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子丹
周聯華牧師在過八十歲生日的前兩天（2000年3月5日）自己說過，傳道生涯中他做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是主持了「二二八平安禮拜」；如果有人問，在他千百篇的講稿中，哪一篇是最最迎合神的旨意？我以為，是他那次在綠島的不像傳道的傳道。
我第一次聽到「周聯華」這三個字，是在看到他的人以後。聞名和見面的時距不到一分鐘，立刻強化了見面「勝似」聞名的印象。
▲綠島唯一的教堂「中華基督教綠島浸信會」。作者認為這間教堂設立，與周聯華牧師有關。（曹欽榮 攝影）
應該是1956年三月七號那一天，地點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羈押政治犯大本營的綠島「新生訓導處」。早幾天就被告知，保安司令部（1957年改制為警備總司令部）有長官陪客人來參觀。
那年頭，我們在綠島差不多有一千多名被稱作「新生同志」的政治犯。囚禁生活最厭惡透頂的便是台灣本島有人來。我們成了動物園裡的怪獸，日常生活中「可以見人」的樣板戲，全被揀選出來展示；而那日以繼夜，絕大部份不欲人知鬼見愁的苦力勞動和精神虐待等等，都統統被遮飾。不知道參觀的人會怎麼想；我們從心底鄙視他們的無知：被精心設計和矇混、愚弄的無知。
一連好幾天，我們又是勤操苦練樣板戲，全體動員，重複又重複地一次再次彩排：集合受檢、小組討論、專題座談、整理環境、上政治課、看籃球賽、個別談話、晚會表演、聽訓等等。「新生同志」們都是盡最大可能藉各種理由不參加當天的聽訓。想不出理由或想出理由而不被採信的人，是當然的絕大多數，我是其中之一。我們不能接受如此的人格侮辱，也不願容忍如此的生活侵犯；追根究底，被侮辱和和被侵犯是國民黨在二十世紀執政時代侵犯人權的各種理由的總和。但是，對我們既已倖存的政治犯來說，求生可能是種最強烈的情緒，而獄政管理的種種措施和做法，正是利用了這種情緒。使我們逆來順受，別無他法。
值星官帶我們列隊去剛剛落成不久的中正堂集合。政治部主任周文彬上校，陪同一位穿西服、戴眼鏡、神色自若、笑瞇瞇的人，一前一後走上講台；總值星官大聲「立正」，向周主任敬禮，回轉身喊「稍息」。
周主任向我們介紹了客人姓周名聯華後，兩人換了位置。客人極自然地稱呼我們：「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個人被囚綠島，一共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印象中，被如此稱呼「女士、先生」的僅有兩次；第一次是時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朱介凡，他於1954年秋蒞臨訓話，掛狗頭郤賣了羊肉，大談其諺語種種，開場白也是如此。朱諺語空前，周牧師絕後。在一處已無是非黑白的環境中，我們竟然受到如此禮貌性的稱謂，是一種絕響。當時剎那間的感受，直如天籟，「自我」從毛孔裡神聖起來。
周聯華說，他是傳教人，但是今天不傳教，「我們隨便聊聊」。
將近四十分鐘的聊聊中，絕口不提上帝，沒有查讀聖經，唱詩班沒，「阿門」也免。更沒有一般傳道人的洋腔洋調。他以人生的志向為主題：「過去有位老農，叫兒子去犁田，兒子問有什麼竅門？老爸說有，一定要對準一個目標。兒子犁田時，眼看遠處煙囪裡冒出來的煙，扶犁策牛，跩跩而行，結果當然是犁得東倒西歪。老爸說錯了錯了，要選固定的目標才行。兒子第二天選了不遠處停泊河邊的一艘漁船的桅桿，田埂比上次稍稍整齊些，還是不夠好。……」
周牧師口齒清晰，國語標準，沒有廢詞贅語，口頭禪從缺，四十多分鐘的講演，如果錄音後用文字記載下來，應該是一篇流暢生動、感人極深的文章。大家聽得舒服，頓有「今日聞君一席話，傷心不獨為冤情」之感。幾位重病號未能參加的人，聞知後大有失落之感。
當時聽了，直覺感應：他是把一個對學童講的故事，講在一個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公約數的現實環境的場所，祗為了營造非政治氣氛，安撫、鼓舞兼而有之。他來到「廟」裡，卻不說「和尚」的話。後來恍悟，他是在傳逹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巧妙地作全盤直銷：堅持人生志向，努力走向目的地，無畏躓躕，無視風雨。
當天就傳開了，知道周聯華是宮廷牧師。是推理也是猜測，他這一次來，是透過宋美齡的關係，持有宋給時任政戰主任蔣堅忍的「同意周去綠島傳教」的信，不甩保安司令部的帳；而且，很快將派浸信會牧師來新生訓導處傳教，常駐綠島，把福音傳遍這小島的每一家庭中。周牧師這一次來，是以基督尖兵身分，打一次必勝的戰。
推理似非杜撰，猜測竟然成真。周離去不久，當我們對他的關注和把他作為談話佐料，漸漸淡化稀釋的時候，神學院應屆畢業的俞敬群弟兄 （按牧後曾任台北市真光堂及紐約市曼哈頓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1957 年十一月間來到綠島，由南寮港口上岸，在公館村成立了浸信會教堂，也就是懷恩堂佈道所，開始對「新生同志」們，以及村民們傳佈福音，駐島前後三年。情治單位之所以終於讓步，一是由於國際人權組織的呼籲，促成蔣經國陪同藍欽大使於1954年四月間前往綠島探訪；二是警覺到：當政治的空泛理論，在政治犯大本營裡失去功能時，他們企圖以心靈上的宗教信仰，轉化為政治效果。其效果雖然未見正負，但絕非空轉，因為給少數人在生活上的影響，至少是帶來了空間和時間上的短暫解放與寧靜；對新生，也對獄卒。而觀世音和媽祖娘娘在當地居民的心靈中，也謙遜了幾分，讓耶穌基督在綠島分享了和平共存的滋潤空間。那時段，在那小小島嶼上，政治犯無不僵化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硬幫幫立正稍息的政治表態，瀰漫充塞在他們的痴誒刻板生活裡，幾乎和外界全部隔絕，「無論魏晉」。高喊蔣公是民族救星，神話「殺朱拔毛」；「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乃是他們朝夕必唱的聖歌。一旦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獄卒們的震撼，也正是政治犯的竊喜；讀經解惑時，藉由上帝的口，傳佈了若干的人間信息；點點滴滴，豈止聊勝於無；荒漠甘泉，瓊漿玉液啊！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1960年三月七日，我終於離開了「此情可待成追憶」的綠島。那年夏天，我有了第二次和周牧師的見面，在台北浸信會神學院的院長室。同去的尚有和我同天離開綠島的難友張少東，而陪我二人前往的有俞敬群的學長李精一，以及也是難友、早一年進入該院就讀的鍾平山。少東兄被捕前是名陸軍軍官；鍾老是上海大公報、台灣新生報的編輯，因為刊登享有「台灣之父」盛名的楊逵的一篇八百字《和平宣言》而被送去綠島，「新生」了八年。
這一次拜訪周牧師，對我下半輩子的影響很大。他拒絕了張少東和我的入學申請。理由是：你二人比鍾老年青，可走的路不止這一條。現在要讀神學院，其目的是解決眼前生活，而不是終生傳揚福音。他說的話一定不是如此直率，意思確是如此。實際上我二人在當時，衣食住三缺，寸步也難行，找一個落腳地方，真的很重要。白色恐怖時代，在綠島當政治犯，搆陷炮製以至身繫牢獄中的失去了希望，但我們從不絕望；戒嚴期間重返社會後，為三餐謀，以及應付情治人員的追蹤和脅迫，渺渺希望總也在幻滅和絕望罩頂中掙扎；痛苦更甚、折磨更多。我等非百合，卻真的是豆芽。早已習慣：面對挫折要深懷敬意，不怨天尤人。政治犯「二進宮」的事時有所聞，小不忍豈止亂了方寸，青壯歲月禁不起再被折騰！
少東兄稍後進了三重市的神學院，畢業後還是改了行，在台東大王國中教書，當老師當了二十二年後屆齡退休。我則擺地攤、踩三輪、家教、店員、秘書、寫稿、譯稿，因情治人員的追綜監管而不得不三日京兆，受不了管區警察的密集勤查戶口，也只好狡免三窟，定期主動向警總「傅道石」（輔導室的諧音）先生書面報告，迄至1987年政府宣佈解嚴而漸趨正常，至今年已八十有四，仍是早九晚五的上班族之一。
第三次和周牧師見面，是在1969年左右，我參加兒子在台北市新生南路懷恩幼稚園的畢業典禮，周牧師以董事長身分致詞後，在家長席中認出了我，搶步過來重重握手道賀。避談過往，就眼前敘懷，環繞我們身邊的盡是童顏童語。
第四次去看周牧師是1978年5月20日前後。我因為工作關係，5月14日訪問了時在台北的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部主任倪達勤博士（Dr. Eugene Albert Nida），談的問題雖然是翻譯，牽涉到聖經內容太多，我不放心，把記錄了的原文和中譯，送請周牧師校改，他滿口答應。一個禮拜後，將近萬字的訪問稿便回到了我手中；叮嚀又叮嚀，有什麼事他能幫上忙的儘管找他。 （該文發表於1978年七月份《翻譯天地》月刊）
第五次是1994年7月8、9、10日的其中某一天下午，那三天周牧師和我皆應邀參加了在台北中央圖書館主辦的「外國文學中譯國際研討會」。在秩序表上我看到那天下午是周牧師輪任主席，中途休息時，在茶水間邂逅，我趨前問候，他撥開了記者群的包圍，單獨拉我坐在沙發上，問我近況，事業和家庭都提到。也談到彼此共識的朋友們如俞、李、鍾、張，以及難友何少泉牧師和徐國華牧師等。僅僅十數分鐘，他居然想起了那麼多共同友人，那麼多他我二人皆知而關心的事；過往兼眼前。
1994年以來，不曾再單獨和周牧師相處。偶而在電視上看到，或在眾人間相遇，最近一次是今年9月29日，他主持蔣家第四代蔣友常的婚禮，看他神采依舊；只是白髮多矣！
擔任蔣家私人禮拜堂「凱歌堂」長達四十多年之久（1954-2000）的牧師是周聯華，主領國民黨蔣家三代人(「祖父長壽，而孫子又過世得早」)的追思禮拜，加上2003年，跨越三個世紀的蔣宋美齡的往生，周聯華又主領了在紐約和在台北兩地的追思禮拜；2004年12月26日，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女士的喪禮也是他主持。我們怎會料到，和蔣氏家族有如此深厚親密關係的人，也曾經有一段時期，在國民黨不歡迎人物的黑名單上，竟然也曾有過「周聯華」三個字。如此的周聯華，是神揀選了他？還是他找對了神呢？是中國國民黨的同志？還是潛伏在中國國民黨的卧底？
因為，「周聯華」也曾有被抓起來的傳說；這則「傳說」在他自己寫的回憶錄裡，寫得逼真：
我有一次，突然接到一位政府中要人的媳婦一通越洋電話：
「周牧師，是你?」
「是啊！」
「你講幾句話給我聽聽！」
我就講了幾句話，我問她：「什麼事?」
「沒有事，我聽到你聲音就放心了。」
「倒底什麼事?」
「還不是那些謠言，我怕你被抓起來了。」
（見《周聯華回憶錄》頁210）
在上一世紀的四、五十年代，他申請出國都遭到有關單位的「會辦」，而遲遲拿不到出入境證，但每次他都能出入自如，因為每次都是經過了蔣宋美齡的關說。這件事是任何單位都否認其說的。國民黨的情治人員以及有關官員們，對這種事，總是敢作而不敢承認。1993年十月十五日，立委林正杰在立法院總質詢中，要求行政院儘速平反五○年代政治案件的冤、錯、假案，在座的行政院長則在答詢中一口否認，他說國民黨執政的政府絕無白色恐怖案件的檔案。當時林正杰表示，如果閣揆的態度就是國民黨的態度，他呼籲在場者在以後的選舉中，不要把票投給國民黨(見戴獨行著《白色角落》頁236)。如今快二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在兩次大選中失敗，雖及時但終未能全部焚毀草菅人命的陷搆檔案，五○年代政治案件的冤、錯、假案終於據以平反。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領袖們的誠信，何其重要！他們無知於：承認歷史的真相，才是擺脫「過去」的唯一方法。2008年及2012，國民黨之所以再度執政，不是國民黨的成功，而是反對黨的太貪太爛太意識形態。
周牧師最後一次公開講道，是2000年三月五日在台北市懷恩堂，自稱「還沒有看過八十歲以上老人講話而不囉嗦的」，所以從那天以後，封口不封筆。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是：不過是耶穌座下的一匹小驢，為主所用。
我在綠島期間(1951-60)，聽到公開喊我們這些政治犯為「女士／先生」的，周牧師為第二人，成了絕後。第一位如此禮貎性稱呼我們的人，是朱介凡先生；尤其難得的，朱先生是頂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光環，前來綠島視察的。空前啊！至於來去始末，我將在另一篇文章裡，說個明白。
2011 綠島 ˙ 和平 ˙ 對話 