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清白留在人間:郭家瑜、郭志強訪談紀錄

【編按】本文轉載自《重生與愛4: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四冊》(2017年10月,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第5頁、第207-243頁。呼應中央廣播電台「開放歷史-風中的名字」節目「李鴻、郭廷亮」專題,貼上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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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郭家瑜 提供

郭廷亮1921-1991/中國雲南河西人

讀大學時,聽孫立人演講,投筆從戎。1942年初,參與印緬戰役。戰後,打東北。1948年底來臺。1955年,少校教官被捕,判死刑改無期。關在保密局10年,徐厝3年,龍潭7年。1975年特赦,被送往綠島,1982年釋放;1983年被請去綠島養鹿。1991年11月16日於中壢車站離奇摔傷,送醫後死亡。至今真相不明。

 

 

郭家瑜、郭志強訪談紀錄(郭廷亮的長子、長女)

採訪時間 採訪地點 主採訪者 說明
2017年7月2日 臺灣游藝設計會議室 曹欽榮 本計畫,郭家瑜、洪國卿
2017年5月26日 臺北市北海漁村餐廳 曹欽榮 本計畫,郭家瑜、郭志強
2017年5月11日 臺北市北海漁村餐廳
臺北市徐州路市長官邸咖啡廳
曹欽榮、陳銘城 本計畫,郭家瑜

記錄/林芳微
校對/郭家瑜、郭志強、洪國卿、林芳微、曹欽榮

編按:本訪稿中郭志強部分以(「強」:標楷體)顯示,另參考《孫立人傳上、下》(2005)、《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2012);訪稿後所附文章是受訪人郭家瑜於2017年5月13日《自由時報》的投稿;因此,連鎖產生2017年5月30日Pop Radio電臺「POP搶先爆」節目專訪。洪國卿與郭廷亮在綠島養鹿相處一年多的訪談附於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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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瑜 (左)、郭志強(右)受訪時留影。(曹欽榮 攝影)

五月的受難日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我們全家的受難日。那天傍晚,爸爸先被抓,稍晚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也一起被抓。當時我不滿四歲,妹妹不滿兩歲,母親為了養育我們,受了很多的苦,每想到她,都會心酸。五月有母親節,所以五月份是我們最難過的月份。

我父親郭廷亮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被捕,當時父親被捕後經過十天十夜的酷刑,要他交出孫立人將軍的叛亂計畫,我父親始終不承認,並與政工人員對抗,說明孫將軍是忠於國家的人,直到六月六日所謂的「屏東事件」發生,一些同袍紛紛入獄,陰謀者準備了一間囚房,說明了這是為了孫立人而準備的,即將入獄,而我父親也看到了許多被捕軍官的自白書,內容對孫將軍極為不利;這時情報局毛惕園[1]等人出來說明,要求父親必須站在黨國的立場,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犧牲精神,扛下所有責任,「為國家而保全孫將軍」,因為如果扯到孫將軍必會影響到中美的合作關係;當時不論武器與物質都要靠美國援助,若沒有了美援,臺灣也不會有今天的現狀。我父親自承所有的事情都與孫將軍無關,他願意擔下所有的責任,但是他也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孫將軍是中國近代難得出眾的軍人,將來反攻大陸,國家一定要重用他。
二、所有被捕的軍官都是國家的菁英,希望他們還能再為國家效力。
三、我的妻小,他們是無辜的,請國家照顧他們。

情治人員說:「你手中無一兵一卒,如何承擔如此的重責」。所以就扣了一個「匪諜」的帽子給他。因為美國反共,若扯到共諜,美國就不會介入太深;二來,孫將軍自動請辭也保住了性命,如此對國內外輿論和人心的衝擊最小。如今幾十年過去了,希望國家能釐清事實與真相,不要再說因父親是匪諜而連累了孫將軍。

強:小妹還在肚子裡,時空背景漫長,現在超過了一甲子了;我父親被移到綠島,當時連衣服都沒有,還必須寫信給我,告知尺寸大小,由臺灣寄去。

父親從松山機場直接被送到綠島指揮部,不算是釋放出來,算是強押,連家都沒回。他們騙他說綠島有一批要學英文的學生需要父親去教。

先談我父親,他是雲南河西人,家裡務農。我爺爺也是軍人,死在戰場,朝代不一樣。大伯和叔叔在臺兒莊之役,戰死沙場。抗日時期,父親讀雲南大學,投筆從戎,投考孫將軍領導的稅警總團,名列前茅;畢業進入部隊,孫將軍對他疼愛有加。他的外型雄壯威武,在戰場上表現優異,被分派到中國救援英軍最有名的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父親跟他打了這場仗,得過美國的紫銅勳章,也得過陸海空軍的甲種獎章;那時候他才二十幾歲,但這些獎章抄家時都被抄走了。

強:臺北國軍英雄館,今年(2017年)五月六日展覽孫將軍戰史一個月,現在社會上還是說因為我父親牽扯到匪諜案,所以被誣諂下臺。馬英九在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仍說我爸爸是匪諜,他還送匾牌到孫將軍紀念館。元旦那天下午二點半,我在網路上看到新聞,馬上就親自寫了一封陳情文送到總統府,我說在位者不要再製造冤錯假案。總統府也有回函。父親莫名其妙被冤枉,我們沒有金錢、沒有權力,現在有你們給了我們發言的平臺,我很珍惜。當年,政府對父親的承諾食言而肥,所幸的是他對國家盡到他忠心耿耿的責任。

你想怎麼會有那麼多匪諜?孫將軍身邊一個沒有兵權只是一位教官的我父親,硬是被套帽子。爸爸非常忠心,他到死都不講真相,我只能從叔叔、伯伯的談話還有檔案資料,才慢慢兜攏起來。

從很多方面看,一個上將、一個少校,怎麼會有那麼深的淵源?眾多父執輩說,父親為人忠義,跟孫將軍一樣,愛照顧一些困苦的人;我們家裡雖然不富有,但是只要有同僚、同袍家裡沒有米,或有什麼困難,父親都會主動幫忙,但這些幫忙遇到危急時卻連自身都難保。抄家的時候,很多想像不到的事情,他們以為會抄到什麼,結果抄到當票,包括母親的旗袍、高跟鞋,甚至我們家的棉被都拿去當,他為什麼要救這些人?孫將軍也知道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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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亮(右)與2歲的兒子郭家瑜合影。(郭家瑜 提供)

父親在世時,一直不跟我提案情的真相。要感謝柏楊[2],柏老,郭衣洞先生,我跟他有幾面之緣,他說:「你父親打死不會講的,你要給他喝點酒,發發牢騷,然後找幾位長輩,放個小秘錄音機,就會錄到很多真相。」我現在得到的資訊,有一些是這樣錄下來。對外,爸爸不准我講;解嚴後,翻案風潮,我把爸爸的陳情書丟出,造成轟動,爸爸馬上從綠島來電話責備:「你怎麼做這個事?」我說:「爸,我受不了了,每天還有人叫你匪諜,明明我們都知道你不是匪諜,他們還在講你是匪諜。」因為「匪諜」兩個字,我們受了很多的苦。

全家被抓 送保安司令部

父親是教官,他的學生、同僚晚上常常會來家裡。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天剛暗下來,媽媽正幫妹妹洗澡,還沒吃晚飯,就有人來了。說步校校長吳文芝召見,父親就先去了,隨後來了一批人,很兇悍,把媽媽抓到一邊,小孩放一邊,開始抄家。媽媽那時懷五個月身孕,小妹是在牢裡生的,媽媽帶著身孕去坐牢。搜索後,來了一部四分之三的車,跟吉普車不一樣,比較大,車裡還有別的叔叔,一起帶走。母親被抓去用刑,鼻青臉腫,眼睛都張不開。沒辦法,他們的手段都是這樣,比起我爸是小巫見大巫,他在老虎凳上坐了十天十夜。

老虎凳就是把你綁在長凳上,身體縫隙墊磚塊,不是人能忍受的,他十天十夜沒有招,幾度昏死過去。他還是一本初衷,他們要他交出孫將軍的叛亂計畫,我爸說:「沒有,他沒有要叛亂。」至於說聯絡誰誰,是要照顧這些弟兄,沒有要去做非法事情,他始終如一。

我們住南部,被抓後,跟媽媽關了幾天,後來我們被送到臺北「保安司令部」(臺北市西寧南路情報處),現在的西門町獅子林。牢房用很大的木頭隔起來,我跟著母親住在女監。記得好像有五、六位阿姨,都很漂亮。吃喝拉撒洗澡都關在一起,直到九月母親要生產,沒人照顧我們,我們就去跟父親關一起。

跟父親一起關時,記憶猶深,很痛苦的地方,房間不到兩個榻榻米,吃喝拉撒都在裡面,父親在那裡過了十年,他這十年怎麼過的?他的筆錄寫:最初十年不給他紙筆、書報,疑似要逼瘋他,因為不能殺他。當時五人小組陶百川等人(按:監察院孫案調查小組,《孫立人傳》下冊,頁962),其中曹啟文寫一封信給蔣介石總統,我看過那封信,說父親忠勇,長官的事他一肩扛,部屬的事他也一肩扛;兩個兄弟戰死沙場,為國捐軀,不能殺他,他們一門忠烈。

他撿牢裡生鏽鐵釘,拿氧化的罐頭,寫了四個大字:「忍耐等待」。當局逼他承擔,父親看了很多同案的筆錄,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先釋放

父親承擔罪了。過舊曆年前,媽媽帶著我和大妹、獄中生的小妹回到鳳山老家,家裡亂七八糟,都被抄光了。父親照顧過的一些人,此時看到我們都迴避,媽媽還會跟他們點頭、打招呼,他們看到我們卻好像看到鬼,不理我們,連我媽親自去送米的人都不理我們。

我們最慘的是搬到臺北之後,遷居到劍潭,房子是毛惕園的,他叫父親承認,救大家。

我們只要一出門,就聽到「小匪諜來了!」我那時不知道匪諜是什麼,被霸凌,拿石頭打,集體暴力。印象最深是讀劍潭國小一年級,我的頭被打了一個大洞,流血不止,沒人照顧我。我摀著頭回到家,媽媽帶我去看醫生,她到學校申訴,沒有用。

外公 舅舅也判刑

當初孫將軍給父親一些錢,去照顧同僚、部屬。審問時追問這些錢,為了保護孫將軍,說錢是我外公給的。結果外公被抓,判七年,後來關了三年。最可憐是舅舅,他們說舅舅鄭世瀛[3]是共產黨,被關二十年。外公家人對我們很不諒解。

生活都靠母親幫人家洗衣服、打掃,換點微薄的金錢。有一年我得了肺炎,很嚴重,她為了救我,家裡沒錢怎麼辦?去賣血把我救活。

母親還要去看外公,我後來知道協議中,政府有一點補助費,但不夠我們生活。我讀初中時,身高才一百三十七公分,體重二十七公斤,不像人。在物資上,並不覺得苦,而是精神上的苦。

後來離開圓山,搬到永和,是當初國安局買的一棟房子,我們寄居在那。我八、九歲時,有一些叔叔判三年關回來,他們找到我們,來看我們。印象最深的是王其美[4]叔叔,到現在想到他,還很感恩。他騎著三輪車,帶了一車的菜,還帶一隻鵝,什麼是鵝,我都不知道。他以前是騎兵隊,印象中帶我騎過馬,我兩歲就騎馬了。

爸爸不是匪諜 特赦後送綠島

我問他:「叔叔,為什麼爸爸要做匪諜?」叔叔流淚了,他說:「他不是匪諜,他是為了救我們,他犧牲自己。」從那時起,我改變心態,以後人家叫我匪諜,我就跟人家拚命。我想說爸爸是匪諜,我是小匪諜,爸爸有罪,我來承擔;後來知道不是那麼回事,我小時候一個打兩、三個。沒辦法,偷打架也不敢講,闖了很多禍,為什麼?我打了人家,人家帶著小孩來跟媽媽告狀,不講為什麼打架。媽媽那時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帶我們到人家門口下跪磕頭,向人家道歉。

我這一生到父親過世,我們總共相處不到六年,包括小時候。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十四年,他被特赦。我們當然很高興,準備接他回來,可是特赦當天,他隨即被飛機押往綠島,在綠島指揮部又羈押了七年,他只能在指揮部裡活動,形同軟禁;在那邊認識了柏楊,相處兩年時間,後來我要為我父親翻案,柏楊伯伯幫我很多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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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瑜出席2017年5月11日綠島藝術季活動行前記者會,提到他想再去綠島看看父親郭廷亮被關、養鹿的地方。(黃謙賢 攝影)

綠島現在 過去

我這一次(2017年5月17日綠島活動)為什麼去綠島?感觸非常多,發生很多奇怪的事;第一,父親身分證登記民國十年十月十日,這次去分發的座位是十車十號,我嚇一跳。實際上他是民國十二年生,我太太的座位十二號,我楞住了,怎麼有這種巧合!冥冥之中,爸爸看著我們。其次,一到臺東,才到富岡港,有三位不認識的綠島人來找我,他們看了五月十三日我在《自由時報》的投書,一位叫我父親為「老爸」,他的兒女叫我舅舅!

我爸在綠島,到一九八二年回來,不到一年,一九八三年又被有關單位請去綠島合作養鹿,因為他回來後一直為孫將軍翻案。我再見到父親是他去綠島五年後,我唸一下這封家書:「瑜兒,時間過得真快!又是五個年頭未見面了。」你想想看,獲得自由的人,當局不讓我們見面,又將他隔離在綠島。家書可以寫,要經過檢查。在臺灣時,三節可去探親,探親「不能亂講話」,要裝得很快樂。父親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回來為了孫將軍周年忌日,坐火車想回中壢換衣服,發生「摔車」死亡事件,引起社會轟動。

我爸生前沒講過孫將軍壞話。被關的部屬分兩組人,一組像父親那樣忠心耿耿,但也有認為孫將軍「優柔寡斷」的部屬,他們灰心認為算了,分別到美國去。我們曾向監察院投訴、給馬英九寫信都沒有用。我爸的案子到現在還這樣講[5]:孫將軍是被部屬郭廷亮匪諜案所牽連。在中國,他們說:「你父親是忠貞國民黨,怎麼會是我們共產黨?」他們都這樣否認,臺灣還給他掛著「匪諜」。

部屬要怎麼叛亂?一個教官沒有一兵一卒。看我父親的輓聯就知道真相:「為長官同袍護衛」,都是新一軍的部屬。監察院五人小組,透過國民黨系統寫給蔣介石的報告、公開的出版,資料很多。我爸無辜,大妹花很多時間找尋爸爸的真相。

強:我到國家圖書館去尋找資料,一樓、二樓、三樓,都看遍了。

她去申請檔案,不給她,反而是靠她自己翻遍圖書館資料,她用研究者的方式去申請;給我們資料時,還不小心夾帶一些出來,一看我才恍然大悟。

強:以前申請檔案很方便,自施明德太太去鬧過以後,就不讓我們看全部的內容,有些部分用立可白遮住。我認為所謂轉型正義,只是把餅端出來,用政治手法切一些,掉一些芝麻給受難者,他們就覺得感恩戴德;我信念很清楚,我告訴自己:遲來的正義,絕對不是正義。

父親去世時,他的戶籍在桃園平鎮。我寧願父親是意外,相信他從松山坐到中壢時,感覺已經到站,可能是打盹,寧願相信是這樣子失足。出事前一天他去我大哥家住,第二天要回來平鎮換新西裝,去臺中參加孫將軍周年祭。他以這個名義,請假從綠島回來,他不是住在臺灣。他到松山見了王霖[6]及沈承基[7],然後吃了早餐,我怎麼會知道那一天他喝奶茶?墜車後我趕到醫院,下午兩點鐘看到他時,嘴角有奶茶溢出,手指仍會顫動,表示昏迷中,仍稍具意識。

當時國家用政治暴力,脅迫他到綠島教軍官英文。他連衣服都沒有帶,侷限在圖書館裡,要不然怎麼會寫信叫我寄衣服去。我爸在綠島受苦,雖寫了幾次陳情書,說自己年邁體衰,想與家人團圓,但當局終究沒放他回來。

我外公也很無辜,我爸說活動的錢不是孫立人給他,是外公給的,這樣就完啦!害得連在埔里高中教書的大舅鄭宜時(鄭世瀛)都被抓去新店監獄;大舅還被送火燒島,外公兩年後出獄,大舅媽看到我、我媽跟外公來往,她整個人好像瘋了,還打過外公,從此彼此疏於往來,連外公何時過世,我們都不知道。

民國一○三年(2014年)七月十八日,我去監察院抗議[8]。我從網路上找到監察院要開記者會,我自己寫新聞稿去發給記者。記者問我一個關鍵問題:「你們被這樣子對待,你們會恨蔣家嗎?」我說不會,至少沒有殺死我爸,因為匪諜是唯一死刑,我是預留伏筆,我不恨蔣家。在那時的時空背景下,政權棄車保帥,你能怎麼辦?他沒有殺掉父親,已經萬幸,起碼三節還讓我們去看他!

我也寫了一篇〈還給郭廷亮先生一個公道〉給媒體,沒有刊出來。七月十九日兩、三大報報導,還有我的相片,令我親家母很惶恐,馬上打電話給女兒說:「妳媽在臺灣上報紙,妳打電話問媽媽怎麼了?」我沒有跟親家講那麼詳細,家族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粉飾太平,平平安安就好,不要去講以前的事情。去監察院抗議,我上了報紙,別人的反應很大。我先生的同學說:「哎呀!妳不要出來講話,老樂(郭志強的先生,2009年過世)不在了,妳不要講話。」我不理他們,我的壓力也很大,我也沒跟小孩講,那時我只有默默承受。

說我父親被收買才入罪於孫將軍?孫將軍後來當總統府參軍長,父親還從高雄坐火車來臺北看他,也曾在屏東公館聯絡過,向孫老總報告軍中近況及聯絡情形,引起官方注意。有人告密、揭發,那些人事後還獲得獎金一萬銀元,監察院網站也有公布,好多人受獎,大大小小,升官的升官,有誰明白我父親的冤屈以及忠貞的氣魄呢?難道如柏楊說的:「愛國害死了郭廷亮!」

早期,我們真的不諒解他,覺得既然不是你做的,為什麼要承認?逼得我們家庭不知道怎麼活下去?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以後,他回到平鎮小住,跟我先生喝了酒才會講當時孫案的時空背景,及自己承擔的國家責任,我在廚房聽到,難過好久好久才開始哭。他跟我先生說很多話,說當時確實要準備反攻大陸,但是老蔣不要,老蔣覺得偏安一隅就好了。史書也有人這樣寫,父親的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口述歷史裡,部下寫了一本書《群英憶往》(頁354),記載由父親擔任營長領導,準備行裝參加韓戰。我上網買很多有關孫案的書,國外的、國內的。

我父親的事情本來就是大歷史,怎麼可以用小鼻子小眼睛去框住父親?其實,父親有他歷史上的定位,我根本不會擔心,我剛也說:我會忍耐,會學他「忍耐等待」,爸爸沒講,終究是求仁得仁,夫復何求!

他完全沒有寫出揭發真相的史實,還給自己清白,媽媽早就知道,但她不能講。媽媽說:「你們要活著,終有一天你們會知道怎麼回事。」媽媽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爸爸只留你們獨苗在外…。」家裡面有事情,都是我出去扛,比如說警察局要調我們去問話:「有沒有去寄陳情書?」寄給宋楚瑜,他當總統府秘書長,還有監察院,然後給行政院長蔣經國。好了,他們就封閉我們將近一年,不給我們看爸爸。陳情書我們都有留下來,陳情書也在國防部裡,我們後來調檔案,啊!就是這個害我們跟爸爸一年都不能見面。

我媽不講,她到老才跟我們說。當局一定不要大家知道真相,知道真相的人會很麻煩。爸爸也覺得講了就會被滅口,乾脆就不講,即使到孫將軍走了,他也沒講,可是三十幾位叔叔就說:「反正孫已經走了,也風光下葬…!」「現在可以講,給大家一些補償。」我爸才帶叔叔他們去陳情。

我們去調檔案時,看到江雲錦等人怎麼寫,那時我爸已經走了。他說:「主犯(指孫立人)無罪,我等何罪之有?」國防部說:「都已經事過境遷,當時都是經過軍法審判,不得再議。」寫這種官樣文章?敷衍了事,依舊裝聾作啞,喊了解嚴,仍在戒嚴,官官相護,黑暗依舊,每次陳情,徒再被羞辱而已。以前加害者已死,現今仍有既得利益者,不放過父親,為維護自己的假名聲,以謊言欺世盜名,令人齒冷。

我的結論:有沒有郭廷亮,孫立人案總是要發生。我這樣子說你知道嗎?孫是被瞄準的目標、整肅的對象。射箭後,再畫靶,最後三百多人判刑,代罪羔羊看誰有肩膀?我不便批評導致今日受難者子女,發出不平之鳴的後果,是孫已然造神成功,生哀死榮,其親友又何必以假歷史,繼續掩耳盜鈴!古人云:「既得之,仁不足以守之,必失之」。他們沒愛這些受難者的心,必失我們對他的尊敬,才會讓我出來講話。我今天出來所講的,就是因為他們不能總是誣衊我父親,來成就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更對不住為他受難的袍澤!多少家庭因該案而天倫夢碎,抑鬱以終。

我曾自己試著封閉自己,三天不出家門,自己樓上種菜,後面有花園。我不出去,也不講話。兒子早晚回來,打個招呼,我心裡面想哭,覺得說會瘋,會「起痟」。我刻意封閉我自己,為的是揣摩父親被禁監的那個心情,被關在一間斗室裡十年,父親用一根生鏽的鐵釘,可能有配給克寧奶粉,他用牛奶空罐去接雨水,因為他不能放封,只能在窗外接了一些雨水,用生了鐵鏽的釘,在牆上寫了四個字,我爸跟我先生講的,寫四個字「忍耐等待」,十年都沒有獄友。

我經濟能力還可以,過得很好;我所謂好是說我很知足,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是很孤獨的人,但是我不怕。我效法歷史上的人,尚友古人像明朝末年的冤案,于謙在〈石灰吟〉中的詩句: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我就體悟到,對!我歷經千錘百鍊,我不怕,我一定要把父親的清白留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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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亮(左3)與兒子郭家瑜(左1)、女兒郭碧蓮(左2)與郭志強(左4)合影。(郭家瑜 提供)

我們感覺到現在的民主,是選擇性的民主。當需要你的時候,給你一點話語權,作為執政者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無論是正史、官史、國史,卻對你的陳情視若無睹。孫案有什麼好利用的?政府選擇性的遺忘,我有寫出來過,父親是為了當時的外交、軍事大局,才以將傷害降低的方式用匪諜結案。拿給監察院,還有總統府馬英九這麼多信函,也有回函,為了中研院某教授的「私心」自用,我寫給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請給我一個交代;院長有回話,請我們不要誤會。某教授出了一本有關孫立人將軍採訪錄的書,說我哥哥替警備總部做事,拿了警總好處,說我父親是被政治謀殺。我比較相信的是父親因為車子快要過頭,忙著把門拉開來,跌倒在月臺上,那一踉蹌…!他不是死在火車上,他是到了省立桃園醫院被延遲醫治,直至晚上十時,送往榮總,但顱內出血過久,血塊已壓至腦幹,昏迷指數四,無法開刀,我們才會跟省立桃園醫院打醫療官司,最後是告錯對象。

那時送到壢新醫院,沒有醫生,後來送到省桃,那麼大的醫院,外科醫生call好久都不來,父親頭髮都剃掉了。我去中壢火車站拿我父親墜車時所攜帶的皮箱,裡面有錢、書、陳情書。我和碧蓮妹妹,是第一個到達省桃,約下午二點半左右,我簽了手術同意書,讓他剃頭髮,全部剃光光就是要做手術,等到四點多鐘,我從車站返回省桃,也未見有醫生。

我很重視有關人權的活動,透過這些活動,再來看父親的事件,我知道我們的案件是被冷落的、被冰封的,沒有人願意去理你,像你們這樣很有耐心,聽我們講這麼久,很感謝。我有強力的證據,美國在孫案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孫將軍案牽連得很廣,當時不僅是孫一人主導,知情共謀的將領也不少,加上當時軍中的派系鬥爭,孫的為人處世風格,形成了兵變的氛圍。案發後,根據解密的檔案資料,是為了取得美方對該案處理方式的共識。在一九五五年自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六日止,檔案局解密的外交部與美方往來約十三封電報中,外交部長葉公超、外交部次長沈昌煥、駐美大使顧維鈞及蔣廷黻、劉馭萬等人,主要是耽心當時國際輿論的惡評及中美外交的傷害。首先政府成立調查小組,給孫說明申訴的機會,特立有暗語謂之「馮案」,我個人解讀美方電報內容,實諷刺該案主角,只有「暴虎馮河」之勇,有勇無謀,不懂政治,以致一敗塗地。在老蔣與美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孫已然是美國放棄的棋子罷了。

孫案第一個就是特赦郭廷亮。我看了很多二二八事件資料,許多當時本土的青年才俊,頭角崢嶸,若能特赦,現在的政局又另一番光景了。現在,資訊上的不平等,我們完全沒辦法掌握。刻個石碑說我父親是因為孫立人案…,把他框起來說是「匪諜」!那石碑立在紀念館正門,我親自去看了兩次。我還有碑文,第一次沒有帶相機,用手抄回來,接著我用相機去拍回來,再放大。

逆境中我學會正向思考,要不然,我看到孫立人紀念館的「匪諜」兩個字…,我實在很激動,想自焚,就打電話給我兒子,兒子說:「媽,人家只會當作看煙火而已,妳不要傻了,妳這樣子,我們以後依靠誰啊?我們要怎麼活下去?妳不活很簡單,活下去更難,就像外公走了,妳活下去也很難,妳想要這樣子,可是事情有解決嗎?沒有,一兩天鬧成一個新聞而已;媽,妳千萬不要這樣想,我們都很需要妳。」他說:「不要讓人家看笑話,外公也不希望妳用激烈手段去解決事情。」我才冷靜下來。那一次之後,我才想說去找別的出路,我熱衷參加白色恐怖舉辦的活動。我自己去看,就像在臺中,我坐自強號過去,一早到紀念館,還抱著興高采烈的心,因為我想起碼我爸爸跟孫立人是一起共患難的,沒想到,竟然把那一段錯歸咎於我爸!

我行文給臺中文化局,他們說:「不好意思,這是外包的,包括碑文資料,只是負責把它裝上去,資料來源我們沒有辦法替你更正重出。」這個回文是臺中市政府胡志強發公文給郭志強。我不是不愛我爸爸,我們是愛到已經沒有辦法。只有用一句常常講的俗話「狗吠火車」,你怎麼叫,火車還是一直往前,不會因為你而停下來,為了你而關注一下。

胡志強用一位電視臺女生(按:葉樹姍)當文化局長,我跟她見過面。我說請你們要把「匪諜」拿掉。後來在一個側門旁邊,碑是這樣立的,平的,「郭廷亮是假匪諜。」其實孫案根本就沒有匪諜!我告訴子女:不是要誰認錯,我只是要還給歷史一個真相,告訴後代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一個人能在所謂臨大節而志不可奪的氣勢,就是你外公。一如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他在自白書上寫的:「大丈夫,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我們是主觀受虐者,成長背景與一般人不一樣,心理上本來就有一種弱勢者的悲哀。我們看待事情,總是覺得我不要傷害人家,但是當人家來傷害我時,我要準備好,我們絕對不會去讓國家為難,或者讓別人覺得糟糕。我不是要跟國家算帳,我只是告訴大家,實際上我們不是沒有聲音,是有聲音但沒有能力。憑良心說,我一直很羨慕很多人可以出書。每次去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不是每個人都有新書發表會,我好羨慕他們。我心想,雖說要轉型正義,但是官僚氣息還是很嚴重。每次開場時長官都來跟我們握手,可是我的感覺,我們心裡面的痛並無法靠握到手傳達到你們的心裡面,你不能感同身受。我們也覺得每次受難者在十二月十日人權日去中山堂只是一個官方形式。有人也說:「郭志強,妳會不會覺得去中山堂,叫我們受難者來參加,只為消耗預算,乾脆發給我們一人五百塊,我們不用來,少了舟車勞頓,豈不更好?」講很多次。是的,或許是為長官安全而進行繁瑣的安檢,及發表一些堂皇的言論,讓我們像棋子般的坐在那兒。

他們感覺不好,但我正向思考,我說:「你看,今天這交響樂團表現不錯。」以前我也去嘉義,跟著受難者家屬。主辦單位請了長榮樂團,請我們在外面聽不起的音樂,此時使我們心靈沉澱下來,對先人有所感懷,讓我們受的氣、受的冤枉暫時得以紓解,這才是他們辦活動的目的;給錢,錢花掉就沒有了。我還這樣子安慰他們,他們覺得我很冷靜。可是他們不知道,我從小就覺得能活著真好!

我太逼自己,也會很痛苦,只有抱持「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心境,不要太逼自己。壓力很大時,第一個身體就變壞,沒有了健康,還能怎麼平反?我常常想:我以後會怎麼辦?你們為什麼要生我?我不會跟媽媽講什麼,因為她身體不是很好。我總覺得,爸爸媽媽為什麼要生我?我們在學校被欺負,家裡又窮。我要幫媽媽做家事,沒有好好認真讀書,在學校沒有很好成績。反而是我婚後讀空中大學比較多采多姿一點。我組織社團,做過新竹指導中心學聯會會長,也當選過中區全國的副總會長,算是修過社團學分了。

那時候,我還沒有敞開胸懷,有姓謝的同學,桃園人,他曾經戲謔我說:「郭志強,你們真了不起,(那時候正在翻案的時候)你爸頭腦真好,幾十年前的事情還記得一清二楚,是不是編造的啊?」我盡量告訴大家,把我蒐集的資料整合起來,史實要有說服力、要有歷史根據,不要情緒發言,絕不讓謊言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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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亮在綠島養鹿時留影。(郭家瑜 提供)

一九七五年,我去綠島的時候,爸爸在圖書館,晚上帶我們睡在將軍岩五號獨棟房子。一九八三年,父親是綠島養鹿中心主任,有一些養鹿相片,有一張爸爸抱著鹿。爸爸還有手稿,說明鹿怎麼繁殖。成立養鹿中心,只是給爸爸一個名目,讓他留在綠島;人家說「蘇武牧羊」北海,我爸爸在綠島養鹿,為了當局的政治目的而已。警總在我父親去世以後,關了養鹿場,警總在綠島的組織也撤了。

我爸有一種領導統御能力,非常愛同袍,在部隊裡大家都叫他大哥、老大。我爸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回來,就大動作,為了孫立人平反;警備總部說:那不對,這樣子搞下去…,就以合作養鹿的名目,讓我爸七十二年又回去綠島養鹿。七十三年一清、二清,他在那個地方,有特殊的關係,留下一些人脈。我爸在圖書館,旁邊是醫務所。

小時候,被人家叫小「匪諜」,一出門就要小心,「喔!匪諜來了,打匪諜」,我是被人家追著打。怎麼反抗?逆來順受,爸爸是「匪諜」,我哪曉得什麼叫「匪諜」,反正爸爸在關,我也去關過,表示爸爸有罪。等到同案叔叔、伯伯關出來,他們拉三輪車、做苦工。假日來看我媽,買一些菜、果,救濟我們。

演「匪諜」的目的就是要救孫將軍,是下面的人叛亂,不是他。最後還是由我爸爸擔這個罪。爸爸不能出來的另外原因在哪裡?蔣介石要死之前,我們去探望爸爸,問我們什麼就都說過得很好。我媽媽教的,不能講,旁邊都有人監視。爸爸給我們三葉葡萄乾,說小孩子吃葡萄乾對身體很好。以前他們(獄方)都會拆開來看,但那次沒有。爸爸把葡萄乾盒子拆開,用醬油沾著尖筷子,寫了一封陳情書,用飯粒封起來,給我們帶回去。我一看裡面,寫要救李鴻跟陳鳴人的陳情書,救四個人。我們把陳情書傳出去,投給《傳記文學》,好像不敢登。

但是事情爆發,媒體都知道,又開始抓人,因為我是獨子,媽媽叫大妹去承擔,她被叫去永和派出所做筆錄。我實在忍不住,左一個、右一個「匪諜」,已經都知道不是「匪諜」了,你還在寫「匪諜」。我火大,就把〈我父親不是匪諜〉丟到《自立晚報》,《自立晚報》登出來。

爸爸從民國四十四年到民國五十三年(1955-1964)是在保密局南所,五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965-1968)到桃園徐縣長官邸,五十七到六十四年(1968-1975)關在桃園龍潭的臥龍山莊。六十四年(1975年)到期,仍不讓他出來。我們得到消息,很高興在家等父親回來,結果當天,李鴻、陳鳴人、曾長雲、彭克立,四個人走在前面。我爸當時寫的陳情書奏效了!他們已經關二十五年,三十九年(1950年)就進去,他們沒有審判[9],可是也因此犯了大忌。他們騙他綠島有一些軍官準備留美,請他去教英文,我爸爸說:「我要回家陪我兒子,我都五十多歲了。」結果上面還是把他強押送綠島,直昇機帶過去。我們在家等了好幾天,才知道他在綠島,不能回來了。

爸爸回來了

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七月一日,爸爸回來了。當天晚上我們徹夜長談,談及到母親養育我們所受的苦,他問了一句話:孫將軍都沒有派人來探視你們嗎?我說沒有,父親沉默了將近一分鐘,我看到他眼中滾動的淚水,他在喃喃自語,或許孫將軍也過得很苦。談到這裡我們也沒有再談下去,因為在他的認知裡,他以為孫將軍會派人來照顧我們的生活。事後問及田祥鴻叔叔這件事情。田叔叔說,他在福利社經常看到老闆(孫將軍),但因有人監視,只能用眼神交流,但有透過別人表達對我們的關心(口頭上),聽田叔叔這樣說,他又釋懷了。

他會對孫將軍這麼尊重,就是在緬甸戰場負傷,傷很重,沒救就死定,他的手臂舉不起來,被炮彈炸到流血不止。孫將軍知道他受傷,派飛機到戰場送他到醫院急救,他認為這條命是孫將軍給的。他一生的信念就是「我這條命是孫將軍給我的」。

孫將軍身邊幾位重要人物,如李鴻將軍、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後來都跟父親關在徐厝,桃園縣長的古厝,屬於情報局私宅。我父親被關的地方,都是不讓人家接觸的地方。

他回來以後一看,大家生活都很苦。他就寫陳情書,這些人受委曲,叫我不能講真相,我陳情可以吧?他不是要什麼官階,什麼都不是。七十二年(1983年),還沒到中秋節的時候,大家看他回來,不斷有人跟他聯絡,在中山堂包下來聚會,抱著他哭,我有參加。有些震撼力,當局認為不行,假如他留在臺灣,遲早會出事,那時候有黨外活動,後來就安排他到綠島養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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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亮攝於綠島。(郭家瑜 提供)

他出來都沒為他自己,就是為了孫將軍。孫將軍過世前,他們沒見過面,只有告別式,他帶隊去。七月一日出來,到第二年的中秋節前夕。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簽署了合作養鹿計畫。我爸說沒錢,他們說:「沒關係,警備總部出錢。」給他每月薪水。我爸接受了,一個月休四天假,可以回臺灣。他自己用不到一萬塊,他回來,和部屬見面,我每次看他拿錢給他們。

他六十四年(1975年)七月十四日去綠島,看管圖書館的雇員,一個月給他五千塊,跟柏楊一樣。爸去養鹿,養了六年。孫將軍是七十九年(1990年)十一月十九日走的,我爸爸是八十年(1991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中壢車站發生事情。

當初我跟大妹都認為是意外,因為父親的求生意志,他在牢裡那麼痛苦,他都堅持過來,不可能跳車,但是報紙上寫他跳車,但是到現在這麼多年來…。我想歷史真相一定要呈現,目前政府一直在談論轉型正義,我認為需要平反的不是我父親而已,太多人了,孫案受到株連的人,據父執輩說不下數千人。很多人敬重父親,他們知道一些事情;我在社會上,雖然父親沒給我留下任何財產,可是留給我的無形資源,滿豐厚的。

 

附件:

郭廷亮未說出的火燒島故事

郭家瑜 撰

今年五月十七日我將再度登上先父郭廷亮被軟禁養鹿的綠島,除了懷念父親為人,也很希望說出父親不為人知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兵諫案」牽連數百人,影響台灣戰後內外政局深遠。父親一肩承擔案情,直到他過世從未公開說出真正的「真相」。

父親的志節和高超人格一直是我們兄妹人生的明燈,我還記得四歲時全家陷入牢獄,先被關在保安司令部後因母親生產,又跟父親關在保密局南所(延平南路113號),才幾個月就留下了年幼的恐怖印象,難以忘懷。父親在不准用紙,用筆,和閱讀書報,暗無天日的牢房中,一般人早就發瘋了,他用生銹鐵釘在牆上寫著:「忍耐等待」,每當受不了時就看這四個字,在此度過了十年。

一九六四年至六七年父親被關在桃園,聽說那裡是桃園縣長住宅(現為徐厝)。一九六八年至七五年他被關在桃園臥龍山莊,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已取得特赦令,隨即被送往綠島指揮部監管,最初的五年不准家人前往探視。經過父親不斷向當局陳情,於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才終於釋放回台,能夠「回家」,沒想到回到社會與許多舊同袍見面,才知道事情發展的真相,冤屈難伸,於是全力協助同袍向各單位陳情。因為這樣,回到台灣才一年,警備總部「又請他去」火燒島「共同」養鹿,實為軟禁。

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他最敬愛的孫將軍過世,台灣社會已漸漸開始平反歷史。隔年孫將軍周年忌日前,父親特地申請回到台灣,希望能到台北與同袍見面,準備參加孫將軍的周年紀念儀式,沒想到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他從台北家前往中壢途中,於中壢車站離奇摔傷,送醫八天後離世,往者已矣!許多父親的同輩也帶著冤屈離世。

父親在大時代中,被迫扛下莫須有的「匪諜」罪名,以避免上級長官、下級同袍受害,忍辱至死。作為兒女的我們,不捨母親含辛茹苦,也承受來自父親被孤立的社會責難。這次能夠在五一八博物館日(主題:博物館說出未說的故事)前夕,前往綠島多知道一點父親在那裡的種種,來懷念父親,令人感慨萬千。衷心祈願蔡總統和民進黨政府努力於轉型正義立法同時,徹底調查弄清楚先父郭廷亮案的真相,以昭社會公信,建立公義自由的台灣社會。

 

郭爸爸是真正軍人模範

洪國卿訪談紀錄(郭廷亮於綠島養鹿的屬下)

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我當兵(義務役)去到綠島,在部隊站衛兵三個月,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九號堡,養鹿推廣中心的下方。我都在山上割草,看得到全景。

我聽郭爸爸說:臺灣不習慣,要回綠島找事情做。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守山說:「你要幹什麼都可以,警備總部一定全力支援,綠島有養鹿,就來養鹿。」郭爸爸的意思:「推廣到全臺灣的管訓大隊給那些人養鹿,總是有工作,好事情。」警備總部才成立養鹿推廣中心。那時我還沒有進去綠島,還在臺灣受訓。

我進綠島時,養鹿推廣中心已經成立幾個月,派兩個兵郭泰文、陳清貴幫忙割草。陳清貴打架,被關禁閉,把我調進去養鹿,見了郭爸爸。他住在圖書館裡的一個小房間。圖書館就在醫務所隔壁,餐廳的前面;圖書館前種木麻黃,外面是操場,直昇機可以停;郝柏村去過,陳守山也去好幾次,他們坐直昇機來,就停在操場,那邊比較低,每次下雨都積水。

綠指部那時沒有政治犯,醫務所有一位菲律賓華僑,長得瘦瘦高高,他在醫務所幫人打針。他講的國語怪怪的。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我們叫他柯先生(柯千)。感覺他已經六十幾歲,都白頭髮了,走路非常慢,有點駝背。我離開綠島時他還在,我給他打過好幾次針,他沒穿軍服,穿一般百姓的服裝。

郭爸爸第一次怎麼去綠島?他跟我講,他關在臥龍山莊時,參謀總長賴名湯去找他,告訴他:「綠島需要你,那邊有要去美國的預備軍官,我知道你英文不錯,國家需要你,現在要請你到綠島,當他們的英文老師。」賴名湯親口跟他這樣講。郭爸爸跟我講,這是騙他的。他心裡這樣想,但是他沒有拒絕,他說這個國家這麼大,人才一大堆,英文比我好的一大堆,真的需要我嗎?我不相信,但是沒關係,你怎麼安排就怎麼去。用直昇機載他到綠島。

到了綠島上空,跟他講:你好好在這裡怎樣怎樣…,賴名湯陪他去,他這樣跟我講。直昇機在綠島上空盤旋,賴名湯跟他講很多話。到的時候,看到那些預備軍官,沒有一個人理他,也沒有誰安排說要他上課,沒有!他知道,心裡早準備好。他看到那座圖書館,很糟糕,他就去圖書館重新把書編目,全心用在圖書館,大家要看書,非常有秩序。

郭爸爸第二次回綠島是自由的,兩、三個月回來臺灣一次,有薪水,他跟我說:薪水一個月兩萬多。他不花錢,很節儉。我本來不知道郭爸爸的事,我想他是一位退伍軍事官;他很少講話,也不跟我講話,我進去一段時間,才慢慢跟他有接觸。他是主任,我們是指揮部本部中隊派去支援的兵。我比較健談,大概兩、三個月後,郭爸爸漸漸喜歡跟我聊天,每天晚上跟我聊以前的事,從小時候的成長、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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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亮攝於「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養鹿推廣中心」。(郭家瑜 提供)

我去養鹿推廣中心時,正在蓋給鹿運動的運動場,都是十一大隊的隊員蓋的,軍事官帶隊出來,隊員扛石頭。隊員上來扛石頭,有一個閻士官長,他跟我蹲在養鹿推廣中心前面,他抽菸,他說:「小兵,你進來多久了?」我說剛來幾個月。他問:「你哪裡人?」我說:「我臺南人。」「你們主任你知道嗎?」我說:「我知道啊,郭主任啊。」他說:「我說他的來歷你知道嗎?」我說:「什麼來歷?」他說:「你都不知道?」然後他罵了一句:「他媽的!他不要出事情,參謀總長哪有郝柏村幹。」他講這一句話,我嚇了一跳:「為什麼我們的主任沒有出事情,現在參謀總長是他幹的?」

那時,我還不知道孫立人,一個臺灣鄉下小孩哪知道,郭爸爸跟我講,我才知道。閻士官長這樣講,我對郭爸爸很好奇,為什麼會這樣?主任身分就很特別。閻士官長大概也很崇拜郭爸爸吧,當初我是沒辦法體會。

郝柏村當參謀總長有去過綠島。那時候,我跟郭爸爸說:「大官來,我們逃到後面去。」到山裡去割草。他常穿一條短褲跟T恤,一定穿鞋、戴帽子、戴墨鏡,拿一支長長的棍子,因為經過草叢怕有蛇。他只跟我談他小時候的事,當軍人,參加戰役;他最得意的戰役叫仁安羌戰役。英國部隊被日本最精良部隊圍困,只剩三天糧食跟彈藥。當時聽郭爸爸稍微描述,聽孫立人指示,要讓日本軍沒辦法判斷我們只有一千多人,騙了日本兵撤退,救了七千多位英軍。

郭爸爸說他這一生命運好像都註定。從雲南大學錄取一百位,考美國炮兵學校,孫立人留了三個人在師部還是軍部,他是其中一個。到臺灣,他想轉兵科,離開孫立人,卻又留在他身邊。

郭爸爸會回圖書館吃飯、洗澡,再上來養鹿中心聊天。他跟我說的經歷,真的不是一個普通人會經歷的。他說,政治上這個國家機構準備把他逼瘋,逼瘋就沒有後患,但是人只要有一口氣在,都會有變數。

郭爸爸會站在陽臺,看著大海,嘴巴唸英文。他說:「我被關之後就沒有用英文,哪一天還用得到,我必須不斷地回憶,怕忘記了。以前打仗,我跟英國兵部隊常用英文。」他自己一個人在練習。他說小學三年級就學英文,英文很好。他考美國炮兵學校用英文考的。在雲南大學,孫立人打仗時,到他們學校演講,說:「希望我們青年人出來報效國家,現在兵荒馬亂,我需要召集一些有志青年經過考試,出來報效國家。」郭爸爸就去投考,他那時是雲南大學二年級學生。

他談到打仗受傷,暈倒了,士兵用擔架扛他,在壕溝一直跑好幾里遠,然後用吉普車載到空地。孫將軍派輕型滑翔機載他去後方很好的醫院醫治。孫立人說:「這個人一定要把他救起來。」他住院好幾個月,又回去打仗。

他講到東北戰役,早上四點鐘,拿著望遠鏡看,觀察,哇很多人,再看看,都是女人跟孩子…?以前聽說共產黨用人海戰術,真的,郭爸爸跟我講是真的,這很殘酷,他打那場仗,掉眼淚好幾次。他說戰爭就是這麼殘酷啊!打完戰,他當場哭,他說:「為什麼要打仗?為什麼要戰爭?」這麼殘酷,這些都是無辜的自己同胞。

他心情有低落過,好像很失望,但沒有掉過眼淚,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堅強。講到被關二十年,第一次被抓去坐老虎凳坐了十幾天,他說一般人沒辦法忍受,他撐過來了,他說他昏過好幾次。他在延平南路看守所關了十年,布簾關得暗暗,見不到天日,他說就是要把他逼瘋,逼瘋就好處理。一天好像二十分還是三十分出來放封,進去都是暗的。他跟我說他在裡面做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人搞累了就不會去想。他有跟我講:「同僚很多進去兩個月就發瘋了。」但是真瘋、假瘋不知道,他們就放出來了。

他還講到跟毛人鳳、毛惕園對談,他都有講給我聽,但是我忘了。他說毛人鳳大菸槍,談話菸不離手。我有問他一件事,我說:「郭先生,你都自由了,沒想過要去見孫將軍嗎?」我想說他們兩個因部屬受這麼大冤屈,不會說想見面嗎?他跟我講一句話,他說:他們兩個不用見面,不需要見面。

印象最深,忘不了的應該是他講過去被關那一段,他好像很氣憤,手都抓緊,很氣的樣子,咬牙切齒。我那時不能體會,但知道他受了很多苦。一個人被關在牢裡十年,四周用布蓋起來,難以想像,怎麼過日子?他告訴我要運動,把自己搞得很累,就睡得好,他必須透過這樣,告訴自己:「我不能被打敗。」

他跟我說,本來是判他死刑,然後又改為無期徒刑,因為美軍顧問團蔡斯要被調回美國時,求見蔣介石,跟蔣介石說:「你如果把孫將軍幹掉,我在美國國會做證,說你害死他。他對你很有功,有貢獻,大家都知道,我們美國也知道,還有,一個郭少校。」這是郭爸爸親口告訴我的,後來有人跟他講這些事。

我跟他前後相處一年半,他跟我談很多事,很信任我,我回來臺灣都會跟他繼續聯絡。他在綠島每天晚上講故事,我忘了很多。談到小時候,家裡有僕人,給僕人吃飯好像在辦桌一樣;他的伯父是武狀元,騎馬時他都坐在他的肩膀上。

在郭先生身上我看到的人生、為人,各方面都很優秀的一個人,不是一個奇人而已,也是一個慈祥的長者。他每逢過年過節,自己包紅包給我們,他私底下包的,不是軍隊包的,我們不跟他拿,他還很生氣,他說過年。

郭爸爸的性格真的是很優秀的軍人。有一次國父誕辰紀念日,全部的軍官、犯人都在聽指揮官講話,他就坐在最後面。他聽沒幾句話就跑掉,聽不下去,他說這樣反攻大陸是沒有望的。他都已經被關,變成百姓,還在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他軍人的性格,覺得國家沒有希望,一個將軍竟然在國父誕辰儀式,講他跟警備總部的關係,送禮,和人家送他什麼。

郭爸爸那種節操,令我很感動。為國家民族受那麼大的委屈,還這麼關心國家,所以我說他是很優秀的軍人。我快退伍時,他跟我講一句話,他說:「國卿,你退伍回去,要積極地參與政治,關心政治。政治關係到你個人,選出一個優秀的領導、總統,關係你全家的幸福、你的前途。」他跟我講得很清楚,必須關心。他的意思是說,你必須看重這些,叫我態度不要太草率去看問題。我那時想,哇!郭爸爸的思想,真不簡單。那時我哪裡懂這個,他跟我說:「你回去,要去關心國家…」。他有影響到我,現在我當然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

 

 

[1] 毛惕園(1910-2000),中國湖北人。參考《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頁723-734。
[2] 柏楊(1920-2008),中國河南人,原名郭定生,後改名郭衣洞,作家。1969年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名,判刑12年。1998年發起籌建綠島人權紀念碑。柏楊著作等身,有關柏楊牢獄事蹟參見柏楊,《柏楊回憶錄》(臺北市:遠流,1996)。
[3] 鄭世瀛(鄭宜時,1918-?),中國遼寧人。涉1956年「鄭世瀛等案」,判無期徒刑。被捕前為南投縣埔里中學教員。
[4] 王其美,1930年生,中國貴州人。與受訪者父親同案,判刑10年。
[5] 參考「編按」所提兩本書,多人受訪稿證實郭廷亮自始不是匪諜。另參考譚雄飛、譚愛梅著,《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臺北:衛城,2014),頁120-160。
[6] 王霖,1924年生,中國湖北人。與受訪者父親同案,判刑3年。參考《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頁634-668。
[7] 沈承基,1927年生,中國貴州人。與受訪者父親同案,判刑3年。參考《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頁261-281。
[8] 2014年7月18日,媒體相關監察院孫案報導: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33574;ETNEWS新聞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18/380093.htm;民報報導:郭志強出席監察院記者會:「認為自己父親『絕對不是匪諜,是因為父親太愛孫立人,為了救他』,構罪一肩挑,才會自承匪諜情事而釀禍。」http://www.peoplenews.tw/news/2d77819c-8925-4b12-8bb7-4cb6b745a6e0;蘋果網路新聞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718/435846/;新頭殼網路新聞http://newtalk.tw/news/view/2014-07-18/49366(2017年7月12日瀏覽)。
[9] 參考本書〈常勝將軍坐黑牢:李定安訪談紀錄〉。民國60年7月1日初審判決,8月11日,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4人,均判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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