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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記錄及展示──台灣228及白恐各館展示運用口述的初議

【編按: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將於8月25日至8月27日舉辦「2017臺灣口述歷史研習營」,本文將收錄於「2017臺灣口述歷史研習營」手冊,活動詳情請見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7臺灣口述歷史研習營」活動網頁。】

曹欽榮

前言:競逐的記憶

主辦單位所訂的題目:口述史料在228與白色恐怖主題展覽中的應用,暗示或明示:228與白色恐怖是台灣戰後共同的集體記憶,為什麼?今天,人民打破戒嚴(1987年7月15日解嚴)30年後,回顧歷史記憶於社會進退反覆的現象、博物館如何處理歷史記憶「紀念化」歷程?透析口述如何運用於展示,問題不在於「應用」技術範疇,關鍵在於握有「權力」的各方競逐,我們和觀眾如何理解「過去」,「初議」僅止於提問和公開討論可究責的博物館任務,難題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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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重建區展示,運用口述紀錄的影像素材。(曹欽榮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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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振翮的交往

文/胡子丹(政治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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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子丹的好友--戴振翮(1925-1988)。(照片取自「綠島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區「青春.歲月」)

 

戴振翮是我在綠島坐牢時的一位難友,熟悉他的人,都管他叫たしんかく。1988年已經過世了。我尚留有他在87年11月9日寫給我的信,問我「寫綠島」開始了沒有?稍後,我去香港何文田街寓所看他,那時他患了鼻癌,鼻腫如球,擠蓋兩眼,神志尚清,要我從速寫綠島。斷斷續續說,日子久了,激情減了,或多或少,忘了忘了。回台北沒幾天,也是難友蘇友鵬兄電話告訴我,たしんかく走了! 繼續閱讀

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五(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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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昌(左)、陳淑美(右)。(陳儀深 攝影)

75 陳永昌

1946年生於基隆七堵,受難者陳金龍的兒子。
陳金龍(1927-1981),基隆人,1960年「台灣獨立革命委員會陳金龍等案」,判刑10年。
 聽聞父親說過基隆二二八大屠殺經歷;父親不信鬼神,卻每年在二二八當天,在家後院燒香祭拜。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461: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父親帶著這個臂章在街頭執行公務時,沿路看到許多受了國軍錯殺的無辜大體橫屍街頭,心中感到十分不忍與氣憤,這種慘不忍睹的景象也就一直深深刻畫在他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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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228之十四(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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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3 劉秀明


1944年生,台北市人。1971年「中國統一事業基金會周順吉等案」,判刑15年。
 童年曾聽鄰居談及二二八事件;長大後,親眼看到高玉樹選台北市長時,開票熄燈、換票櫃。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764: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地點,離我們家沒多遠,我住臺北橋附近,離第一劇場不遠,我從小就聽到附近的大人說一些二二八的聽聞。…

 
 

林清水

 

(陳儀深 攝影)

64 林清水


1945年生,新北樹林人。1975年「林清水張貼標語案」,判刑8年。
 學生時,已接觸黨外雜誌及聽黨外人士演講,萌生追求民主思想,但母親曾目睹二二八時慘狀,常被提醒注意言行。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827:

坦白說,我做的這些事情其實連我母親也不曉得,或許是因為她曾經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慘狀,心中餘悸猶存,所以總是苦口婆心勸我謹言慎行,別禍從口出,遭到池魚之殃,一再告誡我不要觸碰政治問題,深怕我慘遭不測。…

 
 

20140122_楊福讓

 

(陳儀深 攝影)

65 楊福讓


1945年生,台南下營人。1976年「楊福讓案」,交付感化3年。
 童年時已知家鄉有人受二二八等政治迫害,開始有政治意識,對國民黨反感。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292:

說到這裡,我必須提到雖然我在幼年時,就已經知道我們下營鄉鄉長姜炎坤先生,於二二八事件時因遭受政治迫害,被誣陷與共產黨互通音信,以致於被無辜槍殺而亡,使得我很早就萌生了政治意識,也知道國民黨對於持有異議之人的控制不遺餘力,手段更是兇殘無比,所以一直懷著戒懼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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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6 吳俊宏


1948年生,雲林人。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判刑15年。
 妻子陳美虹(1953-1992),生父劉耀廷(1925-1954),高雄人,1953「台北大安印刷廠魏文賢等案」,1954年1月29日槍決。

 
資料來源:《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頁090:

陳美虹的養父陳顯榮,為成功大學教授,嘉義人,其父陳慶元為前嘉義中學校長,在嘉義地區,陳家是相當受敬重的一個家族,但這個家族卻隨著臺灣的光復,國民黨政府的遷臺,而歷經了一場毀滅性的浩劫。

他有六個兄弟,他排行第五。其弟陳顯能,二二八事件時,年僅十五歲,就讀於嘉義中學二年級。因家裡收音機壞了,到隔壁鄰居家中收聽廣播,被國軍迫擊砲擊中而喪生。

頁091:

其四哥陳顯宗,二二八事件時,任職於嘉義南靖糖廠,亦慘死於此事件中。…

頁091-092:

其三哥陳顯富,畢業於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現成功大學),二二八事件時任教於嘉義中學,是位頗受學生敬愛的老師,日據時代即積極研究山地問題,曾以筆名「東」,在《朝日新聞》發表原住民的研究文章。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他被推舉為嘉義地區學生聯盟的總指揮,帶隊聯合阿里山方面的高山族部隊,攻下國軍駐紮的紅毛埤軍械庫,轉攻嘉義水上機場。事敗後,嘉義方面的反抗軍,退入山區的小梅基地,組成「臺灣自治聯軍」,繼續與國民黨軍對抗,陳顯富任武裝工作隊隊長,後部隊解散,乃化名陳目田,於臺北北一女中教數學,一九四八年八月,經北一女同事黃怡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地下組織,一九五○年七月被捕後處決。

頁091-092:

其父,二二八事件後,被指管教兒女不嚴,拘禁六個月,其校長職位也因而被解聘,一年多後,鬱抑而終。

至於養父自己,一九五○年畢業於臺南工學院(現成功大學),二二八事件時,參與由臺南工學院學生組成的武裝部隊,圍攻嘉義水上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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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7 戴振耀


1948年生,高雄橋頭人。1979年「美麗島事件」,判刑3年。
 出生於農民家庭,小時候聽大人說橋頭的二二八、白色恐怖情形,對中國兵仔的印象很差。在學校因說台語被罰,開始產生反抗意識。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256: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的堂哥正就讀高雄中學初中二年級,他在學校看到學生和軍人抵抗,學生們就利用學校裡的童軍棍,或是操練用的三零步槍,是不是有子彈我不清楚,但是他們就這樣抵抗。我堂哥見狀,覺得學生應該沒辦法繼續這樣抵抗下去,他就從學校跑回家,跑回來之後這件事傳到整個村莊的人都知道。

頁257:

我有一個鄰居以及我的堂哥(戴進吉)以前都是念高雄中學,他們在學校都有聽聞二二八的時候彭孟緝帶軍隊來學校開槍,所以我小時候就知道中國兵以及來接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都是採用鎮壓的方式統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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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彥芳(左)與二哥張彥哲(右)合影。(照片取自《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頁027)

68 張彥芳


1930年生,台中后里人,受難者張信義的三子。
張信義(1906-1972),台中后里人,1956年「張信義案」,判刑5年。
 張家是后里望族,張信義戰後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總幹事,二二八之後,當選首屆后里鄉長。

 
資料來源:《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台中市:台中市文化局,2015)

頁026:

二二八事件時,我和父親住在他位於南區的一處「三青團」宿舍,印象最深刻的是,幾次看到即將遭槍決的人被五花大綁地在市區遊行。有次,我跟著大家看熱鬧,犯人被押到水源地的空地上,我們遠遠看到士兵舉槍射殺,犯人立即倒地,非常可怕!目睹國民黨槍殺臺灣人的過程,再加上我的的家庭受迫害的遭遇,我一輩子痛恨國民黨,只要投票一定投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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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9 余多喜


1932年生,台北士林人,受難者余大和的妹妹。
余大和(1926-1951),台北士林人,1951年「台北街頭支部余大和等案」,1951年4月17日遭槍決。
 哥哥余大和是家中唯一男生,父親早逝,哥哥提早承擔家計。終戰那年,讀淡水基督教純德女中初中部,曾到中山北路歡迎部隊,印象很差。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741:

二二八,我有印象,亂來啊!我那時住在士林街內,雖然我少歲,印象就是這些阿山仔鴨霸,我們臺灣人受日本教育,思想不一樣,他們看你臺灣人過過(kuè-kuè,臺語,看不起),動不動就要…,你臺灣人如何出頭?二二八就是這樣,才引起那麼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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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 攝影)

70 林森岷


1936年生,受難者林元枝的長子,桃園蘆竹人。
林元枝(1910-1982),桃園蘆竹人,1952年「林元枝等案」,坐牢17年。
 二二八時為國校四年級學生,看著大人們嚴肅討論時局變化;父親林元枝逃亡之後,由母親扛起家計。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319-320:

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我唸小學四年級,當時大人們都很嚴肅地忙著討論時局變化時,我們小朋友,就是我和在水利會職員詹木枝(後來遭槍決)的大兒子,還有蔡達三的孩子時常玩在一起。反正就是大人忙碌他們的事,我們小孩玩我們的。

後來,聽說爸爸和詹木枝帶領二十多位青年,到桃園縣大園軍用機場,對守衛人力薄弱的國軍繳械,接收他們的武器,他們也成立民軍的地方防衛隊。但是,國軍二十一師從中國派來臺灣,他們在三月八日在基隆港上岸後,就展開鎮壓和屠殺。父親被國府看成是:桃園縣蘆竹鄉的二二八事件的民軍領袖和反抗者首謀。在政府的追緝下,他不得不展開逃亡,而且一逃就是五年多,不能回家。我們家裡的生活和經濟重擔,只能靠沒唸書的家母扛起來,那時阿公給了媽媽一些錢,讓她養育兒女。家裡的人,也一直都沒有爸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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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全(左)、陳素蘭(右)夫婦(曹欽榮 攝影)

71 陳素蘭


1937年生,基隆人,受難者陳金全的妻子。
陳金全(1928-),1951年「台北市委會林金木等案」,判刑11年。
 陳素蘭經歷基隆二二八,當時大約10歲。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153:

我當時大概十歲,我養父是做建築的。那時我們住在以前憲兵館、現在的柯達大飯店附近,那個房子是我養父的日本老師的,因為戰後他要回日本,才送給我養父。養父從田寮莊工作場所要回來,碰到兵仔在亂抓人,一路邊跑邊躲,後來躲到火車車廂和車廂間的縫隙,聽到裡面的人叫他:「蕃薯仔!蕃薯仔(當時臺灣人稱蕃薯仔),趕快進來!」他才沒被抓走,當時部隊還沒來就這樣。部隊來了以後,我和養母要去仁愛市場買菜,經過高砂橋時,都要雙手舉高才可以通過,要不然會被攔下來不能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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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 攝影)

72 黃玉麟


1941年生,桃園蘆竹人,受難者黃玉枝的弟弟。
黃玉枝(1927-1953),1953年「王石頭等案」,1953年9月8日遭槍決。
 家中排行最小。戰後,大哥黃玉枝曾在蘆竹鄉擔任幹事,與林元枝參加二二八,事後考取教師資格,曾在大竹、南崁國校教書,直到被捕。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360: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林元枝鄉長在地方青年義憤填膺的催促下,出面組織地方自衛隊,到大園軍用機場(俗稱「圈仔內」),接收國軍武器,維持地方治安,當時年僅二十歲的哥哥參與其中。事後原本以為都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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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 攝影)

73 戴文子


1942年生,桃園蘆竹人,受難者戴連福的女兒。
戴連福(1915-2001),1952年「林元枝案」,判刑13年半。
 二二八時年紀小,父親為避風頭躲起來,家裡受到警察恐嚇、打擾。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380: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後,林元枝逃亡,不久父親也躲起來,那一年我才六歲。警察常來家裡要抓爸爸,家被警察抄得很厲害。母親常被他們恐嚇,後來出去外面幫傭,較少回家來。他們就常恐嚇我,問我說:「妳爸爸有沒回家,妳要老實講,不然連妳也一起抓。」那時我才六、七歲,他們以為小孩比較好嚇唬,我膽子夠大,從小就不怕警察,每次都大聲地回說:「我不知道!」爸爸曾偷偷地回過家,他曾告訴我說:「警察要抓爸爸,妳不能說爸爸有回家過。」我不知道為什麼警察要抓爸爸,父親為什麼要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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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城 攝影)

74 林秀峰


1944年生,桃園蘆竹人,受難者林元枝的三子。
林元枝(1910-1982),桃園蘆竹人,1952年「林元枝等案」,坐牢17年。
 父親林元枝1952年自首後被關,直到1970年寫信給警總,要求讓已超過60歲的父親保釋回家。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桃園市:桃縣文化局,2014)

頁305-306: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地方上的青年要求鄉長出面領導,父親基於鄉長職責,出來組成「地方義勇隊」,他自己擔任隊長,和二十多位青年,趕到「圈仔內」(二次大戰期間完成的大園軍用機場)接收了一些武器,當時駐軍鎖上軍械庫,早已聞風逃避。那次帶隊和整隊者,是水利會職員詹木枝和蔡達三。

後來,國軍二十一師來臺鎮壓和屠殺,父親不得不躲避和逃亡。…

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三(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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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144)

54 陳明發


1940年生,高雄市人。1965年「台灣人民黨陳淸鍛等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年紀小,只聽聞長輩講高雄的二二八,又經常被警告「小孩子有耳沒嘴」;在嘉義水上服兵役時,也聽聞嘉義的二二八。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134:

二二八事件時我只有六、七歲,年紀太小沒有什麼記憶,不過曾有聽長輩說苓雅區的區長林界,跟著代表團上去壽山跟軍隊談判後,就沒有下來,被槍斃了。還有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彭清靠,就是彭明敏的爸爸,也是代表團的一員,不過他沒有被打死,上去之後被軍隊用狗籠關起來,隔幾天才放回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小時候長輩都會教說小孩子有耳沒嘴,不可以亂說話,才不會惹禍。

頁137:

…那時候空軍的役期是三年,我待過嘉義水上機場,也去駐守過嘉義紅毛埤彈藥庫、民雄雙福山彈藥庫;也曾調去台中水湳公館機場。水上機場是二二八事件時嘉義的重要戰場之一,我在那裡曾聽人說二二八事件時死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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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5 蔡財源


1940年生,高雄市人。1964年「亞細亞同盟案」,判刑12年。
 小時候聽聞長輩談起二二八事件,在社會上又見國民黨的惡行,逐漸產生台獨思想。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112: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七歲,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阿嬤都叫我們這些小孩子躲在佛桌底下,說神明會保祐,小孩子五、六個就躲在佛桌底下。以前在三塊厝附近有座壽山,那邊有一個要塞司令部,你在路上走一不小心就會被人開槍。我有一個三叔是醫生,雖然那時候時局不穩,但還是要出去幫人看病。結果路上被子彈打到,無法行走或求援,就靠在邊牆壁等待。一直到天亮,鄰居鄭姓伯父巡田經過發現,跑回來跟我家裡的人說。我爸爸就用被單當旗子,再用做粿的紅膏粉泡水在上面畫一個大十字,並叫姪子們拿曬衣服的竹竿當旗桿,同時拆下一個門板當擔架,然後和他弟弟在前面拿著紅十字旗高高舉著,我們這些小朋友就跟在隊伍後面,浩浩蕩蕩把人送到壽山公園的民生醫院(現已搬到凱旋路),還好有救起來。那是二二八事件,我們長大再回想,我叔叔受了那樣的傷,但奇怪的是,我爸爸那時候還滿抱著希望去碼頭迎接「投回祖國懷抱的」國民黨兵。

我念雄中的時候思想慢慢被啟發,就說那些是「乞丐兵」。抬頭看,「祖國戰勝」好像很厲害,去碼頭看,都著兩支槍啦!一支七九步槍,一支吸煙用的水槍,穿草鞋、捲褲管,就像乞丐兵,我對他們印象很不好。在那之前,當日本軍隊要撤退回去時,他們站在我就讀的三民國小走廊上,所有人的服裝儀容都非常整齊。慢慢長大之後想說,奇怪,人家戰敗的國家怎麼儀容那麼整齊,而那些所謂戰勝的怎麼像乞丐一樣?原來他們是被趕出來的,那時候國兵尚未從大陸撤退,他的先鋒部隊先過來,但是你應該派一些好一點的正規軍嘛,派那些乞丐兵,給台灣民眾建立不好的印象。結果你看,一年多以後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了,來到台灣各地的乞丐兵都是當台灣是他的戰利品一樣,以勝利者的姿態來,搶、奪、姦、殺,無惡不作。小時候有聽我阿嬤在講,說我還沒出嫁的姑媽們要出門的話,都要用黃蓮抹在身上,看起來黃酸、黃酸樣,為什麼要這樣子?因為怕出去會被人家強暴嘛!很可惡啊!

頁115:

有時聽長輩在說二二八事件,慢慢在社會上接觸到的、看到的,才知道原來二二八事件就是國民黨那些跑路兵跑來殺我們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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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6 王幸男


1941年生,臺南玉井人。1977年「郵包炸彈王幸男案」,無期徒刑(坐牢期間:1977-1990)。
 小時候聽聞長輩提到二二八屠殺,到美國做生意時,看到二二八相關資料,聽到對國民黨批判,開始有台獨思想,並打算以「革命」改變台灣。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505: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臺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的,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臺灣人。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頁507:

一九七○年,我遠離妻小,一個人先赴美國打天下。…也因為做生意關係,我有機會看到一些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聽到許多對國民黨的批評和控訴,…

頁509:

一個國家如果長期對百姓鎮壓、對抗,絕對是國家的不幸。臺灣的不幸在於,從二二八事件開始,受難者已是如此多的人。而我們在海外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那個階段,我們認為期待用「和平」的手段已經不可行,要「革命」了。所以當時我決定回來,就是要革命。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從紐約搭機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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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091)

57 董自得


1941年生,澎湖花嶼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12年。
 就讀雄中時,聽聞前輩說雄中的二二八,曾數過校內牆上留下的二二八彈痕。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76-077:

我們念雄中的時候,大家就有在數學校牆壁上的彈痕,那是二二八事件中國殘殺台灣人留下的痕跡。我們剛進雄中時,前輩們都會講二二八的時候,雄中就是高雄市的指揮中心,也是救助外省人的中心。他們說二二八事件時,外省人走在路上怕被打,他們就把外省人帶進雄中的大禮堂,安置在那裡,保護他們,因為民間的仇恨對立跟學生比較沒有什麼關係。沒想到中國兵來了,二二八事件的殘殺比外族人的殘殺更可怕,血緣有什麼關係,中國人打殺台灣人都不會手軟的。彭孟緝從壽山派兵下來,看到人就掃射,我同學的爸爸王參議員剛好在高雄市政府(現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裡面開會,開完會要離開,和另一個市參議員一起當場被擊斃。那時候中國兵在清鄉,看到人就掃射,很多人都跑去躲在愛河的橋墩底下,一直到晚上才跑回家躲藏。像這樣的事情,住在高雄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聽聞。我對二二八事件其實也不算太了解,只是在雄中讀書的時候,前輩們都會告訴我們牆上那些是二二八留下來的彈痕,才知道當時二二八事件發生,高雄要算是大本營。而所謂的白色恐怖,我認為是二二八事件的延續,要追捕二二八事件的時候沒抓到的,當時國民黨還有個自清運動,就是如果你是匪諜什麼的,就自己出來自首,這樣就無罪,但事實上反而更嚴重。白色恐怖就是這樣,像鹿窟事件,他們就是隨便抓,小孩子也抓,抓了就關去火燒島(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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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58 蘇鎮和


1941年生,高雄市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12年。
 二二八發生時,尚未上小學,記得當時大家都躲在家裡,曾遇到中國兵到家裡搶奪,並把青壯年男子抓走。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95: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才六歲,還沒上小學,印象中當時風聲鶴唳,大部分的人都躲在家裡,不敢到外頭工作。記得有一天近中午的時候,有一隊中國兵仔大概七、八個來我們住的巷子裡,叫我們不管男女老少都出來站在巷上,接著他們就跑進每一個家裡面去翻東西,搜刮完之後就把看起來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人全部集合帶走,留下女人和小孩哭哭啼啼。後來才知道他們從我們這條巷子帶走十幾個男人,帶到新樂街口的時候就先搜身,把手錶和現金全部拿走,再把人綁起來全部帶到高雄市政府附近的憲兵隊(近三角公園),最後用卡車包含在其他地區帶走的一、兩百個男人載到壽山底下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高雄看守所,當時我的父親也被抓去。另外,因二二八事件時高雄中學的學生出來反抗,所以聽說雄中附近的人被抓走蠻多的。和我同案的王清山,他家就住在那附近,中街那邊被抓了幾十個人。

我聽說他們在看守所裡過得很苦,不僅常無緣無故被打,也無法洗澡,剛進去的頭兩天沒東西吃,第三天起每天只發一個飯糰而已。我父親被關了近一個月才被釋放,不過並沒有被打;但和我同案的王清山他的父親就有被打,原因是在中國兵仔發飯糰的時候,王清山的父親旁邊有個精神不太正常的同伴沒有拿到飯糰,當時王清山的父親已經拿到了飯糰,他又舉手幫旁邊那個同伴要飯糰,中國兵仔一看你手上有了飯糰還舉手再要,就把他拖出去打,這事發生在1947年3月15日、16日左右。後來據說是高雄市的區長林迦先生去要塞司令部爭取,說這些人都是順民,由區長保出來。

頁097:

…當時蔣介石高壓統治很厲害,很多台灣人在二二八時被殺。二二八時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分得非常清楚,台灣人都把中國人叫做「豬仔」。像我父親就說:「絕對不可以跟中國人來往!」我們的印象是台灣人絕不能跟中國豬結婚,所以台灣人的女生不可以嫁給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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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067)

59 邱朝輝


1942年生,高雄市人。1963年「興台會案」,判刑5年。
 幼年目睹中國兵仔來台、進民家屋內搶奪情景;就讀雄中時,聽聞雄中的二二八。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054:

我記得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時候,我有看到中國兵仔揹著槍、大鍋、碗盤來,把大家都集合在一個空曠的地方,然後進去屋內搜刮財物。光復後沒多久,台灣就爆發二二八事件。事件發生那時我年紀還很小,私底下會聽到一些傳言,家長、街坊鄰居都會討論:「某一戶的某某人被抓走了。」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會去防空洞躲,但我自己是沒有啦!我是不曾聽說過家中有哪一位長輩受到二二八的侵襲,不過當時的成年人被約談的倒是不少,我相信我的家長應該也有被約談過,當時是不容許有漏網之魚,所以都要約談過。

頁056:

雄中是二二八的一個據點,但我們在念書的時候並沒有感受到什麼特殊的氛圍。不過,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們教室被槍打到的痕跡還在。據說雄中有軍械室,因此傳言說二二八的時候,學生先佔領軍械室,拿走裡面的槍枝,然後開始打仗。不過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我年紀還很小,所以對這些事件的印象很模糊。

 
 

20120423_10照片(攝於綠島)_頁面_1

(照片取自《停格的情書》頁231)

60 潘松雄


1942年生,屏東滿州人。1979年「李榮和等案(吳泰安案相關)」,判刑10年。
 父系有排灣族血緣,二二八當時年紀小,記得住家曾被國民黨軍隊駐紮。

 
資料來源:《停格的情書: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高雄市:高市史博館,2013)

頁224: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才五、六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國民黨來台灣時,軍隊曾經駐紮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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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1 蔡俊榮


1942年生,南投埔里人。1969年「台灣大眾幸福黨案」,判刑5年。
 戰後,讀埔里南光國校,自小聽大人說二二八的埔里烏牛欄戰役,對外省人印象不好。

 
資料來源:《「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員及其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3-2014)

頁806:

…橋頭那邊(指二二八事件時,埔里烏牛欄事件)發生的事,從小聽大人說:有互相交戰、和躲到山裡的印象。當時我六歲,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我並沒有特別影響。民間流傳老人家說外省人鴨霸,心中會有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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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62 曾勝賢


1944年生,屏東東港人。1970年「曾勝賢案」,判刑5年。
 小時聽長輩說二二八,受到影響,自認為從小就有台灣意識,敢反抗國民黨。

 
資料來源:《白色跫音》(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1)

頁236:

…從前小時候父母就說二二八的事,對我影響很大,到國小時,有同學的父母晚上被捉走,捉到哪也不知道。如果要說我的故事,從小說到大的話。我爸爸很早就過世了,小時候兄弟要靠自己,長輩常說:「唐山人不可靠,要靠自己。」…

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二(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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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46 蔡寬裕
(莊寬裕)

1933年生於台北市,後遷居台中。1963年「台灣解放民族運動(台獨案)莊寬裕案」,判刑10年。
 二二八時為初二學生,曾親臨台中戲院現場看市民大會、參與包飯糰支援民兵,並目睹台中武裝民兵與國軍的對戰。

 
資料來源:《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2)

頁295-298: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已是十四歲的初二學生,當臺北爆發事件消息傳至臺中,三月一日臺中仕紳於臺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各界民間領袖輪流上臺演講,抨擊陳儀施政不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家父因上海貿易滯留臺北,交通中斷無法返回臺中,「家中無大人」,家母又管不住我,自小就好動且「好事相」(好奇心重)的我,當天也去臺中戲院聽演講。演講結束後,群眾結隊敲鑼打鼓遊行至臺中市警察局,要求警察繳械,當場被打死一人,群眾激動衝進警察局倉庫,打開庫門搬出大批日人留下的軍刀與武士刀,民眾開始武裝起來,當時我也在現場湊熱鬧,目睹這一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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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228之十一(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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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欽榮 攝影)

38 簡萬坤

1930年生,桃園人。1952年「桃園無線電臺支部林清良等案」,判刑10年。
 終戰時已在桃園無線電收報臺工作。二二八期間,電台內台籍職員保護外省職員。

 

資料來源:《重生與愛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桃園市:桃園市文化局,2015)

頁127:

二二八前後,物價是早上米一斤五塊,下午六塊、七塊、八塊一直漲。電信局有賺錢,可以借錢,後來都不用還,一個月領好幾次薪水,我也一樣,不過我們領得比較少。我們十幾個人的薪水,派兩個人去臺北領。兩個外省人,他們各自去臺北領,他們保密,還有米貼,減水電費,臺灣人都沒有,物價一直漲。民國三十八、九年,物價比較穩定時,我們月領四百塊,校長才領三百五十塊。學校老師常常欠薪水,我們沒有被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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