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個爸爸〉的故事

【編按】《重生與愛4》共同作者陳銘城,於10月23日臉書寫林長茂〈我有兩個爸爸〉的故事,以下轉載〈我有兩個爸爸〉(摘自《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二輯》,2014)。

桃園人權口述第4冊新書《重生與愛4》發表會,邀請您一起來參加:
時間: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15:30-16:00
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5樓 團體視聽室
※現場將限量贈送《重生與愛4》給到場參加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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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爸爸[1]

我從出生到三歲,從沒見過我的親生爸爸。

我從滿週歲開始幾乎是由我外祖母帶大,一直到要讀書才回桃園。有時媽媽會帶我回來,照顧一陣子,印象中每次都看到媽媽,一邊洗衣服,一邊清唱著歌,有時還一邊洗衣一邊偷哭。因為那段時間整個家只剩下母親和我,而兩個叔叔,分別在我父親當兵前後,也通通被調去當兵。小叔叔在八二三炮戰時,擔任有線通信兵,差一點戰死金門。所以阿祖就叫在桃農讀書的舅舅陪媽媽住桃園,住了三年,直到父親退伍。而當時母親要賺錢養家,又要照顧我,她又初為人母,一定非常艱苦。

記憶中,在她活著的四十九個年頭,我從沒看她輕鬆過一天。她要持家,每天一大早起來,洗完家裡所有衣物,還要再幫別人全家洗衣服。洗完衣服,還要幫人做裁縫。在一個到我國中時都沒廁所的家,沒有自來水,每天要到井裡打水、洗衣、燒柴火煮飯的家,會漏水的家。從小就聽母親講,她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所以一心一意只有辛苦賺錢工作。

20130810_林長茂與林一奇合影

▲2013年8月10日,林長茂(左)、林一奇(右)合影,他們的父親是同案、又是同時日被槍決的受難者。(陳銘城 攝影)

我在桃園時,母親會分心無法工作。母親有次把我放在嬰兒床,她在後面幫人洗衣,結果我爬著爬著摔下床,額頭及眉毛留下的傷口疤痕,一直到現在都還清楚可見。所以外祖母在我傷口好了之後,就將我帶回鄉下,以免影響母親工作。另一個原因,我住桃園鎮民生路旁,以前經常有軍事演習,軍人行軍時,有些鄰居就會逗弄還在地上爬的我,說:「你爸爸來了,你爸爸來了!」每每看到一群行軍的阿兵哥走過,不會走路還在地上爬的我,每見一個阿兵哥就一直叫:「爸爸!」讓媽媽看了很傷心。但是也沒辦法,只好又把我帶回鄉下。每隔一段日子,阿公、阿祖擔心母親會吃不飽,就會挑著米、菜,還有在鄉下養的雞鴨,或者過年過節的一些食材到家裡,順便揹著我回家給母親看。

到了成年,我才知道我父親是扁平足「鴨母腳掌」不用當兵,惡質的國民黨惡整了我父親,二十八歲才叫他去當三年的海軍陸戰隊。在這三年從來沒有回過家,因為他沒錢回家,他的部隊在臺灣尾的屏東。記得媽媽告訴我,她和舅舅曾看過父親一次,是帶藥去給爸爸,當時他生病非常嚴重,軍方又不給他醫。他寫信回家,但媽媽從未出過遠門,只好找舅舅陪她一起到屏東,拿藥給父親。幸好老天還疼惜我一家,父親終於退伍回家了,當他抱著我時,我一直哭。因為這個我完全不認識的人,為什麼抱我抱得這麼緊。媽媽在旁邊一直安慰我說:「這是你爸爸。」但我還是過了好幾天才慢慢適應,這是我的第一個爸爸、親生父親林挺用。那麼第二個爸爸呢?

第二個爸爸

我第一次掃墓的印象,是在父親退伍後的第一個清明節。我們家的祖墳就在桃園虎頭山,每次在拜完阿公、阿嬤及祖先的墳,之後就會又到另一個山頭,找另一個孤單的墳,燒完香、燒完金紙,父親就會輕聲地告訴我:「這是你的爸爸!」當時我滿心疑惑地問到底為什麼?爸爸不是就在我旁邊。但父親總是用充滿怒意的眼神,輕聲的告訴我說:「等你當兵退伍後,再告訴你。」一年又一年他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媽媽燒書

小時家裡後院養了很多動物,有雞、有鴨、有鵝、有火雞,一方面過年過節要拜拜用,一方面媽媽很會養這些雞鴨,雞鴨長大就會有人來買,媽媽也會幫忙把雞鴨先殺好,並除去羽毛。要殺雞鴨前,媽媽嘴上總會唸唸有詞:「做雞做鴨無了時,等待後世做人出頭天。」

我家也養了很多貓,尤其我家的貓很會捉老鼠,每次母貓生小貓斷奶後,就有人來要小貓,有人抱走了小貓之後,都會送來一包糖,說是「壓貓壽」。如此一來,我又有糖吃了,那就是砂糖拌飯吃。我天生就很皮,很好動。母貓生小貓都是在沒人的樓尾頂生,我每次都會好奇地爬上去看母貓和小貓。有一次發覺土角厝壁崩落一塊,哇,裡面有東西。我很快地挖出幾本書和日記,大多是日文的。我好奇地拿下來在神明拜桌上翻看,那時母親正好在煮飯,出來叫我去幫她買鹽巴,一看到我在看那些書,她非常緊張、也非常害怕,拿著書本往廚房跑,打開灶門,一本本全部往火灶裡丟,她一邊燒還一邊罵:「你這個死囝仔,不想要活,你敢看這,想要佮你老父仝款,乎人捉去槍殺是不是!」就是到那天我才知道:我另外一個老爸是乎國民黨捉去槍殺,那些日文書是他的,被家人藏起來。

小姑姑和阿嬤

兒時每年都在巴望著中秋節,因為小姑姑會回家,每次她回來,都會買很多很多伴手禮,裡面一定會有月餅,那是我最最喜歡吃的。有時還有蘋果、奶粉。奶粉是給我爸爸喝的,因為姑姑知道父親每天工作到很晚、很晚,需要補一補體力。姑姑每次回家都會和母親在房裡聊天,我看她們相互握著手聊天,然後會一直哭、一直哭。每次我想聽,她們就停止說話。她們越不給我聽,我就越想聽,我就躲在隔壁房間偷聽。因為我家房間的隔間,只有薄薄的木板。我才終於了解姑姑的身世。因為國民黨特務們要捉我的大伯,也就是我的第二個爸爸,我爸爸跑了,特務就開始逼我阿嬤,親朋好友都不敢再來往,商家也不敢賣東西給我家,更何況我們也沒錢了。[2]我家在沒出事前,並不是沒錢,阿公以前是土地代書兼土地測量,所以家境還算不錯。每次吃飯時總是賓客滿堂,但國民黨來了以後,一切都變了。

當時親生父親常常帶著兩個弟弟,用自製的畚箕到桃園火車站的貨運區,有掉在鐵路旁的稻或美援的麥,他們就收集回來,裝在大罐子用木棍脫去稻殼、麵皮,洗淨後煮來吃。青菜在東門溪的高灘地自己種,魚就在東門溪裡,由父親下去捉,叔叔們在岸上接魚。想要吃好料,就在親朋好友們的婚喪喜慶。有一次大拜拜時,父親帶著兩個弟弟前往,但父親到現在都無法釋懷的是,當他們坐下來時,同桌旁邊的親朋好友紛紛走避,經過幾次以後,父親與叔叔們都不好意思前往,一切婚喪喜慶的餐會他們都不再參加。

在這種情況下,阿嬤開始受不了壓力,每當特務們到家搜捕爸爸(林挺行),阿嬤聽到有人叫門或敲門,就慌張萬分地往後門衝,躲在草叢裡,一直到搜捕的人走了。不論白天、深夜或下大雨,每次都由父親(林挺用)和叔叔們去找阿嬤回來,最後,阿嬤經不起這種折磨,竟然喝強鹼「蘇打」自殺死了。

先埋葬阿嬤,一年後再葬林挺行

第二個爸爸(林挺行)是非常孝順的人,知道阿嬤自殺身亡,弟弟、妺妺們又無法處理。在一個深夜,他從桃園東門溪溯溪,偷偷回家看阿嬤最後一面,他連哭也不敢哭出聲,怕引起特務來搜捕,但他還是被捕了,而且是躲進家裡的古井裡被發現、捉到的。後來有人說是自己親人密報,這個親人過了不久也買了一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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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挺行槍決前的檔案照片,林挺行於1951年10月8日被槍決。

爸爸被關了一陣子,聽說關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就是現在的警政署對面喜來登大飯店那個地方。在一九五一年判決下來,他被判死刑,當時二十七歲。爸爸被槍殺後,父親(林挺用)經由公所通知,向親戚借了一輛兩輪車「離阿卡」,帶著一床被單及一堆稻草,從當時的桃園鎮,連夜和兩位叔叔拉著車走到臺北市的極樂殯儀館收屍。他是後腦中彈,鮮血及腦漿滿地。三兄弟將他們大哥的屍體包好後蓋上稻草,一路飛奔回家。一年前才埋葬阿嬤,一年後又再埋葬挺行爸爸。在當時有親有友,卻無人敢探望,挺用父親只有硬著頭皮四處借錢,最後只好將最小的姑姑送予別人當童養媳,換來棺木和簡單的喪葬費用,草草葬在虎頭山自己祖產的土地祖墳旁。

颱風半夜查戶口

不要以為事情就這樣過了,每當深夜經常就有特務及警察來敲門點名,把全家叫起床,一個個照戶口名簿上叫名字,連小孩也不放過。記得有一次颱風來,舅舅到家裡來躲颱風,半夜傳來急促、大聲的敲門聲,用力喊著:「開門!開門!」二、三個外省口音的喊叫聲,把全家都叫醒了,照樣子一排人站好,等待點名。「為什麼多了一個人?你是誰?為什麼住這裡?」父親、叔叔、舅舅一直好嘴解釋,他們就是不理會。那一夜,風大雨大,一家人一直被盤問到天亮。最後,有一個特務從外頭走進家裡,向帶頭的人敬禮後,說他已經問過學校,我舅舅讀的桃農確定有這個人,才放過我們。

當時天已亮,媽媽來不及煮早餐,大人們上班的上班、孩子上學的上學,全部的家人都沒吃早餐,就離開家門了。看見淚水直流的媽媽以及哭喊肚子餓的大妹,我問媽媽到底是為什麼?但媽媽總是含著眼淚說:「小孩子有耳沒嘴,大漢了你就知,毋通黑白問。」但是從我知道事情,幾乎三天兩頭半夜都會被警察叫醒對戶口名簿,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走後,從父親和舅舅的談話中,我終於知道了一點點。媽媽從皮包拿了一塊錢給我:「去,緊去讀冊,大漢離開這個鬼所在!」我揹著書包急忙走到學校,一到大門口,校長就站在那邊,他叫我一定要脫帽敬禮,對所謂的國父敬禮。我從小就有反叛性格,此後我每次都會繞道走小門,而不去對一個莫名其妙的石頭敬禮。

在學校掃完地,我準備第一節課下課後到文昌公園旁買饅頭吃,但因為和同學用臺灣母語閒聊,結果媽媽給的一塊錢,被老師拿走了,說臺語要被罰一元,那天的早餐又沒錢吃了。後來學聰明,老師要罰我,我就說沒錢,第一次被搜到身上的錢,老師照樣沒收我的錢,還罰跪了一節課。後來我就把錢藏起來,但罰跪是一定要的,老師後來還叫我舉著椅子跪,但我寧可跪著,也不願意把錢拿出來,因為肚子餓真的很難受。長大後回想,老師好像針對我,她對其他同學並沒有這樣,明明我和同學兩個一同講母語,但總是只有處罰我。

父親的心情

所以我從小就討厭去學校,老師越叫我做什麼,我就越不做,為此我常常挨老師打,挨打成了家常便飯。父親(林挺用)從退伍後就在白梅汽水廠工作,同事們都叫他「啞九枝」(他的偏名叫阿枝)。其實他不是啞巴,自從家裡發生那麼多事後,他不再和人交朋友,所以朋友很少,也不願多講話。每次親朋好友,不論是打架、當小偷,特務們就直接來到工廠,不論父親在做什麼工作、有多忙,他們都會叫父親到廠長室,問父親這個人是誰?最近有沒有連絡?你們有什麼關係?搞得全工廠都知道,都用異樣眼光瞧父親。他下班後一身髒,又累又餓,我如果不小心,或功課作不好,一定挨打,一邊打一邊罵:「叫你好好讀冊,你沒愛,只有讀冊會使(ē-sái,臺語:能夠)出國,離開這個垃圾所在,不通閣回來。」罵得我非常生氣,非常想離家出走。但要走,我能走去哪裡?現在我終於了解父親當時的心情和想法。

父親很反對我喝酒,他每次罵我朋友那麼多有什麼用?你阿公很會賺錢,你兄我弟最多,每次一到吃飯時間,酒肉朋友那麼多。但是你阿伯、阿嬤真正出代誌的時陣,甘有一個敢來看?甘有一個來鬥相共(tàu-sann-kāng,臺語:幫忙)?伊一邊罵、一邊流目屎:「你看啟明一個那麼優秀的少年人,伊老父是臺銀經理。因為喝酒醉,講謎猜給同學猜,什麼是『蔣幹』?伊老父毋知開多少錢才救伊出來,伊閣乎人關佮『起痟』(khí-siáu,臺語:發瘋)。你講話著愛卡細膩(sè-jī,臺語:小心)勒。我是沒錢通救你,不通甲你阿伯相款,乎土匪捉去替人死,你那乎人捉去,你老母一定佮阿嬤相款,她會去自殺,你三個小妺會真可憐。」

我當時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緊張,直到我高中時,有一次到導師家做壁報,老師的先生是飛F5飛機的飛行員,也是聯隊長,看到我以後說:「年輕人你可以考空軍官校,你很合適,我幫你推薦,包你一定上。」因為當時我的體格好、眼力又好,所以回家後非常高興地在晚餐時跟父親說。父親當場非常生氣,把還沒吃完的飯和碗都摔到地上,叫三個妺妹來。他說:「你們任何一個孩子,只要嫁娶是和外省人、軍人、警察、特務,和這些人有任何關係,我就立刻斷絕父子、父女關係,以後從此不相見。」我知道這個恨是永遠化不開的仇。

在高中時有次週末,老師叫我們自習,拿了一些表格,叫我們填寫要我們加入國民黨,我和全班同學一起偷溜到桃園虎頭山去玩,最後全班約四十人只有三人加入。為此我和班長被叫去訓導處罰站了半天,因為我是風紀股長,經常要拿全班點名簿到訓導處。有次我放下點名簿,卻忘了拿全班作文回教室,就又返回訓導處。在門口時,聽到三個教官在討論我,我就躲在門外偷聽,主任教官交待兩個教官說:「這個林長茂出身背景有問題,要特別注意他的言行舉止,有事一定要回報。」我聽了之後就偷偷溜回教室,叫同學幫我去拿作文,從此以後我在學校說話就非常小心。

當兵被監視

我當完兵,有時就會去找些要好的朋友,有一位住宜蘭同梯次的下士,因為脾氣好,帶兵帶不動,我就幫忙他,出來當黑臉,替他處理了不少問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當他結婚時,我去宜蘭參加他的婚宴,當晚就住在宜蘭。那晚他喝了不少酒,在鬧完洞房後,他拉著我的手到他家外頭,小聲的告訴我:「你到底做了什麼壞事?輔導長交待很多人要注意你的言行,定時、不定時要回報,尤其睡在你身旁的那個,他爸爸是憲兵上校,每次放假都和你在一起,每次受訓都一起,你要特別小心。」我當時心裡震了一下,說:「多謝,因為我爸爸是政治犯。」他說:「難怪哦!」一個我最好的「兵」友,竟然是監視我最努力的人,那個人和輔導長竟然在我退伍後,都到明志工專任教職,他只不過是臺北體專畢業,我終於才了解。

在當兵時我曾經四個月沒放假,因為我受完政戰特遣訓後要升下士,反正該受的訓都受過了。記得當兵時,受訓幾乎佔滿了全部的時間,一直被輔導長催交相片要加入國民黨,但是我一直都沒加入,因此連過年都不讓我回家,四個月沒放假。那天,政戰官找我到中山室,跟我說:「我帶你去拍相片,表格寫一寫,讓我好交差,不然你要放假,我看很難。」最後為了放假只好和他到外面照相,三天後拿了相片,填了入黨申請書,也換了便服放假回家了。媽媽特地煮了好料給我吃,問我為什麼那麼久沒回來,我就說:因為沒有加入國民黨,所以他們不給我放假。媽媽又哭了,就說:「沒要緊,卡忍耐一下,馬上退伍,退伍了,免管伊就好。」在沒有加入國民黨之前,有一個軍官他的名字我永遠記得,他叫孫本洲,他是住臺中的外省人,民國四十六年次,他每次都故意激怒我,每一次我都忍下來。但有一次,我差一點開槍打他。那一次我真的發怒了,幸好輔導長在旁邊叫我:「放下槍!」否則他一定死。那時,我在站安全士官(衛兵之一種),清查完槍彈後,在交接衛兵時,兩位士官帶八位阿兵哥,趁取槍取子彈換衛兵時,趁亂偷了一把槍,被我發現,立即叫他站住,他趁我不注意,打了我一巴掌。我當時非常生氣,換了實彈彈夾,只差沒拉開槍枝的保險栓,否則他就死定了。在那麼近距離,而我又是特等狙擊手,他一定跑不掉,他最後快步離開。從那天起,輔導長一連好幾星期,都不讓我碰槍枝,我也不用站安全士官。

這個邪惡政權真的非常可惡,我當兩年兵,每有大型國家慶典,我都和戰友們每人一把槍、四個彈夾、一把刺刀,每人一只鐵箱彈藥,都在當時總統府後門旁的警總待命。裡面有好幾輛戰車,每個人都坐在白雪廳待命,萬一有事況,憲兵鎮壓不住時,我們待命的任務就是殺人,這是什麼鬼政權?當我在陸軍官校,拿到退伍令換上便服,我去找那個軍官孫本洲。我用充滿怒意的口氣告訴他:「做人卡差不多一下!」他一面道歉,一面說這是上面交待的,我不知他說的是不是真的,讓我再碰到他,我一定會好好修理他。

這真的是我的國家?

原以為退伍後就平順了,其實不然,我退伍後的第三個工作,是在裕隆汽車的衛星工廠上班,當時的底薪每個人都不高,都是靠生產獎金,但這個外省老闆開的工廠,就是欺負臺灣人。臺灣工人做死做活猛加班,都敵不過那些外省退伍軍人混吃等死摸魚、上班喝酒不做事的外省人領得多。那時同事們就推我去和廠長談談,因為廠長是我鄰居,我又救過他大兒子。

有一次他到德國考察買新設備不在家,只有他老婆和兩個兒子在家。有一天我騎摩托車下班經過他家時,他老婆滿手是血,跑出來高喊救命。我立刻停車,和她跑進她家,原來是大兒子從樓上摔下來,滿身是血,頭上的傷口很大,我說不要緊張,我抱著她兒子,用機車將她兒子夾在中間,立即往聖保祿醫院,騎得飛快。當受傷的孩子做完檢查,也縫好傷口後,她兒子醒了,但孩子的媽媽卻昏倒了。廠長回國後特地來向我道謝,我們成了好朋友。因此工廠的同事,就請我在下班後去和廠長要求獎金分配要合理。

那天下班排隊打卡,人事室主任衛禹用手搭在我肩上,說:「會客室有人找你。」他拉著我的手,進了大會客室,會議桌兩旁坐滿約十幾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們先確認我的身份,拿走我的識別證後,一一自我介紹,有警總、有調查局、有刑事組、有縣警局保防組,一看陣仗這麼大,剛好那兩個調查局的年輕人我見過,是我的鄰居,也是我表哥的大學同學。後來才知道,他們和表哥一起考上調查局,他向我偷眨了一下眼睛,我心裡已經有數。帶隊的人先開口問:「你叫林長茂,這桌上資料都是你家的資料,我們非常清楚你家的背景。聽衛主任報告上說,你要鼓動工潮、搞罷工,是不是有這種事,你最好講清楚。現在是戒嚴時期,搞罷工、搞工潮,事情就非常嚴重!」這時,我已經知道我應該怎麼答話了。我回答說:「事情不是這樣的,你可以去問全廠的人,是因為生產獎金分配不公,他們推我向廠長報告而已。」調查局的帶頭者就用嚴厲的口氣說:「我會查清楚。衛主任你也不調查清楚事情,一次就動了那麼多單位,要製造匪諜也不是這樣製造的啊!難怪人民會反對政府,就是有你這種人。」他怒罵了衛主任後,但又回頭對我說:「林老弟你自己也要注意言行,我們車子就在外頭,你如果被帶走,就回不來了。」我說:「謝謝,我知道。」他說:「你可以走了。」那時我才知道自己連退伍了也不安全,為什麼衛主任會知道我的家世?這真的是我的國家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我為什麼活在那麼不安全、又沒有尊嚴的所在?媽媽生前一直想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但我想要的是一個能夠安居樂業的自己的國家,而不是由外來政權掌控的家園。

投入環保運動和九二一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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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長茂在大溪內柵國小校園內,和他救活的校樹合影。(陳銘城 攝影)

高中時,母親身體就越來越差,家裡當時剛買了房子,要還貸款,負擔重,我一大早四點起床送報紙,晚上要去車床工廠工作到十點。

退伍幾年後,二十八歲結婚,有三個女兒。兩人上班我存了四十五萬、老婆存了五十五萬開始創業,做汽機車零件。我擺過路邊攤賣女裝,為了還債務。

有一次送貨時,在中山南路看到一些人在大熱天抗議核電廠對臺灣的危害,響應林義雄[3]先生發起的千里苦行、反核救臺灣。我在反核時認識了王玉麟先生,知道他是輻射屋的受害者,也和他一起調查臺灣各種輻射汙染事件,也因此曾至日本等國外大學學習如何偵測輻射,才發覺自己家鄉桃園真的是輻射汙染的大本營,為了真相只有學了再學、買了再買,我的偵測器竟然比公家還多。但我的口袋的錢也一天天不見了,我真的對不起三個小孩及老婆,我把應該供她們讀書、過好日子的錢花光了。以為能像以前那樣,但時機不好了,也疏於照顧公司,公司也結束了,小孩們還欠了學貸,我真的很對不起她們,我不是好爸爸,也不是好先生。不知不覺全心投入環保運動,包括阻擋了中國國民黨的黨軍退輔會盜伐棲蘭木群。也和一些朋友包括高怪(臺大教授高成炎),一起成立了「綠色本土清新黨」,也就是後來的綠黨。

參加過無數次的抗爭,兩次受傷最重。一次是和高怪在立法院的中山南路大門前,準備第二天記者會,結果一雙眼睛差點瞎了,住臺大醫院二十一天搶救,才救回那雙眼睛,但車子毀了,當時車子並不是停那裡,但高怪叫我開過來,在車上被幾十名保六暴警用鋼條、水泥毀了車,高怪說會賠我,但最後連醫藥費六萬多及百萬福斯車都沒了。

我曾在TNT(寶島新聲)電臺主持一個帶狀節目,每週兩小時,每次都要準備、寫稿。那天在準備時半夜忽然在四樓看見天空出現綠光,接著天搖地動,我趕緊收拾一些東西立即跑到樓下,在車內打電話,一直打不通,最後知道臺北的妻兒們都沒事,我在桃園市的父親也沒事,我就安心多了。接著打開收音機聽災情,接著打核一、二、三廠廠長電話,知道安全後,隔天立即買了正片、負片、DV帶(錄影用)共四百五十捲,礦泉水、電池、乾糧、麵包。接著前往電臺主持完節目,請大家快先捐血,出了播音室,有一位小姐哭著說聯絡不上埔里的母親,請我順便載她回南投。

一路急奔南投,很多路都不通了,繞到彰化,才能進南投市,找到體育館,找人送走了埔里那位小姐,給了她名片,說找到媽媽告訴我。我先找兩位老友,一位彭百顯縣長、一是社會局局長陳婉真,她是我們綠色臺灣文教基金會的一員,當下知道她及她的母親都沒事。我想去拍照,做九二一這次大地震的記錄,但順口說了:「婉真,我能幫什麼忙?」她說:「一個地方你敢去嗎?」我說:「沒有我不敢去的地方。」一想中計了。「殯儀館,南投的殯儀館是公有民營。」我說:「我不知道在哪裡。」她說:「我載你去。」一到現場兩個廳的地板已經滿滿屍體,就這樣在殯儀館待了二十一天,直到所有往生者屍體處理完畢。睡了三天後,一直留在南投幫忙,足足兩年,也跑遍了南投十三個鄉鎮市。

我已快六十歲,現在是綠色陣線常務理事,[4]我現在關心的是山林及水庫集水區議題,以及老友鄭福田[5]先生當時曾拜託我關切臺灣樹的問題。我不知道他的病那麼嚴重,當時他找我一起為臺灣公園、校園、人行道等非常多的樹建立制度照顧,但當時石門水庫兩百五十億特別預算要執行,我全力投入該議題,沒想到福田兄過世那麼早,而他所託非人,又用錯了方法和藥方,已經違反了當時福田兄的遺願。目前我只好全力去阻止這些錯誤行徑去誤導全臺,因為他們在建立的樹木醫生制度,那是已在日本施行過的大錯誤,這些行為會造成國家財政的大黑洞,並危害臺灣環境。我只能推動他的理想,去導正目前的錯誤,這是我虧欠他的。

我真的還有太多事要做,但體力也不如前,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時候。雖然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時候,就是盡力去做了。

我真的還有太多事要做,但體力也不如前,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時候。雖然不知道能做到什麼時候,就是盡力去做了。

[1] 第一個爸爸指作者的親生父親林挺用,林挺用的大哥林挺行於1951年10月8日被槍決,時年27歲。因此林挺行的三個弟弟相約,第一個出生的兒子(即作者)將給大伯林挺行當兒子,才會有第二個爸爸。林挺行與林秋祥、黃鼎實、施教爐、呂阿立、魏德旺、洪振益都是桃園20多歲的年輕人,同一日被槍決。
[2] 1952年2月7日保安司令部呈國防部(41)安澄字第0509號公文載記:「…林挺行有家屬四名,無財產擬均請免予沒收…」(參見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B3750187701/0039/1571.3/1111/26/062/0000053170003~0000053170004)。1952年2月14日國防部防際字第219號覆文:「…叛亂犯林秋祥、洪振益、黃鼎實、呂阿立、施教爐、魏德旺、林挺行七名,既據桃園縣政府查明並無財產准免執行…」(參見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B3750187701/0039/1571.3/1111/26/061/0000053160002)。
[3] 林義雄,1941年生,1979年美麗島事件被捕,受刑中,1980年2月28日發生林宅滅門血案,高齡母親、兩位幼女身亡,大女兒重傷,震驚海內外,影響深遠。1991年在宜蘭創辦「慈林教育基金會」,並發起「核四公投促進會」,環臺千里苦行多次。2000年於民進黨主席任內,輔選陳水扁當選總統。2002年設立「臺灣民主運動館」。
[4] 綠色陣線是創立於1997年的臺灣環保團體。
[5] 鄭福田,臺北萬華人,曾經營世界知名的臺灣太陽能電池產業,2008年3月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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