不只在參訪歷史事件相關的國內外紀念館時會遇到。從遺產或博物館的供給方、還是需求方的觀眾來看,核心提問:遺產或博物館治理機構如何做到觀眾對歷史有感,還能誘發觀眾對歷史充滿感情,創造「讓後人感動的歷史」。人們和遺產互動的實證研究發現,層層問題並不容易用簡單的方法就可理解,所以會有各種協商的需要,但是如何協商?尤其是困難遺產,觀眾身心如何有所準備?遺產治理過程又是如何為觀眾的身心衝擊,仔細、耐心地進行溝通和協商?透過麥克唐納這本書,我們探索了德國紐倫堡這座千年城市,市民、來自外地的德國人、各國的外國人如何和城市協商不久之前、被隱蔽的德國現代歷史。

台灣的困難遺產

介紹和討論本書至此,其實要回歸到遺產也好、博物館也好,治理機構都在面對活生生的每一個人所思所想,尤其是困難遺產,沒有協商的累積紀錄,困難遺產的面貌還是模糊不清。筆者長年來投入台灣的228紀念館、白色恐怖舊監獄遺址的實務工作,深感我國的現代史遺產或博物館的新興事務,更需要借鏡國際社會的研究經驗。

2012年冬天,筆者參訪柏林、慕尼黑的一些紀念地、集中營、檔案中心,最後參訪了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場的檔案中心」,更深刻體會納粹黨集會場轉換為遺產的困難所在。尤其冬天,遼闊的集會場覆蓋了一片雪白,宛若清純的大地被掩蓋了一切的著迷、狂熱和恐怖的罪惡,可視的是純淨的大地,腦中卻浮現了走出檔案中心裡納粹留下的無數視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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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集會場現況。(曹欽榮 攝影)

麥克唐納從田野與相關人士接觸、訪談後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紐倫堡過去帶給世人的印象,已漸漸往城市擁有「人權」遺產的方向移動。這也帶給台灣面對自己的新生困難遺產的種種問題的反思,讀完她的著作,筆者認為從個人、不同層次的社群、乃至國家、甚至國際交流等逐漸擴散的範圍來理解:遺產是人權、人權是遺產的論理和概念,需要當代社會撥開認識遺產的一層一層障礙,論辯「困難遺產」新生事務的探索課題。

以下這則台灣白色恐怖受害者陳欽生以己之力運用景美舊監獄場域,和來自國外的審查台灣兩公約的審查人見面,互相傾聽;受害者個人和國外人權專家彼此見面、對話,代表了什麼樣的協商意義?這不只是一次未見之於媒體的重要見面和接待,也是遺址核心疑問:各關係人中的歷史受害者、遺址治理機構、媒體、官僚、國家、觀眾等怎麼看待?協商所在的遺址是否做了有用的紀錄?

2017年1月中旬,舊曆年即將來臨,這個時候台灣第二次兩公約審查會議有來自許多國家的人權專家,事前筆者已經知道這些專家正式審查會議之後將前往台北近郊的景美政治犯監獄參觀。受害者陳欽生剛出版新書《謊言世界 我的真相》,他將前往擔任導覽並座談,當日天氣又濕又冷,最後去了兩位審查人。以下是來自1月21日筆者的臉書記錄:

昨晚與陳欽生學長通電話,他正在陪小女兒看電視,我請教他兩公約審查人前去政治犯舊監獄參訪的情形。電話中聽他很有理路的敘述,我說學長做的很棒。

這場特別的兩公約審查人到舊監獄參訪是非公開行程,由曾在哪裡遭遇酷刑、審判的陳學長導覽,出席的還有高齡80幾的蔡焜霖、蔡寬裕兩位前輩(兩位都在綠島監獄關過);聽說法務部次長、還有大陣仗人馬前去。我想公務人員、法制體系的人平常能去最好!

可是我也常想,對當事人會是多麼艱辛的歷程,在那裡沒有的事可以變成有,審判後當庭高喊’判我12年不如判我死刑’的陳學長,如何走過每次的舊地導覽,這是何等’超越自己’的想法和作為,這應該成為敘述第2本書的素材吧!

多年前,我就曾經在景美看守所訪問從中國千辛萬苦搭船’投誠’的’反共義士’之一,當年她/他們真的輾轉到了台灣,可是,…一切的一切,…這位當時上報 ‘八仙過海’(結拜兄妹,一位女性)的老大來台灣思慮大家想家、也想就學,卻不得其門,嘮叨幾句就被當成思想犯;他那次願意到牢房區受訪,我隱約從他的表情感受到真的不容易,到了牢房門口他不禁老淚縱橫,…我們也不禁拭淚。這是遺址和人互動的特殊之處,人和人的情感自然相通!

陳學長告訴我奧地利來的審查員主席、還有一位韓國來的審查員,都很專注傾聽,也願意將陳學長提問的微薄意見轉達給政府。陳學長提出三個問題請教貴賓:1.轉型正義的正義是甚麼?2.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真相如何可得?3.真相檔案:我為甚麼被抓?誰下令?…請政府能儘早公開!

我問:您覺得整場感想如何?他說貴賓都很誠懇專心回答與分享,他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是非常的能互相感受到彼此的誠懇。

再提一次,這就是遺址的特殊之處,建請政府全力邀請更多年輕人參訪、座談,甚至培訓更多專職導覽人、解說員,在遺址對話才是根本的工作,想蓋博物館的力氣就用在這樣的想法裡,促成社會更多對話。這樣傾聽與述說是無以想像的’和解’之道,這就是遺址留給我們的最大資產。

蔡總統不斷提出的社會團結、和解呼籲。如想蓋新博物館需要更細膩、公開的社會對話和評估,否則就破壞了遺址的整體印象和體驗場所的精神,全球遺址的經驗也這樣警示我們。謙卑、謙卑、再謙卑,善意對待遺址為何所用?其實就是人彼此互相對待、同理心的想像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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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園區一角。陳欽生出版《謊言世界 我的真相》(台灣游藝,2017),書中寫道:看見「公正廉明」這四個大字,我心中又燃起了一絲絲希望,想說:這該是還我清白自由的地方吧。「公正廉明」該是個主持公道,毋枉毋縱,明鏡高懸,是非分明的地方,然而我又一次被騙。當時我已無法原諒自己,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被騙,仍然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人性是善良的。(曹欽榮 攝影)。

這一則遺址的協商故事很具體,反射了麥克唐納的書中懇切之言;困難遺產需要人們一再的協商。回頭想想我們的228紀念館和綠島/景美政治犯舊監獄遺產的過去、現況和未來,如果這樣提問:「已經設立多年的公部門紀念館和舊監獄遺產如何變遷到今天?和社會文化產生什麼連結?博物館和遺產是否曾經不斷和社會進行協商?」這些協商的紀錄,正是個別關係人的文化社會的初步表徵,是遺產治理核心的工作和優勢所在;尤其此刻,台灣民間和政府熱烈討論轉型正義,遺產和博物館專業領域能從什麼方式接近遺產研究場域而有所貢獻呢?這些問題留待我們的社會來解答。

參考文獻

丁偉祥等譯,蘭妮‧萊芬斯坦著,2009。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

李雪媛、呂以榮譯,卡蘿拉.史坦、英格.柏德森編著,2012。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臺北:商周。

花亦芬,2016。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

林育立,2017。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臺北:衛城。

周婉窈,2016。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

周全譯,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2005。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 1914-1933 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

陳欽生,2017。謊言世界 我的真相。臺北:台灣游藝。

Henkel, M. & Täubrich, Hans-C. (Ed.), 2012. Memorium Nuremberg Trials. Nürnberg: museen der stadt Nürnberg.

Logan, W. & Reeves, K., (Ed.), 2009.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Oxon: Routledge.

Risdle, Andrea (Ed.), 2011. Site of Remembrance 1933-1945: Memorial sites, documentation centres and museum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dictatorship in Berlin and Brandenburg. Berlin: Arbeitskreis I.

Sharon Macdonald, 2009. Memorylands: Heritage and Identity in Europe Today. Oxon : Routledge.

Täubrich, Hans-C. (Ed.), 2006. Fascination and Terror: Documentation Centre Nazi Party Rally Grounds Nuremberg. Nürnberg: museen der stadt Nürnberg.

[1] 本文作者為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rt-In Ddsign & Construction Co., Ltd.Email: ronaldtsao54@hotmail.com(投稿日期:2017年2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7年4月12日)
[2] 綜覽評介Sharon Macdonald這本書,本文暫時翻譯為「困難遺產」,這個詞彙在漢文語境裡具有:「難以面對的遺產」的動態過程,因此協商是遺產變遷歷程裡的特殊且必要認知
[3] Sharon Macdonald:參考英國約克大學網站介紹https://www.york.ac.uk/sociology/our-staff/academic/sharon-macdonald/;她於2015年10月開始負責德國洪堡大學博物館及遺產人類學研究中心。
[4] 參考維基百科網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Nazi_party_rally_grounds。納粹全國黨集會場佔地包含11平方公里,其中未完成的集會場的部分建築,再利用為檔案中心。納粹黨代表大會每年都有「主題」:從1933年開始分別是:勝利(德國名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在這次大會製作《意志的勝利》影片)、團結和力量、自由、榮譽、勞動、大德意志、和平。現在看來,這些道德意義高尚的字詞,都成為法西斯遺產的反思課題。另參考《蘭妮.萊芬斯坦回憶錄》(2009)。
[5] 台灣歷年出版不少相關的德國近代史書籍,近期出版的兩本有關德國轉型正義的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年)、《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2017年),具有閱讀本書背景知識的參考價值。另外,《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 回憶錄》(2005)提供親身經歷的觀察反思;《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2012年)提供一般讀者從作者群親身經歷「納粹第三帝國」的故事中學習。
[6] 東吳大學陳瑤華教授為了免於使用「犬」部的「猶」帶有歧視意味,陳教授使用「尤」字,本文比照處理。
[7] 如:INMP(1992創立,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2017年成立25年在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舉辦國際會議)、ICSC(1999創立,國際良心遺址聯盟)、ICMEMO(2001創立,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轄下國際紀念館委員會)、FIHRM(人權博物館國際聯盟,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Museum,2010年英國利物浦國家博物館轄下的奴隸博物館發起創設),衍生出SJAM(為了博物館的社會正義聯盟,Social Justice Alliance for Museums)。麥克唐納的書中也舉了奴隸博物館,及歐美一些博物館重新面對過去不名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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