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聲音的歷史》

【編按】本文轉載自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八期(改版第二期)《記錄聲音的歷史》頁247-281〈曹欽榮先生訪問紀錄〉(2017年12月)。以下照片及圖說依據原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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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沈懷玉、卓姿均、郭惠珍、陳崇安、趙悅捷
記錄:趙悅捷
時間:2015/07/10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802室

曹欽榮,1953年出生於基隆和平島;1975年畢業於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當兵後任職於建築業十餘年。1988年他與太太共同創立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2011年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曾參與台北228紀念館1997年創館整體規劃、1997-98展示設計,並自2001年參與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文史採訪、展示設計。長期從事受難者口述田野採訪,出版多本口述書,及著作《奇美博物館:幸福夢想》、《自由遺產:臺灣228、白恐故事》。現為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與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董事。

背景生平

我是1953年3月5日在基隆和平島出生,父親在我四歲時,漁船出海作業遇颱風失事沒回來,媽媽帶著五個小孩子,我、大哥、二哥、兩個妹妹。大哥跟二哥都因為沒有經濟條件繼續讀書,所以大哥只有讀完初中,二哥讀基隆港務局辦的高職(倉儲訓練),等於是高中學歷,他後來在基隆港務局管理倉庫,兩個妹妹都讀到商職高中部,只有我相對是比較幸運讀到大學。

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印象

我會跟這些文史工作的事有相關,現在想起來似乎跟出生地有關,因為基隆也是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地方,小時候有一些印象。像大人在講話,印象很模糊,什麼人說什麼,好像有一些事情小孩子不能聽。後來存留一個很清楚的印象,我忘記是國小唸幾年級了,常常在海邊游泳,總會想起大人說:基隆港有一陣子都是紅色的,小孩子當然會怕啊!後來,就會想說怎麼會都是紅色的?不知不覺這樣模糊的場景就被我記起來。

二二八印象對我來講就是這樣子開始,這個我已經在不同的場合講過很多次。我後來回想,比如說我們家對面的家庭。咦!男人怎麼不在,後來又聽說他開著船出去了沒有回來;為什麼張家沒有男人,女人帶著一個兒子,那兒子又不是叫她媽媽。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經驗,後來長大看到口述歷史才發現,和平島過橋有很多人在那裡受害,小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這些大概都是二二八事件的例子。我也是看了張炎憲老師的《基隆雨港二二八》[1]才會知道和平島怎麼會發生這麼多事情。看了《悲情車站二二八》[2]我才知道中學上下學六年的八堵火車站發生了二二八衝突。

求學過程

我大學讀成大工業管理系,當時工管系由丁組錄取,高中時讀乙丁組文科,工管系讀起來很慘,為什麼?因為工管系一到四年級都要讀數學,一年級讀經濟學、微積分甚至還有物理,有的人沒辦法讀就轉系了。那時成大有建築系,我想是不是可以轉系,但是轉不了!家裡經濟情況不是很好,我的學費是大哥工作跑船,他把薪水給媽媽再供給我讀書。當年常常月底口袋只剩個位數的錢,一餐不能吃超過三塊、五塊。那時的消費水準大概這個樣子。大一新生一餐吃超過五塊就已經是吃太好了。早餐大概只要兩塊,一個饅頭、一碗豆漿一塊多。那個時候就是1973~1974年石油危機[3],物價就開始節節上漲,畢業的時候已經開始一餐飯十五塊。

讀大學之後我也參加社團,在成大有一個西格瑪社[4],鄭南榕[5]曾經參加過這個社,因此我在學校就知道鄭南榕這個人。其它還有參加攝影社,這跟我後來持續做的事情有一些關連,現在看起來,發展興趣都多少有點用處,譬如說現在做口訪,有很多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

找「頭路」

1975年大學畢業,當兩年兵後找工作,既然讀商學院又是工業管理,很多同學都是到工業界,那個時候電機、電器、紡織工廠最多。我想要純粹去做生意,就考慮找貿易公司或者是建設公司,因為我喜歡建築的相關行業。所以就幸運踏入建築業進了國泰信託不動產部門,其實這個部門就是一個小型的建設公司。

在那個時代,大概你找什麼事都有機會去做。進入國泰就從頭學,找建築相關的書來看,一些建築重要的書都是台隆出版社出版為主,是綠色的精裝本,包括我們比較知道的德國包浩斯[6]。當我去看這些書的時候,才會發現不是只有建築,自己對外在的事件認識是很少的。

臺灣那時正值經濟起飛,外在環境都一直在快速變化,房地產業也在變,建築業跟房地產業剛好在那個時候蓬勃發展。我去工作的部門,當時賣的第一個個案就是連戰他們家叫一品大廈,就是我們公司蓋的,當時忠孝東路四段的房子一坪才三萬塊左右,一品大廈已經接近一坪六萬塊。

1984年,解嚴之前我結婚了,我在第一份工作時認識做室內設計的妻子。1988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7],想要自己出來打拼,自己對房地產的了解也已經過十多年了,一直領別人薪水也不行,又沒錢做投資,自己出來開公司試試看。

開始關注與了解社會

原本大學到結婚前都有寫日記習慣,主要是備忘式的紀錄,但因為家裡有白蟻,那些日記都已經毀了,所以都丟了。我在工作時會關心一些時事,那個年代重要的事情都有些記憶,這些事給我帶來一些影響,很多問題會一直留在腦子裡沒有解答。比較清楚的記憶像美麗島事件[8],因為我已經在做事了,又還沒有結婚,跟很多人都一樣,離開故鄉來到臺北工作,大家租房子住一起,每晚就會在一起討論社會到底是怎麼了,怎麼會這樣。這個時候又有林宅血案[9],很多問題在那個時候你沒有辦法得到解答,因為當時對過去臺灣的歷史,沒有比較有想法的認識,自己對這個社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感到更好奇。

參與創立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1996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要開始做開館規劃,我為什麼踏入做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呢!我既不是學建築也不是學規劃專業,我之所以踏進去是因為沒有人要做。整個大環境是專業掛帥,那個時候的規劃專業是屬於建築系或都市計畫系畢業的。但是,常被設想成是「圖上畫畫、牆上掛掛」就結束了。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規劃案經過第一次的流標,第二次聽說送市長簽呈。那時我去找成大西格瑪社認識的建築系學長李俊仁、王立甫幫忙,規劃案建築由他們負責,其他工作和室內設計由我公司負責,當時他們對我幫助很大,有時候人跟人的關係是長期相處建立起來的。

當時我們不負責館內展示規劃和設計項目,規劃內容要求我們要負責提供:1.對紀念館的建築、景觀規劃有何想法與做法。2.對展覽內容提供概要性的基礎。3.如何管理博物館。4.有沒有其他國外的參考案例。前面我說為什麼說沒人要做,光是前兩項就已經沒有多少建築事務所或顧問公司有辦法做了。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在看起來還是非常獨特。照理說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不太可能設立的,還有設館的很多條件還沒有準備好。但是社會民氣很高,規劃案進行的下一年(1997年)就是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這是重要的階段。剛好陳水扁先生[10]擔任臺北市長,設立228紀念館是他競選市長的承諾之一,所以一定要開館。但是預算在市議會沒辦法編,市政府硬擠出一筆規劃費大概一百多萬而已。短短七個月我們要很努力去做,但是你要有很多資源進來才有辦法進行,假設七個月除一百五十萬,一個月才二十萬,二十萬能發多少人的薪水?對建築師事務所和我們公司來講,要做好一定要貼錢的,所以這個任務實際上是沒有人會去做的,也不符合成本,這就是客觀條件。不只這樣子,當時工程預算一毛錢都還沒有編列,那個時候陳師孟[11]教授是市政府副市長,負責督導這個專案,大家不斷的幫忙想辦法。

當初開館前選址時,找過中山堂、和平公園的舞台,最後才落腳現在這個獨一無二的位置,因為它跟二二八事件有直接關係,是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廣播電台,也開了五次座談會徵詢各界意見。但是這個舊建築辦公室很快要搬遷,牽涉的事情都很「政治」。這裡原本是舊廣播電台,後來是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在用,這是臺北市政府市產,為了要讓公園路燈管理處搬到公園另一角落的人事行政局辦公室,市政府要向中央討回市產,有時候要打政治口水戰,私底下也要去溝通,最後中央才答應要搬走,讓公園路燈管理處搬到對面懷寧街那一面。公園路燈管理處搬遷以後為了時程,要先拆除長期包覆的多層臨時隔間,才能知道建築物裡面原始的狀況。拆了以後,營造公司清出大約五百台貨車的垃圾量,多到無法想像!一棟建築物才四百坪,這個建築物原來多漂亮,被一層一層的違章上去。其實在裡面上班非常不健康,因為是一層一層隔間釘上去的,隔間層裡面都是垃圾。用批評的講法就是,國民黨除了沒有建築思維以外,還很糟糕的在使用舊建築物,根本談不上尊重建築物和人在裡面的工作環境。

當初我們盡力去調閱過去的照片或圖,調出來的圖很有限,還好臺灣日治時代有一本叫做《臺灣建築會誌》建築雜誌書,裡面都有一些當時的建築紀錄,當我們找到記載廣播電台的這本書一看,推算結構可能是怎樣的系統和方式,推斷原來可能是結構牆,空間使用這裡是錄音室,那邊又是什麼。像樓上、樓下的陽台已經被包覆出來,原來這些屋頂樑柱材料都是檜木做的,很害怕當初已經把它拆掉。還好!沒有拆被保留住,戰後使用舊建築,水準不夠就是用包覆的。這都不是現代化國家發展,會產生這種使用舊建築的方式。我們臺灣到今天也沒有一本公開、定期的新建築紀錄的書,或是建築會誌的書,雖然有建築師雜誌,但是有些重要的工程建築,尤其是公共建築,政府政策和作為應該要做一些紀錄,保留照片還有圖才是。舊廣播電台整棟建築物和左翼、右翼建築,本來也要列入古蹟,但是因為原建築的左翼、右翼已被改造,分別在不同時期加建出來,所以成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規劃時,已經是現在ㄇ字型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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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臺北放送局(照片轉引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Taipei _Broadcasting_Station.jpg,檢索日期: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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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照片由臺灣游藝設計公司提供,以下未說明者皆同)

我們把三棟整個內外重新整理,很不容易的把建築、景觀都做出來。就博物館來說賦予紀念館一些空間功能,譬如右翼我們定義它是內部功能,中間棟跟左翼定義為公共功能,就是一些對外開放空間跟展示。開館後,市政府委託臺灣和平基金會經營,市政府預算裡面沒有一張椅子、桌子,所以葉博文[12]跟我自稱館長、副館長,到市政府找了兩張報廢的椅子跟桌子,開始紀念館的短中長程計劃。現在想起來,覺得很有趣,那個時候怎麼有辦法這樣做起來!

但是二二八的議題當時還是社會的禁忌,而且檔案有限,我們了解也有限。開館後雖然接觸很多家屬,但都沒有機會進行口訪,當時我也不懂什麼叫口述訪問。所以規劃時我們只靠民間的出版品或是部分的口述,可以看的就是許雪姬老師跟張炎憲老師兩人做的口訪歷史。看的過程中會想,這要怎樣變成館內可以展覽的資料,很難!當時是在整個社會很期待的情況之下,很快做出來的採訪紀錄,還不足以支撐讓民眾去了解二二八事件,當時很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只好去找其他資料來補充,這個過程可以去找張炎憲老師的紀念集[13]來看。

其實張炎憲老師對整個二二八紀念館規劃貢獻很大,在吳三連基金會還沒有接受市政府委託規劃常設展規劃之前,他就已經參與整個紀念館規劃的展示內容討論。每隔一、兩個禮拜我們要去吳三連基金會跟市政府籌備委員開會,張老師也是其中之一。1997年開館前他已經整理出一整套有系統的圖文資料,但是在紀念館的專業整合上來說還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整理圖文資料時是文本式的,缺乏要轉變成三度空間的想像說明,設計出來的展覽就會和內容規劃想法差距很大,展覽如何變成讓觀眾可以閱覽參觀就是一種技術專業整合。如果用其他博物館的案例來參考也行不通,因為它是一種全新的挑戰是以前沒有的,要如何展二二八,剛開始拿到規劃案時很難馬上著手進行,邊消化資料、邊畫草圖設定展覽、邊與籌備委員討論。

參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更新

到了1997年開館時,展示出來內容雖然沒有一塌糊塗,但也不太能看得懂。當初的展示規劃是由另外一個團隊來做,當時做了不好的設計判斷,只把時間順序排一排黏貼上去。所以那年(1997年)夏天,館方認為整個內部展覽一定要重改不改不行,非得要我去幫忙修改。那時候我公司的工作還正在發展有很多事要忙,我只答應去擔任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副館長四個月(1997年3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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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展示受難者相關文物、照片

1997年底開始,當時我負責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更新規劃設計,預想到工程預算很難爭取。規劃想法是採取歷史展示圖文系統分層性、規規矩矩的做,張炎憲老師每個禮拜來指導常設展的展覽內容,從設定展示結構,每個展覽空間的主題、次題、副題、單元,這些和空間的關係同時用圖表達出來;我則專注在紀念館跟建築之間的整合事項,包括不同空間製作什麼樣的影片。回頭看,大概從1998年年底更新後再開放,一直到2010年紀念館為了做常設展再次改造封館為止,這段期間的常設展覽都是我們當初設定的展示架構。[14]

我認為一個紀念館只是紀念過程中(紀念化)的一個項目,紀念館主要負責傳遞歷史記憶。要如何傳遞呢?我們把過去的舊建築圖找出來,圖為了結合內容就有許多想像,其實這個工作在建築上是非常有挑戰性的,雖然空間已是既定的不是新建築。但是為了讓觀眾進入紀念館,可以很深入的認識這個紀念館,認識二二八事件,剛接手規劃工作時要消化很多展示內容的資料,必須把資料與資料的關係轉化到空間裡面,去判斷如何讓觀眾了解,資料如何有序地安排,畫了無數的草圖。

如果把規劃紀念館分成兩部分,就是硬體跟軟體,一個館有很多硬體設施,也有很多軟體資料,展示規劃就是軟體配置,要如何去組構展覽?但是當時二二八的口述資料雖然不少,但是偏重個人記憶,要怎麼做展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規劃展覽有取捨,擔心展覽作出來後,了解的人進去看會批評,不了解的人進去看會看不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用各種方法去彌補。開館當時因為民氣很高,找了很多志工經過導覽訓練都靠他們來導覽,這個方法是對的。這種紀念館就是要靠人跟人的接觸,而不是只讓觀眾自己去看。紀念就是在紀念人的精神和事蹟,人物的故事一般都不只是靠閱讀而是靠故事述說,而故事最好的傳遞者就需要靠人來傳遞。但是在臺灣經過二二八,經過白色恐怖,社會被噤聲的階段很長,對我來說到今天為止,不能談的禁忌都還沒真正被打破。

在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時,雖然負責規劃的團隊來不及去做二二八的口述,但是擔任副館長時,接觸了很多家屬。有機會看到很多家屬保留的私人物品和信件資料,那些物件跟當時紀念館的展示都是可以互相呼應的,觀眾或許想知道:到底那個世代的菁英,他們的教育水平跟人文素養是怎樣養成的?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展覽中是看不出來的,現在的展覽只能說給觀眾大致的印象:當時殺了很多那個世代的菁英。但是那時的菁英是如何養成的?一直到我有機會去陳炘[15]他們家看到《百科全書》,書裡面又有很多註解,哇!他不只是金融家吧!他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人文素養或其他素養,整套百科全書裡面有那麼多的註解,這個物件博物館要怎麼去用,來讓觀眾去了解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因為參與這樣的規劃設計工作,在那麼密集時間內接觸大量人群的資料,讓我自己陷在裡面而不自知。有時候晚上回家,太太就留紙條給我,說我忘記小孩跟太太了,尤其是紀念館第二次常設展改展時,想把它做好會覺得,哇!真是英靈保佑,不然不知道怎樣繼續下去。像二二八的受難者照片到底有多少,第一次沒辦法處理,第二次更新就要處理,當事人照片又很難蒐集跟白色恐怖處境一樣,二二八當事人或家屬為了避免照片上合影的人遭受牽連,燒掉的照片很多,而當時開放的檔案又很少,光是找尋資料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漫長故事,這或許才是民眾想要知道的,雖然故事容易被記得,但是很難在常設展中展出。不論如何,最後總算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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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透過展示受難者相關文物,讓觀眾了解受難者行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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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悼念空間運用受難者照片

國外博物館的新體驗

1997年底開始,我幫忙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更新改展,當時知道美國有一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之前去看了以後非常震撼,成為我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重要參考。其實他們出了很多書,有很專業的常設展導覽手冊,包括紀念館如何誕生,它的成立原因和過程在書裡都提到了[16]

一座紀念館要成立當然是經過一定的程序,譬如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政策[17],全球在檢討二戰的風潮,這個部分甚至可以連接到1968年的全球學運[18]。尤其在先進國家,我們就近的日本東京大學學潮為例,我們在白色恐怖時代是聽不到也看不到,更沒辦法了解。所以我除了想要了解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本身,我也想要了解大屠殺,我以前的了解是非常非常的初淺,只知道二次大戰希特勒屠殺很多猶太人,到底歷史背景是什麼?不了解!這部分讓我覺得很丟臉,應該要求自己去多了解,因為從歷史背後看到很多不只是專業問題,還包括很多來自各方的內容。我知道這個館是因為卡特總統下令,要成立一個紀念Holocaust大屠殺的委員會,這完全是民主國家的機制,從最上層委員會提出大方向,再來紀念館設計的委員會去提案、建議,各級委員會包括參議院、眾議院議員,也包括大屠殺的倖存者及各界人士。

我好奇為什麼要選擇設在華盛頓D.C.(Washington, D.C.)這個地點,去找資料看書,就發現D.C.在都市計畫裡面一個特殊狀態。它有國家的Mall 區,一條中軸線,東邊是國會大廈,後來陸續設立兩個重要人物的紀念館,位於西邊的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南面(偏西)的傑佛遜紀念堂(Jefferson Memorial),北面(偏西)則是白宮,兩者之間就有美國大屠殺紀念館。重點在這裡,這條中軸線的中間是方尖碑,就是華盛頓紀念碑,這是民主國家都市規劃的一個象徵重點。我主要是從建築方面看這樣的館怎麼會這樣設計,尤其是整個外觀視覺設計,馬上會跟集中營的意像聯結在一起。它讓你對集中營的印象很快就會進入你的腦子裡,奧茲維茲集中營不是有火車的鐵道,那張集中營的正面照片是最清楚的,鐵道延伸到一個兩旁有側翼的建築,中間是塔樓,軌道是從塔樓中央走進去的,這個印象被建築師整個轉化到紀念館,但是他不是直接引用進來設計的,他讓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與集中營同樣的視覺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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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茲維茲-比克瑙滅絕營入口(照片轉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irkenau_gate.JPG,檢索日期: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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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內部(照片轉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United_States_Holocaust_Memorial_Museum_interior.JPG,檢索日期:2015年8月21日)

譬如說有紅磚,有鋼鐵,還會用玻璃,整個建築語言、材料的組構型態,一下子就想到大屠殺這件事,這個純粹就是建築師厲害的地方。這位建築師也很有趣,叫做詹姆士.英格.佛列德[19](James Ingo Freed),曾經和貝聿銘(I.M. Pei,1917-)合作的建築師,他在大屠殺發生之前逃離德國,還是小孩子就到英國輾轉到芝加哥,這個其實跟建築史脈絡都有關係。如果對建築史有興趣就會想要了解倫敦,了解芝加哥,因為這些城市的建築在建築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紀念館讓這樣的建築師擔綱自然而然。這整個館的設計,我後來再去參觀一次。2005年我去讀博物館研究所時,發現更多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文獻資料,在博物館的範疇內被廣泛討論。

博物館中的觀眾研究

博物館研究應該要很重視觀眾研究,但是我們很少有自己本地觀眾研究的成果出來。尤其是像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跟綠島園區這樣的館更是需要,因為透過博物館紀念事件,最想要了解博物館到底給了觀眾什麼?而觀眾回應了什麼?因此我們一開始設計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最後區域會設計留言區。後來我發現這樣的設計方法很普遍,全球各地這種類型的紀念館都有留言單或留言簿,因為它很需要知道觀眾在想什麼,或是更進一步去做深入的觀眾研究,這樣才能知道你的歷史內容透過紀念館傳遞什麼出去。但很可惜現在這部分並不被重視。這可是紀念館花的資源最少,卻是最有效、最有用的區塊。因為你沒有去注意觀眾的回應,你永遠不知道觀眾對你的常設展歷史呈現,在觀眾的認知裡落差有多少,起碼我們應該嘗試去了解這些觀眾對紀念館的感受。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任何觀眾研究報告,想來我們距離博物館的專業也還很遠吧!後來我讀博物館研究所,才了解有很多實務上的困難,因為博物館有很多部門,要做觀眾研究就會踩到其他部門很多人的線,像教育部門就會說:「你的(展示部門)觀眾研究怎麼會是這種結論」,其他部門做觀眾研究,容易踢到教育部門作展覽的痛處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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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留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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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1998-2010)留言區中的觀眾留言

2009到2011年,連續三年,我受委託規劃綠島人權園區整年的活動,對綠島園區主辦單位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建議進行觀眾問卷調查,他們當時聽進去了。雖然每年要花十幾萬做觀眾調查,但是短短一、兩個月內回收七、八百份甚至上千份問卷,我們從裡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在綠島我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做問卷,因為我進出綠島太多次了,知道觀眾多數會逗留一晚以上,或許有更長時間回答問卷,所以我的問卷是三張六頁滿滿的問題,要問的問題很多。我隨便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綠島是年輕人去的地方,那到底是什麼樣階層的年輕人去呢?基本上都是有消費能力的年輕人這可能是毫無疑問,但是我沒辦法將問卷一直深入去問你的收入是多少!我只能問你現在是在工作、還是在就學來做判別,這樣某種觀眾的階級或階層意識就出現問題可繼續深入調查。園區是一種普遍性的歷史敘述要讓多數人知道,可是在綠島它還是因為觀光特性被集中讓某一階層的年輕觀眾知道而已,這不是對或不對,這只是客觀觀光條件造成這樣。那新的問題就來了,要怎樣去聯結起來,你怎樣讓三十歲以下占了七、八成的觀眾去了解白色恐怖,甚至了解二二八呢?講到這裡。很多綠島人都會對我說:「你又要去二二八那裡喔!」他們的一句話一聽就懂,知道我又要去人權園區工作,當地人都把那裡當成二二八,當然也對也不對,因為那裡也曾經關過二二八的受難者,同時又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居多。而從二二八很多家屬的口述資料,有時候也會看到他們跟白色恐怖期間會有某些區別或持續的關係。

很多觀眾也會說二二八其實我也不是很了解,你跟觀眾的距離有很多需要去關注,這很有趣,因為你的園區都是跟當下的人在接觸。尤其是這幾年有很多中國客來更有趣,我舉一個我碰到的實際例子。有一年冬天12月的時候,我剛好跟陳孟和[20]在綠島工作,那個時候島上幾乎沒有什麼遊客,在餐廳時我們碰到一群四川人大概十來個要進去等吃飯,跟我一樣愛抽菸的就一起在外面抽菸,我們就在餐廳外面聊起來,我問他們:「你們從哪裡來?」他們就說:「我們是四川來的。」一聽到四川來,我就說:「這位先生在綠島關十五年。陳孟和!」他們接著反應是什麼呢?其中一個人連續劈哩啪啦的說:「老先生!你是共產黨嗎?我也是共產黨。這裡都是關共產黨嗎?」這句話的連續問題,只有「我也是共產黨」沒問題,其他兩個問句很難立刻回答。其實,我很想告訴他們在十三中隊有我知道的兩位四川籍政治犯墓碑,至今連繫不到他們的家人。

我舉這個例子來看,這樣的館對觀眾的互動其實非常有趣,如何運用方法跟蒐集觀眾資訊,如何處理跟觀眾之間的互動,這個方法上可以很有趣,可以不要那麼沉重。2005年,我因緣際會去念博物館所,更了解博物館不是只強調知識與物件,也強調與觀眾的互動。

博物館的作用

紀念館可以做的是拋出議題而不是給你定論,因為紀念館不是學校,所以今天的紀念館,在面對社會議題時,是否有要站在紀念館的位子發言?沒有!這是很可惜的,你應該要發言,不能因為是政府單位所以就不發言,因為你是一個獨立的紀念館要站在博物館的立場來考慮。在國外就是這樣子,縱使你館長會被換掉也應該要發言,這樣才能顯現出這個博物館是站得住腳的,紀念館雖然沒辦法解答,但是它可以說明或是詮釋,提供幾種可能的思考途徑,不一定給你答案。如果臺灣的博物館可以做到這個樣子,代表臺灣已經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進行「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

2001年6月,我去規劃綠島園區,那時叫「綠島人權紀念園區」規劃案。這樣提名稱,牽涉到博物館接下來如何命名,現在叫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沒有突顯景美園區,也沒有突顯綠島園區。但是它管兩個園區,但是兩個園區如何命名,目前為止紀錄很清楚。尤其是綠島名字已經變幾次了,從「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綠島文化園區」、「臺灣人權綠島園區」、「綠島人權文化園區」[21],最後是上面有一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這代表我們整個體系跟官僚,甚至是我們的社會不去注意也不去在乎。尤其這種紀念博物館,全世界都一樣,命名非常直接,你的名字就是你博物館的屬性與定位,譬如大屠殺就是大屠殺,不會有其他名稱,大屠殺紀念館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而集中營就是集中營,德國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s Camp)、波蘭奧茲維茲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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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著迷與恐怖」檔案中心摺頁(正面是納粹黨代會會場全區的鳥瞰照片(右),摺頁背面(左)是檔案中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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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廳的北翼建築外觀

另外的命名型態,不稱為紀念館,例如希特勒在柏林情治單位的總部,戰後都被毀了,後來一九七零年代底,慢慢被西柏林人挖出來,設立一個叫做「恐怖的地形學」(Topography ofTerror)檔案中心,這是一個從戰前到現在的地貌,說的很準確,上面設立一個很單純的檔案中心,地面上是展覽中心,地下層是圖書檔案中心[22]。另外一個在紐倫堡,它叫做「著迷與恐怖」(Fascination and Terror)檔案中心,那是納粹掌權後用來當做黨集會的地方,戰後不知道要怎麼辦,在當時德國的氛圍。尤其1968年之前,戰後的世代沒有經歷過去的歷史,想認識歷史,所以會去挑戰他們的父母、祖父母,到底戰前發生什麼事。到一九七零年代,紐倫堡有一個檔案保存法,對希特勒納粹政權遺留的一些建築物跟廣場暫時保存,經過不斷的討論,也是到2000年之後才開幕,那是一個五萬人的集會場,這是一個當時德國在1930年代要蓋一個五萬人的磚造室內集合場,已經做好一座U型集會場的建築,U型兩端的建築物,後來有一端拿來做「著迷與恐怖」檔案中心。它是一個長方體建築,有一個像箭一樣的鋼結構斜射穿過舊建築體,上下兩點頂端鑽出舊建築,叫做「解構法西斯建築」[23]。讓人對建築感到很好奇,好奇他怎樣設計,這樣的空間如何安排展覽設計,跟當初設計用途已經不一樣,這兩個博物館都稱為檔案中心,好像歷史之眼看著全德國。

我的口述採訪經驗

我從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規劃工作意識到,這些資料都是書面文字沒有生命力,那要怎麼辦?我如何規劃綠島人權園區去講白色恐怖?就是要直接接觸受難者,當時我拜託工作團隊成員跟我一起去做採訪,我負責聽,後來也變成自己紀錄。第一次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的唯一一本口述書叫作《白色封印》[24],也算這個過程的產出成果吧。我發現我除了要盡量去接觸受難者以外,我如果可以訪,應該也要試著去採訪。所以真正的採訪要到2001年下半年的綠島園區規劃案(2001年6月到2012年底),我認為一定要有一半的時間去接觸這些受難者作採訪。採訪有很多延續性的事情像是文物收集,因為我知道我做的口訪不會只是純粹的口訪。我去找到陳孟和的小提琴[25],我還會想要了解這把小提琴怎麼被做出來的,除了裡面蘊含很多故事,在那個離島那樣的時代,一年可以做出一把小提琴,而且所有材料幾乎都是島上取得的,太不可思議了!它應該要在綠島展出才不會脫離它的文物脈絡。

白色封印

▲《白色封印》封面

對文物,我只要看到資料都一定會想辦法把它借來拍,而且一定找專業攝影家拍。我在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時,張炎憲老師提供很多受難者家屬的實體物件都是跟家屬借的,但是等到馬先生[26]擔任市長的時候,大約有一半又被要回去,遇到的困境就是信任問題,就是歷史受害者沒有得到適當的安慰或平復,所造成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

小提琴-02_調整大小

▲陳孟和的小提琴

白色恐怖的資料,規劃時我認為口述部分要佔大多數時間,這樣你才能徹底了解,或是你也根本了解不了。我今天就不敢這樣講說我了解,因為還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雖然我接觸過幾百位受難者或家屬,但也是有限的。如果用這樣的觀點來看,現在這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就是「現在進行式」的博物館。雖然這幾年的口述歷史做滿多的,但在我來看還是不夠,因為過去已經累積二十年。博物館怎樣運用,如何在這樣的基礎繼續做口訪並訪的更深,就可以看到受難族群的面貌,不是只有受難者的個人面貌,甚至可以看到白色恐怖統治下的社會面貌,這都是博物館要解答的疑問。

從各種角度來看,因規劃園區探觸各種問題其實很有趣,所以必須要更深入,不能只專注在受訪者、受難者。像我發現到受難者怎麼跟綠島人那麼熟,這都是需要去了解的,所以我才會去找都還沒進入博物館收藏的綠島石磨。現在都還在綠島的民家裡,那個石磨一看就知道跟一般石磨不一樣,做石磨的那個人已經過世了,就是黃石貴[27]。他曾經很不想活,聽說他有一點家庭狀況,我曾帶他和幾位受難者去綠島,發現他跟綠島的人都很熟,四處走大家都說:「石貴!石貴!你怎麼這麼久沒有來。」當年他在綠島打石磨、打石頭、演歌仔戲,人又高又帥,但聽說後來自殺了!唉∼!我如果聽懂他的話,就建議他去綠島住一陣子,甚至晚年就住在綠島,他可能更快樂,因為綠島那些人都是他當時最真實的鄉親。像這樣的故事就不太會成為口述的一部分,但是這些都是博物館導覽可以運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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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黃石貴(照片中站立者)到綠島拜訪當地友人

我必須去採訪去接觸受難者,我必須站在不同的位置,來想像規劃這個事情怎麼做。簡單講就是我要從博物館的角度來思考,如何讓各領域的人可以參與進來工作。我本身一路走來比較特殊,我不是學者也有好處,在某一種程度上可以比較專注也可以比較海闊天空。所以我在做白色恐怖口述的時候,不會只問他有關白色恐怖,我會往前問二二八事件,問他怎麼成長,問他有沒有去參戰(二戰),這樣做都是從受訪者角度把歷史展開來,不會只是關於他個人而已,他在歷史的洪流裡面有他的位置,雖然是屬於個人生命史,但是他跟整個歷史的脈絡是有一些連結。因為我參與綠島人權園區博物館的規劃工作,當然要讓人知道這些受難者跟綠島的關係,不管跟綠島人還是跟這個園區,他們怎麼度過這十五年?一般的白色恐怖採訪,有關綠島會問得少,只是當成口訪中的一部分,我對綠島部分就會多問。但是即便如此,坦白說我也只能掌握某些段落的變遷而已,知道大的時間點變化,而且是根據口述而來,沒辦法逐年去了解更多相關細節。

對影像紀錄的看法

我參與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紀錄片的製作一次[28],綠島部分參與很多次。2001年開始做白色恐怖的採訪,每次我都帶著卡式錄影機跟相機去。錄影是這樣子,今天是影像化的時代,你不透過影像,很難處理一些媒介的問題,所以我們為什麼2002年底前很快就做出三支片子,作為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開放使用,一個是《青春祭》[29]、一個是《白色見證》,另一個是在綠島展覽場內使用的《凝視-受難者容顏》。因為我們意識到採訪同時不錄不行,因為他們都七十幾歲了!什麼時候要走都不知道。能夠錄影就是當時的影像,跟他們當時的神情表達都會一起錄進來,我們錄影保存的影像應該超過一百個人吧。

青春祭/白色見證

▲《青春祭》、《白色見證》DVD封套;綠島園區先期開放展示館(2002-2007),展示區內播放「白色見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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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園區先期開放展示館(2002-2007),前方播放影片《凝視-受難者容顏》輔助展示

我之所以能在2009年到2011年規劃綠島園區年度活動時,每年都能產出一支影片[30],除了過去累積,就是設計一整年的活動,不管是怎樣類型的活動[31],只要有受難者家屬在場的活動都應該用錄影機把他們捕捉下來。譬如2005年,綠島「關不住的聲音」音樂祭,那個音樂會我們有剪成約一個小時的片子(導演洪隆邦),但是這個博物館自己都沒有保存,我認為應該再複製成為博物館的重要紀錄[32]。我認為影像紀錄本身是一種紀錄狀態而不是歷史本身,這在紀錄記憶的原則裡面是可被接受的,內容對不對,是不是要再考證是下一步工作,但是最好你在紀錄的同時,也要有更新跟訂正的處理。

綠島的一天DVD小海報

▲由左至右依序為:《綠島的一天》(2009年)、《綠島e 光》(2010年)、《遺忘與記憶》(2011年)

[1] 參見〈社寮島事件〉,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紀錄,《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頁167-186。社寮島為和平島舊名。
[2] 參見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紀錄,《悲情車站二二八》(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3] 第一次石油危機從1973年延續至1974年,又稱作1973年石油危機。
[4] 西格瑪社,為成功大學的社團名稱,成立於1963年,初名為「火星社」;1966年改名為「西格瑪社」以數學「加總」符號"Σ"代稱其精神,社團宗旨為:藉群體的生活自由討論互相啟發的方式,培養獨立自由之思想,提高學術研討之風氣,激起青年人應有之熱情。引自西格瑪社,https://sites.google.com/site/xigemashe/home,(檢索日期:2015年08月20日)。另參考〈重訪西格瑪〉,王建文.張幸真,收錄於《成大八十.再訪青春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2011),頁86-159。
[5] 鄭南榕(1947-1989),臺灣著名的時事評論員、政論雜誌出版者和外來政權持不同政見者。中學畢業後考上成功大學工學院。但發現自己對哲學性、思想性的探索極有興趣,隨後重考上輔仁大學哲學系,大二時又轉學至台灣大學哲學系,後來因拒修「國父思想」課程,未取得畢業證書。1981年鄭南榕轉為自由作家,開始為黨外運動雜誌撰寫文章,接觸政治議題。1984年與友人創辦了為黨外運動雜誌《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之一。多次發起要求民主化改革的活動,逐漸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人物。反對當時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對於自由思想訴求的壓制,並且多次公開支持臺灣獨立運動。1989年4月7日,為表達「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拒絕被警方拘捕,於警方向雜誌社發動攻堅行動時自焚身亡。2016年12月政府訂立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5%8D%97%E6%A6%95,(檢索日期:2017年05月08日)。另參考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http://www.nylon.org.tw/,(檢索日期:2017年09月21日)
[6] 國立包浩斯學校(德語:Staatliches Bauhaus),通常簡稱包浩斯(Bauhaus),是一所德國的藝術和建築學校,講授並發展設計教育。由建築師WalterGropius(1883-1969)在1919年時創立於德國威瑪。1933年在納粹政權壓迫下宣布關閉。由於包浩斯學校對於現代建築學的深遠影響,今日的包浩斯早已不單是指學校,而是其倡導的建築流派或風格的統稱,注重建築造型與實用機能合而為一。而除了建築領域之外,包浩斯在藝術、工業設計、平面設計、室內設計、現代戲劇、現代美術等領域上的發展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85%E8%B1%AA%E6%96%AF,(檢索日期:2015年08月20日)。
[7] 曹欽榮先生目前為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公司於1988年核准設立。
[8]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社成員於高雄市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大會,治安單位派出鎮暴車與鎮暴部隊包圍民眾,所釀成的警民衝突。13日,開始逮捕美麗島雜誌主要成員,包括:張俊宏、姚嘉文、陳菊、呂秀蓮、林義雄等人,並查封美麗島雜誌社與各地服務處。因國民黨有意藉此打壓黨外勢力,是黨外運動的一大挫折。隔年3月18日軍事法庭公開審理美麗島事件八名被告,備受國內外媒體矚目,使黨外人士的政治理念能廣泛宣傳出去,對臺灣人民的政治關心度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也為黨外運動帶來正面的力量。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讀》(臺北市:五南,2010),頁284、286;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市:自立晚報,1987),頁150-155。
[9] 1980年2月28日,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的省議員林義雄,家中遭歹徒入侵並殺害林母及其三名女兒,經搶救除長女重傷倖存外,母親及一對雙胞胎女兒皆不幸身亡。案發後經追查,但始終未能查出兇嫌,而成為懸案。兇殺案發生之時,正值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期間,發生時間又是敏感的2月28日,當時林家住宅受到情治單位的全面監控,竟還能在敏感時間發生滅門血案,自然使人懷疑此一事件為國民黨內部所策劃的血案;時至今日,此案仍懸而未破。薛化元,《戰後臺灣歷史閱讀》(臺北市:五南,2010),頁285。
[10] 陳水扁先生,時任臺北市長(1994-1998)。
[11] 陳師孟(1948-),臺灣經濟學學者、政治人物,曾在陳水扁臺北市市長任內擔任副市長,已自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退休,2017年被提名為監察委員。
[12] 葉博文擔任臺灣和平基金會執行長兼任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館長。另參見葉博文口述、許偉泰執筆,《龍應台‧馬英九‧二二八》(臺北市:前衛出版,2001)。
[13] 參見曹欽榮,〈懷念張炎憲老師〉,收錄於《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頁175-182。
[14] 參見曹欽榮,〈行經歷史幽谷,邁向寬容未來: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素描〉,《空間》,第90、91期(臺北,1997.01-02),頁49-52;曹欽榮,〈歷史‧政治‧展示—我看228紀念館〉,《空間》,第114、115期(臺北,1999.02-03),頁81-96。
[15] 陳炘(1893-1947),1913年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返鄉擔任教員,期限未滿便辭職赴日留學,考上慶應義塾(今慶應大學),於1921年畢業。1923年赴美進入愛荷華吉奈爾學院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後,轉學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專攻經濟學。1925年畢業返臺致力於開拓本土金融事業,1926年底與林獻堂以「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以供臺灣人使用」為精神,籌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1934年大東信託已是臺灣三大信託公司之一,隔年便與屏東信託、臺灣興業信託合併為「臺灣信託株式會社」。戰後,1946年創立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並擔任「臺灣信託公司籌備處」主任委員。不久,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陳炘遭到臺北警察局帶走,以「意圖顛覆政府」為由判處死刑,隨後遭到槍決。李筱峰、陳孟絹著,《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1)2015增訂版》(臺北市:玉山社,2015),頁100-133。另參考許月梅撰文,高陳雙適口述,《靜待黎明》(臺北市:玉山社,2015)。
[16] 參見曹欽榮,〈文明和歷史的傷痕—簡介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空間》,第90、91期(臺北,1997.01-02),頁53-64;亦可參考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forum.blogspot.tw/2009/02/13.html,(檢索日期:2015年9月2日)。
[17]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由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政府(1977-1981)開始將「人權」列入外交政策中,是美國總體外交政策中一重要部分,並隨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展開,以人權外交政策拓展其在全球影響力,主要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對象。蔡昌言、黃筱晴,〈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對臺灣與對中國之比較〉,收入翁嘉禧主編,《臺灣的發展-全球化、區域化與法治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頁237。
[18] 1968年5月,法國所爆發社會運動,起因於當時大學生對法國內部的高等教育體制不滿,所發起的學生運動。由於法國政府未能積極回應學生訴求,使事態迅速蔓延,並席捲全國各大學與工人階級,引發全國大罷工,最終導致法國國會改選及總理龐畢度下台。其影響是激起世界各地青年對現狀的不滿與憤怒,產生改革運動並與其學運互相呼應。(法)安琪樓.夸特羅其、湯姆.奈仁著;趙岡譯,《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12-13。
[19]詹姆士.英格.佛列德(James Ingo Freed,1930-2005),美國建築師,1930年出生於德國猶太人家庭;1939年為逃避納粹而來到美國芝加哥,曾經師從密斯.凡.德羅(LudwigMiesvanderRohe);1956年加盟貝聿銘事務所;2005年逝世於紐約。Wikipedia, thefreeencyclo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Ingo_Freed,(檢索日期:2015年08月23日)。
[20] 陳孟和(1930-2017)。1948年年底準備赴中國念書,遭人告密誣陷,而被控「投共」罪名,於基隆碼頭被逮捕,服刑七個多月後於1949年6月出獄。1952年1月再度被捕,被控參加叛亂組織的外圍團體「學術研究會」,8月遭判刑15年。1952年9月至1967年1月期滿出獄,一共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近15年,期間請人運送自家拍照器材至綠島,並成立照相部拍攝綠島新生訓導處與政治受難者生活紀錄。1967年出獄後曾自營照相館,後擔任過「王子雜誌社」美編、彩色印刷廠的企劃經理,爾後與綠島難友合營畫廊與僑聯貿易公司、連藝公司,於新亞旅行社擔任企劃。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陳孟和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呂芳上計劃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白色恐怖事件查訪》(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頁323-325;331;340-341。
[21] 2002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正式啟用。2007年更名為「綠島文化園區」。2008年更名為「臺灣人權綠島園區」。2009年6月之前因刪除「人權」兩字,變成「文化園區」,經受難者、社會抗議,與景美文化園區同時更名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22]曹欽榮,〈德國人權交流分享之三:柏林「恐怖的地形學」檔案中心〉,《自由之路(四季通訊)》,2013秋季號(臺北,2013.09),頁13-16;亦可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3/09/14/2969/,(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
[23] 曹欽榮,〈德國人權交流分享之四:紐倫堡「著迷及恐怖」檔案中心〉,《自由之路(四季通訊)》,2013冬季號(臺北,2013.12);亦可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3/12/27/%E5%BE%B7%E5%9C%8B%E4%BA%BA%E6%AC%8A%E4%BA%A4%E6%B5%81%E5%88%86%E4%BA%AB%E4%B9%8B%E5%9B%9B%EF%BC%9A%E7%B4%90%E5%80%AB%E5%A0%A1%E3%80%8C%E6%B3%95%E8%A5%BF%E6%96%AF%E5%8F%8A%E6%81%90%E6%80%96%E3%80%8D/,(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
[24] 第一本以紀念館之名出版的口述專書,為盧兆麟等口述;林世煜、胡慧玲採訪紀錄,《白色封印》(臺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25] 陳孟和先生花一年時間在綠島就地取材,自製一支小提琴送給妹妹的女兒。引自鄭南榕基金會,http://www.nylo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5,(檢索日期:2015年7月11日)。另外,幸佳慧著;蔡達源繪,《希望小提琴》(臺北市:小天下,2012)。此繪本書,便源自這則故事。亦可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2/05/14/%e3%80%8a%e5%b8%8c%e6%9c%9b%e5%b0%8f%e6%8f%90%e7%90%b4%e3%80%8b%e7%b9%aa%e6%9c%ac%e6%9b%b8%e8%aa%95%e7%94%9f/,(檢索日期:2015年9月3日)。
[26] 馬英九先生,時任臺北市長(1998-2006)。
[27] 黃石貴(1928-2007),1951年因為批評時政,遭人告密而被逮捕,被控參加叛亂組織,以「懲治叛亂條例」判刑十年。1952年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編入第三中隊,負責打石頭,1961年出獄。期間於綠島學習國語,並且製作磨豆腐的石磨和當地人換魚吃,也參與歌仔戲的演出,以戲詞諷刺獄政,亦會到街上公演和綠島居民拉近關係。2007年在桃園老家上吊自殺。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黃石貴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呂芳上計劃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白色恐怖事件查訪》(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頁160-162。亦可參見紀錄影片,導演滕兆鏘,《白色見證》(2002年)、導演洪隆邦《綠島的一天》(2009年)。另參考〈綠島打石演歌仔戲:黃百貴訪談紀錄〉,收錄於《重與生愛4》(桃園巿:桃園巿文化局,2017)。
[28] 2013年,參與製作吳聲潤(導演江國梁)、蘇友鵬(導演謝光誠)、陳中統(導演劉吉雄)、陳新吉(導演劉吉雄)、陳欽生(導演謝光誠)五位口述紀錄片,各約近30分鐘。可參考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5/01/22/%E6%96%B0%E7%9A%84%E4%BA%BA%E6%AC%8A%E7%B4%80%E9%8C%84%E7%89%87%E5%85%AC%E9%96%8B/,(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
[29] 《青春祭》(導演陳麗貴,2002年)、《白色見證》(導演滕兆鏘,2002年)。兩支影片均可在youtube搜尋。
[30] 導演洪隆邦《綠島的一天》(2009年)、導演江國梁《綠島e光》(2010年)、導演謝光誠《遺忘與記憶》(2011年)。
[31] 參考2009、2010、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greenisland.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2010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10greenisland.blogspot.tw/,(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2011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檢索日期:2015年9月18日)。
[32] 陳水扁總統出席綠島音樂會,決定管理園區機構由交通部觀光局轉由文建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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