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刊登於：《博物館與文化》第1期 2011年6月
文／曹欽榮[1]
關鍵詞：紀念館文化、紀念化、綠島人權園區、大眾博物館、白色恐怖
日本沖繩縣立和平祈念資料館。（曹欽榮 攝影）
摘要
本文以「紀念化」（memorialization）涵蓋各種紀念行為及其產生的文化現象，探討我國的紀念館文化。國際社會有三個主要的紀念館國際組織：一、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二、良心遺址國際聯盟；三、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全球紀念館潮流源自二戰及大屠殺之後，西方社會不同階段全面性反省歷史所帶來的產物。世界局勢變遷下，經過1980、1990年代發展，各國歷史脈絡相異的紀念館，逐漸遍及全球。紀念館是當代社會「紀念化」過程裡為了保存歷史真相、傳遞歷史記憶的文化機構，它一方面反映當代政治、社會、文化的需求，同時肩負改變當代社會及創新文化的雙重責任。
我國第一個白色恐怖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具有不安定記憶的模糊遺址特質，紀念地混合著歷史遺物、再現的歷史、自然景觀及島嶼旅行者之觀眾。園區初步觀眾調查反映大眾文化的特殊性，顯現遺址紀念館詮釋多義性歷史記憶、深化紀念館文化的潛力。本文認為綠島園區是台灣的人權誓約紀念地。紀念館因其源於紀念大眾，也因其容易被大眾所接近的特質，應該成為接納各層級人士的「大眾博物館」。借助「後博物館」的思維，與社會團體建立多重夥伴關係，形成新世紀博物館新的公共領域的紀念館文化。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various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memorializa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lture of the MemorialMuseum in Taiwan. There are three main international memorial museum institutions: 1. INMP (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 for Peace ). 2. ICSC（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 3. ICMEMO（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 The global rush of memorial museums beg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Genocide, and the western society re-thought the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in a total way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different memorial museums with various historical contexts have developed globally. In the “memori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memorial museum is a cultural institu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truths and the transferring of historical memories. It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ual task of chang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as well as cultural innovation.
壹、前言
本文所指的紀念館文化，以綠島人權園區（以下簡稱綠島園區或園區）為基礎進行以下討論：第一、紀念館是以ICOM國際委員會之一的ICMEMO（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所定義的紀念館為範疇，第二、紀念館文化是指前述的博物館於紀念化過程所牽涉或處理的文化現象及其內容而言。
「紀念化」概念下的紀念行為賦予時間、空間的動態觀察，可涵蓋：當代社會反思近代歷史事件的紀念過程所沉澱下來的「常」與「變」因素及其文化現象。對紀念館而言，「常」的因素，除了館的設立宗旨、必要的功能性專業基礎之外，本文關注於「變」的因素：台灣的紀念館與社會公眾對話的方式，從全球”紀念館熱潮”（Memorial Museums’ Global Rush）的脈絡現象裡，[2]為自身定位、應變，以因應紀念館外在世界－多元又快速變遷的社會。台灣邁向民主國家的過程，公共領域裡充滿多樣的近代歷史及認同的交錯關係，這些關係中的哪些因素，反映在「紀念化」過程的紀念館文化現象呢？
本文有限篇幅將討論：一、紀念館文化；二、說明紀念館的國際潮流所帶來的文化課題；三、參照綠島園區紀念化歷程，認為從觀眾視角來看，紀念館應該成為接納各層級大眾的「大眾博物館」，形成21世紀博物館的新大眾文化。不同於多數博物館經常性功能專注於收藏、展示、研究及教育活動的傳統領域，愈來愈多的紀念館作為改變社會的文化代理機構，將日趨明顯；紀念館的社會角色和責任，以及文化任務的雙重責任，也將和快速變遷的地方社群、社會關係，更形密切。
鳥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劉振祥 攝影．台灣游藝 提供）
一、紀念館文化
紀念文化
「文化」一詞具有多義使用的含意，本文有限篇幅無法深入討論，需要說明的是紀念館文化所指「文化」意涵，採取 Hooper-Greenhill的「後博物館」觀點，她於《博物館和視覺文化的詮釋》一書論述、分析視覺文化時，[3]從分析Raymond Williams的四種文化分類中，假設博物館裡的視覺文化不帶有高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區別。她認為博物館的知識生產是複雜的，批判理論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已經帶來廣闊的討論氣候（Hooper-Greenhill 2000: 10），在博物館裡製作意義對文化理解非常重要。應該採取更平等對待、包容差異的態度，文化因此被定義為分享經驗的領域，文化的意義將被相對地決定，依照相關用詞使用的脈絡關係來看待。博物館以所呈現的一切可見的或隱藏的物件、人、敘述、及歷史的過程及內容，想像、詮釋而深深地捲入建構知識之中。博物館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它構成社會的一部分；博物館創造社會的可能性和故事，告訴我們有關社會的成就（Hooper-Greenhill 2000: 13）。另外，Hooper-Greenhill（2000: 14）又指出：
博物館正是從視覺文化來呈現文化實踐的特定形式，…，視覺文化作為研究領域，產生關於觀看及被看的社會實踐的理論問題，博物館是關於學習及知道的過程。博物館關注於文物，但也檢視作為社會機構及實踐所扮演的構成這些文物的視覺配置關係。視覺被分析並作為視覺的社會理論，聚焦的問題是：什麼被變得可見，誰看到什麼，如何看，知與權力是相關的。博物館檢驗看的行動，以之作為一介於外部印象或物件張力之間的產物，以及其內部想法的過程。然而，這不是去設定視覺和其它感覺是分離的，或視覺從其他社會及政治過程中分離；博物館比較是去檢驗視覺作為一種文化的面向。
西方從18世紀以來所產生的公共博物館的公共目的之一，就是呈現博物館內的物質文化並被觀看，博物館認為如此做，旨在教育大眾去了解世界，提升文化素養。進入21世紀，紀念館的發展經驗顯示其所呈現的越來越趨向以紀念對象的精神面向為主，非物質成分相對重要，而且有持續借助於科技發展的趨勢。紀念館呈現有限的物質文物，更多方面借助於科技來呈現人類的經驗述說及再現，紀念館和觀眾依賴於「說和聽」的份量，將愈來愈重，但是物質性文物仍然不可或缺。除了非物質與精神面向的強調外，更重要的是紀念館應勇於跨越博物館的圍牆，歡迎多樣的團體加入協商，發展友善的關係，以有限的藏品結合經驗故事，產生多重的意義。
除此之外，當代的紀念館的另一個特色是，其紀念的對象是過去的歷史記錄中不被重視的「一般人」。以下這段引文的敘述，便從這個角度說明了當代的紀念館文化以一般民眾為紀念對象的內涵：
相反地，一些不具專業知識，不以文化人自抬身價的普通人卻是使得文化生命保持躍動的源頭活水，因為他們固守一套原則和價值觀，必要時，他們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它。沒有任何檔案資料可以顯示他們受本能驅使後行為的模式，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神秘的生命力，由一種人類不能感知的定律所支配，而他們正式本能地參與，使這些定律能和諧運作。在那段以集中營種族大屠殺、勞改營及專為異己所設的精神病收容所等慘事交織的歷史時代裡，我們如何能不對為自由殉難的烈士致敬，他們的精神正象徵了文化的重要性。雖然文化未必是道德的基石，但是沒有道德價值作基礎，文化則不能生存。它的價值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些典型的、堪為楷模的生死故事加以具體化而得到的。[4]
引文中所指二戰種族大屠殺集中營，在歐洲設立了為數不少的紀念館，在全球各地也設立許多大屠殺紀念館。因為紀念近代歷史受害的大眾，從受難者觀點敘述，多數紀念館常常被稱為創傷或災難博物館，其中創傷記憶成為理解受難者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5]紀念館為傳遞受難歷史給當代觀眾，必須多面詮釋檔案、受難者的記憶，連結當代思潮和議題，呈現活生生的歷史教訓，連結當代觀眾日常生活裡的話題。因此紀念館必須普遍地與公眾進行日常性交流－這是紀念性博物館存在的重要目的、責任和價值－紀念館應該意識到平等地與當代多元觀眾溝通的重要性，注視過去歷史中人對人不平等、不正義對待所造成的傷害，因而深遠地影響及於當代社會的個人、群體及國家的關係。[6]台灣的紀念館如果深深意識到這些「平等意識」和我們社會的關係，在邁向深化民主的公民生活中，將具有日常文化的重要貢獻。
紀念行為
紀念館負責傳遞、溝通：記取「人權侵害」（human abuse）的教訓，紀念館與觀眾個人、公民團體、與全體社會有如立下：「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誓約。1980年代之後，全球風潮下逐漸陸續設立不同的歷史脈絡、層級的紀念館，若隱若現地反射岀21世紀博物館多樣化下的另類世俗新聖殿－懷念歷史事件的人和事，永誌不忘，記取先行者的朝聖地；觀眾參訪紀念館仿如和歷史「訂盟」，形成當代世俗性的「人權」集體誓約。全球許多大大小小紀念館常常在常設展區出口附近，設置觀眾留言區，觀眾觀展後，駐足留言區沉思，寫下感想和警句，觀眾內心的表白形同對自我的誓約。
觀眾來到紀念館，經常伴隨著對紀念對象為什麼死亡、受難的疑問，活著的我為什麼來到紀念館悼念死去的她/他們？紀念館的展示、活動、志工熱誠導覽所呈現的一切，無不為了使觀眾能夠面對過去的惡與善，珍惜現在和思索著未來，挑戰自己：「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做？為什麼這樣做？」種種探問我們活著意義的質問，源源湧出，這是紀念館有別於一般博物館之處，更直接地關聯到每一個人，它會是「大眾的博物館」。紀念館能也必須更熱情的為所有觀眾準備受難生命與我的關係的詮釋，參訪紀念館是觸動人心的難忘相遇－觀眾與紀念館、也與所接觸的每個人，真誠相待，積極協商。這些誘發出來的情感所帶來的衝擊，或許能回答：為什麼最近20年來會興起「黑暗觀光」（Dark Tourism）及學界對它的研究。人類的紀念行為從古代以來，就以各種方式表達或紀錄，但是演化為紀念館、紀念地而帶來觀光熱潮，恐怕是跨越21世紀前後特有的現象，至今持續不輟。
社會集體紀念行動具有從個別到集體記憶遞變的過程，演變為國家的儀式、紀念日、設立紀念碑、建設/經營紀念館的歷程，過程中涉及廣泛公共場域的歷史真相、正義論述、公共記憶的論辯；這些呈現紀念館和歷史、政治、社會、以及記憶之間的緊張關係，紀念館因此具有高度的「政治燃點」的文化現象。但是，社會歷時性紀念化行動演變到紀念館登場的階段時，歷史、政治、社會以及新生的文化現象，將環繞著以紀念館為核心的常設化、機構化的轉換議題。[7]
二、紀念館國際潮流
全球的紀念館中，目前最受人注目的是紐約911紀念館。911紀念地的競圖，以「反映缺席」(Reflecting Absence)為主題，充滿哲學意涵。紀念911事件，藉由博物館建設展現紀念化過程的階段性產物－規劃建築師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稱為「光之楔」的聖殿[8]。911紀念館將因世貿雙子星、911事件、全球大都會紐約、美國和全球的關係，展現跨越全球的紀念館述說；還是展示911的故事，述說成千上萬受害者及關係人的生命歷程，還是鋪陳西方、美國、穆斯林多面向觀點、紐約城市史的背景，或是兼及自由、人權、民主奮鬥的普世主義？911紀念館預估開館後每年將迎接500萬參訪者，如果如此，驚人的觀眾數量將直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及全球少數傳統大博物館。[9]這些觀眾的特質和去傳統大博物館的觀眾有何不同？她/他們會在觀展後對宗教、種族、階級、國界、性別、人權等等當代議題，產生一些什麼看法嗎？這會是「黑暗觀光」所能解釋的文化現象嗎？博物館社群又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911紀念館案例的複雜程度無法在這裡討論，911全球衝擊事件很快反映在籌設紀念館，設定了集體紀念化的目標，這會是上世紀末繼博物館世界的畢爾包效應（Billbao Effect）之後，本世紀初博物館世界裡，因紀念化所產生的紀念館的「911效應」嗎？
從全球紀念館發展來看，上個世紀兩次大戰、猶太大屠殺、種族滅絕、冷戰之後種族紛爭、人權運動等等各種衝突之後所產生的紀念館，從1990年代起，逐漸形成國際性組織，以下依時間序說明三個最具規模的組織，從中了解紀念館不只內容規模大小各異，它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及其效應，也顯現多元的面貌。
（一）INMP（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useum for Peace）
INMP[10]（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網絡）已召開六次國際會議（第七屆會議於2011年5月4-6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召開），亞洲日本已舉辦過兩次（1998年大阪、2008年京都／廣島）。自1992年第一屆國際和平博物館會議於英國召開之後，國際間已逐漸建立和平相關博物館的國際社群網絡。2005年第五屆西班牙格爾尼卡國際和平博物館會議，使用「為了和平的博物館」（Museum for Peace）的名稱。根據2008年10月，第六屆國際和平博物館會議（京都／廣島）主辦者：立命館大學的大學博物館「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出版《世界的和平博物館》（Museums for Peace Worldwide），總計編入全球45國241館。1998年聯合國首次出版Museums for Peace Worldwide，其中刊載超過60館。
多數的和平相關博物館於20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立，1980、1990年代蓬勃發展至今。這些博物館各有不同的設立背景及目的，包括紀念：戰爭、災害、原爆、歷史事件、猶太大屠殺、反抗運動、人權運動、和平運動、種族隔離、種族滅絕等等歷史因素而設立。和平博物館呈現了多元的展示、教育活動，還有一些國際和平運動的相關組織參與其中。一般而言，和平博物館主要功能有：1.展現及支持和平的各種努力；2.和平歷史教育；3.貢獻於建立和平文化。和平博物館希望做到：1.提升歷史的多元詮釋；2.支持人們認識正義及和平運動；3.提供人們解決衝突的非暴力方法；4.建立地方和平認同及建立「和平城市」；5.推廣和平運動；6.推廣認識藝術史上和平的象徵。
被稱為全球第一座大學的和平博物館─「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名譽館長安齋育郎，說明了「和平」的積極任務，而和平可被理解為：
在它狹窄詞彙的意思，不只當作沒有戰爭，也是沒有暴力，在它的詞彙更廣的意思，是做到沒有結構性暴力，包括飢餓、貧窮、社會歧視、環境破壞、弱智教育的品質及衛生的這些議題，這些是基本的社會因素－阻止人類能力的完全發展。[11]
紀念館積極性的和平詮釋，將引發博物館任務和工作以及和平運動所交織的課題。
2009年綠島園區運用INMP的資訊，舉辦「世界的和平博物館」展覽，展覽說明指出：「什麼是和平博物館？與綠島（景美）園區有什麼關係？博物館的任務只要與和平議題相關，都可稱之為和平相關博物館。綠島園區宗旨是：人權歷史、和平文化、島嶼生態，因此，也可稱為和平博物館。」這次展覽選出3個世界文化遺產及29個館：我國6館、亞洲（台灣、日本除外）6館、日本3館、美國4館、歐洲9館、非洲1館。非洲及中南美洲近幾年也陸續設館，各館使命不同、各具特色，展現和平博物館互相學習，彼此為創造和平環境、和平文化而努力。[12]
（二）ICSC（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13]
ICSC（良心遺址國際聯盟）是良心遺址的世界性網絡，以歷史性遺址為主，尤其是專門貢獻於紀念過去為正義奮鬥的遺址，並著重於它們成為當代遺產的關係。ICSC成立於1999年，由9個遺址組織發起，它的創立宣言：「歷史遺址的義務是協助公眾在制訂遺址歷史及其與當代意義之間的連接。我們認為在當代緊迫的社會議題裡有必要激勵對話，以及促進人道主義和民主價值觀作為主要的功能。」ICSC現在有35國的紀念地或館、人權或其它組織共137個組織會員，曾獲得2010美國ICOM國際服務獎。良心遺址旨在：1.透過遺址詮釋歷史；2.進行計畫以鼓勵（遺址）再現的社會議題能夠產生對話，以及促進人道主義和民主價值作為一個基本功能；3.促進公眾與遺址交流所引發的議題，創造與公眾分享的機會。
也就是說，良心遺址是一個結合遺產和人權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提供了發展治癒中心以及公民交流平台的條件。ICSC計畫：1.制定過去和現在之間明確的連接; 2.促進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 3.打開渠道，讓公民參與其他人權或轉型期正義工作。但是，歷史遺址的力量不是固有的，它必須得到充分利用，作為一種自我意識的策略來服務於人權和公民參與，良心遺址能夠發揮關鍵作用。良心遺址可能會述說大規模暴行的故事或個人的奮鬥，促使民眾從歷史的鏡子中看到當代議題的新對話。而聯盟提供遺址成員直接資助公民參與活動：組織學習交流，一對一的國際會議合作，並進行遺址的策略宣傳和良心遺址的運動。支持創新的聯盟計劃，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方案，促進公眾對當代社會問題的對話。
該聯盟已建立地域性網路，針對不同區域而設立各自行動與追求的目標：亞洲─在民族和宗教衝突議題增加過程中，促進和平與多元主義；非洲─用公民行動的歷史，去發展後殖民和衝突中的民主；歐洲─注視仇外心理和排斥移民現象，以促進寬容和民主價值觀的文化；澳洲移民遺址─在移民和相關問題上促進對話；美國印地安寄宿遷徙學校─面對過去遺產的多元性；蘇俄─集中營紀念館建立反集權文化；拉丁美洲─通過重建「最近的過去」（recent past）的記憶，促進互相辯論。良心遺址為了建立公共記憶，紀念館透過計畫創造場域，讓學生、館員、教育者和歷史學者能夠交換和討論恢復歷史記憶的不同觀點，這是公共記憶在紀念管理的紀念化結晶。
（三）ICMEMO（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14]
ICMEMO（紀念公共罪行受難者紀念館國際委員會）是 ICOM的國際委員會之一，成立於2001年西班牙巴塞隆納大會，它是新型態的歷史博物館，它的目標是「鼓勵負責的歷史記憶」，藉由教育及運用和平利益的知識去增進文化合作─這也是ICOM的聯合國夥伴組織UNESCO的主要目標。這些紀念館的目的是紀念國家、社會決策及意識型態鼓動的罪行下的受難者。這些機構通常位於原始的歷史地點或倖存者為了紀念目的所選擇的場域，並藉由保存與當代社會強烈連結的歷史觀點，尋求傳達歷史事件的各種訊息。
「負責的歷史記憶」包含「歷史真相」的嚴謹研究、詮釋，ICMEMO館發揮持續探究「歷史記憶」的使命，提供觀眾日常參訪活動中具有教育啟發、和平利益的功能。紀念館與觀眾之間藉助經常性、動態的活動，產生交互的對話；紀念館敘述受難者的時代背景、受難原由、受難者的處境、受難者身體如何被對待、以及抑止暴行再度發生的教訓及方法…等等，觀眾藉由參訪、留言、參與活動、工作坊，回應意見給紀念館，紀念館與觀眾對話成為ICMEMO館最重要的博物館任務之一。
ICMEMO的紀念館關切的議題，可歸納為下列範疇：(1)公共罪行與受害者；(2)近代歷史；(3)民主發展；(4)社會和解與團結；(5)人類和平；(6)與當代社會、政治的密切關聯；（7）跨國和平博物館間的交流。
各國紀念館的社會功能，紀念化過程的爭辯，以及產生什麼樣的文化現象，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由於歷史的原因，比較目前台灣近鄰的東北亞、東南亞的紀念館，產生許多有待研究的公共記憶議題，如台灣紀念館和日本本土、沖繩、韓國、中國、越南（冷戰/越戰）的紀念館歷史脈絡的交互關係。而日本除了廣島、長崎原爆紀念館的歷史獨特性；靖國神社遊就館，是紀錄日本近代化的戰史館，展示中免不了日本觀點下的台灣殖民統治歷史；而沖繩的紀念館以沖繩在日/中歷史夾縫中成為日本國現代化過程的一員，在太平洋戰爭最後的沖繩戰死傷慘烈，約三分之一人口死於沖繩，戰爭歷史記憶在沖繩的紀念館裡，投射岀兩百年來歷史及國家認同的糾纏；而日本本土許多以紀念二戰為主的和平祈念館，使日本成為宣稱設有最多和平博物館的國家。同樣是二戰後從戰敗中復興的德國表現出另一脈絡下的紀念化過程，大屠殺和集中營記憶，不斷在紀念化過程裡被論辯。
國際上各種紀念館對彼此歷史了解的隔閡，使得紀念館的國際交流愈形重要，也形成彼此未來的挑戰，在努力實現紀念館彼此的宗旨之下，國際組織裡的各國各館有了開始探觸彼此的機會，不只從歷史脈絡互相了解，紀念館中觀眾的經驗所形成的交互之間的文化現象，尚待探討。[15]
三、綠島人權園區：台灣的回應
初步了解前述國際社會的紀念館組織，啟發台灣紀念館經營、面向國際的視野。整理自我歷史，確認自我發言位置，有助於打開紀念館彼此理解歷史的隔閡。回顧台灣20世紀史，以統治權移轉及相對於人民主權來看，1945年二戰結束前日本殖民統治50年，戰後國民黨統治，到20世紀末民主化直接選舉總統，社會於80年代中期以運動方式開啟戰後228、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探究，及對於先行者的平反、紀念，這一紀念化歷程是和民主化交錯進行。戰後重大事件的直接當事人、見證者，多數屬於跨越戰前/戰後世代，她/他們及其同世代人經歷了戰爭、228事件以及長達38年戒嚴的白色恐怖。真切理解她/他們走過的歷史，需要對紀念對象以及整體時代背景有所理解，而後思考紀念館能做什麼。綠島園區於2010年8月，邀請沖繩3位和平相關紀念館、美術館館長至園區參訪，彼此間受難者世代的人生經驗有許多共同之處，成為交流的重要支點，也促成不同世代之間交流對話的機會和傳承。[16]
紀念化
台灣解嚴前後，許多打破政治禁忌的運動及廣泛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1987年初，「公義和平運動」推動平反二二八歷史運動，揭開追尋歷史真相的紀念化歷程，每年228紀念日前後紀念化行為和議題，常常成為媒體焦點。成立紀念館總是在紀念碑之後，228如此，白色恐怖亦然，紀念館成立過程受限於現實政治權力的考量，228紀念館、白色恐怖人權博物館，因此還未進入博物館正常運作階段。述說歷史真相或保存或論辯公共記憶的紀念館，比紀念碑單一建設及維護，相對複雜。紀念碑建設完成，象徵一個階段紀念化的結束，紀念館卻伴隨紀念化過程，不斷反射當代社會的文化現象。紀念館的歷史詮釋、社會文化功能，一方面回應遞變社會對歷史的詮釋，一方面挑戰紀念館和當代社會、國際社會、地方與觀眾的互動關係。2011年台北228紀念館常設展更新引發歷史爭辯的議題，紀念館及社會仍然存在南轅北轍對待歷史的態度。位於台北近郊的景美人權園區也曾經因為變更名稱、紀念性藝術創作引發風波。這兩點都說明228事件、白色恐怖的紀念化歷程，夾雜在歷史真相、政治正確、政治現實的角力下前進。位於首都都會中心的紀念館、歷史遺址，常常成為紀念化的「歷史、文化戰爭」的風暴中心；而位於台灣地理邊緣的綠島園區，卻是混合著觀光熱潮、生態旅行的歷史遺址，監禁歷史和島嶼觀光偶然性的連結，產生紀念館與主要觀眾（遊客）、地方更為緊密的關係。[17]
紀念館一方面追求「人權侵害」歷史真相的博物館任務，但是如果無法從歷史教訓反思中，去落實人權、滲入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將如何處理它所遭遇的各種難題。台灣已設立台北228紀念館（1997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07年）、綠島（2001年）、景美（2007年）兩人權園區，[18]以上各館都尚未進入立法討論，成為建立社會共識的常設博物館機構。紀念化的文化現象反映在台灣的紀念館，有其特殊性、普遍性的問題。
紀念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綠島園區，它所涉及的紀念館文化，衍生「紀念化」、「歷史遺址」、「遺產」、「人權」、「文化」、「記憶」概念的指涉。該園區從2001年開始規劃，走過二十一世紀開端十年，台灣中央政府兩次政黨輪替（2000年民進黨首度執政，2008年再次輪替，國民黨執政），歷經三個辦理業務的中央部會下的行政單位。[19]該園區從開始規劃之前和之後所累積的動態「紀念化」（memorialization）過程所產生的紀念館文化現象，不論其正、負面效應，它與我們的社會的關係、它與博物館世界的關係，都有待我們釐清、理解這些關係中的變與常。
1999年，台灣首座紀念白色恐怖的人權紀念碑於綠島東北公館村旁落成，前總統李登輝前往揭碑，並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及社會大眾為白色恐怖的錯誤道歉。[20]當時，距離紀念碑不遠，往東的白色恐怖兩處監獄的遺址仍然荒廢、破敗，被地方民眾與遊客視為禁地，台灣長期戒嚴下的離島主要監獄遺址，還未進入紀念地或紀念館的想像及實踐。2000年11月行政院核定由交通部接辦「綠洲山莊規劃成立史蹟館或紀念館」，2001年6月「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進行規劃，開始了離島的邊陲監禁地從紀念碑完成建設，進入紀念地、紀念館的想像及實踐的紀念化時程。[21]
模糊遺址
綠島園區自然景觀優美，是典型的戶外歷史遺址，也是島嶼監獄博物館；它是過去痛苦歷史及人們受屈辱的地方，[22]或是反抗不義的人權奮鬥之地；是公共記憶的地方，[23]或是為觀光增添景點的旅行地；是交織當事人痛苦記憶、家屬追尋父祖受難的困難之地，或是對抗遺忘的象徵之地；是冷戰時代東亞反共島鏈的集中營，或是後冷戰的歷史教訓之地。回答以上問題，呈現某些模糊、遊移於邊界的答案。綠島因為自然生態條件，每年帶來約35-40萬遊客，其中有許多外國、中國遊客，園區也因此和當代社會、國際社會、地方與觀眾關係更形密切。
筆者曾指出園區具有模糊遺址（blurring site）的特殊性，是帶著不安定記憶（unsettling memories）的公共遺產（Sharon Macdonald, 2009: 93），它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還混雜著下列因素：
1.園區與綠島：灰色監獄遺址景觀的沉重感，廻異於四周美麗的自然景觀。2.監獄與綠島：過去綠島關押流氓的傳播效應，掩蓋關押政治犯長達三十年的歷史。3.監獄與展示：封閉刑罰空間（penal spaces），混雜著紀念人權侵害的展示內容。4.封閉與開放：雙重禁錮「叛亂者」的流放離島監獄，實體空間封閉性，與遊客自由出入、探險的開放性對比。5.空間與地方：現在稱為園區的監獄展出過去「叛亂犯」的生活，與緊鄰的公館村漁耕、觀光為業，形成對比。6.白色恐怖與綠島：50、60年代綠島政治犯與綠島人時有交往，持續至今，綠島人一直不認為綠島有白色恐怖；紀念碑建設前，綠島人反對用「垂淚碑」命名，怕影響剛起步的觀光事業。7.綠島與台灣：本國遊客、外國遊客、中國遊客，各自體驗園區遺址景觀，混雜著旅行文化的多樣性。8.自我與他者：遊客自我與同伴在園區參訪，不斷發出「他們怎麼度過那樣的日子？」的疑問。9.隱藏或死去的與活著的：目前紀念碑牆上的八千多名受難者，她/他們絕大多數的事蹟，觀眾並不知道，她/他們的名字是符號？還是活生生的生命形跡？10.人權與永續遺產：島嶼永續發展、地方觀光經濟、人權思潮及實踐，在遺產博物館的想法、做法上如何相容相乘？[24]
園區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因為它的模糊特質，使得遺址博物館更具有挑戰性的論辯意義，紀念館運用多元的詮釋及多樣的溝通方法，扣緊歷史當事人的個別和集體的獨特述說，連結當代議題，對觀眾產生了歷史與現在可以互相學習之處；例如觀眾處於園區的自然環境裡，看展之後了解1950、60年代的離島，補給困難，幾千位受難者在綠島勞動、生產，幾乎自給自足的集中營式的生活，也讓觀眾恍然大悟身處小島上，「永續」、「環境權」、「回歸大自然」等今日用詞的內容和真正意涵，體現在過去受難歷史的精神裡，讓觀眾看見物質匱乏，精神豐富的年代，受難者超越政治，在追求自由的生死夾縫中，留下無數手工製作小提琴及其他物件。
記憶和遺產
園區如果象徵受難之地，有受難者（王康旼）卻比喻：「這裡（綠島）是天堂，有新鮮空氣和水。」當事人這個比喻，一方面在回憶中回顧送到綠島之前，在牢獄裡被審問、刑求、等待判刑，生不如死的處境，一方面也反映一種老年心境，綠島監禁歲月的回憶，相對於釋放後回到台灣本島，國家全面地監控個人、家庭的生存壓力。在離島集中營日日勞動，思想改造上課時間成為休息、喘氣的時刻。有受難者家屬於幾十年後陪同父親回到綠島，父親心裡想的是趕緊乘天黑前走幾公里路去看紀念碑，但是走到天黑了，仍然找不到紀念碑；直到隔日，找到蓋在地下的紀念碑，恍然大悟，周圍的樣子已不是當初的環境；父女同時受訪，女兒忘不了地傾訴這段陪同父親追尋記憶的記憶，父親在旁傾聽這段女兒藏在心中難忘的記憶，父女迢迢到了紀念地，各自留下有待理解的記憶。[25]這些個人到紀念地追尋歷史記憶的故事，不斷打開記憶的黑箱，成為「模糊遺址」紀念館裡特殊的記憶現象。不只包括受難者受難當時現地情境、再訪舊地心情、家屬的深刻記憶等等，紀念館傳遞這些多重記憶景觀的目的、方法、效應，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紀念館的文化現象。也因此，透過紀念館，我們從當事人的個別記憶，逐步擴大、趨近集體記憶，或許能近一步探索台灣20世紀歷史，從被殖民、被禁錮，走向民主化的動能所在，那麼，綠島園區隱然成為台灣民主深化、希望之所的紀念地。
前述記憶與紀念館的關係，也呼應ICOM2007年最新的博物館定義敘述，有形、無形遺產與博物館的關係；或是UNESCO保護無形遺產公約（2003年通過，2006年4月20日實施），從有形到無形的遺產，將文化遺產擴大到全球系統的保護，表徵遺產從保存無生命的物到人類的寶貴經驗（William S. Logan, 2007: 33）。另外，UNESCO於1992年開始執行「世界記憶計畫」（Th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種族隔離時期被法庭起訴的紀錄，已被登入文獻遺產（Hilary Charlesworth, 2010: 22），柬埔寨赤柬時期屠殺檔案，於2009年被列入。綠島園區未來的發展，除了檔案，最需要及時珍惜的正是當事人及相關人士的記憶紀錄及對它的分析、理解、詮釋，這些記憶能為紀念館和觀眾之間搭起溝通橋樑；增加、豐富歷史的內涵，乃至對人性的深刻理解。紀念館將不只是紀念過去、保存記憶，它提出記憶的結晶體各自切面的詮釋，發出無數不同視角的質問和光彩，讓我們從看似模糊的遺址紀念館議題，逐漸找出多義性的答案，這些有待我們持續探討的議程及路徑，為我們確認未來民主、人權的深化工作，找到源源不絕的動能。以此觀之，Charlesworth（2010）提出人權作為遺產的看法，人權自身必須被理解為遺產，從我們自己的遺址紀念館經驗（綠島、景美園區）出發去理解是比較容易的。我們過去的人權侵害記憶及歷史，透過紀念館為我們所了解，防止國家暴力永不再犯的想法和途徑，以紀念館為起點，記憶揭開這個起點線，讓我們更容易、明白去了解Charlesworth所說：「人權能奠基、延伸及挑戰世界記憶計畫，並且重塑計畫保存的記憶。」（2010: 28-29）紀念館保存、詮釋、挑戰、重塑記憶，將有助於觀眾論辯人權理念，一點一滴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即將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人權為博物館命名，記憶及人權交織的關係如何普遍轉化為公眾（public）的理念及行動，以國家為名的人權博物館，面對更廣義的人權課題，從探索歷史及記憶出發，「永不再犯」和國家、政府權力，形成緊張關係。
國家人權博物館
我國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宗旨和時代意義為何？博物館以過去政治人權侵害為基礎的述說，是必要的工作，但不只以政治人權分類作為唯一、單一的論說，博物館需要跳脫政治人權分類的侷限，更廣義的詮釋過去人權侵害所帶來連結今日人權的全面性問題、普遍性課題的關聯性。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人權宣言，以及由總統簽署、2009年4月公佈施行法的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被視為人權宣言的規範化，具有國際人權憲章的美稱），勢必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宗旨的最高位階參考準則，但是抽象、普遍的人權述說，以及人權侵害的歷史經驗，如何在博物館內：例如常設展展示結構、企劃展示主題、日常活動服務、出版傳播、或設立人權研究中心等功能性分工，取得適當平衡，將是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挑戰之一。
目前綠島、景美兩園區累積有限的保存記憶紀錄，如前所述，除了持續、全面性進行記憶的紀錄，也必須逐步探索記憶及人權所帶來的全面性相關問題，詮釋記憶，使紀念館成為永續確保公眾人權發聲的社會、文化機構。國家人權博物館事關每一位公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博物館想像和實踐。國家級的人權博物館在全球博物館世界裡，才剛剛起步，目前全球正式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只有加拿大，[26]國家級人權博物館並無廣泛前例可循。加以台灣紀念館的紀念化過程並沒有被清晰理解、研究，沉澱並釐清紀念館志業應該具備的「常」與「變」的社會條件和專業準備工作。從台北228紀念館14年來的變遷，更新常設展仍然遭到社會強烈挑戰和質疑；而它和再度開館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目前只有被紀念館稱為常態展及企劃展），對觀眾而言如何區別、或處於競逐狀態；在更大範圍的脈絡，從公眾視角來看，二二八事件及隨後長期白色恐怖是否分別設立紀念館、分別管理或組合管理；這些又如何和台灣戰後設立各式各樣的紀念館統合，尤其國家層級的博物館產生對話，或彼此矛盾？創立一座長遠影響台灣白色恐怖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它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如何區分和合作，述說國家的歷史還是大眾的歷史？如何述說？觀眾又如何看？如何理解而成為民主生活的人權實踐？後博物館想法提供了人權博物館在台灣實踐的參照，或台灣的紀念館找到自己紀念館長遠的目標，形塑了我們看待自己歷史，迎向未來的紀念館新文化，博物館專業社群應該參與其中，貢獻博物館社會實踐的機會就在當下。
結論
本文說明紀念館國際潮流，並以綠島人權園區紀念化歷程為例，期待台灣的紀念館文化現象，能夠於邁向未來的民主深化歷程裡，提供社會互相對話、和解的場域，證明紀念館堅實存在的理由。
全球的個別紀念館以二次大戰猶太大屠殺歷史的紀念館最廣為人知之外，大屠殺紀念館和西方社會的文化關係，以及二戰後各國紀念化歷程所呈現的文化現象，蔚為文化辨證、各種藝術形式表達的思想、知識長河。但是，Theodor Adorno於1949年留下廣為人知的一句名言：“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集中營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在數百萬人的真實生命被屠殺之後，反省一切文明、文化的意義是什麼，有用嗎？是否存在應許的上帝，對無數的生命、哲學質問，都在大屠殺集中營之後，持續質問人類的暴行，暴行卻仍然繼續以各種規模、形式存在人間。「對阿多諾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不單單是這種殺戮的野蠻，而是這種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種理性與野蠻相結合的樣子。」[27]全球的紀念館不論規模大小，紀念的內容和形式如何，在未來日日迎接觀眾的時刻開始，每一天紀念館都與觀眾再一次經歷博物館世界裡最深刻的對話，日復一日形同紀念館持續自我紀念化的儀式和誓約，這樣的情況對紀念館、對博物館世界有什麼意義呢？
作為公民身分的我們每一位觀眾與紀念館的誓約，在紀念館擔負協商任務之下的公共論辯平台的對話，或許是如荷蘭歷史學家Peter Geyl所說：「歷史是一場沒有盡頭的辯論」，紀念館每日開門就得面對多元觀眾的質問─如何從歷史真相中得到教訓、落實人權，紀念館自身必得沉澱各式各樣來自社會的論辯聲音，觀眾才能從中感受紀念館的所作所為，而在紀念館內、外有所沉思，沉思中不斷回響著海德格的話語：「這是即將到來的死亡意識，使我們真正活著。」[28]紀念館是啟發每一個人真正活著的「大眾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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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曾參與規劃台北228紀念館、綠島人權紀念園區，長期從事台灣人權文史採訪、博物館規劃工作。
[2]參見Williams, P. H., 2007.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Oxford, New York: Berg.
[3]參見Hooper-Greenhill, Eilean. 2000.Museu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Abingdon: Routledge.
[4] Hell,Victor著，翁德明譯，2005，《文化理念》。台北：遠流出版，初版三刷。頁17。
[5]參見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6]博物館研究關注社會責任、不平等議題，參考1. Richard Sandell（Ed.）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 Robert R. Janes 2009. Museum in a Trouble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 Abingdon:Routledge. 3. Lois H. Silverman 2010. The Social Work of Museums. Abingdon: Routledge.
[7]「政治燃點」可從台北228紀念館於2011年2月20日更新常設展開幕（館方稱為開館，國家二二八紀念館也於2011年2月28日「再」開館）所引起的爭議得知，紀念館常設展對事件責任的歷史詮釋爭議，上了報紙頭版頭條（2011年2月20日自由時報）。台北228紀念館於1997年2月28日開館至今，尚未在立法基礎下成立常設機構。另參見夏春样，2007，《在傳撥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記憶》。台北：韋伯文化出版。作者從傳播學領域探究二二八事件在媒介效應下的社會集體記憶的文化現象，探索台灣民主深化如何進行。書中並未涉及紀念館也是廣義媒介之一的相關討論。
[8]參見1.李伯斯金，2006，《光影交舞石頭記：建築師李伯斯金回憶錄》。2. Sturken, Marita. 2007. Tourists of History：Memory, Kitsch, and Consumerism from Oklahoma City to Ground Zero.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219-285.
[9]參見9/11Memorial網站：http://www.national911memorial.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 New_Home（2011.02.26擷取）
[10]參見INMP網站http://peace.maripo.com/p_inmp.htm（2011.02.24擷取）。
[11]參見1.Ikuro Anzai 2009 Definition of Peace, PeaceMuseum and Museum for Peace with Reference to Peace-RelatedMuseum in Asia. In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useums of Peace. Kyoto：RitsumeikanUniversity. p. 29。2. Lois H. Silverman 2010 The Social Work of Museums. Abingdon:Routledge. p. 136。
[12]參考2009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09forum.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16.html（2011.02.28擷取）
[13]參見ICSC網站http://www.sitesofconscience.org/en/（2011.02.24擷取）。：阿根廷（6）、澳洲（1）、孟加拉共和國（4）、比利時（2）、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3）、巴西（2）、柬埔寨（1）、加拿大（1）、智利（4）、多明尼加（1）、厄瓜多爾（1）、薩爾瓦多（1）、德國（1）、迦納（4）、瓜地馬拉（2）、印度（4）、義大利（2）、日本（1）、科索沃（1）、賴比瑞亞（2）、墨西哥（2）、挪威（1）、巴拉圭（2）、祕魯（4）、菲律賓（1）、波蘭（3）、蘇俄（4）、塞爾維亞（1）、獅子山（1）、南非（10）、西班牙（2）、泰國（1）、英國（4）、美國（56）、烏拉圭（1）等
[14]參見ICMEMO網站http://falstadsenteret.no/ic_memo/index.htm（2011.02.24擷取）。筆者曾經參加2004年ICOM首爾大會，ICMEMO在大會分組研討會中討論了冷戰博物館議題。筆者也曾參加第五屆西班牙格爾尼卡為了和平的博物館國際會議，同時進行ICMEMO委員會議。ICMEMO目前成員國14國：捷克、愛沙尼亞、德國、英國、伊朗、以色列、荷蘭、奈及利亞、挪威、波蘭、蘇俄、西班牙、瑞典、美國。
[15]筆者於2008年10月參加第六屆「為了和平的博物館會議」，提出〈建立和平文化－故事敘述與歷史詮釋〉論文，建議東亞國家的相關紀念館彼此交流，以「同心圓效應」擴大、加深互相對彼此歷史的了解。綠島園區於2010年8月，邀請沖繩3位和平相關紀念館、美術館館長至園區參訪。
[16]參見2010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2010greenisland.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html。(2011. 2. 24擷取)
[17]連結歷史遺址的黑暗觀光和綠島園區，和觀光及全球/地方議題的緊密關係、遊客到島嶼觀光旅行的特殊性，了解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有待深入綠島及園區的觀眾研究。2009年、2010年園區分別進行兩次觀眾初步調查，發現有70% 遊客來到綠島前並不知道有園區，而其餘30% 是否為了園區而來，尚待查明，這項數據也引發黑暗觀光在綠島園區的觀眾與紀念館溝通詮釋的課題。
[18]文建會宣布預計2011年，兩園區將合組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2003年總統府曾設立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之後經立法院決議廢止。
[19] 2001-2005年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區管理處管理（台東），2006-2007年由文建會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管理（台中），2008年至今由文建會台東生活美學館管理（台東）。
[20]參見綠島人權紀念碑編輯委員會，2001，《綠島人權紀念碑》。台北：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基金會。前書於出版當時（2001年5月初版一刷，8月二刷），引述1999年1月光華雜誌報導，提及1998年施明德重返改建中的綠島綠洲山莊（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2-1987年專用於監禁政治犯），要求停工保留，但尚未討論紀念館籌設，p.152。
[21]更詳細的園區發展說明，參見曹欽榮、蔡宏明、林世煜，2008。《台灣人權綠島園區導覽手冊》。
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p.21。
[22]Logan, W. and Reeves, K., 2009. Remembering place of pain and shame. In. Logan, W. and Reeves, K. (Ed.), 2009,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 pp. 1-13. Abingdon: Routledge.
[23] Greg Dickinson, Carole Blair, and Brian L. Ott (Ed.), 2010. Places of Public Memory: The Rhetoric of Museums and Memorials, p.1-34.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4]參見曹欽榮，2010，紀念館展示論：歷史遺址展示的景觀初探。發表於第四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2010）：博物館展示的景觀論文彙編，p.43-66。
[25]參見曹欽榮企劃，江國梁導演，2010，綠島園區影片〈綠島e光〉，台東：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PART I陳素英口述影像。
[26]目前以關鍵字「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從網路查詢，只有加拿大正在進行建築建設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預計2012年開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網站如下：http://humanrightsmuseum.ca/home（2011.02.26擷取）。
[27]細見和之著，謝海靜、李浩原譯，2002。阿多諾：非同一性哲學，頁16。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8]引自Heathcote, Ediwn. 1999.Monument Builder: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Death. West Susex, UK: John Wiley & Sons. p.27.原文：「it is the awareness of impending death which makes us truly alive.」
2011 綠島 ˙ 和平 ˙ 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